在加拿大
作者：大河财立方 □丘眉
3月18日，诸多媒体在推送一组“31省结婚离婚大数据”，称结婚对数最多为广东，而离婚对数最多为河南。此外，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813.1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大关。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高峰2013年的60%。
这组数据引发了较大关注，但更多不是从社会学维度，而是从经济学维度，解释有板有眼，大多潜台词是“这是经济上行的一种表征”。而此前，在2月23日，任泽平先生也曾严肃地表示：“中国婚姻报告2021：结婚率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于中国婚姻现状，任泽平先生具体说了两点：1.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比如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而关于离婚率，任泽平先生认为，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
不过，其他人不那么看。有观点认为，“经济越发达，离婚率越高”。提出这一观点者，举出相关数据佐证：从2010年开始，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直到2018年才有所下降。其中，上广深的离婚率高企更是直接明证。
以上各种热闹，至少可以说明，在中国民间，已经存在了“婚姻指数”这么个事实。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工程。一个“婚姻指数”显然不足以支撑整体的判断。“婚姻指数”可以有，但不必过度解读，顶多作为一种生活细节的经济“情绪”。
中国是一个“家天下”社会，因此，与“家”关联紧密的“婚姻”确实有着很不同的“中国情绪”。而关于“情绪”对于经济的影响，比较多的经济学者有一种共识：如果不考虑情绪的话，甚至经济活动都不能被正确地理解和研究。
比较而言，当代金融专家，对于“情绪”更为关注。2008年，被当作“大神”的艾伦·格林斯潘就曾经表示，男士内衣行业是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购买内衣被视为一种自由决定。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男士们都会首先停止购买新内衣，因为它们不是公共服装。
后来，该说法被称之为格林斯潘的“男士内衣指数”，与此前曾经在金融投资圈流行的“超短裙指数”相映成趣。不过，对这些指数，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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