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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1-1956）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电影；战后初期的战争题材电影

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战火在苏联大地上熊熊燃烧。明斯克、基辅、哈科夫的电影制片厂相继被纳粹德军占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因面临围困而迁至大后方的哈萨克，在那里与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中央联合电影制片厂”（1941-1944）。由于物资极度匮乏，1942年苏联电影产量锐减至20多部（包括纪录片在内），但这20多部电影又是怎样的作品呢--它们是苏联电影工作者克服千辛万苦顽强地创造出来的精神武器，它们鼓舞着苏联人民舍生忘死地战斗--苏联战争电影成为真正的“战斗的电影”。战斗--这是电影艺术家唯一的任务，也是电影艺术作品唯一的主题。

战役纪录片是战时苏联电影最主要的样式。普多夫金、杜甫仁科、柯静采夫、莱兹曼、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等优秀电影艺术家投身于卫国战争的洪流，他们分别组成了战地摄影队，定期出品专集片和新闻片，统称为《战时影片集》。

《战时影片集》中有一些故事短片，其中第六号作品名叫《日尔孟克的宴会》：在一个被德军占领的苏联村庄，一位老大娘为了向杀人放火的法西斯匪徒复仇而留在村子里。几个德国兵来找老大娘要东西吃，她便悄悄在食物里下了毒。为了消除敌人的疑心，她自己也跟着一起吃了有毒的食物，与德国鬼子同归于尽。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在当时的战争影片中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苏联人民就是这样对待侵略者的！

《战时影片集》的主要内容是纪录片，其中最著名是：

《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瓦拉莫夫和科巴林执导。这部影片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正在进行、结局尚未分晓之时拍摄的，没有剧本，甚至也没有预定的拍摄计划，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具有完全真实的战斗气氛：冰天雪地中的冲锋，从一辆作战中的坦克车上拍摄的战斗景象，以及触目惊心的那些被寒风吹得来回摇摆的被德军绞死的冻僵的妇女尸体......

《在苏联的24小时战斗》这是最优秀的一部“战斗电影”。 1942年6月13日，240位苏联摄影师奔赴各条战线、各个城市和军火工厂，拍摄了这一部成为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奏曲的战斗电影。在影片里，我们看到冰天雪地里的战斗，莫斯科的清晨，列宁格勒围城的艰难困苦，从一架飞机里拖出来的流血的伤员，演员在火线上为战士们演出.....在紫丁香盛开的道路上战士们向赛瓦斯托波挺进和长时期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坚守阵地的部队。最后这两个出色的画面并未掩盖战争的恐怖，它所显示的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而是一些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打垮敌人的平凡的士兵。

《乌克兰保卫战》 杜甫仁科监制，玻迪克和索伦采娃执导。影片以电影艺术家的视点真实记录了乌克兰保卫战的悲壮景象，突出地表现了乌克兰茂盛与辽阔的大平原、阳光下低垂的向日葵、以及大火燃烧与滚滚硝烟等主导主题。

苏联军民用无数个血肉之躯阻挡住德军铁蹄，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战局开始扭转，红军转入反攻，新的纪录片按照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陆续摄制出来。在影片中，攻势的展开往往配以明晰的地图，战斗则用可怕的大炮轰击声来渲染气氛。 这些影片包括《奥寥之战》（基科夫、斯捷潘诺娃），《攻克塞瓦斯托波尔》（别里亚耶夫）、《维也纳》（波谢里斯基）等等。《攻陷柏林》（莱兹曼）展现了柏林断壁残垣的废墟，近郊的前哨战，荒凉街道上几个老人在那里剥割死马，被烧成灰烬的戈培分子的尸体，从地窖中拖出来的纳粹俘虏，以及最后插在柏林国会大厦上的红旗。

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斗电影”不仅仅限于纪录片，苏联电影工作者也创作了一些鼓舞人民斗志的战争故事长片。其中包括《区委书记》（培里耶夫1942）、《玛申卡》（莱兹曼1942）、《为了祖国》（普多夫金、瓦西里耶夫1943）、《两个战士》（卢科夫1943）等一些优秀影片。培里耶夫的《游击队员》一片展示了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斗争；斯托堡和伊凡诺夫的《等着我》（根据西蒙诺夫诗歌改编）表现那些被战争拆散的爱人们的哀怨；罗姆的《第217号人》则控诉了德军劫运苏联妇女前往德国做苦役的暴行；艾意斯蒙德的《有一个小姑娘》是一部列宁格勒围城的故事，在影片中，母亲们饿死在冰冻的室内，孩子们在涅瓦河冰封的河面上凿孔取水；阿伦什坦的《丹娘》叙述了女英雄传奇的战斗经历，并通过她短暂的生命，表现了战前苏联十五年中的生活情景；顿斯阔伊拍摄了激动人心的影片《虹》（1944，取材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名小说），叙述一个沦陷的乡村的恐怖景象，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孩子用脚踏实一个秘密坟墓的泥土，他们脸上的表情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战争即将结束时，艾姆列拍摄了《伟大的转折》，主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但战斗场面在影片中所占篇幅极少，故事几乎全部是在统帅部狭小的房间内将军们围着一张地图的讨论中展示出来的。这是典型的“司令部真实”，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手法--从心理方面来描写战争，使观众们恍如置身司令部，参与统帅们的商讨、考虑和决策。

艾姆列在1943年拍摄的《她在保卫祖国》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战斗电影”故事片。剧情如下：她--巴莎.鲁克扬诺娃，是白杨村最能干的拖拉机手，也是最快乐的女人，有心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她和许许多多苏联妇女一样过着简朴而又幸福的生活。可是，1941年6月22日，西边飞来遮天蔽日的法西斯飞机，炸弹落在家乡的田野上，丈夫告别妻儿奔赴前线。巴莎担负起农庄主席的责任，她组织村民疏散撤退，自己却因为要救护从前线后撤的伤员而留了下来。当德军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她用身体掩护伤员--她发现，刚刚断气的伤员就是自己的丈夫。她驾着卡车穿行在燃烧的村庄中，德军坦克追上来了，伤员们在实力悬殊的搏斗中一个一个倒下。德军独眼龙军官从她手中夺过孩子，她看着孩子死在枪口下，又被坦克的履带辗了过去.....巴莎的头发白了许多，额上出现了皱纹，她茫然地望着水中的倒影...忽然，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挺直了腰身，扎好头巾，她的眼光四下寻找着，最后停在一把斧头上--她的眼中不止是悲伤，更有着愤怒的火焰。巴莎和乡亲们隐藏在树林中，一天，在她的带领下乡亲们用斧头棍棒消灭了一小股德军，缴获一批武器，并救出了四个农民。敌人会来报复的，怎么办？一个富农分子主张回家归顺德国人，巴莎给了他一枪，愤怒地说道：“有口气就跟鬼子打！把房子烧掉，在密林里安身，不让鬼子过一天安宁日子！”“巴同志”的游击队就这样建立起来，他们放火烧敌营焚军需，炸桥毁路打伏击，威名远扬。在一次战斗中，巴莎用假人计消灭了3卡车敌人，又发现逃跑的军官正是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她驾着缴获来的坦克追赶上去，终于将独眼龙辗死。游击队欢庆胜利，同时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这时，有人谣传莫斯科沦陷，巴莎却坚定不移地相信：莫斯科仍在战斗！德军为抓“巴同志”而大肆搜捕苏联妇女，巴莎不幸被捕。然而被抓的妇女都挺身掩护巴莎，宁愿自己死在枪口下也不愿出卖女游击队长。巴莎不忍心，挺身站了出来。敌人布置了法场，把群众赶来观看。巴莎踩着故乡土地上的皑皑白雪，高昂着头颅，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上绞架.....忽然，枪声四起，原来是游击队赶来营救。战斗胜利结束，巴莎站在刑台上，游击队员把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遗体抬上来。巴莎向人们高声说道：“谢谢你们，谢谢那些流过血的人们，献出生命的人们，没有能看到胜利的人们！” 此时，苏联红军大反攻的飞机从空中掠过，巴莎向大家说：“看吧，莫斯科来问候我们了...让我们起誓，只要太阳还发光，只要草木还生长，我们就要为生命、为土地、为苏维埃政权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有人会问，这样的“战斗电影”真实么？影片的时代背景是真实的--它拍摄于卫国战争最严酷的年代，苏维埃的大地在德寇铁蹄践踏之下遍体鳞伤；影片中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是真实的--白俄罗斯有1/4的人死在卫国战争中，仅仅八百多万人口却有着上千支游击队；演员的情感是真实的，巴莎的悲伤就是女演员玛列茨卡娅自己的悲伤--玛列茨卡娅在拍完巴莎丧夫这场戏的第二天收到了丈夫（红军工兵军官）的阵亡通知书，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真实？所以说，影片是真实感人的--它所表现的痛苦、信念和勇气，足以弥补影片在技术上的不足--用抽象的电影技术或者纯粹的军事分析来评判“战斗电影”的价值，那只能说明评判者理解力的匮乏或者心灵的空洞。

战争结束了，苏联人民用2700万儿女的生命换来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初期的苏联战争电影延续了战时“战斗电影”的英雄主义主题，对英雄的歌颂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电影的主旋律--我们不妨称之为“纪念碑”电影。

最动人的纪念碑群像是来自顿巴斯矿区的少年英雄们--《青年近卫军》。格拉西莫夫在1948年把法捷耶夫这部著名的纪实小说搬上了银幕。影片表现年轻的抵抗战士在敌占区的地下战斗，他们用智谋和勇气一次次打击德国占领军，鼓舞敌占区人民的信心和斗志。少年英雄们最终被捕，他们英勇不屈慷慨就义--青年近卫军集体就义的画面成为苏联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象征着苏联最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那段历史。 影片的作者巧妙地把幽默、人情味、悲剧性和英雄气概揉和在一起，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具有概括、典型的意义。演员大多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其中就有谢尔盖.邦达丘克、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他们有的刚刚从前线复员，有的还参加过游击队，因此他们的表演朴实自然而又充满激情。影片的作曲者是苏联著名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他的音乐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有力地烘托了影片的英雄主义主题。

“纪念碑”不是只为烈士而建，活着的英雄也登上银幕成为电影中的英雄，比如《真正的人》--来自空军的战斗英雄密烈西叶夫。导演斯托堡取材鲍里斯.波列伏依的纪实文学作品，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驾机迫降在敌军阵地、失去双腿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回到部队、重返蓝天的传奇英雄形象。另一部代表性作品《侦察员的功勋》（巴涅特1947）则集中体现了苏联侦察员的钢铁意志和过人胆识。

“领袖纪念碑”样式的苏联战争电影也许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看着这些电影长大的。如果说，在彼得罗夫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及萨夫钦科的《第三次打击》中军事领袖的形象还不够突出，那么齐阿乌列里的《宣誓》和《攻克柏林》则可以看作“领袖纪念碑”电影最突出的例子。《宣誓》以斯大林和一个俄罗斯家庭作为故事的中心，回溯了从列宁逝世直到卫国战争胜利这20年的苏联历史。《攻克柏林》则继续塑造斯大林的伟人形象，同时拿希特勒的小丑化的高级军政人物作为陪衬。很多人因影片的个人崇拜色彩而讥讽《攻克柏林》，殊不知，他们因此不能领略齐阿乌列里这位雕刻家在影片中表现的古代歌颂英雄及战斗功勋的壮士歌的奔放热情，不能领略导演与中古民间艺人相类似的惊人的简洁手法。影片的后半部分尤其激动人心：向柏林进军，大炮轰鸣，激烈的巷战，希特勒可耻的死亡，最后攻占国会大厦和苏联军民为胜利为领袖欢呼的盛大集会...

与上述优点同时存在的缺点无疑是对领袖的过度颂扬，《攻克柏林》后来被视为个人崇拜过火的一个例子。苏联人民的艰苦努力、英勇斗争和巨大牺牲都被天才的领袖的不可超越的智慧所冲淡了（请注意：不是掩盖，是冲淡）。总体说来，战后初期的苏联战争电影更侧重于歌颂战争中的英雄而不是回顾战争的痛苦和悲伤，也没有深入表现战后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电影和文学逐渐陷入了“无冲突论”的单一模式--这种状况一直到50年代后期才发生了变化。 可是，全盘否定“无冲突论”的人也应当看到，批评者犯了一个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相同的“错误”--把太多的现实任务与社会责任加载于文艺作品之上。 以《金星英雄》（取材于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小说）这部“无冲突论”代表作为例，我喜欢谢尔盖.邦达丘克所塑造的充满热情与勇气的复员军人--金星奖章获得者，我沉醉于摄影大师乌鲁谢夫斯基优美动人的色彩光影，我欣赏导演莱兹曼创造的浓厚的传奇情调，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即便只是在电影里生活才这样美好，那又有何妨？难道它不比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片更加接近生活、接近真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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