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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56-1970）：“解冻”时期的苏联电影“新浪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电影杰作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文化政治生活随之出现了一些变化。1954年5月，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使得“解冻”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思想多样化的代名词。1956年除夕、1957年元旦，《真理报》刊登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也译作《人的命运》），它成为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二浪潮”兴起的标志。电影创作与文学创作基本是同步的，苏联电影此时也跨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在电影史上被称作“苏联电影新浪潮”，其美学特征是：1.反对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狭隘地理解为只讲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只强调艺术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不重视艺术的审美职能；2.现代题材，尤其是卫国战争题材占主导地位；3.在内容上打破禁区，把人道主义奉为电影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根本美学原则，反对“个人迷信”、“螺丝钉论”，强调表现“普通人”，反对粉饰现实，不回避生活的消极现象和阴暗面；4.创作思想论争激烈，30年代“诗电影”与“散文电影”之争，“大主题”与“小主题”之争，“英雄史诗”与“室内电影”之争重新爆发出来，“理想人物”与“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与“小人物”之争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些争论，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西方电影流派的影响，使苏联电影创作的风格样式和表现手段日趋丰富多样；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战争题材影片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在思想主题上，展现善良人性的人道主义与歌颂英勇行为的英雄主义相结合，集中体现为独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电影创作方法上，强调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感的“诗电影”与强调用叙事手段塑造人物的“散文电影”走向融合，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战争题材电影作品。

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以其处女作《第41》成为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始作俑者。

剧情简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红军部队在渺无人烟的卡拉库姆大沙漠里艰难跋涉，在冲出白匪的重重包围之后幸存者已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位战士与众不同，她就是已经击毙了40个白军的神枪手玛柳特卡。在沙漠中，远处忽然出现了一个骑马的白军军官，玛柳特卡瞄准了他开枪射击，但只是击中了坐骑，军官被生擒。原来，他是一个身怀秘密情报的白军特使。这个年轻的白军军官名叫戈沃鲁哈-奥特洛克，他有着一双碧蓝碧蓝的眼睛。政委命令玛柳特卡和其他两位战士一起押送俘虏，乘船横渡阿拉海前往红军司令部。在突如其来的海上风暴中，只有玛柳特卡和白军中尉两人幸存，他们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在这里，战争暂时退到了视线之外，美丽的青春在远离战火硝烟的小岛上散发出迷人的气息--本来应该是玛柳特卡“生死簿上第41个亡魂”的白军中尉，却成了她“少女爱情簿上的第一个”。他们忘却了仇恨，一起写诗，一起憧憬未来的生活--但红军战士渴望的是人民的解放和自由，是共同劳动的幸福生活，而白军贵族军官向往的却是世外桃源中不劳而食的“田园诗”生活--即使爱情也无法使这不可逾越的鸿沟消失。因此，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终于有一天，他们盼来了救援船只，但那是白军前来接应中尉的船，中尉欢呼着奔向大海，玛柳特卡咬着牙举起了枪--响起了地球毁灭似的一声轰响...玛柳特卡跪倒在水里，想把打碎了的死人头抬起来，她伤心地哭喊着：“我的亲人！我干了什么啊？你醒醒吧，我心爱的蓝......蓝......眼......睛......的......人哪！”

影片取材于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1924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作品的人物是有原型的：玛柳特卡的原型是红军土库曼斯坦方面军的一名女战士阿尼娅.弗拉索娃，小说及影片中提到的两首诗就是原封不动地引用阿尼娅的作品；白军中尉戈沃鲁哈-奥特洛克也确有其人，不过，他与红军女战士的爱情悲剧就完全出自作者的艺术想象了。1927年，导演雅科夫.普洛塔占洛夫首先把小说搬上银幕（黑白无声电影），近30年后，年轻的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以现代电影艺术丰富的语言再一次将小说转化为银幕形象，使影片散发着新鲜、温暖的青春气息和浪漫主义风情。白军中尉的形象具有独创性，他不是招贴画式的“阶级敌人”，影片展现了他的魅力、文化素养、优雅、勇敢和执着，同时又指明了他那贵族知识分子有局限的人生观世界观；红军女战士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她有着少女的美丽，有着纯真质朴的情感，同时又有着红军战士的勇敢和坚定。在个人的爱情与战友们的事业、与人民大众的理想尖锐冲突的时刻，玛柳特卡选择了牺牲（不仅仅是亲手结束爱人的生命，她也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预见她的命运），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在严峻的革命战争年代，个人的命运必然淹没在时代的铁与血的滚滚洪流中，这就是影片的悲剧主题之所在。

影片在摄影上也很有特色，有一个段落尤其出色：在沙漠中，一个红军战士在长途跋涉中倒下，在他倒下的地方叠映出一个坟堆，上面倒插一枝长枪，如此多次反复。在《第41》里，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在《13人》中表现沙漠的一些精彩手法的再现--这是因为，丘赫莱依是他的学生。摄影大师谢尔盖.乌鲁谢夫斯基对丘赫莱依电影风格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他创造的肖像富有感染力，他拍摄的风景充满了灵感。这部影片中的自然景物不是作为消极的剧情环境地点而出现，自然环境是作为人物活动的热情、积极的参与者而存在着。乌云密布的天空，风沙扑面的卡拉库姆沙漠，阿拉海无情的惊涛骇浪，这些自然风光都传达出人物情感的汹涌波涛和矛盾冲突的紧张尖锐。

苏联电影新浪潮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卫国战争题材。表现这一题材的佳作很多，我们从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作简要分析：《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伊万的童年》。

《雁南飞》（1957）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导演。

剧情简介：薇罗尼卡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中，憧憬着幸福的生活。她和鲍里斯在清晨的莫斯科河边追逐嬉戏，一起看着天空中大雁飞过...然而，战争爆发了，鲍里斯志愿报名参军，薇罗尼卡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鲍里斯走了，薇罗尼卡都没有来得及和他告别--当她匆匆赶到车站时，只能远远望着鲍里斯迈着沉重的步伐随着队伍渐渐远去。 战争带来了毁灭，薇罗尼卡在德军飞机的空袭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和亲爱的父亲母亲。她寄居在鲍里斯家里，和鲍里斯的祖母、父亲、妹妹以及表弟马克生活在一起，远在前线的鲍里斯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可是，鲍里斯一直杳无音信--她还不知道，鲍里斯已经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中弹牺牲。当他扶着树干慢慢倒向泥泞的沼泽地面时，眼前浮现的是薇罗尼卡身披白纱飞舞飘扬，她和他挽着手走出家门，四周环绕着鲜花和亲人的笑脸...可是，这一切已经成为永远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幻梦了。薇罗尼卡还在等待，但她渐渐失去了信心。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当全城陷入空袭的恐怖之时，她的软弱使自己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她失身于马克。她和马克结婚了，然而这时的薇罗尼卡才真正陷入永无尽头的痛苦之中：她不仅失去了亲人，而且失去了一切朋友，一切真正爱过她的人，因为她背叛了爱情，背叛了前方的战士--这在那沉重苦难的时期尤其是不可原谅的。马克是个市侩，他逃避战争，和投机分子混在一起，还把薇罗尼卡心爱的玩具小松鼠（鲍里斯临行前给她的礼物）送给一个关系暧昧的女人。薇罗尼卡认清了马克的面目，决心与他分手。她在医院里做护士，细心照料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有一次，一个伤员收到未婚妻要求断绝关系的信，情绪失去控制，医院院长（鲍里斯的父亲）赶来安慰伤员，痛斥那些背叛前线战士的女人。他的话象利剑一样刺痛了薇罗尼卡的心，她奔出医院，在恍恍忽忽中奔向一座铁路大桥，她想到了死...忽然，一个幼小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铁轨上，不远处，一列火车正急速驶来，薇罗尼卡奋不顾身跑上前去将小孩救起。那是个孤儿，他的名字也叫作鲍里斯。薇罗尼卡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明白，自己应当勇敢的活下去。薇罗尼卡还在等待，她坚信，自己会等到鲍里斯的音信。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年轻的战士，他是从前线回来养伤的，是鲍里斯的战友，他告诉薇罗尼卡鲍里斯牺牲的消息。然而，薇罗尼卡不愿意相信，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在苦苦等待--她相信鲍里斯是不会死的，他是永生的人。 战争结束了，一队队战士从前方归来，薇罗尼卡手捧一束洁白的鲜花来到人山人海的车站广场，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鲍里斯的地方。战士们走出列车车厢，但是不见鲍里斯的身影。薇罗尼卡看到了和鲍里斯一起报名参军的斯捷潘，她询问有没有鲍里斯的消息，斯捷潘告诉她，鲍里斯的确已经牺牲。薇罗尼卡泣不成声，她在欢乐的人群中边走边哭。一位老人轻轻地劝慰她，让他听听战斗英雄们激情洋溢的演讲：要永远怀念牺牲的战友，也要迎接新的生活......薇罗尼卡望着鲍里斯的战友们，望着欢笑的人群，她泪光闪闪的脸上露出了勇敢的微笑。她把手中的鲜花一枝枝地分送给身边的战士，姑娘，老人，还有孩子们。在头顶上，一队大雁正在晴朗的天空中飞过......

《雁南飞》是5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电影的一次空前的成功，它的感染力首先来自剧中人物形象和生活描绘的真实性。影片改编自剧作家维克多.罗佐夫的舞台剧《永生的人》，作品塑造了鲍里斯这样的心灵纯洁勇敢无畏的战士，但更多的笔墨则用于描写薇罗尼卡这样一个有着性格弱点的平凡的的姑娘，她在苦难中成长，在悲痛中理解生活的意义，她从个人的悲剧和痛苦中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影片的主旋律是悲壮的，但结尾却是光明而灿烂的：薇罗尼卡与迎接前方战士的人们融在一起，一起走向未来的新的生活。

影片的感染力还在于那灿烂夺目的表现形式：《雁南飞》是苏联诗电影的最卓越的代表作之一。卡拉托佐夫是50年代诗电影的积极倡导者，他宣称“真正的电影必须是诗电影”，但他所理解的诗电影艺术精神完全融汇在流畅的散文叙事段落之中。诗情画意在影片中突出地表现在摄影技巧上--这就是当时苏联电影中出现的“情绪摄影”理论，亦即电影摄影不应是客观记录而应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摄影师乌鲁谢夫斯基在“车站送行”、“鲍里斯牺牲”等段落中创造了情绪摄影的典范，“鲍里斯牺牲”这一段落更是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段落之一。

《雁南飞》的艺术感染力也离不开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扮演薇罗尼卡的塔吉扬娜.萨莫伊洛娃（后来出演《安娜.卡列尼那》）、扮演鲍里斯的阿列克谢.巴塔洛夫（后来出演《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以及扮演鲍里斯父亲的瓦西里.梅库里耶夫（1954年曾出演卡拉托佐夫的另一作品《忠实的朋友》），这些苏联表演艺术家的完美演出为《雁南飞》这部影片增色不少。

《一个人的遭遇》 （1959）谢盖・邦达尔丘克执导并主演，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

剧情简介：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头发花白的索科洛夫领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来到春汛泛滥的渡口。在等候渡船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同行-司机，索科洛夫向这位陌生的朋友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他是沃龙涅日人，国内战争中参加了红军，战后饥荒时期为了糊口离乡到库班给富农打工，一年后回家时亲人都已经饿死。索科洛夫当了木工，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名叫伊林娜的美丽姑娘，她也是一个亲人也没有。两个年轻人在树荫下徜徉--他们相爱了。结婚后，伊林娜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17年的幸福生活象梦一样结束了--卫国战争爆发，索科洛夫登上列车奔赴战场，在送别的时候，伊林娜哭泣着说恐怕一辈子也不能再相见了。田野里的谷物在燃烧，索科洛夫驾驶着装载弹药的卡车在炮火中穿行，敌机从空中俯冲轰炸，卡车翻到，索科洛夫在爆炸声中昏死过去。等他醒来后，两个德国兵夺走他的皮靴，把他押解到战俘的行列中。德国鬼子强迫战俘们唱歌--被俘的红军战士唱起了《卡秋莎》，歌声中有悲伤，更有含着泪水的对胜利的向往。战俘们被关到废弃的教堂里，一位军医同志为索科洛夫治好肩伤。晚上，一个战俘声称要去告密揭发排长，索科洛夫听到后，和排长一起掐死了叛徒。德国鬼子残酷折磨红军战俘，共产党员、指挥员、犹太族战士都被杀害。索科洛夫和难友们被逼着挖掘墓穴。他悄悄地溜进树林，他在树林中飞跑着，跑呀，跑呀，眼前出现了一片燕麦地，他卧倒在麦地里，揪下一把麦穗，用手掌搓一搓，放进嘴里咀嚼着美味香甜的麦粒。鸟雀在四周鸣叫，麦浪迎风起伏，他感受着自由的欣喜和舒展，渐渐进入梦乡。突然，犬吠声由远而近，德国鬼子乘着摩托车追来，索科洛夫再次失去自由，他被抓回了集中营。在被俘的两年中，他被驱赶着去过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等待着他的都是折磨和苦役。第14号集中营的德军头目摩勒对待苏军战俘尤其凶残。索科洛夫讥讽集中营沉重劳役的“言论”被人举报，摩勒打算亲手枪决索科洛夫，临刑前让他喝杯酒；索科洛夫面无惧色，象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男子汉那样连饮三大杯。摩勒赞赏他的勇敢，夸他是真正的俄罗斯军人，免他一死，还赏给他一块面包和一块肥膘油。索科洛夫和几十位难友一起分享了这点少得可怜的食物。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获得的胜利震慑了德国人，红军战俘的境遇也因此稍有好转。索科洛夫被指派给一个德军少校工程师开车，他抓住机会，换上德军军装，把昏睡的少校绑在座位上，混过哨卡，绕过铁丝网，越过田野，穿过树林，一直开进苏军阵地，回到了自己人这一边。他因为带来了少校工程师这个“舌头”而获奖--到医院疗养，再加上一个月的假期回家看看亲人。 索科洛夫满怀希望回到家乡，可是他的家现在只剩下一个积满了水的炮弹坑--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已在德寇的轰炸中失去了生命。儿子安纳托利幸免遇难，在失去母亲和姐姐的当天夜里就志愿参军上了前线。索科洛夫回到部队担任驾驶员，他不但要复仇，他还期望着找到儿子，期望着在战后为儿子娶个媳妇，再抱上孙子，一起生活。 苏联红军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和城市，索科洛夫欣喜地收到了儿子的来信：儿子已经是一个炮兵大尉，得了6枚勋章和很多奖章。德国法西斯投降了，索科洛夫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然而就在此时，一辆军车前来接他去看望儿子--他看到的是儿子那年轻稚气却不再有生命气息的面孔。他在异国的土地上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战后，索科洛夫还是做司机工作，他在痛苦的回忆中苦苦煎熬。后来，他收留了一个叫做万尼亚的小孤儿，并告诉孩子：自己就是他的父亲。孩子给了他新的希望。他失去了工作，但仍然相信“我跟孩子不论怎么都是可以过下去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心脏会有一天坚持不住，担心自己在睡梦中死去会吓坏了小儿子...

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作品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著名作家海明威、雷马克专门发来贺电向肖洛霍夫表示祝贺。这部中篇作品也反映了作家在新的时代对战争的新的思考。1942年的肖洛霍夫在《学会仇恨》这部短篇小说里也曾笔墨浓重地刻画了战争的苦难，但那时他是要人们而“学会仇恨”、去战斗、去迎接胜利和光明；1956年的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表达的却更多是悲悯，是对普通人不幸遭遇的喟叹。在我看来，小说的结局并非大多数书评所说的“充满着面对生活的希望”--试想一下，心灵和躯体历尽创伤的、白发苍苍的索科洛夫带着一个弱小无助的孤儿在俄罗斯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到底能走多远？然而，这部作品浓厚的悲剧色彩并不掩盖一种全新概念的英雄主义：即使在最残酷的命运面前、在摧残人性的战争中，一个真正的“人”仍然能够保持着人性最美好的那些特质--善良，忠诚，友谊，爱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战争使索科洛夫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因此变得冷酷无情，没有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一个人的遭遇》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人是和自然万物同样美好的生灵，任何磨难都不能阻止万物苏生。

邦达丘克的电影完全忠实于肖洛霍夫的原作（为此他保留了小说的独白式结构，并且在银幕上直接再现了小说中的很多具体场景甚至于直接引用小说的语言文字）。同时，导演也充分利用了电影语言的丰富多样性，影片在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方面都是出色而大胆的，摄影、音响、音乐的完美结合使得某些画面具有浓郁的诗意美--比如索科洛夫和伊林娜在乡间道路上徜徉的场景；某些画面则有着令人难忘的强烈视觉效果--比如索科洛夫第一次逃离战俘营的场景，以及红军战俘在采石场做苦役的场景。

对于这部电影我还有一个纯粹是“个人”的印象：电影淡化了小说的伤感色彩，增添了英雄主义气息--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很微妙，但我能感觉出来。原因在哪里？在于谢尔盖.邦达丘克的个人气质。 邦达丘克不是俄罗斯人，他是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混血后裔，可我不认为别的任何一位俄罗斯演员能具有邦达丘克那种纯粹的“俄罗斯”的英雄气质。邦达丘克对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这些俄罗斯经典文学大师笔下典型人物的准确再现使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他就是俄罗斯民族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的完美化身。带着这样的“个人崇拜”眼光来看他扮演的索科洛夫，难免会产生一些纯粹是主观的“观后感”--我不知道别的观众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士兵之歌》 （1959）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 编剧：瓦连京.叶若夫

剧情简介：

在村口大路边，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妇女久久地伫立着，田野里吹来的风拂动着她花白的发丝和黑色的头巾。她在等谁？不是等谁，她只是望着儿子曾经走向战场的那条道路... 透过母亲忧伤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很久以前的硝烟弥漫的战场，看到了19岁的阿寥沙的身影...

通讯兵阿寥沙拼命地奔跑，德军坦克在身后穷追不舍，他感到天空和大地翻转过来，他已经无法呼吸...在几乎绝望的时刻，阿寥沙抓起战友们丢下的反坦克枪，扣动扳机...第一辆坦克停下了，冒烟了...然后是第二辆！他击毁了两辆坦克！将军召见这位“英雄”，要为他请奖，阿寥沙坦率地地承认，自己是害怕了，丢下通讯工具跑开，绝望中开枪还击才立下战功。他恳求将军准许他回家探望母亲，为母亲修补一下漏雨的屋顶。将军给他6天假期：回家途中两天，在家呆两天，返回部队两天。阿寥沙踏上归途，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与奔赴战场的一队队红军战士擦肩而过。一个萍水相逢的战士巴甫洛夫请求他顺路看望自己的妻子，并托他捎去全班战友们贡献的两块肥皂。阿寥沙受到启发，在车站市场上为母亲买了一块黑纱头巾。在火车车厢里，阿辽沙用印了自己照片的战地通讯给同车的战士们卷烟，见别人不信他的“战功”，这才把已经烧了一半的报纸打开，大家叹息烧了可惜，他才孩子气地笑了：这样的照片有的是！在中转站，阿寥沙热心地帮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复员军人提皮箱。在车站邮局里，残废军人要给妻子发电报谎称不能回家，其实是怕自己成为妻子的累赘。女电报员愤怒地斥责他不为妻子着想：即使回来的是一个失去双腿的丈夫，也比没人回来强！残废军人鼓起了勇气，和阿寥沙一同上车。火车到了下一站，残废军人下了车，阿寥沙一直陪着他等了好久，欣慰地看着他被妻子接走。可是阿寥沙因此误了自己的车次，只得搭乘军用货车，押车卫兵索要了一个牛肉罐头才放他上车。火车开动了，阿廖沙躲在车厢角落里，在途中忽然上来了一个偷偷搭车的年轻姑娘，天真的女孩忽然发现了阿廖沙，吓得大声尖叫“妈--妈--”，并试图从飞驰的列车上跳下去，幸亏被阿寥沙死死拽住--她回报小伙子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误会消除之后，这位叫做舒拉的姑娘发现阿寥沙一点也不可怕，相反，小伙子倒是有些可爱。而后在押车士兵进来搜查时两人同时躲在草垛里，阿廖沙的脸无意（或者是有意地）靠着舒拉的脸，姑娘出于警惕和自我保护称自己“有了未婚夫--一位受伤的飞行员”，还说她正准备去探望这位“飞行员”。此后阿廖沙就很纯洁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不能追求一位军人的未婚妻。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上，阿廖沙下车去打水，车站广播里正在播送最新战报，在废墟上劳动的人们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静静地收听着广播里通报的严峻的战争局势：“7月27日苏联战报--我军在沃龙涅日至谢姆良斯克一线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撤出新切卡斯克以及罗斯托夫.....”。镜头掠过一个又一个的面孔：都是些老人，妇女，稚气未脱的孩子...... 听到了红军失利、城市失守的消息，人们什么话都没有说，没有眼泪，也没有哀叹，他们拿起手中的铁镐铁锹，默默地但是执着地继续着自己的劳动。 在这种沉默里可以感觉到人民的无穷的力量--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由于收听战报广播误了火车，阿寥沙只得搭卡车追到下一站，但火车早已开走。正在他垂头丧气的时候，却惊喜地发现舒拉留下来等着他...在温柔的对视中，青涩的爱情静静地滋长着。随后，阿寥沙和舒拉一起去车站附近的市镇，寻找托他捎带肥皂的那位战士的家。街道已经变成瓦砾，他们在另一条街道的一间房子里找到了战士的妻子，然而她已经与别人同居了。阿寥沙很气愤，走到楼下后又转身去把肥皂拿了回来，甚至连包肥皂的纸都没有留下。阿寥沙去看望战士的父亲，把肥皂带给老人，还为这位生病的老人讲述他儿子的“英雄事迹”--当然都是他现编的善意的谎言。他们又开始了旅程，但旅程终归有尽头--舒拉到家了，该告别了。舒拉告诉阿寥沙，她没有未婚夫--姑娘以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而阿寥沙还没有来得及记下舒拉的地址，火车已经开动了，他甚至没有听清女孩说什么，两人就此永远分开。白桦林叠印着女孩惆怅的脸，那是俄罗斯式的忧郁和伤感。阿寥沙继续着回家的旅程，敌机炸断了铁路桥，列车爆炸起火，他奋不顾身地抢救受伤的人。铁路桥修好还要两小时，他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只得找一个木筏渡河，随后又拦了一辆卡车赶往家里。母亲不在家，他急忙赶到农庄的田野里，母亲听到儿子回来的消息也在向他奔跑，母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泪眼相望，说不出话来。母亲终于说：“阿寥沙，你长胡子了，你抽烟吗？”... 阿寥沙说：“对不起，妈妈，我要走了。”...母亲的泪水在流淌。最后，母亲抚着儿子的脸说道：“阿寥沙，我会把你等回来的，虽然我没有把你爸爸等回来。” 阿寥沙匆匆地把头巾给了母亲，和母亲匆匆告别，转身登上来时的汽车走上返回战场的道路。他不能多留一会儿--因为他在一路上耽搁了太多时间。阿廖沙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但母亲依然天天到路边等他，尽管明知儿子已葬身异国他乡；在那里，陌生的人们给阿寥沙的坟墓带来鲜花，他们把阿寥沙叫做“一个俄罗斯士兵”。

战争夺走了阿辽沙年轻的生命；战争使母亲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战争毁灭了阿辽沙与舒拉之间刚刚萌芽的爱情。影片的悲剧气氛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的英雄主义色彩，这在苏联电影中也是新的尝试。然而，《士兵之歌》虽然是悲剧，但决不是悲观主义：《士兵之歌》既是一支悲歌也是一支赞歌，在战争悲剧中，温暖的人性折射出璀璨的光芒--这是更高层次上的英雄主义。

《士兵之歌》的叙事结构在当时是很特别的：故事的展开是一个“旅行片”的模式，阿辽沙在路上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影片也借此反映出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出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表现各不相同的种种人物。（在苏联战争电影中，以“旅行”为线索串连剧情的还有1963年由纳吉宾编剧的《最慢的列车》以及80年代的《银河相会》，而罗斯托茨基的作品《临风而立》则以固定的地点、流动的部队来构建电影故事，这几部电影与《士兵之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旅行片的形式犹如一幅全息场景图，可以展示尽可能多的人物和事件，但是此类电影要尽量避免出场人物的单薄与无力；《士兵之歌》的神奇在于，只用寥寥几笔，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就跃然眼前：那位头上缠着绷带，眼神中透出严肃和慈祥的将军，那位女电报员的愤怒，残疾军人妻子的泪与热吻，卡车女司机的疲惫，不仅尽显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老演员的出色演技，也展现了导演在细节刻画上的深厚功力。

更吸引人的是年轻演员青涩朴实的表演。阿寥沙的扮演者弗拉基米尔・伊万肖夫过去没有演过什么戏，他看起来非常纯真稚嫩（他当时20岁），这正符合阿寥沙的形象。与阿寥沙在货车车厢里邂逅的姑娘舒拉由电影学院的学生让娜・普罗霍莲柯扮演，她创造的形象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两位年轻演员自然而又出色地塑造了影片中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那是有着泉水一样晶莹清澈的心灵的人。

影片的配乐也有独到之处。作曲家用尖锐的不和谐的弦乐阐释严酷的战争主题，这个主题蕴涵着两层含义：悲怆，但也有英雄主义色彩。电影里的音乐还有另一个主题--青春和爱情，这是用和谐而活泼的管乐来演绎的，并随着两个年轻人微妙的情绪心理变化而变换着音乐的节奏：时而羞涩，时而诙谐，时而欢快，时而充满憧憬，有时却又带着淡淡的忧伤。在阿廖沙和舒拉分手后，此前一直用管乐演奏的爱情主题忽然转而用忧郁的弦乐来表现---这预示着，爱情将被战争所毁灭。

散文诗的剧情结构，情绪化的摄影，青涩朴实的表演，生动传神的配乐--《士兵之歌》几乎是一部完美的电影。这部电影唯一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太短暂了，就象阿廖沙年轻的生命一样短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会在两年之内看了五遍或者六遍。每次看到片尾母子相见的这一段总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俄罗斯人常说“痛苦可以净化灵魂”，我在看完这样一部痛苦的影片之后体会到的是心灵的清澈，一种单纯明朗的气质，干干净净，就象晴朗的天空。

《伊万的童年》 （1962） 导演：安德列・塔尔柯夫斯基

剧情简介:

一个战士把哈采夫上尉叫醒，报告说在河边巡逻时抓到了“可疑的人”--一个黑黝黝的男孩子，衣衫褴褛，浑身湿漉漉。上尉让孩子把湿衣服脱了，给他擦干身子，发现他的背上伤痕累累。孩子的名字叫伊万，他什么也不肯说，却用命令的口气让哈采夫上尉打电话向军部汇报。军部侦察处要哈采夫别再盘问他，好好照料他，并且给他纸和笔把地图画出来送到军部--原来，伊万是军部的小侦察员，因为情况紧急才冒险游过河来到哈采夫连队所在的方位。 哈采夫让伊万洗过澡，美美地喝了一盆粥，到床上睡一觉等军部派人来接他。 伊万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和母亲一起站在井边，望着井底水中母子俩的倒影--在那里，白天也能看见闪烁的星星！突然，一阵枪声，母亲的倒影消失了，她手中的水桶掉落，头巾飘落到井水里，身体倒在井边....伊万惊呼着“妈妈！”醒了过来，他看到哈采夫在自己身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自己说梦话了。

军部侦察员霍林大尉来接伊万，途中，大尉说军部准备送他到后方的苏沃洛夫少年军校去学习。伊万很委屈，他去找军部侦察处的首长格里亚斯诺夫中校。伊万认为不久部队就要反攻了，自己对作战侦察很有用，但中校坚持送他去上学。伊万逃跑了，他来到一个变成一片焦土的小村庄，一位老人在废墟上喃喃自语，思念着被德军杀害的亲人，语无伦次地和伊万谈着什么。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中校、大尉以及侦察员卡塔索尼奇来找伊万了。伊万一再争辩，说自己个子小，能完成大人不能完成的任务，并且他孤身一人，没有亲人，没有牵挂。大人们没有办法说服他去后方。

霍林大尉来到哈采夫上尉的部队，准备筹划一次新的侦察任务。他遇见了年轻的军医玛莎，两人一起在枝叶凋零的白桦林里散步。美丽的姑娘、美丽的风景唤起了他对爱情的向往。在玛莎打算跳过一条堑壕的时候，大尉横跨在堑壕上，搂住姑娘，亲吻了她--姑娘的身体悬在空中，脚下是深深的战壕--这似乎意味着严酷的战争将扼杀并且埋葬爱情。大尉突然醒悟过来--这是在战争中啊，他不应该多想爱情。大尉来到哈采夫的阵地前沿，从炮镜里看去，远处悬挂着两具红军战士的尸体--那是他的两位战友，几天前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牺牲，遗体被德国鬼子吊在空中。 玛莎被调往别的部队，白桦树的树梢在圆舞曲中轻快地旋转，玛莎也随着音乐旋转着轻盈的舞步。紧接着，画面切换到那两个侦察兵的尸体，音乐声也被一阵枪声打断。

哈采夫想和霍林大尉、侦察员卡塔索尼奇以及小伊万一起去执行这次任务，他把芬兰刀（战友的遗物）借给伊万玩耍，卡塔索尼奇则答应伊万明天给他弄一把刀来。伊万独自留在掩蔽部里，大人们去察看地形。在路上，霍林告诉哈采夫，伊万的父亲是边防军，已经牺牲了，母亲和妹妹也被德国人杀害，伊万在游击队呆过，又在德军的死亡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复仇。将来战争结束后，中校或者卡塔索尼奇会收他做儿子。

这时，伊万一个人在掩蔽部里，手拿芬兰刀想象着与德国鬼子搏斗，一道亮光照在墙上，他看到了墙上的字迹:“我们8个人，都不到19岁，再过一小时德国鬼子就要把我们处决了......请替我们报仇吧！”伊万因伤心和愤怒而哭得神志不清...外面响起一阵爆炸声，黑烟滚滚，太阳也失去了光彩，哈采夫冲进掩蔽部呼唤伊万，但孩子却显得异常严肃而镇定，说自己一点也不害怕。

伊万马上就要出发，大家一起吃饭为他送行，唯独不见卡塔索尼奇，孩子为此有点不高兴--他哪里知道，卡塔索尼奇已经在刚才的炮击中牺牲了。 出发前，伊万又小睡了片刻，他梦见自己乘坐一辆满载苹果的卡车在雨中的林荫道上行驶，一个小女孩躺在车上用手接雨点，伊万递苹果给她，她没有接，只是微笑着。忽然，卡车的车厢打开了，苹果滚落一地--撒满在沙滩上。几匹马儿跑过来，开始吃苹果。

严峻的任务把伊万从睡梦中唤醒。他穿上褴褛的衣衫，脸上抹了烟灰，带上手榴弹、手枪和干粮，与霍林、哈采夫一起乘船出发了。他们经过敌军阵地的前沿，从近处见到了两个侦察兵的遗体，伊万很难受，霍林大尉说一定要设法将烈士的遗体夺回来安葬。小船在沼泽中穿行，不时传来远处近处的枪声。他们登上岸，找到一条小路，伊万不让霍林和哈采夫再送了，怕目标大被敌人发现。他独自一人走向沼泽深处.....

战争结束了，战士们欢呼着“乌拉”，他们在欢乐的人群中被一个一个抛上了天空。银幕上出现了纪录片的镜头：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的办公厅，戈培的尸体，以及欢呼胜利的红军战士... 哈采夫在一片狼藉的盖世太保总部翻阅卷宗，他想起已经牺牲的霍林大尉，不禁自问：“难道这还不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战争吗？” 他看到了一页页档案上被敌人杀害的死难者的姓名和照片，突然，他看到了伊万的照片：伊万是被绞死的，他的眼前叠映出恐怖的绞索....

画面上又出现了伊万和他的母亲。伊万捧着水桶畅饮井水，与母亲相视微笑。他在河岸边与孩子们嬉戏，岸边的沙滩上立着一棵烧焦了的大树........这也许是伊万短短一生中的最后的一个梦。

看《伊万的童年》这部电影我感觉有些“吃力”：首先是因为它沉重的悲剧主题，其次是因为它复杂的艺术表现形式。电影改编自作家鲍戈莫洛夫的小说《伊万》，小说以哈采夫上尉第一人称的回忆平铺直叙地展开故事。伊万的形象不是苏联文学作品和电影银幕上常见的那种穿着合身的小军装和皮靴的、被部队收养的“团的儿子”式的小战士，而是一个面孔黝黑、浑身颤栗、背上布满伤痕、由于发抖而牙齿相击作响的小男孩，他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他在悲伤中学会了战斗，他成了一名侦察员并牺牲在盖世太保的魔爪下。小说提出了一个沉痛的悲剧主题--孩子和战争。这是世界上最为悲惨的主题。 然而，小说原作的散文叙事结构对于电影大师塔尔柯夫斯基还远远不够，他决定要在影片中加上伊万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更丰富也更深刻。在银幕上，伊万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塔尔柯夫斯基用电影语言在银幕上写出了一首诗：描写遭受战争摧残的“伊万的童年”的悲剧诗篇。这首诗告诉我们：遇到了战争之后，这童年变成了什么样；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战争，它又会是什么样。战争毁灭了伊万这一代人的童年。伊万饱经风霜，变得早熟和深沉，他已经失去了儿童的纯真和信念，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恢复了对生活的光明的概念。在梦中，伊万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的，他与大自然的美和人的情感的美以及整个美好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画面外的枪声一次次将伊万从美好的梦境拉回残酷的现实世界，而在现实中，伊万仅仅是作为一个复仇者，作为一件武器而存在着。只有当伊万按照他自己所理解和期望的方式报了仇之后，他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看惯了苏联或其他国家常见的战争影片的人指责《伊万的童年》把战争表现得太残酷，但事实上，影片具有严酷的真实性，战争的残酷现实本身就是人类的灾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抚平战争在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无数的人在战争中毁灭了，就象12岁的伊万那样。

《伊万的童年》与同时期的苏联战争电影有所不同。影片的激情更为悲切的，甚至有些阴郁，伊万的死被描绘成人类的不可避免的灾难。片中，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观点表现得极为明确而活跃，这种个人主观观念在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越来越突出，那就是：人的悲剧宿命，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孤独，绝望，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牺牲和救赎--这些恰恰是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包括电影、文学、戏剧以及其他艺术门类）最为常见的哲理与抒情主题。在《伊万的童年》中这些主题已经初现端倪（就这一点而言，本片与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另外三部代表作有明显的差异），而影片在艺术技巧上也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梦境与现实的频繁穿插，象征性的景物设置，对水波、倒影、光线和镜像的迷恋，这都是现代西方艺术电影的常见元素），因此《伊万的童年》不仅是苏联“诗电影”的代表作，它还可以作为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电影”的突出范例。 这部影片以及后来一系列个人色彩鲜明的作品为塔尔柯夫斯基在世界影坛赢得了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西方电影界认为他是与意大利的费里尼、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等齐名的顶级电影艺术大师，而英格玛・伯格曼本人则惊叹：“塔尔柯夫斯基把我想说却无法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

塔尔柯夫斯基和他的《伊万的童年》是俄罗斯的骄傲，也是苏联的骄傲，在俄苏电影艺术长廊中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光彩。

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电影新浪潮之中涌现了很多战争电影佳作，除上述四部代表作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出色的作品，比如：

《临风而立》（1962 ） 影片讲述了一位少女等待前线战士的故事：斯维特兰娜从远东来到一个西部小城，在城郊一幢孤单单的房子里，未婚夫叶戈尔给她留下字条说自己上了前线。斯维特兰娜留在房子里等叶戈尔，这间“临风而立”的房子由此成为她了解战争的一个窗口：先是部队撤退的风浪冲击着这里，房子里先后住过战地报社、野战医院；然后是一个步兵连，他们把这所和平的住宅变成了坚固的战斗堡垒。观众和斯维特兰娜一起认识了战争中各种各样职责不同的苏联军人──战地记者，军医，伤员，指挥员和战士……后来，红军转入进攻，曾经从这所房子撤离的军事单位又相继途经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牺牲了，然而，红军这时是在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编导在影片中有意识地凝聚焦点，把苏联人民所走过的艰苦的战争历程在一幢房子里集中地展示出来，围绕着固定不变的地点（房子）和中心人物（斯维特兰娜）动态地描写了撤退、战斗、短暂的喘息、流血和牺牲以及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样的剧情结构是别出心裁的。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10年后他拍摄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生者与死者》（1963-1964 导演：斯托贝）影片改编自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同名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军事文学作家，他的这部小说是同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卫国战争题材长篇作品之一。作品刻画了红军战地记者辛佐夫以及旅长谢皮林两个主要人物，以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作为故事的时间起点，通过主要人物的经历生动再现了卫国战争初期那些沉痛的日日夜夜：战争降临时的茫然失措，红军的失利，人民的灾难，无谓的牺牲与痛苦的思考，被俘与逃脱，突围的艰辛困苦，在悲痛中学会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每一寸土地......故事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红军转入进攻而告一段落──在苏联军民的面前还有着漫长的道路。 作家把苏军统帅部的决策和前线具体而微的战斗活动、把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和苏军指战员坚韧不拔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初期5个月的历史画面──因此可以说，这部作品具有“全景小说”的基本架构，同时又不乏“战壕真实”的生动描写。 作家直接参与了影片的制作过程，电影导演斯托贝则准确领会了作家的思维进程，又进一步以其电影语言简约抒情的艺术特质赋予影片自身的价值并体现出它独立于文学原着之外的特征。影片用朴素的镜头语言和音响手段诗意地再现了战争的严酷景象：烈日与战火一同炙烤着俄罗斯大地，大地母亲的身上被挖出一道道战壕，她为战士们挡住敌人的子弹；秋风中的白桦树林沙沙作响，仿佛是祖国母亲为陷入重重包围的战士们发出的哀伤的叹息；俄罗斯严冬的皑皑白雪，那是祖国母亲用尽最后的力量帮助自己的儿女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士兵的父亲》 （1965 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 导演 列.赤赫依泽）

卫国战争期间，格鲁吉亚山区一个老农民格奥尔基.马哈什维利接到了儿子的来信，儿子高杰尔基是坦克手，他在前线负伤了，现在在医院养伤。马哈什维利告别了心爱的葡萄园，千里迢迢前去探望负伤的儿子。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伤愈归队。人们为了不使格奥尔基失望，便劝他上儿子的部队去。马哈什维利又高高兴兴地上了路。途中，他因通行证失效而受阻。正当他懊丧之际，一位伤愈归队的年轻战士阿尔卡季.叶绍夫劝他偷偷搭车去看儿子。马哈什维利思子心切，明知这是违章的事，仍跟随阿尔卡季上了列车。谁料，就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被苏军哨卡拦住：他还是因为证明失效而不能久留。翌日黎明，德军前来偷袭，大片麦地着了火，马哈什维利奋不顾身地和阿尔卡季一起灭火，试图救下一些宝贵的粮食。德军冲杀过来，阿尔卡季身负重伤，马哈什维利将他藏在麦丛中。就在这时，一名德寇发现了他俩，残忍地枪杀了负伤的阿尔卡季。马哈什维利怒不可遏，他一把夺过德寇的步枪，用枪托将德寇打死。一路上看到的战争景象，战火中苏联军民的英勇无畏，年轻战士阿尔卡季.叶绍夫的牺牲，这一切深深触动了马哈什维利，由此，他萌发了留下来当兵的念头。他的诚意打动了部队首长，他被留了下来。部队考虑到马哈什维利的年纪，派他去洗军服，他很不高兴。每当苏军吹响战斗的号角，他便扔下衣服跑向战壕，抓起枪勇敢地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一次在行军途中，老马哈什维利随部队经过一座大桥，看见桥面上写着“上尉高杰尔基.马哈什维利的坦克领先通过这里”的字迹，他欣喜若狂，盼望着早日能与儿子见面。

战斗在一栋楼房内激烈地进行着。老马哈什维利所在部队受命协助另一部队歼灭死守在这栋楼房一、二层的敌军残部。经过一阵激战，连队攻破了一楼，但二楼的敌军仍在负隅顽抗。战斗间歇时，三楼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歌声，老马哈什维利听出来这是儿子在唱格鲁吉亚民歌。父子两人就这样相逢却不能相见，只能远远地互相问候。枪声又响了，战士们端起冲锋枪冲上楼，在两面夹击下，敌军全部被歼。马哈什维利冲上三楼找儿子，儿子却已经卧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轻轻地扶起儿子，呼唤儿子的名字，但儿子再也不能回答。

红军部队继续前进，高杰尔基.马哈什维利生前所在的坦克部队一路领先，战士们没有忘记牲牺的战友，他们在路过的桥上又写下了：“苏联英雄──上尉高杰尔基.马哈什维利的坦克部队领先通过这里”。老马哈什维利没有被悲伤所压倒，他虽不年轻的身躯仍然充满着力量和勇气，他还要为故乡和亲人而战，为祖国和人民而战：这位“士兵的父亲”坚定地走在红军战士的行列中。

将《士兵的父亲》和《士兵之歌》 两部片子放在一起比较着看，别有一番滋味。 《士兵之歌》原文直译就是“一个士兵的颂歌”，苏联电影评论界则将《士兵的父亲》称作“一个士兵的父亲的颂歌”；两部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两代人，但都是电影艺术家为红军战士谱写的赞歌。

《士兵的父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老农马哈什维利的形象体现了格鲁吉亚民族耿直不阿、慷慨大方、开朗豪放的特点。马哈什维利具有一个农民与生俱来的朴素的感情：热爱土地──编导用“麦地失火”时马哈什维利舍生忘死地抢救粮食、以及“苏军坦克碾压葡萄园”时马哈什维利怒不可遏上前阻拦等剧情生动地表现了他对土地的深情眷恋。此外，影片还刻画了另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与马哈什维利结伴而行的俄罗斯士兵阿尔卡季.叶尔绍夫。阿尔卡季属于苏联军事题材文艺作品中的这一类典型形象：年轻、快乐、热心肠的小伙子，爱开玩笑的滑稽鬼，但同时又是忠诚的朋友、勇敢的战士。他很讨人喜欢，朝气蓬勃，就象4、5月的青草地，象8、9点钟的太阳。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的牺牲使老农马哈什维利清楚地看到了战争的严酷和德寇的丑恶残忍，他由此“学会仇恨”，从一个舐犊情深的老父亲、一个眷恋故土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位勇敢的战士──个人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命运紧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

无论是《雁南飞》，或者《一个人的遭遇》，或者《士兵之歌》，或者《士兵的父亲》，在优秀的苏联战争影片中，个人的命运与故乡、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联的──以此作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称得上是“有力”的。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写得再好也只是小夜曲，它只有融汇到时代的乐章里面才有可能具备交响诗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苏联战争电影，特别是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的苏联新浪潮战争电影，毫无疑问深刻理解了这一“个人--群体--时代”的主题。这一主题恰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灵魂之所在。

“解冻时期”的苏联文艺创作思想空前活跃，电影作品在内容的深度、题材的广泛、形式的革新以及风格样式的多样化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突破。然而，不可否认，在解冻时期的文艺思潮中也有某种混乱无序性,并且这一阶段的苏联文艺政策本身也是很不稳定的。1962年，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进对艺术电影发展的领导措施”的决议，要求电影界“对破坏社会主义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展开不调和的斗争”；1963年，赫鲁晓夫接见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学艺术要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讲话，开始大抓“自由化”的苗头；1964年，勃列日涅夫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再次调整文艺政策，在强调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进一步将电影纳入党的政策轨道；1965年苏联第一次电影代表大会召开，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这时，苏联还成立了国家电影委员会，直属苏共中央领导。6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电影创作走入了低谷──但这个“低谷”只是相对的，它是下一个创作高峰到来之前的短暂的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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