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俄罗斯生活信息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国和哲学小国

在加拿大

对世界哲学史而言，俄罗斯有哲学权威吗？俄罗斯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史哪个发展阶段或哪个方面？对这类问题不仅我们，连俄国人也茫然不知所措。

而我们一旦涉及到文学艺术问题，俄罗斯就作为两个世纪的绝对超级大国形象活跃在我们面前：在语言艺术各种文体中大师辈出，且不说19世纪文学史，即便是20世纪一元化限制、冷战对峙、全俄性社会动荡和大众传媒冲击等，也没能弱化俄语语言艺术的魅力；在造型艺术中，非常奇特地保存了世界各国艺术珍品、逼真地复制了世界各国艺术珍品，极富创意地创造了俄罗斯自身的艺术，甚至绵延不断的战火没能摧毁俄国装饰性或实用性雕塑，反而不断铸造出专门纪念战争的艺术杰作，意识形态的运作既没有使宗教艺术充分世俗化也没有使之消失，反而使东正教艺术不断生辉、照亮俄国人在灰暗岁月中前行；10年来的市场经济浪潮没有发生果戈理所恐惧的画家普遍变成画匠的情形，相反油画艺术依旧纯净；还有舞蹈艺术、影视艺术、话剧艺术和音乐……。

我们说俄罗斯是文学艺术大国，不仅是说她创造了多少杰作，而且还意味着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对世界有极大的辐射力：俄罗斯芭蕾艺术作为世界性的艺术水准是不言而喻的，世界著名芭蕾舞团有幸进入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演出那是一份荣耀；斯坦尼斯拉夫体系是世界三大话剧体系之一，这种追求表演的艺术性与生活的本真性一体化的演出体系，不仅支撑了20世纪俄国话剧传统，而且在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中，更透出人文主义魅力；与苏联意识形态极为矛盾的苏联时代许多电影和音乐，将会如同古希腊艺术那样不可复制、不可企及……

俄国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反差，是否因俄国人擅长感性体验而长于文艺、迟钝于理性分析而未能创造哲学呢？俄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关心哲学的俄罗斯性问题，对这种疑问表述最为深刻而又非常经典的是俄国思想家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6），他在重要著作《哲学书简》中声称：俄国“对待哲学的态度如同对待其他精神财富的态度，缺乏较高的文化品质；在此，哲学的独立意义被消解了，它只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功利性道德标准的专制统治、崇尚“民众”及其利益、政治专制施加精神压抑，所有这些导致我们哲学文化水准非常低下，进而严重妨碍了知识界中的哲学知识和哲学发展。不仅缺乏哲学知识，而且控制着我们的特定的精神结构和评价方式，致使真实哲学成为封闭的、难以理解的学说，而哲学创造则成为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现象。即使有人读过一些哲学著作并能领会某些内容，但是在深层次上则很难融入哲学创造的世界。究其因，并不在于理智的缺陷，而在于意志的选择。这种意志造就出坚实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这个群体将民粹主义世界观、一直存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融进自己的血肉之中”。这段思维很活跃的句子，在相当程度上澄清了俄国哲学不发达的状况。但是何以如此呢？

俄国哲学作为一种形态是否存在？在公元988年之前，俄国作为斯拉夫民族是由分散的土著民构成，在恰达耶夫看来，俄国“置身于东方和西方这世界的两个主要部分之间，一侧偎依着中国，另一侧则靠着德国，本该在自身之中结合其精神世界的两大品质：想象和理智。

然而，天意没有赐予我们这样的角色，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他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的理性进步没有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

的确，因没有很好利用这种地理优势，他们那地域性的思维意识、神话和习俗，没有提升到民族哲学进而影响世界的人类普遍意识高度，始终停留在本土的自然状态。此后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支撑俄国人精神是经由拜占庭而来的东正教神学，其哲学思想大都起源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所理解的《圣经》，例如在著名神学家阿瓦库姆（1620～1682）学说中否定斯拉夫民族本土习俗性哲学成为主导，希翼通过中世纪都主教思想来确定俄罗斯思想和基督教神秘主义、重新定义俄国民族哲学的本真形式和独特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如恰达耶夫所说“从受洗那时刻起，俄罗斯就陷入了对不幸而卑鄙的拜占庭依附之中”，别林斯基对俄国哲学的所有进步也如是观。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进步没有改观哲学积贫积弱窘状：俄国因工业化过程和市场化程度比西方要低很多，大众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也普遍不如西方，知识分子以理论家发言的收效也很有限；帝俄时代官方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格局一直很有力量，直接传播与某种意识形态相左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神学等思想随时充满着危险，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语言艺完成所有的思想性工作，因而出现文艺发达而哲学贫困的反差现象，同时伴随着哲学家和哲学化的文学艺术家则命运悲怆的不幸现象：俄国第一位试图对神学进行相对独立哲学阐释的神学家阿瓦库姆，因坚持倡导与官方教会哲学不同的分裂教派思想，先后三次被放逐、坐牢15年并被沙皇旨令烧死；俄国第一位直接以哲学家身份从事知识分子活动的恰达耶夫同样命运悲惨，1836年9月他在《望远镜》杂志上刊发《哲学书简》第一封信，用西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诠释俄国文化的不幸，不仅招致读着骂他为俄罗斯的“叛逆者”，而且引起最高书刊检查机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者和杂志命运问题、沙皇本人颁布圣旨（称该文为“一个疯子胆大妄为的胡思乱想”），《望远镜》杂志被关闭、作者被宣布为疯子（官方指定医生每天去给他看病），此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列汉诺夫等几乎无一幸免于难；两个世纪来俄国思想家中对世界发生影响最大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一旦直接介入理论问题，前者就被送上刑场、流放，后者也于1928年被捕、1929年不经审讯就被流放4年，甚至“刑满”了也无权定居大都市，难得的杰作《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连申请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够格……这种情形对创建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哲学理论是巨大威胁、损失。

也就是说，俄国现代化运动不像德国那样有建立民族哲学的预设。

三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一次次削弱了平民知识分子及其所构筑的理性化哲学体系，又强有力的打击了贵族知识分子及其所创造／保留下来的民族精英哲学思想，导致俄国人生活在没有坚实民族哲学基础的虚妄之中：社会性的赤贫现象导致民粹主义运动发生时，得到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理论上支持，使这种严重破坏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运动先后经历“拉弗洛夫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卡切夫主义”三个阶段（达20年之久）；同样，也因缺乏民族哲学理念规范社会政治行为、提高民众对社会变革的理性辨析意识，因而20世纪俄国许多人先后打着“真理”名义发言，很少有不成功的。

伴随着这种不断压制创造性哲学发生的现代化历程，那就是尽可能移植、阐释、实践和实用性的改造异域哲学。我们不断引用的恰达耶夫，其思想之所以独具一格，在于最早用西方中心主义解释俄国文化和历史；别林斯基在19世纪俄国很有分量，也基于用法国启蒙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思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解释俄国问题，因而有人认为在别林斯基眼中俄国仅仅是德国哲学思想的注解，他的批评和理论活动虽然深刻影响了俄国思想界，却不能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理性”、“绝对理念”、“物自体”等）不必经由别林斯基的中介而普及于世界；而有本土创造性特色的重要斯拉夫主义理论家霍米亚科夫和萨马林等，他们在19世纪中期的影响主要限于沙龙和同仁，始终没有改变其在俄国哲学界的边缘化地位。这种情形殃及到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当时意识形态有所放松，各种人物、团体和流派争相发言，短短30年时间先后出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代人文主义、宗教哲学和现代主义等思潮，过去那种实用主义、激进主义式地讨论俄国社会政治或现实中形而下问题的做法，转变成多视角探讨俄国现实性和精神性、价值性与意义性等形而上问题，哲学作为专门学科获得独立，是俄国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时代。但是，白银时代哲学作为俄国哲学史上最富创造性的阶段，其哲学资源却更多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全欧洲性的宗教自由主义运动，而且在诸多问题的表述方式上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规范性、严谨性，在对世界影响力度上受到很大伤害。这种情形在20世纪继续恶化，连20世纪俄国重要哲学家弗洛连斯基、洛谢夫无不如此：他们很有影响，但其哲学深厚基础是神学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其中前者像东方哲人那样采用箴言方式，神学哲学体系没有更新鲜的创造性思想内容，而在洛谢夫感兴趣的不是哲学思想，而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史、宗教和神秘主义理念。可见，俄国因缺乏强有力的民族哲学基础，产生了两种极端现象：或用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来解读俄国进入世界语境中的本土文化，或者回到拜占庭时代用神学来解释俄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两者能否给俄国开启建构民族哲学的路径、提供思想资源都是疑问。

俄国哲学的这种构成，直接影响到俄国对全球的发言权。俄国现代化模式及其进程主要是对第三世界发生影响，而且影响限于俄国权威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对特别有哲学韵味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几乎没有被效仿的国家所注意到。这种情形的出现，表明第三世界对俄国文化的接受是一种误读，把俄国现代化模式视为效仿的实践参照系；同时，20世纪中国等也出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然而其文化资源不是来自俄国斯拉夫主义哲学、宗教哲学和象征主义哲学，而是法国卢梭、德国浪漫派、英国湖畔派和全欧洲性的现代主义运动，甚至艾略特、叶芝、庞德等文学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其反现代化哲学理念，至于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及其《西方的没落》那更是世界性反思现代化的公共思想资源。而对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奠基者卡拉姆津则没有人关心他这方面的现代价值，对保守主义重要哲学家列昂季耶夫很少有积极评价的，对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上熟视无睹。这种情况与俄国哲学家本身也不无关系，例如俄国著名哲学家弗兰克批判西方文化是很有力度的，于1922年出版《西方文化的危机》从神学哲学观念出发讨论斯宾格勒及欧洲文化没落问题，显而易见缺少斯宾格勒的原创性。所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同阶段的全球知识分子讨论现代化问题，少有从俄国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的，整个俄国本土哲学从来就没有成为东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时段。

俄罗斯哲学命运是极其不幸的，世界上痴迷于智慧而处于“思想大师”位置上的人们，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像俄国哲学家：无论是恰达耶夫、斯拉夫主义者，还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洛谢夫、巴赫金等，他们没像西方同行康德、黑格尔、伯格森、萨特、德里达或海德格尔那样深刻影响同时代人的意识。应该区分作为对事实或真理自由探索的哲学和作为职业的哲学，“俄罗斯有不少哲学家，但是没有哲学”。

各方面的负面作用使得俄国哲学难以重建，恰达耶夫160多年前警世骇俗之言在俄国哲学史上不断得到回应：理论家和批评家斯特拉霍夫（1828～1896）在1860年痛苦地写道：“我们没有哲学史，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本哲学书之间是毫无关系的。我们有哲学思想，但其意义只限于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几乎没有任何价值”；1916年著名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写道：“我们大学所有哲学讲坛都是死气沉沉的，此乃一种荒诞不稽的形象”，这种现象在1922～1988年因为哲学国家化反而有增无减，俄国哲学传统突然断裂，原先的传统和权威难以恢复其影响力。在1997年6月第一届俄罗斯哲学全会上，彼得堡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扎马列夫在题为《论俄罗斯哲学》报告中声称：“事实上，俄罗斯哲学还没有达到其职业／行业高峰，还没有从宗教－精神性中孕育出来，没有剪断与宗教和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在它身上同时存在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条脐带，尽管他们在最根本概念上是分开的，但是在基督教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上是相互接近而很少有差别的”。著名学者伊利亚・伊利因也感叹：“很遗憾，俄罗斯哲学思想没有创造出能够向我解释在我的国度里的自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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