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身为第三代沙皇亚阿力克赛一世之子，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吸取欧洲新教国家的经验，为俄国重建了新的秩序，彻底改变各项因循自拜占庭以来的传统。有鉴于父亲曾经因为宗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运动而短暂蒙羞，彼得大帝藉由俄罗斯宗主教亚德里安（Adrian）1700年去世的机会，停止宗主教的选举。在历经宗主教职缺长时间的空窗期后，他并于1721年正式废除主教制度，以“神圣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至此，原来教会的中央行政单位就成了国家组织的一环。由沙皇特派的行政官员（“高级教会庶务员”）得出席所有会议，甚至监督管理教会事务。此外，彼得大帝也颁布琐碎的宗教规章，作为俄国境内所有宗教活动的运作细则。当时教会内部由于守旧派势力的分裂，无法推举有力的发言人捍卫自身权利，只有走向被动接受一途。在彼得大帝的革新下，俄国教会迈向历史的新纪元，直到1917年，其带来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例如，彼得大帝的教会顾问群皆是毕业于基辅学院的乌克兰高级主教，他们为俄国引进西方的神学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得大帝的好友－普斯科夫市的枢机主教费欧凡·普克波维奇（Feofan Prokopovich）。整个18世纪，俄国教会持续在亚洲进行宣教工作，也兴起许多宗教作家及圣徒，包括佛罗尼斯的圣米乔芬（St. Mitrofan of Voronezh, 死于1703年）、列东斯克的圣提康（St. Tikhon of Zadonsk, 死于1783年）－一位德国路德宗乔安·阿恩特（Johann Arndt）和德国敬虔主义的仰慕者－，以及其他杰出的高级主教和学者如莫斯科的大主教柏拉图·李夫辛（Platon Levshin, 死于1803年）。所有挑战沙皇对教会影响力的尝试，最后总以失败告终，其中罗斯托夫的大主教亚斯尼·麦特耶维奇即因为反对凯萨琳女皇所主张的教会属性世俗化，遭到罢黜且死在狱中（1772年）。当时的俄国弥漫着一股世俗化的官僚气息，对于隐修主义的复兴显得相当不利，即便如此，来自基辅的年轻学者派西·威力克夫斯基（Paissy Velichkovsky, 1722-94）依然促使了复兴的发生，随后也成为罗马尼亚宁次男子修道院的院长，他所译《慕善集》的斯拉夫语版本间接造成了19世纪俄国静修传统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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