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根据宪法我现在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国情咨文。这里要谈的是国家工作的优先方向。许多工作已经开始，大家正在努力去做。但还有一些长远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加倍努力。
已经与两院领导人商量好，在我讲话之后的稍晚些时候我们碰个面，讨论一下我讲的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很希望，这个谈话有助于有效地安排今后的工作。
这一次国情咨文不是发表在年初，而是在年中，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举行总统选举，只有现任国家元首才有权向权力机关提出纲领性任务，只有他才有现实的可能去有效地组织完成这些任务。
过去的半年表明，社会对国家发展的原则性问题认识高度一致。这就为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进行建设性的、然而是复杂的共同工作提供了起点。重新组建的联邦政府表明它能够系统地有计划地工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总体上已经得到批准。国家已经在很多方面着手工作。
我感谢联邦会议和政府，因为我们没有浪费时间，一起开始准备并实施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各项决定。我感谢全体公民和所有支持我们的创举的人。今后希望大家还能积极参与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
最近几个月的大事是审议了一些涉及完善联邦关系、改变社会状况和税收情况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实施既能成为国家建设，也能成为经济活动中行为规则的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在俄罗斯，国家从道义上有权要求人们遵守国家制定的准则这样一个时期来临了。最近几年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不合理。关于这一点已经谈了许多，但是没有进展。讨论是关起门来在小范围进行的，很少有人相信情况会改变。如今迈出了头几步。正在制定新的法律，从而将有新的规定，但这项工作做起来还很难很难。
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降低社会的非预算基金提成的数额，这有助于使收入公开化。减轻税赋能够使诚实的企业家在自己国家充满信心地发展事业。
应当承认，影子经济猖獗、腐败盛行和大量资金流失国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自己造成的，是规章制度不明和种种没有根据的限制造成的。
国家是靠别人的建议、援助和贷款，还是依据我国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择。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选择。
如果俄罗斯仍是一个弱国，那么我们的确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这是弱国的选择，也是一个弱者的选择。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
今天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忆过去。还应当争取使我们大家，包括企业家、政权机关和全体公民，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使严格遵守法律成为俄罗斯全体公民的自觉要求。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公开和坦诚的，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政治可以保护我们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它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在谈优先方向和任务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国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们习惯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权力机构体系或一个经济实体。但俄罗斯首先代表着把俄罗斯当作自己家园的人。他们的幸福和体面的生活是各级政权的主要任务。可如今在我们的家园里人们里舒适还很远。许多人艰难地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生活很困难。
我们俄罗斯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一连几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75万人。如果相信预测的话，而这些预测是那些了解情况和毕生从事这项事业的专家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作出的，那么再过15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 200万人。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这是1/7的居民。如果现在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日渐衰弱的民族。人口状况是令人深为担忧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严重问题仍是俄罗斯经济上的衰弱。先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将我们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我们不应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数字感到满足。我们仍旧生活在日渐严重的经济落后之中。我请你们特别关注这一点。乍看上去，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错，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投资和税收都在增长，但是就像1997年的复苏一样，经济增长还处在危险的边缘。两年前靠大举借债使经济明显好转，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崩溃了。
今天的经济指标只是在与过去相比的情况下看上去乐观。我想强调，它只是与过去相比，而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许多国家的发展比我们快得多，稳得多。目前的增长与经济机制改革关系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造成的。 这种状况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很重要。问题要严重得多，可悲得多，如果我们的顺利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们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存在下去呢？
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
俄罗斯还遇到了严重的外部问题。我国已卷入了所有的世界性进程，包括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无权“躺着睡觉”错过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信息革命。 我们不能也不应在战略上输掉。正因为如此不久前批准了对外政策构想，这是一个更新的对外政策构想，它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
我们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还应当努力工作，使这些原则成为国家生活的准则。
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至今还未肃清它的余毒。这种余毒就是企图借口人道主义行动损害国家主权，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还有在涉及地区威胁或国际威胁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直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遇到了对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连串挑战。俄罗斯正面对着企图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种种势力。
我们努力使俄罗斯避免这一危险，但我们的行动常常遭到了片面的和不客观的解释，成为各种投机的借口。因此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帮助人们客观地理解俄罗斯，准确地报道我国发生的事件。如今这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声誉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使国家强大就不能回答这些挑战和其它许多挑战，就无法解决任何一个全国性任务。尽管使国家强大已经不止一年被宣布为俄罗斯政策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可是，这些年来我们除了发表声明和讲空话以外，一点也没有前进。一点也没有！ 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来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有关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人利用专制和独裁的题目搞投机。
但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只有强有力的、有效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有力这个词，我们就使用有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
尊敬的代表们、联邦委员会的成员们！ 我们的许多失败的根源在于公民社会还不成熟，政权当局不懂得如何与之对话和合作。政权当局总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对社会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对之监管过分。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有一个观念常常一切都取决于政权当局。这种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即认为政权当局确实在负责一切。但有非常多的东西也取决于俄罗斯公民本身。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民责任心的强弱、政党和社团的成熟度以及新闻媒体的正义立场所决定的。
几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民主政治体制业已形成，多党制已成为现实。总统、国家杜马代表、州长、市长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由俄罗斯人选举产生。 但是，法律的字面意义常常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俄罗斯才仅仅建立起公民社会的骨架。现在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以便这一社会能够成为国家的真正伙伴。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到使为国家分忧解难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同斯托雷平所曾说过的公民自由相吻合。所以，尚需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才能找到办法，以消除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应有的冲突。
然而，不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
在其它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
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表明（最近几年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今天起草政党和政党活动法的必要性现已成熟。其实，我认为杜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是草案。我觉得应该更加积极地加快这部法律的制定。国家元首的候选人或许也应该由社会和政治团体提名。我明白，这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专门和广泛的讨论。
工会运动现状也值得单独谈一谈。这类公民联合会也未能逃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袭。在新形势下，工会不应承担国家在社会领域的职能。这是不应该的。俄罗斯公民所需要的不是一拨又一拨的、社会福利分配方面的中间人，而是工会对劳动合同的公正性及其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这就意味着，工会的任务是保护国有和私营经济部门雇佣工人的权利、研究市场结构、组织法律学习并探索人才再培训领域的优先方向。这方面的工作十分艰巨，仅靠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也不应该仅仅靠国家的努力，应该同工会一道努力。
媒体在建立公民社会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已说了很多，经常说。为了捍卫自由权，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经常要冒着失去个人前途，乃至生命的危险。其中有许多人牺牲了。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仍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媒体同整个社会一样，暂时还处于形成时期。关于这一点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它们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国家的所有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因为它们就在这里工作着，与我们同在国内，而不是从某个岛上旁观事态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业。但没有真正自由的媒体，俄罗斯的民主就无法生存，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
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制定出明确的能够确保“第四大权力体系”真正独立的民主原则。我想强调一下，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家和大财团眼里，新闻自由变成了一块肥肉，变成了帮派斗争的可用工具。 作为国家总统，我认为我有责任呼吁社会注意到这一点。
法律禁止检查和干预媒体的活动。当局严格地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检查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检查，干预也可能不仅仅是行政干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经济效益不好，只好屈从于其主人或赞助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媒体被用于打击竞争对手，有时甚至于变成了搞歪曲报道的媒体，变成了与国家斗争的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享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言论自由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俄罗斯民主的一个牢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原则性立场。 我还想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相信，不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这些目标并不仅仅指物质方面的目标，精神和道德目标也同样重要。
我们的人民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使俄罗斯的团结更加紧密。目前，我们的艺术、戏剧及电影重新对祖国的历史、我们的根以及我们大家所珍视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思想发展和提高的新开始，不管怎样，我对此深信不疑。 国家的民主制度、新生的俄罗斯对世界的开放与我们的特性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不会妨碍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对精神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也无须特意寻求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孕育着。主要问题是应该明白，我们相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希望这个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的。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党派纲领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称为团结的人民。
在谈及经济政策的优先方面时，首先应该搞清目前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能否持续，受外部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想详细地谈一谈。 一方面，目前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贸行情有利的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开始改变。企业越来越看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降低生产费用。这一点也不能不提，这是事实。
但同时也存在着我们无法巩固这些趋势的危险，因为造成我们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仍一如既往。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改变缓慢。问题出在国家不该干预的却进行过多的干预，而该管的却又不管。目前国家在资产、经营及部分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与此相反，在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强制执行法律及保护所有权方面，国家的态度仍很消极。 高税收、官僚胡作非为及犯罪活动猖獗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国家。但国家若开支巨大、挥霍无度就不可能降低税收。一个饱受腐败之苦、职权范围不明确的国家不可能使企业家免受官僚胡作非为和犯罪的影响。我绝对相信，国家管理不善是经济危机深重持久的主要原因，危机的表现形式已众所周知。
国内还有非常多的企业缺乏竞争能力。他们主要靠卢布贬值、被压低了的能源费、拖欠及易货而生存。经济侧重于原料生产的特点依然存在。预算收入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我们将在越来越面向新技术、新经济—知识和技术经济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俄罗斯迄今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影子经济。 国家债务负担，尤其是外债负担过重是国家软弱、不能先后一贯地推行必要改革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有过不止一次的重组，但国家的债务负担仍威胁着国家的发展。所积累的债务迫使我们把1/3以上的预算收入用于还债。问题在于债务并没有减少。在于这样的重组，使债务不仅不减少，反而只会增加。
我们受制于一种扎根于平民主义政策的经济模式，企图借助粉饰性措施消除弊端。总是推迟作出系统的、重大的、面向未来的决定。
必须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就是保护经济自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
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实质，并不在于迷恋行政手段，也不在于使国家扩张到某些部门（我们已经历过这种事，这没有用），也不在于有选择地支持某些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而是在于保护私有者的首创精神和各种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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