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游戏产业已经成为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
今天美股当红“炸子鸡”英伟达，就是最好的案例之一，这家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的芯片巨头，核心业务之一即游戏，它以游戏显卡业务起家，为游戏爱好者提供高性能的显卡产品，最新的财务报表中，游戏业务单季度仍然给英伟达贡献了高达24.86亿美元的营收。
来自游戏业务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为英伟达拓展新业务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撑，新的趋势也在其业务和财务上有了明显信号——数据中心业务对英伟达财务的贡献已经是游戏的五倍，单季收入超过100亿美元，这项业务更是被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基建和底座，以至于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一直尝试和游戏切割，“我们是一家拥有高性能计算的AI公司，视频游戏只是我们一个极为成功的应用。”
英伟达营收构成，2024年第二财季
凭借输出数字基建和底座的能力，英伟达具备了卡数字时代脖子的能力，它对外提供了H100和A100两款高性能计算芯片，晶体管数量分别超过800亿和500亿，是人工智能时代绕不开的高算力产品，受制于出口管制，目前已对中国大陆“禁售”，取而代之的是合规产品H800和A800，后两者在特定性能上做了限制，俗称“阉割版”。
游戏产业探索新技术的路上，英伟达不是独行者，整个产业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包括《大脑伯蒂》和《Nimrod》等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电子游戏，本质就是对应用程序开发、人机互动以及算法的探索。
此前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沈阳教授团队发布的《游戏科技力》报告提供了一组数据，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 Web ofscience，以“Game Technology”为检索词，最终查询到了19406 条文献数据。
近2万条的文献数据，涵盖了大量前沿科技相关的话题，包括游戏引擎、人机交互技术、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声音图像显示技术、虚拟现实（VR）技术等，数字人便是目前普遍看好的突破口之一。
前面提到的英伟达，同样在数字人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OmniverseReplicator，这是一种合成数据生成引擎，可生成用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物理仿真数据，允许开发者在虚拟世界当中操控虚拟人、机器，模拟现实场景中无法进行的实验或验证，比如交通事故，进而获取数据以应用在现实世界的产品之上。
英伟达在2021年GTC大会的演讲当中，引入了黄仁勋数字人
2021年的英伟达GTC开发者大会上，英伟达就晒出了一条“黄仁勋”的演讲视频，事后官方对外表示，全长1小时48分钟的演讲，有14秒采用的就是Omniverse技术，已经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
和英伟达一样，Meta的也在自家元宇宙中展示了基于扎克伯格形象打造的数字人。马斯克旗下公司虽然没有相关业务，但他更痴迷于脑机接口，已经多次展示利用脑机接口技术，实现猴子意念打字。
在硅谷的另一边，太平洋彼岸，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争先恐后的通过独立发布、联合推出等多种形式，推出了相对应的产品，追逐数字人风口，而关于风口，行业也喜欢引用的观点即“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这句话来自小米集团董事长、CEO雷军，据说这句话源自他无数次跟风口擦肩而过之后的非常痛的领悟。
“数字人”不是人
粗略地说，所谓数字人，指的是存在于数字世界中的虚拟类人角色。
数字人的样貌，主要通过3D图像软件或其他模拟仿真工具制作。数字虚拟的行为举止，则需要依赖AI技术、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技术等诸多智能技术来完成，才能使之显得能像人一样“思考”。
某种意义上说，数字人是“虚拟的机器人”——机器人以物理实体形式存在，而数字人依赖包括电影、电视、液晶屏、全息投影等显示设备存在，它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
数字人的本质特征包括三个方面：1）数字性，即它以数据形式存在于数字世界中；2）虚拟性，即它并非物理真实的，而是虚拟实在的，或者说拟真的、超真实的；3）类人性，即它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和人类相似，甚至让与它互动的人觉得它有“思想”。
1989年，数字人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发起的“可视人计划”（Visible HumanProject,YHP），通过对捐赠者遗体进行切片，获得CT成像、磁共振成像，并将这些数扫描、存储在计算机当中，并合成一个完整的“数字人”，辅助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公开数据显示，韩国、中国都有相应的科学研究。
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数字人从手工绘制阶段进入电脑绘图（ComputerGraphics,CG）阶段，今天与智能技术融合起来，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大家耳熟能详的初音未来，短视频平台爆火的柳夜熙等等，都属于数字人。
周杰伦演唱会现场，“邓丽君”献唱
2013年，一场跨越时空的演唱会，利用虚拟人投影技术，“复活”邓丽君，实现与周杰伦现场对唱引发巨大反响，其灵感来自2012年美国音乐节上说唱巨星Tupac被“复活”的案例，这项技术来自一家中国香港的公司数字王国，它们参与过《泰坦尼克号》《复仇者联盟》等多个电影的后期制作，并收购了谢霆锋此前创立的电影后期公司“Po朝霆”，被称之为中国版的“工业光魔”。
过去，虚拟人直播一直有一个话题——“中之人”，即虚拟主播背后的人，他们通过动作捕捉等技术，以实现虚拟人与真人的动作、谈吐保持一致。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屏幕上的虚拟形象只是没有灵魂提线木偶，核心还是要靠中之人的演绎，这种表现形式甚至引申出了“第三方选角团队”，类似于猎头、星探的MCN机构，专门挖掘有潜力的中之人及虚拟人IP，并对接客户商单。
最近，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兴起，相关团队也先后为其数字人结束了相应能力，使其智能性大大提高，也引出了“数智人”的概念。包括数字人的动作、“思维方式”以及语言都会得到提升，如果说整合AI之前，数字人只是一副皮囊，那么整合了AI之后的数字人，则多出了一副灵魂。
另外，得益于算力的提升和流程的标准化，数字人的制作流程周期也被大大缩短，从形象拍摄、制作到算法学习再到最终成型输出，时间不到一周。
数字人不等于虚拟偶像，并非只能应用于娱乐行业。从理论上说，既然虚拟数字人是数字形式呈现的“人”，所有能以数字形式呈现的人的活动都可以由虚拟数字人替代完成。演员可以有数字演员：既可以把某个演员数字化，之后不用真人出演电影，也可以干脆创造完全虚拟的演员和角色。网红可以有数字主播，娱乐业可以有数字偶像，推销员可以有数字推销员，电视新闻可以有数字主播和记者，导游可以有数字导游，客服可以有数字客服……各行各业都可以有数字员工，大大地节约人力资本的同时，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3亿人有可能会丢饭碗”
技术在落地过程中，总伴随着争议。从19世纪末，火车在中国的落地经历了“风水”之争，到不久之前的“5G基站辐射”，再到现在数字人抢饭碗，其中既包括既得利益者的“反手”推波助澜，也因为普通大众认知不全。
数字人的应用，受到法律政策、制度规范、安全伦理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社会条件的制约，存在着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比如，很多人从心理上接受不了数字人客服；AI广告使得垃圾广告信息泛滥，今后元宇宙中同样可能有很多数字推销员围着你的化身搞推销；成瘾问题在数字人应用中肯定也存在，而且应该会更严重。
推广数字人最大的阻力，很显然会是失业问题，然而不单纯是数字人，包括AI、大模型、大数据等等新技术，都存在“劳动力替代”的争议，这些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还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替代人力的潜力更大，其核心目标用现在最流行的术语概括，即“降本增效”。
数字人要想大发展，就要创造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就要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必然会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今年3月份，高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全球3亿人有可能会因为AI而“丢饭碗”。
“近期出现的生成式AI将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尽管它的潜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它的产出效果已经与人类不相上下，并且可以打破人机沟通障碍。”高盛在报告中如此形容AI和传统劳动力的差异。
根据高盛的报告，欧美地区约2/3的工作岗位将受到AI自动化的影响，近1/4的岗位可能最终会被AI所取代。
在“劳动力取代”这个结论上，国际劳工组织显得相对温和，日前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完全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而是会将他们的部分工作自动化，从而让他们腾出手来做其他事情。”
机构对AI取代论同样保持共识，差别只是在于取代程度。从本质上说，数字人导致的失业，属于“AI失业”，即人工智能的推进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机器人导致的失业、数字人导致的失业均属于“AI失业”，这种取代不仅是数字人能走多远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智能技术、智能产业、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究竟能多远的决定性问题之一。换言之，只有在最大限度降低失业风险和更多地创造就业岗位的前提下，数字人才可能真正得到大规模地推广。
总的来说，“AI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个方面。
从远景来看，从根本上解决“AI失业”问题，涉及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不是纯粹依靠发展数字人在内的智能技术所能解决的。机器人、数字人有潜力取代人类劳动，并不等于实际取代人类劳动，因为此种取代意味着从根本上对人类社会既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即彻底改变少数人通过制度安排，强迫大多数人进行劳动的剥削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AI失业”问题反映出科技生产力发展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奇点”到来将极大地激化这种矛盾，而所谓“经济奇点”，指的是人工智能如果不能取代所有人类劳动，也能取代绝大部分。按照蔡斯的说法，“当大多数人都永远不再工作时，就达到了一个经济奇点。”当经济奇点到来后，机器人劳动普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推动到全所未有的水平，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和不适应将被急剧放大。
20世纪的劳动史表明：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持续减少着社会必要总劳动时间，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实施。解决“AI失业”问题，必须持续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终消灭剥削。
从现实来看，社会制度进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必须逐步稳妥地前进，而且也要等待智能技术不断地发展成熟，尽管数字人产业本身会新增一些就业岗位，但是肯定远远少于它可能取代的工作岗位。
现阶段，在被取代的大趋势下，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再就业问题，并不一定会加重失业风险，问题是要考虑给数字人冲击的劳动者找到新工作，保证他们能享受智能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其他技术红利。
如何保住打工人的饭碗？
基于效率提升的立场，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力的取代，基本成为行业共识。
在一名用户发起的“AI最先替代谁？”投票当中，选项覆盖了工程师、设计师、CEO和产品经理，科技“顶流”马斯克跟帖表示自己也选CEO，侧面迎合AI取代论。
过去，这位亿万富翁一直在各种场合高呼，人工智能比核弹还要危险，甚至在公开信上千名，呼吁暂停GPT-4以上大模型6个月的开发，这一公开信由未来生命研究所，它的创始人在业内也都声名显赫，包括MIT科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Skype联创让·塔林、著名演员摩根·弗里曼，当然马斯克也位列其中，而目前这一公开信强调的时间几近到期，但行业几乎不再提及这个话题。
回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在对“取代论”达成共识且不可避免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打工人的饭碗”。
政府一是要加大对AI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建立起一套终身教育体系和再培训体系，持续提升特别是中、低技能劳动者素质以适应智能化发展；二是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水平；三是构建大数据人才信息库和失业预警服务平台，及时研判AI失业对青年就业的影响趋势；四是建立心理援助服务体系，为失业劳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和疏导，筑牢青年的心理防线。早在2016年，美国白宫就发布了《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Artificial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Economy）的政策报告，提出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地应对。
全社会应当以AI发展为契机，加快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一方面，继续加大对AI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把蛋糕做大，而“AI富裕”是AI式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AI税、累积税、缩减工时等相关政策，完善社会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近来在西方呼声甚高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主张由政府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为全体合法公民或居民持续发放一部固定收入，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而AI税政策坚持向AI企业收取专门的税款，补贴所有社会成员，理由主要是AI科技是社会知识累积的产物，AI红利不应有由AI企业独享。
在应对AI失业冲击时，选择发展路径、调控技术发展速度，只能暂缓失业风险，而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应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因为“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因此，应对虚拟数字人导致的失业风险，必须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预先研究，逐步推进，努力规避，实时调整，寻找适合国情“中道”辩证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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