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最近些年来，网上论战之激烈，可说是近二三十年来少有。在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细辨时，我也意识到，其实中国人往往在论争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逻辑前提，而正是这些支配着人们的思维，使得他们更难反思自己的立场。
01
“全面”与“片面”
在这些争论中，常能发现有许多人指责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而其论战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对方的论述中所遗漏的、或细节上的不够准确，甚至认为攻其一点，就足以否定全部。
的确，一个例外往往就能动摇整个理论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多时候反对的并非某个定律式的理论，而不过是一种个人主张。要求对方的立论必须全面、准确，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对方必须像神一样全知全能才行，而这当然是无人能做到的。
由此来看，中国人在意的其实是一种整全性的全面评判，这恐怕正是源出传统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简言之，就是相信百家争鸣的所有“道术”，均是从同一个母体衍生出来的。
战国时代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于一原，故内部又有可以相通之处。只有统合会通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复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龚鹏程《国学入门》）。
这样，中国人在争论时往往是攻击他人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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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踏进“虚假同感偏差”的陷阱——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认为人们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信念、价值、判断的普遍性。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正是无意识中自居为“公”来反对“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对他人“片面”，却很少意识到自己所论的，也只是个人主张而已。
在这种“公”的意识影响下，中国人所说的“客观”评价，其实很多时候也并非是指“不受个人意志、偏见或立场影响”，而是指在立场上“不偏不倚”。
这恐怕是因为，对外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对客观事实达成共识还相对容易，比如“这是一块石头”，毕竟看见的人都难以否认；但中国社会历来感兴趣的却是身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而这就**很难有撇开主观性存在的事实陈述了**——例如说“他是一个好人”，这究竟是一个客观评价，还是主观认定，有多客观、多主观，可能不同的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同样的，很多人所说的“就事论事”，其实也不是讨论事实的中立原则。有一次群里激辩，一位勃然大怒：“不肯就事论事，但凡说到西方国家的不好，就一定要拿国内情况来比较一番，不是阴阳怪气是啥？明明是指出他言论中的漏洞，他非要扯出国内如何，这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吗？”
在此，双方的是非且不论，但显而易见，标榜“就事论事”的人自己也没能做到，因为他开口骂人，而理由却是对方“不肯就事论事”，换言之，在这里，“就事论事”是一种道德要求，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很多人是自视“就事论事”、持论公正不偏颇，而贬斥他人没有正见，这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威权主义。
很多人受此影响而不自知，这也确实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试想一下，汉语所说的“偏见”，乃是指偏颇之见，暗示割裂不完整的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但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则迥然不同：英语的prejudice出自拉丁语praeiudicium，本意是指“事前的评判”（priorjudgment），强调偏见源于不假思索的固有刻板印象。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
顺着这一意涵，西方文化突出的是反直觉，因为直觉反应往往是本能的、迅速的、来不及理解之后再批判决定，进而认为必须要冷静地运用理性。
意大利文艺复兴巨人但丁曾说过：“往往有这么一种人，他们的意欲远远超出理性的判断力，所以他们一发脾气，就要失去理性；而且他们实际上是盲目地受脾气所驱使，同时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盲目性。”（《论世界帝国》）这都可以看到理性思想的传统：克服偏见的做法就是尽量少受情绪和盲目支配，而要多倚赖自己理性的判断力。
当时代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一个人能全面准确地了解所有信息才能阐述观点，这是对圣人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我们所有人的看法都只是个人主张而已，不能、也不必全面，更不要自居全面，我们倒是应当尽量放下本能的直觉反应，更多地理性判断。
02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与这种对“全面”的偏好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常被提及的要求便是“客观”和“就事论事”。本来，这一点如果能做到，可以成为双方讨论的共同基底，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然而在现实中，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
例如，对公众人物公开发表的记录，有人提出要检验其真实性，这本身没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感兴趣的并非真实性本身，而是试图借此整人。这种要求公共发言不能有一点偏差、有一丝丝就上升到否定全部的做法，实际上与那种对“完美受害人”的苛求出自同一心理。
在另一场争论中，有人引用了易中天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后，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进而要求对方“先清空脑里内存”再谈。
这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无法做到的理想状态。因为没人能真的“清空自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常常混在一起，我们都无法例外。做到“事实判断”有个前提，就是双方都对事实本身感兴趣，不然的话，在中国的语境下，其结果是以此为由要人清空自我，实际上就是否认对方的价值判断。
果然，在那场争论中，引用易中天这番话的人，就是自视客观，她所说的都是“事实判断”，而将他人观点都不屑地看作是带有立场偏见的“价值判断”——本来“价值判断”只是一个界定，但在她这里却变成了一个指责他人的标签。
近三年来的复杂事件，足以让我们看到，许多信息都是不断披露的，在事情的开端，并不存在有充分的了解这回事，甚至不亲历的话，根本想像不到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影响也是逐步显现的。
也就是说，那时候都有点像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众说纷纭，但就算是说对的人，恐怕也有侥幸猜中的成分。即便是事态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可以说信息已经相当多了，但是人们所看到的，也是通过自己的立场筛选的信息。
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完全透明准确的信息，因为信息到了接收方，就会因为对方的思想发生扭曲偏移。由于信息是动态变化的，透明不透明也是相对的，所以对结果的影响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因为就算透明，好像也仍然无法幸免。
这不是说透明化不重要，及时公开掌握的信息当然比释放错误的信息要好，透明化也永远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只不过在空前复杂的环境中，信息/判断是对是错，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被逐渐认定的。
很多信息和判断在它被做出的那个时刻是谈不上对错的，它们是竞争的，最终决定哪个胜出，其实是由事态的走向决定的。有时甚至一日三变，就像治疗方法也在不断测试，因为这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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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在其自传《羊之歌》中曾说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如何在信息封锁之下辨认实情，他对战争走向的判断大致准确，但这是因为他深信倒行逆施者必定不能逆历史潮流：
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基于价值判断所做出的假定，跟我所知范围内的事实之间确实不存在矛盾之处，而我所知范围内的事实，却是极为有限的。如今回过头再看，总免不了有一种印象，觉得自己当时所做的判断多多少少有点占卜问卦的味道。
……对于一个普通市民而言，有关天下大事，能到手的相关信息常常是极为有限的。即便如此，为了将眼前的形式变化和将来的趋势走向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多多少少还是要建立一个跟价值判断有关的假说。
换言之，理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主观性和已有的价值判断，相反，真正的坦诚，是承认自己和别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抱有价值判断，否则很容易陷入中国文化心理中那种自居道德高地的盲点：总觉得我代表着“公”，而你代表的却是“私”，因而是偏颇、错误的。
在公共讨论中，另一种常见的话语也是由此衍生的，那就是自视不偏不私，而指责别人是在“政治化”，这根本无视一个正当的社会要求和他人正当的个人选择。
不可否认，很多争吵其实就是在价值立场之间的抉择。但正是由于现代社会太复杂了，才更需要信息公开，让人们基于理性来作出自我判断。
所谓“透明化”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结果（“透明化就能避免灾难”），确切地说，它应当是一个程序，否则如果仅仅是为了结果，那么如果不透明的结果更好，那“透明化”是不是也可以被牺牲掉？
作为一个现代国民，我们能做的，应当是尽可能地获取充分可信的信息，来作出理性的抉择，并在变动中不断验证、校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苛求有人能全知全能地提供标准答案，甚至自视为永远客观全面。如果领会到这些，那我们这几年来的苦就没有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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