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留学移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时政评论集》(1998
在加拿大
[FONT=宋体]超级大国到底有多强?[/FONT] [FONT=宋体]把美国称作今天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真正含义是什么?这个措辞给人的印象是地缘政治上的压倒实力。这个印象是否准确?或者,还是象毛泽东所说,美国是一个[/FONT]"[FONT=宋体]纸老虎[/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讨论地缘政治实力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力量。美国政府掌握的军事硬件,加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都超过甚至可能大大超过今天任何其他国家,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军事优势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要考虑到,在可能发生的实战中,敌军在战败之前能对美国造成多大破坏,这种破坏要从美国自身的人员伤亡和潜在物质损失两方面衡量。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造成足够的破坏,即使美国赢得战争,战争可能也不会被当作一个可行的选择。美苏冷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今天是否仍然如此?[/FONT] [FONT=宋体]但是,还有第二个考虑。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国内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这一点常常通过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得以实现。但爱国热情有它的限度。必须要说服人民,使战争在他们眼中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说服人民,使他们相信军事胜利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FONT] [FONT=宋体]这两个条件在今天都不充分具备。另一国对美国造成巨大军事破坏这一点明显是美国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不断施加巨大压力来限制核扩散和其他国家提高发动生化战的能力。尽管美国确实延缓了这个过程并维持了它本身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但要在今后[/FONT]10-25[FONT=宋体]年继续阻止这类扩散似乎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FONT] [FONT=宋体]从美国观点来看,在受名的[/FONT]"[FONT=宋体]越南综合症[/FONT]"[FONT=宋体]困扰的美国国民的态度甚至更令人不安。日本袭击珍珠港和纳粹主义的丑陋嘴脸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公众支持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冷战中,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美国调动起爱国情感,尽管那时,美国公众在美国干预越南的合法性和价值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到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公众支持建立在保证不发生几乎任何人员伤亡的条件上,这使布什总统甚至不能考虑向巴格达进军。美国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极不情愿采取真正军事行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建立在以下认识上:动用地面部队将会陷入一场代价惨重的长期拉锯,造成美军大量伤亡,而在既看不到行动的合法性、也看不到绝对军事胜利的清晰前景的情况下,美国公众不会支持。[/FONT] [FONT=宋体]当然,军事力量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它的基础建立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上。在这方面,美国能否仍然能够被叫做超级大国也是不清楚的。美国的经济实力值得专门讨论。但人们不应该把美国近[/FONT]5[FONT=宋体]年经济力量的膨胀看的过于认真。事实是,从世界经济的相对经济实力来说,美国的颠峰是在[/FONT]1945[FONT=宋体]年,此后稳步下降。这种下降直到[/FONT]1960[FONT=宋体]年代后期几乎难以察觉,但在那以后,世界开始谈论一个强大的经济地域三巨头:美国、西欧(或德国)和日本,在许多方面,三方显然非常接近。在今后[/FONT]10-25[FONT=宋体]年,这一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如果发生变化的话,更有可能的是美国相对经济力量进一步下降而不是相反。[/FONT] [FONT=宋体]三巨头实力接近带来两个直接后果。这意味着,美国用于军事开支的资金更少,或者,如果继续把军事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上,将进一步伤害所谓美国竞争力。第二个后果是,三巨头已经成为认真的对手,这对美国政治实力的影响很深。[/FONT] [FONT=宋体]美国的政治实力就是我们通常在[/FONT]"[FONT=宋体]领导能力[/FONT]"[FONT=宋体]这个标签之下所谈论的东西。美国[/FONT]"[FONT=宋体]领导[/FONT]"[FONT=宋体]了所谓自由世界反对苏联集团的斗争。这个意思是说,由美国政府来确定需要实现的基本政治目标以及当前政治斗争的战略战术。美国然后带头实施随之而来的政治决策,并促使盟国协助它完成这个任务。[/FONT] [FONT=宋体]领导能力的这个定义描述了美国和北约伙伴以及日本在[/FONT]1950[FONT=宋体]年代和[/FONT]1960[FONT=宋体]年代的关系。但随着这些盟国经济力量的增长,这种描述在后来就越来越不正确了。到[/FONT]1970[FONT=宋体]年代,出现了[/FONT]"[FONT=宋体]三方主义[/FONT]"[FONT=宋体]的说法,它基本上是美国拿来对付西欧和日本的感受的一块遮羞布,一个纸面上的让步。只要苏联继续存在,美国的盟国在减少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上就不愿走的太远。但[/FONT]1989[FONT=宋体]年以后,三巨头显然在政治观点上慢慢疏离,这种疏离很可能在未来[/FONT]10[FONT=宋体]年迅速发展。[/FONT] [FONT=宋体]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实力进行评估,需要在各国实力排序和作为一个概念的霸权这两者之间进行区分。今天,即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再是[/FONT]1945-1970[FONT=宋体]年间那样的霸权国。作为霸权国家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几乎总能够为所欲为,而不需要作出很多重大让步。它意味着并不需要动辄动用武力,因为只要威胁使用武力,甚至只要发出暗示性威胁,就足以让对方屈服,因此使用武力就没有必要。一度曾经如此,那是在[/FONT]1945[FONT=宋体]到大约[/FONT]1970[FONT=宋体]年之间。但这已经不再是现实。[/FONT] [FONT=宋体]今天,美国认识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它的管理能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不再有得到其他国家广泛认可的明确政治目标。美国的盟国开始实行它们自主的战略和策略。最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瘸腿的军事大国,因为它不能轻易发动任何持久和代价高昂的战争。更有甚者,不存在能够改善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前景的任何因素。恰恰相反。而且,人们确实可以说,美国公众对美国力量的下降感到不快和沮丧,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美国目前的国内政治。美国还不是一个纸老虎,而且很可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我们能说它对未来[/FONT]10-25[FONT=宋体]年世界发展轨迹有多少控制力?要我看,没多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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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起什么作用? 欧盟的发展轨迹可谓神速。这个想法只是在二次大战后才成为一个认真的想法。它部分是为了埋葬世纪之久的法德争斗,部分是为了将来遏制德国,部分是抵抗所谓共产主义和苏联威胁的一种方式。 早年间,例如从1950到大约1965年,这个想法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推动。美国从更大的欧洲合作/统一中看到几个额外的大便宜。它将会加快欧洲复兴,使欧洲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更牢固的市场。它将有助于克服法国(甚至英国)不愿看到德国再次发挥一种军事作用的心情,美国认为这种作用对维持西方与苏联抗衡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仅、而且欧洲许多左翼力量都对谈论欧洲统一感到怀疑,甚至怀有敌意。情况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经济力量增长,因此,欧洲人在世界舞台上不再自动充当美国附庸的渴望闪现出来。有一种认识,说西欧利益并不必然与美国利益一致。对苏联的态度是一个问题。西德"东方政治"[Ostpolitik]的演变和在1980年代初坚持建立横跨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从苏联到欧洲)是这种小心而又确实有所松动的关系的两个例子。当然,只要苏联存在,西欧人依然担心美国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因此,他们依然小心地不与美国过多对抗,在口头上坚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如此,当欧洲人对美国表现出更大独立性的时候,美国对欧洲统一的热情开始冷了下来。但这个转折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美国感到它不得不维持口头认可。当美国在支持欧洲统一上降温的时候,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最初对此十分反对的苏联开始变动自己的谈话口气,到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开始谈论单一的欧洲大家庭,这个美国完全不喜欢却得到西欧更公开接受的说法。 美国和西欧之间的主要紧张发生在军事和世界经济政策上。军事方面的紧张是最明显的。如果说法国1957年拒绝了欧洲防卫共同体,原因是法国人担心德国会重整军备,那么20年之后,他们是围绕法-德协作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把这看作一个明明白白的坏主意,因为它威胁美国通过西方军事决策的北约实现军事支配。德国人处在交叉火力点上,它在原则上赞同法国,而在行动中延缓实施。即使如此,美国仍然感到德国人对这个主意还是过于热心了。 立即实现货币统一在欧洲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导致现在同意建立欧元,于1999年1月1日出台。美国对这个发展在形式上采取友好立场,它象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个安排将会落空。短时看来似乎会这样。由于通向欧元的道路主要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构筑起来,似乎还可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一些好的副作用。但事实上,几个相对较好的经济年头加上法德的政治决心结合在一起,使所有国家都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的前提条件而没有遭受太多痛苦,你瞧,欧元就出世了。 军事状况由于1989-1991年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而改变了,而世界经济状况由于1997-1998年的所谓亚洲金融危机而改变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从逻辑上讲应该导致北约解体,因为再没有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需要去反制。实际上,这招来了一场奇特的努力,要把北约神圣化为事实上的世界警察队伍。为什么?有几个原因。东中欧摆脱俄国的控制导致在这些国家立即出现了巨大压力,要求通过获得北约和欧盟的成员资格,被允许象征性地加入西方,他们认为这些步骤肯定会保证他们很快达到西欧的生活水平。美国认可这种观点,部分由于国内政治考虑,部分由于希望这将结束建立一个自主的西欧军队的想法。德国认可这种观点,作为保障德国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主要经济行为者的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法国认可这种观点,部分由于一种认识,即他们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不应落后。 但无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甚至大多数其他西欧大国,都不愿意在接受东中欧加入欧盟或甚至北约上走的太快或者太远。这出于两个原因。经济代价非常高,以至于可能会影响现在欧盟中在农业补贴和北南收入转移上的微妙妥协,还不要说对移民问题带来的影响。但还有第二个更政治性的原因,这在舆论中有意降低了,那就是对俄国关系的影响。 同时,全球范围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在波斯湾,在非洲角和大湖地区,以及特别在巴尔干地区。对所有大国来说,似乎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恢复稳定,但做什么?美国很快厌倦了把联合国作为控制代理机构的任何想法,而加紧把北约作为自己行为合法化的方式。但是,美国利益和欧洲利益之间的差别很快浮出水面。它们是在这些地区争夺市场和影响力的积极竞争者。而首先,没有一方急于支付军事代价。美国的想法是,它提供空中打击,而西欧提供地面部队。西欧人对这样一种分工明显不那么热心。结果,有效军事行动处于半瘫痪状态。如果北约存在的理由是它能在这种情况下行动,那么,迄今为止的证据基本是相反的。但美国知道,如果他们放弃北约,他们就为相当迅速地创建一支西欧军队开辟了道路。 同时,在世界经济政策上正在出现一个类似的紧张。当德斯坦[ValéryGiscardd'Estaing]在1970年代末发明了7国集团的想法的时候,他把它看作重新强调法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的一种方式,以及可能也作为降低美国作用的一种方式。美国不想要其中任何一点,而坚持要7国集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只不过成为贯彻美国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谓的亚洲危机和欧元建立(以及随后西欧地位大大增强)这两者的结合,象瘫痪了北约一样地瘫痪了7国集团。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欧都不愿接受美国关于当前世界衰退的指令,特别是在美国甚至都不准备支付帐单的情况下(正象不想为北约行动提供地面部队一样)。 很清楚的是,长期以来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西欧行为者,它积极寻求创建与自己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机制。很清楚,它出现的主要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它的主要盟友美国。压力都在促使两者渐行渐远。欧洲人可能得到的明显成果是建立一支自主的军事力量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机器。 这意味着,他们不大可能在接受东中欧加入他们的结构中走的太远,这是由于两个原因。增加更多的成员现在会使在军事和政治上强化结构的过程大大复杂化。但第二个原因是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原因。当西欧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更核心的比赛者,有一件事能够大大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力量。这就是把俄国包括到它的地缘政治轨道中来。而这自然就意味着,在西欧将要作出的安排上,首先是俄国,下一个是东中欧。相反的次序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东中欧将会否决与俄国作出任何安排。当然,东中欧所害怕正是西欧的这个优先选择,但问题是,它们能阻止它吗?第二个拉帕洛[Rapallo][1]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原因基本上与第一个一样。而阻挡它这样做的是俄国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而不真的是西欧的克制。假如列别德[Lebed]或象他一样的什么人掌了权,在俄国重新建立一个有点样子的国家政权,这个过程可能会比我们今天想象的发展更快。 所有这些都不说明这里所描述的趋势是好是坏。问题当然永远是,对谁好和坏?对西欧本身好?欧洲统一的左翼反对力量相信对西欧本身没有好处,但西欧的低社会阶层是否会真的由于欧洲统一而比不这样做的情况下更糟,这是有疑问的。对美国好?显然不是。对南方国家好?这是欧洲统一的左翼反对派最主要的论据。无疑,西欧并不比美国在南北问题上更能按无私方式行事。但是,一个多极北方存在本身最终对南方国家有利,因为它为它们纵横和追求它们的集体利益提供了更大空间。 当我们正在经历西方文明下降、东亚恢复其重要性如果不是中心性的时刻,作为欧洲的欧洲正在以一种奇怪方式获得一次复兴文化的机会。还不清楚欧洲人面对这个文化机会将会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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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崛起还是在衰落?新闻界、专家和政客都非常善变。他们随商业周期的每一个跌宕起伏而改变对基本政治经济过程的看法。这一点,最明显表现在如何评价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上。 最近1年多来,世界新闻界充斥着对所谓亚洲危机和日本银行陷入困境的讨论。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前的危险是一场衰退,是一场通货紧缩,它从东亚起源(直接从泰国起源,但实际上在这之前从日本起源),现在正在并还将会象某种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袭击所谓健康的国家经济,而这些国家的榜样据说是美国。 但是,就在4年前的1994年,一个美国教授在当时典型的语境下写道:"在苏联帝国终结、欧洲停滞不前、美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条件下,亚太经济向1990年代活跃的消费市场和基础设施相关市场提供了最大机会。在加里福尼亚大危机以来最糟的痛苦衰退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亚太经济作为一个出口市场特别具有吸引力。"[1] 世界经济是否可能仅在4年之内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美国现在需要担心日本的失败,而在1992年它需要担心日本的成功?在1980年代,我们让日本企业家的特殊优点逗的不亦乐乎,例如灵活生产和转包合同等,而今天我们又被它的特殊缺陷逗得不亦乐乎,例如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对世界市场自由的不适当干预等。事后来看,如果1980年代的分析家在今天被认为大错特错,我们能否确定,今天那些作出几乎相反分析的人就那么正确? 这又一次说明,采用一个较长时段的视角是有益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甚至直到1960年代,日本通常被描述成一个穷国,其工业集中在低成本、质量欠佳的产品上。近到1962年,一群大牌美国学者还出版了一部比较分析日本和土耳其的著作,试图解释这两个处于世界中游、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那一个更有可能成功实现本国"现代化"?[2] 而到1970年代,日本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与西欧以及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的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就在那时,建立了一个三方委员会。我们开始谈论三巨头,后来7国集团作为富国俱乐部构建起来,没有人怀疑,日本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成员。当美国的债务在里根时代升级到以万亿计的时候,正是日本的资金使这种负债成为可能。1991年,如果没有4个国家的补贴-而日本是其中之一,美国就无力支付海湾战争的开支。那么,今天的日本不仅目前处于危机中、而且正在拖垮世界其他国家的形象从何而来? 无疑,日本(作为东亚经济结节中最富有、最活跃的中心)今天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场所,与美国和西欧处于同一个水平,并且是它们的对手。至少1970年以来一直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几乎可以肯定在至少今后25年仍将继续如此。 回溯过去的25年,我们看到两个显著的经济事实。整个这一时期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下降时期,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这一期间,生产的全球利润水平明显低于之前的A-阶段(1945--大约1970),而大多数资本积累来自金融投机。 过去25年中第二个显著经济事实是,由于全球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低,这三个主要中心(美国、西欧、日本)的企业家试图相互转嫁下降时期的负担,它们各自的政府试图相互转嫁失业负担。结果是25年跷板式轮番升降,美国、西欧和日本都曾暂时领先和暂时落后。1980年代是日本的全盛时期。1990年代中期美国表现比较好。在面临的康德拉季耶夫下降时期最后阶段,可能欧洲的表现会最好。但这些都是短暂的优势。 但是,紧跟衰退和通货紧缩之后的康德拉季耶夫上升时期会如何?目前我们都在进入这个时期。在下降时期,一个强大经济结节的目标,就是相对其他结节而言遭受最小的损失。在上升时期,一个强大经济结节的目标,就是相对其他结节而言在扩大的积累中夺取最大份额。它们都会开发同样的产品,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以及力求获得新技术的世界性垄断。 优势不在于某种深层文化差别。它将是直接资本主义式的,谁的生产最具竞争力,谁就能得到它。而秘密将非常简单,那就是低成本。但是,我们常常在错误的方向去寻找低成本。扩张时期主要工业部门的竞争与劳动力成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事实上,劳动力成本在这三个结节上可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在经济扩张时期,处于竞争中的工业部门总是更担心罢工妨碍了生产,而不是缓慢的工资爬升。 关键的差别将是上层获得的报酬,包括工业部门的最上层和广大的"中层"干部,无论在主要工业部门之内还是在工业部门之外更广大的市民社会(律师、心理学家、演艺人员、无穷无尽的顾问们)。在这方面,美国的帐单最高,西欧低得多,而日本最低。不难预测,在2000-或2005-2025年,日本的生产企业更有可能从这个时代的主导产业这块世界经济蛋糕上得到更大的一块,这些主导产业是信息科学、生物技术、新能源,即使目前看来它们在1990年代下半期表现并不那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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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侯赛因的战略对萨达姆・侯赛因通常的分析是,他是一个有着某种夸大妄想狂的独裁者,他时时都在考验外部世界阻止其扩张意图的意志力,尤其是美国。从这种分析中能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如果美国显示出把至少很大一部分世界社区的集体意志组织起来的足够的意志力和政治能力,萨达姆就会败下阵来。这样一种分析和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看到萨达姆战略的全部要点。事实上,萨达姆是地缘政治这门古老艺术最精明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战略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主动挑逗美国,使之处于不断的军事对抗之中,即使他自己的军队在每次对抗中都暂时屈居下风。 假定他象下面这样分析问题。现代世界体系现存力量的平衡在所有领域都对世界大国有利,特别是美国,其次是西欧和日本,通过它们对世界政治结构的控制及其军事力量和装备,它们的经济优势得以维持。假定他还认为,如果不能重创美国的军事能力,世界其他地方就不能打破这个优势的瓶颈,因为这是导致世界体系地缘政治重组其他步骤的第一步,例如创建一个拥有某种力量的泛阿拉伯实体。最后,假定他认为,对其长期战略来说,苏联一直就不是一个对伊拉克有用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障碍,因为苏联军事力量与其说是用来抵消美国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用来遏制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以便它们不会影响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安排。 如果他这样分析问题,早在例如1980年代的时候,他会做什么?第一,他会利用石油租金来悄悄建立他的军事能力。第二,他会试图从苏美两方得到好处,把前者当作一个政治盟友,把后者当作一个反对伊朗政权的保障,因为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例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认为伊朗是西亚最危险的因素。所以,他会发动似乎是一场自杀式的对伊战争,并把战争维持多年,因为这带来更多的外国政治支持、资金和援助,有助于建立他自己的长远军事能力 同时,通过不懈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萨达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努力提高民族主义声誉。毕竟,严格说来,伊拉克是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惟一阿拉伯国家,它从来没有在1949年停战协议上签字。这个行为不存在什么代价,因为伊拉克和以色列没有共同边界,而每当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希望变的渺茫的时候(例如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所有谈判都失败的时候),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都提高了。 苏联垮台对伊拉克是个好事,正象两伊8年战争以平局(当然,在产生无数伤亡之后)最终结束一样。啊荷,萨达姆对自己说,现在我的机会来了。实际上,苏联已不可能对我和我所有的南方盟友施加限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开始直接挑战美国了。让我们看看干点什么:入侵一下科威特怎么样?这将会一石三鸟:满足伊拉克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要求,抹掉一大部分伊拉克外债,迫使美国面临不愉快的选择。为什么不走走这个棋子? 美国被这个大胆行动震住了。它更仔细地研究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提升了对它的全面评价。它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正这个时刻,撒切尔夫人给乔治・布什打了那个有名的电话,说:乔治,这不是退缩的时候。她说得对吗?从某种意义上,绝对如此。如果美国退缩了,伊拉克就会仍然待在科威特,它在西亚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得以建立。确实,沙特阿拉伯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这个可能性反映出,萨达姆把自己看作阿拉伯的俾斯麦(或者新萨拉丁),他用武力、计谋和外交把阿拉伯世界重新统一起来,为的是把这个重新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重量级角色发射到世界舞台上。 美国开始组织力量作出反应。回头来看,这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美国不得不说服其他西方大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欣然跟随,但有一些却不那么情愿,明显的是法国,但不仅是法国。美国国会也不那么热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样。国会和军队领导人两方面的支持都是勉强的,因为他们都担心同一个问题,即这场军事对抗将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长期战争,不仅在资金、而且在人员上都会耗费巨大。没有人想再要一个越南。 因此,美国的确尝试进行外交努力,但发现萨达姆没打算在基本问题上让步。美国从而感到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动用军事力量。美国得到了必不可少的联合国决议,一系列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军事支援,沙特阿拉伯关键性地同意允许自己的国家被用做军事后方,4个国家(德国、日本、沙特和科威特)提供资金。有了这些以后,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这完全不是萨达姆没有料到的。当然,他最希望的是美国首先作出让步,但他以为,即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它也会失败。 萨达姆并不认为美国会在军事上失败,但认为它会在政治上失败。他没有想错。美国当然在军事上赢了,而且赢得神速。科威特摆脱了伊拉克的军队。后来美国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美国作出的一系列决定:1)它的军队没有向巴格达进军,而是从伊拉克撤退了;2)美国后来向伊拉克南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提供空中庇护;3)美国从联合国得到一系列严酷的措施迫使伊拉克拆除它的大部分军事机器。 为什么没有进军巴格达除掉萨达姆?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这将要求派出地面部队,可能出现大量伤亡,随后还要进行持续的军事占领。第二,能够取代伊拉克现政权的集团显然并不存在。要冒伊拉克解体的巨大风险,这甚至会进一步强化伊拉克,可能会象伊拉克征服科威特一样使沙特陷入危险之中。几乎所有各方,从美国军队到沙特政权,都不同意进军,布什采纳了这个建议。 但下一步如何?下一步要做两件事:通过秘密行动推翻萨达姆,美国无疑时刻都在进行努力,但迄今败得很惨;竭力摧毁伊拉克的军事机器,至多也只是取得部分成功。萨达姆如何抵挡住了美国?首先,通过一个非常严密控制的内部政权,使对这个政权的挑战几乎不可能发生,无论普通百姓由于战争和封锁遭受多大的苦难。第二,通过对西欧、俄国和中国人运用策略,在政治上牵制美国。第三,通过激怒美国,以便让美国在表现虚弱和在世界上可能陷入孤立两者之间一再进行选择。最有效的激怒战术是大胆挑衅而在最后一刻退却。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伊拉克的军事损失,同时又不断削弱美国的立场。 所以,我们又到了这一步,而美国又一次面对没有好选择的局面。萨达姆终止了联合国的监控过程,"违抗了"所有的人。克林顿总统11月13日回答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容忍伊拉克自由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受惩罚。"然后,在最后一刻,伊拉克说它将再次接受联合国监控。克林顿的声明点到了美国关心的核心问题和萨达姆的战略。他打算做的正是这件事,即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受惩罚。他指望两个条件。一个是,世界很多国家在政治上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即美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并不具备合法性。另一个是把美国一步步拖入泥潭,逐步在政治上削弱它(特别是在欧洲和它本国),他认为这是一个缓慢、长期、但不可避免的过程。此外,如果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再次破裂,他会进一步指望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急剧膨胀的支持。 美国明年可能会再次轰炸伊拉克,毫无疑问将比以前更有效。但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美国是否进军巴格达?美国能否推翻这个政权?萨达姆相信,两者都不会发生,10年之内,他的战略就会成功。记住,他并不避免与美国对抗。他在寻求对抗,并在对抗中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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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中国:孤独的巨人俄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上最大国家之列,无论在面积(特别是俄国)还是在人口上(特别是中国)。它们长期以来是力量的中心和主要文明所在地。它们都有浓重的文化自豪感。它们是重要的军事大国。但它们也是感到不快和孤独的国家。 首先,它们因为没得到其他世界大国应有的深切敬意感到不快。它们感到不快,由于自己的经济生产水平低于期望值,人均收入更是大大低于与之相比的其他大国。它们感到不快,还因为它们感到其他世界大国对自己态度恶劣,或者岂止是恶劣,简直就是不公。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都建立了政权不是偶然的。但是,甚至这个举动也似乎没能改变它们在世界上的孤立感。今天,俄国政权已经成为历史,而中国的政权正在慢慢把自己变成另外的一种样子。 假如用它们的眼睛看世界,它们的过错根本比不上那些外部势力在反对它们的过程中所犯下的过错。俄国感到,其他欧洲大国把它当作野蛮人或非欧洲人对待,至少500年来一向如此,如果不是更久远的话。它感到,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破坏,从而把世界从纳粹统治的恐怖中拯救出来,但这种生命的牺牲从来没有得到西欧或美国的真心感激。今天俄国更感到,本国民族自豪感的最后一个支柱,也就是本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分崩离析。 中国怀有类似的不平之感。作为中央帝国的继嗣,中国仍然感到自己是世界文明真正的中心。它感到,它遭到西方世界至少两个世纪的掠夺。它感到,本国民族统一仍处于危险中,它要努力重建历史的疆界和辉煌。它还记得,就在50多年前,在日本侵略和内战蹂躏之下,国家内部还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目前中国仍然对日本和美国充满戒心。 从西方世界以及日本的观点来看,情况当然不同。它们认为,俄国和中国在20世纪建立了政权,这种做法再次表明,它们对内奉行极权主义思想,对外推行帝国主义意图。因此,它们在今天仍然被西方和日本国内的许多人和政客看作是不可信任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也没有被看成是过于仁慈的国家。在东/中欧,俄国基本上被当作一个永久性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控制它们。中国的许多南部邻国认为中国玩的是类似的游戏,如果没有动用军队,那至少是通过培植一个海外商业圈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商业圈在文化上以及可能在政治上都忠于中国。自然,西方和日本以外的许多国家认为,象它们自己一样,俄国和中国也是世界上遭受西方剥削的地区,而俄国和中国可能还由于它们进行反击的勇气而受到这类国家的赞美。但即使在受到赞美的时候,俄国和中国仍然常常得不到别国的喜爱或信任。所以,它们是孤独而忧郁的巨人。 俄国和中国的这种形象,包括自我形象和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使俄国和中国理直气壮地不断坚持它们有权发言并得到尊重,有权参与重大地缘政治决策。这些形象导致俄国和中国把相当一部分国民生产用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些形象导致它们在感到本国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不惜藐视世界舆论。 除了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外,这一点还能解释它们所确定的其他国家优先目标。俄国和中国都极其渴望保证自己现有国界的完整,对中国来说,是要与仍然游离在外的重要国土台湾实现统一。两国都想要自己的经济机器和生产力得到实在而迅速的改善。它们也想与其他一些国家达成战略性协议以便保证自己的世界地位。中国努力与日本和美国建立政治上平起平坐及合作关系。它的出价是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与两国建立经济联系。中国人希望由此能够使自己的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从长远着眼减少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除此之外,中国还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某种形式的重新统一,至少因为这可能正好也会导致减少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作用。 目前,中国比俄国更自信,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由于苏联迅速解体,世界市场因素不受限制地进入俄国造成经济混乱,俄国遭到了重创。俄国在努力遏止破坏程度,但目前它缺乏坚强的中央领导。这一点也可能只是暂时的。从中期看,俄国努力重建自己作为本地区(但究竟什么地区?)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再次得到其他世界主要大国对这一角色的承认。从中期来看,俄国还想在大欧洲范围内与西欧建立平起平坐与合作关系。俄国的前东/中欧卫星国对这样一项计划并不赞同,它们中大多数国家无疑将设法阻挠这个计划的实现。但如果俄国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那时俄国在与西欧的谈判中就有重要的军事牌和经济牌可打。俄国是一个能够重建的强大军事力量,也(象中国一样)是一个重要市场和生产区。 这个因果关系中的基本因素在于,俄国和中国由于没得到自以为应得的尊敬而仍然心存不平,因为它们感到,作为当代巨人和悠久传统的继承者,它们有权得到这份尊敬。只要巨人感到既不快乐又很孤独,世界就不会安宁。为世界利益着想,这两个国家的身份问题值得引起世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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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今天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个意思是说,因为一些目前没有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国家想要得到它们,这使美国非常不安。这是个历史久远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芥子毒气(一种化学武器)得到广泛应用,对战士造成非常痛苦的伤害,但就目前所知,对军事冲突的结局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大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大家都放弃化学武器,每个人都更好过一些。包含这个内容在内的一个国际协议得以通过,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得到遵守。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和同盟国为建造原子弹开展了一场竞赛。正象我们知道的,美国赢得了这场竞赛,之后,美国的核弹没有用来对付德国,而是对付了日本。那时,日本人感到--其他许多人也同意这个观点,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德国人是欧洲人,而日本人是亚洲人。战争期间,还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了大量研究。1945年,美国是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还拥有大量关于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知识。它决定与自己的亲密盟友英国分享它的核知识,此后,就把阻止所有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作为自己急迫的优先任务。 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苏联不遗余力地先是造出了核弹,然后是氢弹。到1949年,冷战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而这一点后来证明并不象人人原来所说的那样具有灾难性。分析人士开始谈论共同威慑,这个论点的意思是,没有一方愿意冒一场真正战争的风险,因为另一方的回应将会可怕到使人不敢设想的地步。无论这个分析是否得当,美国后来把注意力转向努力保证不出现第四个核大国。但法国和中国先后成功获得了核能力,它们显然感到,没有这个东西,它们就不被当作一个大国认真对待。 美国学会了接受5个核大国存在的现实,而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使这个过程就此打住。但后来,印度表示它能爆炸一个核反应。许多其他国家都进行了秘密努力来获得核武器。有充分理由相信,以色列和南非获得了核能力(虽然种族隔离政权放弃了核武器,这是它向非国大移交权力之前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许多其他国家被认为非常接近获得核能力:东亚的北朝鲜、可能还有日本,穆斯林世界的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西和阿根廷。 美国成功地促成了一个国际公约,使国家承诺不再进一步"扩散",但许多可能获得核能力的国家拒绝签署这个公约。它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它们看不到有任何道德或政治理由应该让现存核大国拥有垄断权,它们从而要求,这些国家也放弃核武器,然后它们自己就会作出承诺。印度和巴基斯坦明显坚持这个立场,两国都在今年表明它们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在伊拉克-伊朗战争中,似乎动用了化学和生物武器,这些武器也是海湾战争中可能使用的武器。伊拉克战败,强加在伊拉克头上的一个条件就是销毁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如我们知道的,实施这一点极其困难。在美国和南韩与北朝鲜的谈判中,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不得不从北朝鲜购买这种放弃。看上去难以做到这一点。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对以色列或种族隔离的南非施加类似的压力。无论如何,以色列并没有悔悟,试图得到核武器的各阿拉伯国家也没有悔悟。美国的压力在世界上似乎产生了一定效果的惟一地区是拉美,而即使在那里我们也不能肯定。 去掉所有的空话,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实力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未来战争中能造成差别。美国一直在坚持两个论点。一个是纯粹武力。它将惩罚那些蔑视这个要求的国家。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它在反对亲密盟友的时候无效,因为后者能承受蔑视美国的代价,它对敌对大国也无效,因为后者就是想要蔑视美国。它对那些不上不下的国家最有效,例如阿根廷。 美国也坚持一个含蓄的道德观点。它的论据(首先对本国公众)是,美国(以及延伸到所有西方大国)将会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武器,即,只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能信任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是否会不负责任地在使用它们,用来相互对抗和对抗美国。与其他地区领导人不可靠的伦理相比从而得出自己具有道德美德的这个假定,在今天的世界社区并不那么行得通。它反映了一种道德傲慢,而20世纪的历史没有为它的可信度提供任何证据。 那么,我们处于什么景况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1945年以后在全世界加速发展。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当然也在不断投资和改善它们自己的这类武器库存。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种扩张(在地理和武器的杀伤力两方面)的速度在今后25年会显著慢下来。 这是否会增加巨大破坏的可能性?回答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否定的回答是因为,一个主要影响正是苏联拥有原子弹的作用。这使共同威慑更有可能得到扩散。肯定的回答是因为,所谓事故概率也将增加:由于灾祸而发生的事故,由于国家无力控制实际掌握这些武器的中层人员所发生的事故。此外,很明显,我们在这些武器的小型化方面正在获得巨大进步,这就使它们更迅速地落到非国家力量手中,包括政治反叛组织和犯罪集团。 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的办法不是显而易见的。很清楚,美国政府对其他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让它们到不到这类武器,这的确减缓了扩散过程,但根本没有阻止这个过程。继续施加这类压力是否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这非常令人怀疑。道德观点将越来越站不住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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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它是欧盟11国新的共同货币。这件事是否重要,谁将会受益?对欧洲人来说,或者至少对西欧人来说,它标志着朝恢复欧洲地缘政治决策中心地位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个中心地位在1945年丧失了。美国是大输家。对东亚是否有影响?对南方是否有影响?对整个世界体系是否有影响? 首先,对欧洲人本身的意义:很清楚,这对欧盟内部的经济利益大有好处,这一点当然是建立新货币的基本动机和理由。不仅在欧洲内部,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它将导致产生一个更大、更有效的欧洲产品市场。从而,它将有助于欧洲在目前不景气的全球市场上维持和改善就业。 同意建立欧元是一个政治妥协。1990年代初,人们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想法,特别是在欧洲内部最强大的经济区德国。德国人担心,他们将会让所谓南欧经济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比利时"拖垮"。因此,他们要求得到一个价码,这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1)建立加入共同货币的一系列资格要求,主要是要求这些"弱国"减少政府支出;2)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欧洲中央银行,由保守的新自由主义银行家掌管。这两个要求都被接受了,尽管遭到左翼人士的强烈抗议。左翼人士认为这是把欧洲福利国家出卖给撒切尔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家。欧元支持者中许多更保守的人确信,欧洲"弱"国达不到这些严格的条件要求。英国、丹麦和瑞典决定暂不加入欧元。 在过去两年中,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在前几年金融高潮的协助下,所有"弱"国都达到了这些要求。而德国自己却成了最困难的国家之一,这主要由于德国本身的原因,因为它即使在基督教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也不愿意大幅度减少福利国家成分。仅仅6个月前,在任命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问题上,法国和德国之间出现严重不和,部分原因在于事关国家荣誉,而另外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中央银行"独立"程度上产生分歧。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但此后不久,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德国政府在中央银行"独立"程度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化。 正如我们知道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从本国政府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但背景是:存在着一个政府,它能在自己的权限内把中央银行的行为与其他类型的经济措施进行平衡。暂时,不存在拥有能够平衡欧洲中央银行经济能力的欧洲中央行政机构,这使欧洲中央银行相对欧盟的力量要大于任何中央银行相对于本国政府的力量。显然,这是行不通的,这必须导致很短时间内建立某种行政结构,它能够在欧洲范围发挥经济作用。左翼怀疑论者关于欧元的担心看起来是被夸大了。右翼怀疑论者的担心也一样。 与此同时,美元面临丧失作为世界金融无可争议储存货币这个祢足珍贵的地位。在今后10年,使用欧元将可能象使用美元那样普遍。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家和企业将会更自由地使用日圆。所以,所谓三巨头将不仅在生产世界是一个现实,而且在金融世界也成为现实。英国可能会在今后两年加快加入欧元的速度,丹麦和瑞典将会跟上。其他国家也会要求加入。 当欧洲行动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机器的时候,它肯定会向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方向发展,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作用。可以预料,美国和西欧之间的政治不和在21世纪头10年将显著扩大。 这对东亚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一方面,这会松解东亚与美国的关系,减少东亚国家的依附性。但是,由于欧洲重新振兴,它也会成为东亚生产活动的一个强大经济竞争对手。在未来10到20年,这会增加不确定性。但从东亚崛起这个长期时段来看,欧元的建立不会是一个过于重要的因素,因为导致东亚崛起的基本结构因素将维持不变。 对南方国家如何?这取决于所说的是哪些南方国家。有所谓欧佩克国家,它们一度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它们大多与西欧的经济关系更牢固,并仍然从这种联系中得到某些好处(援助、低关税等)。因此,由于欧元对西欧经济健康发展的影响,它们应能从欧元得到一点好处。但事实上,这些国家从前殖民国的经济联系中所得的利益向来不多,再增加一点可能也不会造成多大差别。 最重要的是,欧元标志着地缘政治的一个转换,标志着从美国支配的世界体系向多中心世界体系发展的决定性转折点,虽然在后面这个世界体系中,南北两极分化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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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政党的两难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政党不应当存在。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保守主义教条的核心是国家立法应该越少越好,社会决策应该首先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责任,例如家庭、"社区"、宗教机构、地方贵族-如果存在的话。政党是非传统的组织,它在选举环境中运行,选民中的大多数选出代表,而后者代表选民进行立法。政党是由于议会体制的逐步兴起和选举权扩大(今天一般来说普及了成人选举权)而强加给保守主义者的东西。 从而,保守党始终面临一个内在分裂,而如果它们想竞选成功,就必须遏制这个分裂。在任何国家、甚至在一个富裕国家,真正富有的人不可避免地是人口中的少数。他们的经济利益永远在于控制政府的再分配支出,从而控制政府的税收。如何说服人数众多、不那么富裕的其他人相信他们优先立法的项目立意善良,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永远是个问题。早在1830年代,在西欧国家和在美国,他们的领袖往往提出一些更"适中"的观点,以便得到立法多数。在学术著作中,这就是"启蒙的保守主义"的含义,即一个更"中派"的保守主义,他们对公众的要求及时作出让步,以便维持他们希望维护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但是,还一直存在着第二种保守主义,它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要小的多,或认为只是次要的。这第二种保守主义的兴趣集中在社会领域,从而更"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更尖锐刺耳。在这些社会保守主义分子看来,那些"经济"类保守分子从来都并非不讲实际而是没有骨气,不是不聪明而实质上是背叛。这些保守分子也一直是一个少数,他们在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计划(包括他们的立法计划)上也总是遇到问题。普及选举权之后,这类保守分子不是通过及时让步和中间路线,而是试图通过建立密集、高度忠诚的追随者的强大公众基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类保守分子总是试图越过选举过程而采取超议会行动。 保守党的两难在于,要想成功,保守党在历史上需要处于经济保守派控制之下,但仍然得到社会保守派的选票。如果过分倾向于后者,他们常常失去中间派的选票,从而在选举中败北。在一定意义上,平衡这些力量是保守党政客的正常运作。而只要社会保守分子相对平静,不那么"政治化",平衡就能够维持。但有时,保守主义两翼之间的关系变的非常紧张。这通常是因为该国似乎遭到重大社会变革的威胁,国家从而鼓动社会保守分子,使他们突然变得很不愿意与经济或启蒙保守分子达成妥协。那样就会发生如下两种情况之一。社会保守派最后采用超议会暴力。这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法西斯的解决办法。或者保守联盟解体,变成选举中的少数派,至少在很长时期内如此。 后一种可能似乎是目前一系列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让我们通过分析三个例子(还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法国、以色列和美国。正因为这三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细节非常不同,例如在政府选举的结构中,考察这个过程的共同特点才是有趣的。这三个国家共有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有一个选举出来的行政首脑,他在选举过程的某一点上不能不导致发生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法国,几乎所有的选举都有两轮。因此,许多政党可以参与第一轮竞争,而后在第二轮中形成左翼和右翼联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1945年以来法国右翼有三个不同的主要组织(一个是戴高乐主义,一个是基督教民主和中间派,还有一个是非戴高乐主义的经济保守派),他们聚集在一起进入第二轮。在法国1970年代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个叫做民族阵线(FN)的排外右翼小政党开始显示一定的力量。民族阵线从来都把反"移民"作为自己政治纲领的中心内容。由于它公然的种族主义立场和超议会活动偏好,它被排除在保守联盟主导路线之外。但是,当这个集团开始赢得15%选票的时候,保守联盟开始在选举中失败。于是,保守联盟面临着一个是否把民族阵线包括到他们第二轮选举中去的问题。主流保守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严重分裂,一部分人认为民族阵线是新法西斯主义和不可结交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右翼中的右翼。在民族阵线内部,现在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基本上完全拒绝玩议会游戏,因为他们认为主流保守派象左翼一样地坏(勒庞[LePan]的追随者),而另一部分人愿意与主流保守派结成联盟,希望逐步接管这个联盟(梅格雷[BrunoMegret]的追随者)。结果,在1999年的法国,无论主流保守派还是民族阵线,右翼都处于大混乱当中。保守派内部的愤怒情绪达到一个新高度,而中间派选民越来越把选票投向左翼联盟的各个组成部分。 以色列也有许多政党,但现在总理由直选产生、与议会选举分开这个事实,导致形成联合政治。在以色列,与法国民族阵线类似的集团既存在于主流保守联盟内部,也存在于它的外部。造成色列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分裂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其次是宗教正统性制度化问题。保守派内部分歧的范围不很大,从一些愿意对巴勒斯坦作出一点让步、到本身不大关心宗教问题、到认为无论对巴勒斯坦还是非百分之百正统的犹太人都不应该作出任何让步的人。当然,以色列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存在着外部压力因素,也因为在以色列政治控制的领土上生活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结果也是保守联盟解体,不能断定它是否会在未来选举中和选举后再次建立起来。 美国共和党的危机并不那么两样,不同的是社会保守派进入保守联盟内部,接近于完全接管这个联盟,这令经济保守派十分不安,并使联盟面临失去自己的中间派选民和把自己置于一个长期少数派地位的威胁。 这三种情况的奇妙之处在于,保守阵营的溃乱导致对方阵营的巩固,尽管后者内部存在问题。只不过10年之前,这三个国家的左翼还都面临极大困难,而现在似乎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稳定多数,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保守派的声音提高,破坏了保守联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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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南斯拉夫在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的年代,除了在冷战中保持"中立"外,它是一个与东/中欧差别不大的国家。南斯拉夫确实是世界范围"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关键角色之一。当然,南斯拉夫曾经有许多国内问题。但群体冲突是它似乎不曾有过的一个问题。宪法中按复合分阶模式建立的种族团体自治这样一个斯大林主义方案似乎卓有成效。确实,南斯拉夫国内在地位分配上,对任何一个种族团体似乎都不存在明显的偏袒。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几乎被当作一个模范国家。 铁托去世后,象其他掌权的国家一样。南斯拉夫国家开始慢慢解体。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区域)和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区域)取消了自治。后来斯洛文尼亚寻求从南斯拉夫脱离出去。在它分离之后,克罗地亚紧随其后,但遭到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反对。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宣告独立时,一场三方面的战争爆发,最后以一个不可靠的停战协议即代顿协议宣告结束。后来,科索沃爆发了内战。 在这些过程中,出现了充满恐怖事件的10年:强奸、拷打、谋杀和"种族清洗"。勿需赘言,所有各方都相互指责。从大多数国际观察员的观点来看,虽然这些恐怖行为的责任并不均等,但似乎没有一方的手是真正干净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生活在那里的人算不得什么问题。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办,那就是战斗。怎么办的问题是外部世界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无疑,这个地区之外的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种族背景或为了显示团结而介入其中。但还有许多人没有直接卷入,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够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西方世界使用两种语言来对待这个地区的冲突。一种是地缘政治语言,另一种是人权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复杂的。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这个冲突由于两个原因得到"大国"的关注。一方面,担心目前的战争将扩散到尚未卷入的地区,例如巴尔干其他地区。人们脑中浮现的形象就象一场森林大火,如果遏制不住,就会蔓延开来,对世界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从逻辑上讲,这就是说大国应该"干预"。但是,哪一些大国?怎样干预?美国、西欧(集体或单独)、以及俄国从而都试图进行"干预",如果不能解决冲突,也要遏制冲突。 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正象平常一样,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在干预方式问题上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它们都想采用导致己方"朋友"取胜的干预方式。往最轻处说,它们因而在行动上没有作到协调一致。这种局面,由于所有大国都不情愿在这个地区真正使用军事力量而变的更糟。如果一个人的手被捆在了身后,要想成功"干预"是困难的。 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可能观察到的一个模糊不清、不上不下的局面:进行的干预足以放慢冲突中某些参与者的行动,但不足以阻止任何一方以暴力形式发生冲突。这种不上不下的方式总是有利于最强大、最坚决的当地势力,同时破坏着大国进一步干预的信誉(还不光在这个地区)。 但是,对这个地区之外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权问题。他们说,种族清洗非常不道德,国际社会有责任制止,需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制止,并把种族清洗的主要罪犯绳之以法。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当理直气壮。但他们很少处于国家权力位置上,不过媒体使他们能够传播他们的谴责和呼吁。因此,他们在互相残杀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实在的政治因素。 当然,持人权观点的人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非常正确的。种族清洗的确不道德,世界应该有所行动以便制止它。问题是什么行动?倡导人权观点的人并不幼稚。他们并不认为指责邪恶就足够了。他们想要采取行动,而他们知道,要采取行动就要诉诸国家压迫机器。但由于不存在拥有一支世界警察部队的世界政府,唯一实际存在的压迫机器就是大国的军队,而大国首先考虑的是地缘政治,这一点根本不会导致他们得出与人权倡导者同样的结论。 对自己合适的时候,大国时不时地支持人权这套说法,但它们迄今并不愿意为此拿出多少行动,这一点,人权倡导者们再清楚不过。关键是要看到,在地缘政治和关注人权的关系上,西方世界和"三大洲"--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西方世界,这被看作是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用地缘政治的话说)之间的冲突,或是玩世不恭的人和以道德价值为准绳的人(用人权倡导者的话说)之间的冲突。 三大洲的人往往拥有另一种观点。象西方世界任何人一样,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反对"种族清洗",但与此同时,他们不那么确信,大国在人权名义下进行干预是一种善举。他们记忆犹新的是,19世纪整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正是披着"文明使命"的语言外衣进行的,说是有必要结束当地暴君的"野蛮"行为及其"残忍"习惯(包括奴隶制和同类相食)。三大洲的人民怀疑,在人权的花言巧语背后往往是一场新的帝国主义入侵,如果不是有意而为,实际结果也会如此。他们不能肯定,让美国或西欧军队占领科索沃(即使他们要这样做的话),是否真会带来一个在道德或政治上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他们也不能肯定,一旦这些军队进来了,他们将会欣然离开。 可以说,在前南斯拉夫(以此类推,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种族清洗问题上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立场:当地人的立场、大国地缘政治家的立场、人权倡导者(主要但不限于西方人)的立场、以及三大洲那些具有政治警觉的人的立场。四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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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克林顿现在,美国参议院已经宣布克林顿在遭致弹劾的两项指控上无罪,我们正好应该仔细想想这个冗长政治戏剧的非常离奇的一面。克林顿是20世纪最保守的民主党总统。他作为民主党内一个运动的领导人建立起自己的声望,这个运动旨在消除民主党内部所有的左倾痕迹。他保证要当一个"终结现存福利制度"的总统,而让大多数民主党人沮丧的是,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人们原先可能以为,共和党人将会纵容这样一个坚定的政治中间派人士。然而,从1993年上任伊始,他就成为共和党右翼发泄无情仇恨的目标,特别是来自他本人所在的南方州的共和党右翼。只有一个前民主党总统曾经遭到这样的憎恨,那就是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但憎恨罗斯福的主要是北方州的富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子孙,他却创立了新政,从而成为"本阶级的叛徒"。克林顿是罗斯福的反面,他在政治上是中右派而不是中左派,他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而不是富裕家庭。 要解释这种奇怪的激情,我们必须透过4个时间棱镜来观察美国,其中只有一个是美国特有的。第一个是1968年,它反映了美国的一场关键性文化突变,正象在世界各地一样。1968年最臭名昭著--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标志是,这之前在大多数国家被认可的传统道德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在美国,1968年的革命突出反映在反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上。它也反映在对使用毒品和各种性行为的态度出现松动上。克林顿来自那一代人。他根本谈不上是"反文化"的一个极端代表,但他确实反对越战。他使自己逃脱了征兵。他吸过大麻。以及,当然,他在政治上支持拥有流产权、公正对待男女同性恋者、和拥有个人隐私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所谓基督教右翼的出现,正是为了抗击所有这些文化变革。他们发现,现在,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小撮深陷困境的少数派观点。 第二个时段要长一些。我把日期定在1945年。直到1945年之前,在美国,如同在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一样,以及实际上如同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集中在最大的种族集团的男性成员手中。在美国,他们是被叫作"瓦斯普"[WASP]的人,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每一届总统、差不多所有国家政治精英成员、最高法院的成员、公司首脑、大学校长(实际上还有教授)几乎都来自这个集团。战后时期发生了一场文化革命,它不同于性道德革命,并且可能比性道德革命更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1945年以后,男性瓦斯普之外的一些人在美国所有结构中上升到高级职位(同样的事情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在美国,这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看投票通过弹劾条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共和党一方,投赞成票的是一个完全由瓦斯普组成的集团,几乎全部来自南部,除一人外全是男性。在民主党一方,投票反对的是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妇女、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南方瓦斯普。这种群情澎湃反应了男性瓦斯普起来造反,抗拒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社会中作用下降,要理解这一点,难道非常困难吗? 第三个时段完全属于美国,它从1865年到内战结束和释奴,后来是美国黑人获得选举权。从那以后,南部精英在政治上最担心的是黑人和穷白人在选举中联合起来。美国的政治,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个问题演进的。一开始,这种选举中的联合似乎正在形成,先是在重建时期,后来在美国民粹运动早期。但由于黑人被剥夺选举权以及建立三K党疏导穷白人的情绪,抑制了这种联合。南部成为一个民主党一党地区,控制在非常保守的民主党人手中。三K党被解散和黑人在1945年以后逐步重新获得选举权之后,南部保守民主党人在政治上转而效忠共和党,到1990年代成功地把民主党一党控制的南部转变为一个几乎由共和党一党控制的南部。克林顿在南部所代表的是中间派穷白人和黑人选民的联盟。从而,他代表了1890年代以来对美国南部保守政治的最大威胁。反克林顿的情绪在来自南部的共和党右翼中尤其强烈,就不奇怪了。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另一个因素。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其他总统都有情妇和暧昧关系,这可能是人所共知的,但没有人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它是常识但不是公识。这是因为政治反对派和媒体的自我约束。为什么这种自我约束这次没有发挥作用?并不是人们今天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不同(如果有所不同,那也是清教徒主义在过去要强大得多),而是由于国家体制的普遍合法性、以及从而对总统作用的"尊敬"已经大大下降了,在美国如此,在整个世界也一样。并不是克林顿使人们对总统的尊敬下降,而恰恰相反。由于对总统职位的尊敬下降,政治对手和新闻界感到可以随意把以前只是常识的事情变为公识。普通民众对国家的这种态度变化可能是弹劾克林顿所反映出来的最重大的问题,但解释这个问题要分析远远超过美国出现的任何现象,其分析篇幅之长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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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解放者、和其他人 世界各国都反复面对一些群体运动,这些群体认为,他们在国家框架内没有得到作为一个群体的权利。1999年2月,有两个这样的运动成为新闻:代表居住在南斯拉夫境内科索沃人的阿族解放军(UCK),和代表居住在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政府来说,这些运动是"恐怖分子"团体。运动本身都认为自己是解放自己人民的运动。两个运动都要求得到更多权利:自治,甚至领土独立。 在这两个情况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两国的当地政府和当地运动似乎都认为,双方的立场是可比的,而世界其他地方,最明显的可能是美国政府,却似乎认为它们不一样。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美国为抓获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而欢呼喝彩,甚至帮助土耳其政府达到这个目的。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人,美国竭力迫使南斯拉夫政府与阿族解放军进行实际政治谈判,甚至威胁如果不这样做就动用武力。对这两种情况,西欧政府的立场差别更细小一些。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对这两种情况的态度差别很大。 在对待这类运动上,根本不存在首尾一贯的立场或首尾一贯的态度。回顾以往15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昨天的"恐怖分子"常常成了今天受人尊崇的领导人。不久前,曼德拉和非国大是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恐怖分子"。现在他们组成的南非政府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而前种族隔离政府由于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遭到许多人的谴责。不久前,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和爱尔兰的新芬党是"恐怖分子"。现在,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成了或几乎成了和平进程的基本力量。不久前,印尼人把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人古斯芒以"恐怖主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现在他被释放,印尼政府正在与他探讨允许东帝汶成为独立国家的可能性。 那么,不存在"恐怖分子"吗?那也不是。多数人会认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团伙。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会认为本·拉登(某个运动的沙特籍领导人,这个运动主张把整个穆斯林世界从外部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是使用暴力反政府的人、还是过度使用暴力反政府以及反某些国家平民的人?如果你问一个介入这类运动的人,他/她会说,他们使用暴力只是作为反对某些国家非正义行为的最后手段,因为不使用暴力,这种非正义行为就无法得到矫正。如果你问有关的政府,特别是,如果你问曾经被当作"恐怖"袭击目标并身受其害、或本人知道有人死去的人,他们会坚持认为,不能与恐怖分子谈判,这类运动必须首先宣布放弃使用暴力才能进入政治舞台。 其余的人,即我们这些没有直接卷入争端任何一方的人,怎么想?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是否每个国家内任何一个"解放"某个种族团体的运动都是合法的?是否每个种族团体都有权得到某种形式的领土自治?还有,是否每个正式分离并建立新主权国家的要求都应该被看作是正当的?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但很清楚,种族团体在许多国家--可能在大多数国家--的确是受到压迫的。显然,被压迫的种族团体要求平等权利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迫切的。这些要求有时采取拥有语言权的形式,有时是宗教权,有时是就业权,有时是政治自治。每个国家的人口和历史不同。要求权利的种族团体也不同。 很明显,如果国家政府采取反弹立场,拒绝谈判,向外部世界宣称这纯粹是内部事务,这样作是根本不合理的。现代世界的历史一次次表明,这会引发暴力,而许多年以后,有时在30-50年以后,这些国家都作出了政治让步,而这些让步本应从一开始就能避免暴力的发生。可以说,在科索沃人口中占90%的科索沃人有权重新得到10年前被夺走的自治。也可以说,作为土耳其西南部主要人口的库尔德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而这个权利遭到土耳其政府的剥夺,政府甚至否认存在库尔德人。 世界上的政府都在纯粹地缘政治意义上对待这些问题。美国反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的权利,但赞成邻国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权利,因为美国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好,与伊拉克政府的关系坏。但是,西欧、俄国、中国政府的态度难道非常不同吗?他们不也是根据短期地缘政治考虑来决定它们的立场吗? 至于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它们要保卫"人权"。但要断定在某个情况下谁的人权遭到破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旦出现违反人权行为,所有各方都开始采取值得谴责的违反人权行动。当然,我们可以权衡道德过失。哪一方比另一方更值得谴责?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地缘政治家露面,他们说,责难评估不如缔造和平重要,而缔造和平涉及到妥协即政治妥协,而政治妥协常常又是道德妥协。 那么,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每个情况都需要分析其中的细节,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暴力周期。双方任何一方在道德上都极少是纯洁无暇的,但也常常涉及关乎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对政府,不应该听它说什么,而应该对它以内部事务为由进行辩解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外部势力介入经常掩盖着帝国主义意图,也不能按表面价值来对待。 是否应该与"恐怖分子"谈判?如果他们是奥姆真理教,那就决不谈判。如果他们是南非曼德拉和非国大,那当然要谈。其他情况介乎两者之间。假如不谈,我们应该支持那些人?很清楚,我们不应该支持奥姆真理教,但我们应该支持非国大,而其他情况在两者之间。解放比秩序更重要。但在解放名义下行动的人并不一定是解放者。历史的教训是:不仅需要谨慎判断,还需要果断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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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扩张 1999年3月12日,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正式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波兰人出于各种政治理由感到狂喜,波兰总统把它叫做"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捷克人和匈牙利人虽然一般来说是认可的,但他们的热情远为有限度,两国国内甚至还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在北约原来的成员国中,反应非常不同。几个人欢呼,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几个人持有敌意,而很多人担心如何处理俄国的恐惧和不满。这是一件怪事,因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却没有激起多少强烈的积极情绪。 波兰人如此热情是容易理解的。波兰外交部长盖莱梅克[BronislawGeremek]是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和反对政府时期团结工会运动的关键人物,他说,对波兰来说,加入北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了。我们需要记住,那场战争是从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开始的,英、法由此对德国宣战。当然,波兰为德国所占领,而1945年以后被置于苏联监管之下。我猜想,盖莱梅克的意思是,西方通过1999年欢迎波兰重新回到它中间,终于实现了它在1939年对波兰的承诺。对波兰来说,正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东/中欧国家一样,得到北约的接纳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承认,说明这些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它们出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原因而非常向往的。当然,它还象征着面对俄国时受到保护,后者被看作一个外来的、历史帝国主义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原有成员国存在那么多的无动于衷?是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北约作为一个制度本身就有太多的无动于衷。基本原因是明显的。50年前在论证北约存在理由的时候,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Acheson]首先强调的是"苏联妨碍"联合国正常运行。人们不能说这在目前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北约是所谓冷战中美国战略的一个要素,那么,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把东/中欧国家在军事上与苏联连在一起的华约解散,这个因素完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为什么北约没在次日解散?对这个重要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公开辩论,就我所知,甚至没有关起门来进行过辩论。然而,它当然是一个潜伏的问题,北约各成员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从美国的观点看,北约原先就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机制,美国利用这个机制使西欧政府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不至过于独立地行事。美国辩解说,维持一个政治统一阵线是必要的,这是与苏联不断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苏联垮台后,美国由于不能再利用这个论点而有些忧心如焚。它寻找新论点,并且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北约有必要遏制世界其他地方的所谓无赖国家(例如伊拉克或北朝鲜)。另一个是北约在向巴尔干地区提供维和军事力量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两个论点中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迷住西欧人。一是,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美国在对付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上所采取的是最好的政策。第二,他们非常不喜欢美国在巴尔干向西欧国家分派的任务,这就是,美国提供空中力量,西欧国家提供地面部队。北约从而成为美国和西欧之间产生政治紧张的一个源泉。 那么,为什么西欧人不干脆让北约垮掉?简单的回答是,西欧人没有把自身的行动整合起来。法、德、英这三个大国在短期战术和中期战略上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只要它们还没决定拿什么来取代北约,干出让北约垮掉这样的大事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当中,东/中欧国家提出了让北约接受它们的要求。美国和西欧国家最初的反应是冷淡的,它们努力把这个问题长时间推迟。这时,东/中欧人,尤其是波兰人,精明地把自己的活动从外交谈判层面转向美国国内政治层面。它们动员起自己在美国的移民社区(东/中欧人,特别是波兰人,在那里有很大的社区),进行大力游说。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特点是,一旦球开始滚动,就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在那一刻,西欧人感到了压力。如果他们否决这些新成员加入,它们就要冒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恶化的风险。德国人对波兰可能做出的反应尤为敏感。 因此,所有国家都投票接受这三个国家,但都没什么热情,并且头脑中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或军事目的。当然,俄国人生了气,为安抚他们采取了各种步骤:许诺说,在这三国将不部署任何核武器或战术司令部。更重要的是,可能还有一个私下协议,说将无限期推迟接受其他国家,尤其是波罗地海三国。布热津斯基这个名人在本月一家波兰报纸上事实上就是这样写的。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指出,美国城市的爱沙尼亚人比波兰人少。推迟接纳这些国家不仅让美国、而且让西欧人都缓了一口气。 所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事件中,很多人对此感到不适,但华沙非常高兴,那里将会产生世界上最大一批北约的鼓吹者。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接受这三个国家加入北约的前几天,布莱尔赶上了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浪头,这支军队将独立于北约(几乎可以肯定将不包括新接受的三个北约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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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掉!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很多战争影片,飞越敌方领土的英雄美国飞行员喊着"炸掉!",敌人被消灭了,和平恢复了。好人胜利了。克林顿总统派美国和北约飞行员前去执行的正是这样一个打击南斯拉夫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使命,后者被克林顿比做希特勒。一场战争爆发后-眼下发生的正是一场战争,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判断,即从合法性、道德和政治上进行判断。 从合法性上看,轰炸是一个侵略行动。这个行动在国际法上完全站不住脚。南斯拉夫政府没有在本国边界之外采取任何行动。南斯拉夫本国边界内发生的是一场低水平内战,而美国和其他大国自作主张闯进去充当调停人。调停的方式是向双方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迫使双方接受按照授意条款订立的一个和约,由外国军队保障实施。最初,双方都不同意,这使美国很不高兴。他们向科索沃人解释说,除非和直到科索沃人接受和约的条款,他们不能轰炸塞尔维亚人。科索沃人最后这样做了,而现在美国/北约正在进行轰炸。 国家主权在实力政治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侵犯某些小国主权的国家。不过,还是让我们直截了当说出来:这样做在国际法上就是侵略,就是非法。 法律状况根本不能说明道德状况。美国/北约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由是说南斯拉夫政府违反了基本人权,他们有道德责任加以干涉(就是说,忽略法律限制)。那么,让我们谈谈道德的对错。 我自己并不怀疑,南斯拉夫政府在科索沃采取的残暴行为是有罪的,正象他们从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直接犯下的或通过中间人犯下的罪行一样。肯定,他们的对手--在这个情况下是科索沃解放军--以及在前面战争中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人,也犯有暴行罪。我自己不打算去做算术,计算哪一方比其他方犯有更多暴行。内战诱发人们展现最坏的一面,过去5年的巴尔干战争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并非单方面不道德的情况下,以道德为由进行干预的根据就遭到了削弱。 此外,如果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的行为应该受到责备,那么,自我任命执行道德法的道德权威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愿在塞拉里昂或利比亚、在北爱尔兰、在皮诺切克的智利、在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在车臣、或者甚至在巴斯克进行干预。无疑,每个情况都和其他情况不同,可能程度和范围也不同,但都充满了内战,充满了暴行。如果我们准备拿这些道德执行者当真,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们作到最低限度的前后一致和最低限度的不偏不倚。 所以,我们最终被抛回到一个政治分析上。什么人为了何种目的而做了些什么事、以及某些特定行动对争端的合理解决有何等益处?让我们从当地参与冲突的人开始分析。在地理和种族混杂、重叠的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可能是保证内部和平和最快经济增长的最佳结构。但它分裂了。 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曾经存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在1987年,米罗舍维奇决定把他自己的政治未来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不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之上,并在两年之内对科索沃自治进行了压制。这给分裂提供了一个理由并可能鼓动了分裂浪潮: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后来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来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内部塞尔维亚人试图分裂,后来是科索沃人。无疑,非巴尔干势力也扮演了一个角色,特别是德国对克罗地亚独立思想的支持--如果没有其他支持的话。 尽管如此,米罗舍维奇最初的动作是一个令人痛心、影响深远的政治错误。在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险恶的暴力斗争中,人人担惊受怕、偏执多疑,而且不愿达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妥协。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乌斯达莎(Ustashi)和塞尔维亚的保皇党抵抗组织(Chetniks)重新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势力。这种局面也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在出现任何解决可能性之前,北爱尔兰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战争甚至打了更久。有时候,一场内战不得不先打到筋疲力尽,一些人才会变的比较理性。 但美国政治是怎样的?为什么美国政府挑选这场内战加以积极干预?在海湾战争时,至少还有一个石油重要性(以及保卫一个遭受入侵的主权国家科威特)作为理由。但在经济意义上,巴尔干地区是无关紧要的。说那里存在着紧急的地缘政治问题,例如需要从政治上支持一个地区以便其他大国不能把它拿过去,这也说不通。这是美国支持南朝鲜的理由,或者至少是理由之一。美国认为,在北朝鲜后面有中国或苏联。这是冷战的逻辑。 但南斯拉夫既没有石油,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也已经不存在。那么,为什么美国不象忽略刚果(至少在这些日子里)那样忽略这个情况?自然,美国并不真的忽略任何国家,但它并不对大多数情况采取军事干预。在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说法。人们说,美国不得不轰炸塞尔维亚人,不然北约的信誉就会遭到破坏。这是一个奇怪的论点,因为它循环论证。如果北约威胁要采取行动,而后又不行动,当然它的信誉会遭到破坏。但它首先就没有必要进行威胁。 或者,它也许进行了威胁。可能美国的政治问题正是需要为北约存在本身找到理由,而在俄国军队大大削弱的今天,北约似乎不再有任何明显的作用。但为什么美国还要维持北约?在我看来似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北约存在本身为美国军事开支和事实上加强军备提供了理由,这对政府在经济和国内政治上都有利。第二个是,对防止西欧过分脱离美国控制以及首先防止在北约之外建立一支自主的军事结构来说,北约是必要的。南斯拉夫纷争似乎为达到这两个目的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但能不能奏效?如果南斯拉夫人坚持住--似乎他们有可能坚持住,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将涉及地面部队。美国能够打得起第二个越南?似乎很成问题。西欧真的将继续参与游戏?北约内部已经有些抱怨的声音,而战争还只进行了一周。 我们都进入了一个荆棘丛。南斯拉夫将会被轰炸到损失惨重的一刻。科索沃人将会被赶出他们的家园。许多人将会死去。邻国可能被拖进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去。而如果战争拖长,美国和西欧内部会出现社会动荡。"炸掉"可能比一个罪行还坏,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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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争,战争 1999年5月18日,我们将庆祝海牙和平大会开幕100周年。这个大会导致常设仲裁法庭的建立,它是国际法庭的前身。然而,目前到处都是战争,不仅在南斯拉夫,而且也在(取决于按发生多少暴力来定义一场战争)伊拉克和非洲各地(刚果、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塞拉里昂)。如果加上那些近来存在着大量暴力现象和可能很快出现暴力的地方(例如阿富汗、东帝汶和哥伦比亚),我们能轻易地在这个名单上再加30-40个国家。那么,我们有什么要庆祝的呢? 当然,战争在已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中连绵不绝。但无论在技术和破坏力上,还是在战争特征上,现代世界的战争都完全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战争是主权概念下的产物,这个现代概念只是到16世纪才开始启用。主权就是认为,每个国家都拥有宣称属于自己的清晰的边界,这些边界得到国家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承认,在这些边界之内,该国政府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战争因而被定义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战。这类战争通常被认为有两种-世界战争(所有大国介入)和通常只在两国之间发生的小战争(地理范围小,但对交战两国当然常常破坏极其惨重)。如果一国与另一国开战,我们把头一个国家叫做侵略者。反击侵略者是合法的,叫做自卫。几乎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宣布自己是个侵略者。相反,它通常试图说明,另一国或者是侵略者,或者犯下了一些滔天罪恶,得到战争惩罚罪有应得。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概念使国家之间的战争合法化。 但是,如果暴力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它就不被定义为战争。因而,这类冲突立即变成非法的了。如果一国国内某个群体造反,无论代表一个被压迫阶级还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种族,该国政府通常宣称,这个群体是一个恐怖分子匪帮(从而没有合法权利进行战争)。造反群体通常争辩说,该国政府本身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压迫这个群体,从而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权利。造反群体通常希望或者夺取国家政权,或者在原有国界内开辟一个新国家。如果这样的冲突长期继续下去,加之如果每一方都得到外国的支持,冲突就被赋予内战这个更高尚的名称。这被认为会使它更合法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该国政府抵制这个用语。回头来看,我们谈论西班牙内战(1936-39)或美国内战(1861-1865),但我们通常并不把中美洲最近发生的种种暴力、或把北爱尔兰或柬埔寨发生的暴力叫做内战,也肯定不会把巴斯克国家或土耳其或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暴力叫做内战。 我们的语言如果导致误解,它至少是清晰的。侵略者永远是其他国家。人道主义问题的保卫者永远是我们。恐怖分子永远是不掌握政权的团体。法律和秩序的保卫者永远是掌权的政府。但当然,这些命名游戏只是游戏而已,不是有根有据的分析方式。国家战争和内战之间的界线很少是泾渭分明的,因为外部势力常常干预内战。有时干预是公开的(派去军队或至少提供军需品)。有时干预是更隐蔽的(向一方提供资金或至少提供外交支持)。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真正对之保持中立的国内战争/内战极少。国际法庭(ICJ)对这种缺乏中立性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更加罕见。上一次,国际法庭裁决美国在一场(即尼加拉瓜)内战中的干预是非法的,而美国政府根本就不予理睬。 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是为把内战非法化而进行长期努力的历史。这就是主权的含义。但主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方面宣布拥有的东西。它必须得到(大多数)其他国家对它宣称拥有的权力的承认。即使其他国家正式承认它(从而保证尊重它),主权也不是它们永远尊重的东西。主权经常遭到侵犯,最常见的是强国对弱国的侵犯。主权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虚伪性,这一点,除了那个主权正在遭到侵犯的国家以外,通常为各国所接受。 但是,使内部暴力非法化的努力只得到部分成功,500年前它经常在各处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不那么经常了。国家在内部变得更加强大(在军事上和合法性上),从而更能遏制或镇压造反。海牙协定关心的不是这类内部战争。它只不过试图限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当然,现代世界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世界战争,即事实上从1914持续到1945年的德-美世界大战,是完全无视海牙协议而发生的。 今天情况如何?在今后大约50年里,不大可能出现另一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不经常发生,而过去的三场世界大战-30年战争(1614-1648)、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和德美战争-中间都经过长期间歇,每一场战争都使争夺世界体系霸权的长期斗争达到顶峰。所谓国家之间的小战争在今天发生的频率可能与很久以来的频率差不多。情况出现大变化是国内战争/内战会急剧上升,它始于25年前,在今后50年将出现爆炸性发展。 原因相当清楚。单个国家对自己国内地区的权力是增长的,但500年来头一次开始出现严重下降。这种下降是国家人口使国家结构非法化的结果,而这一点本身是人口对主权国家感到幻灭的结果,因为人们怀疑国家是否具有通过渐进改良、实现逐步改善人口的实际经济和社会状况这一自由梦想的能力。其后果表现为国家的人口越来越不接受国家的权威。但这导致混乱,人们对无序状况感到恐惧,通过组织各种自卫团体做出回应。正是这类群体在为内战火上加油。 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制造并继续使用的伪善语言,我们就永远不能开始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知道我们应该作些什么。象主权和恐怖主义以及甚至种族灭绝这样的词,都只不过让我们丧失判断力,或者被用来让我们丧失判断力。国内战争/内战是某种不公正和/或不平等的结果。解决办法是更公正和更平等。外部势力干预的理由多种多样,极少有什么好理由。我们应该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增加公正和平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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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派面临的隐患 在20世纪最后一个五一节,讨论一下塞尔维亚/科索沃战争会给欧洲左派造成的严重困难,可能是适宜的。五一节是在一个敌对环境中庆祝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这个环境中的政府基本上被看作是不友好的。但是,还在19世纪后期,欧洲左翼运动-对它的支持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穷人-就决定通过选举来寻求得到国家政权。他们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一个社会学假定上,而这个假定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假设,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数量上占人口大多数,从而,赢得国家政权所需要的一切无非是确保存在一个普选制度,然后就是动员自己的选民投票。 他们确实争取到了普选制,也确实对自己的选举进行了组织动员。但他们发现赢得选举还是很难。错在什么地方?它涉及到算术计算。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确在世界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但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作用,财富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到20世纪,工人阶级和穷人加在一起最多占人口的30-40%。单靠他们的选票不能使西欧(延伸到北美和大洋洲)左派政党上台。 还有另一个原因。在英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选举制度或者是按比例的代议制或者是两轮选举制。这两种制度都鼓励多党的产生。结果是,不仅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多个左翼政党(和多个右翼政党),而且严肃的左翼(和严肃的右翼)不得不为赢得选举而寻求"中间派"的选票。一般而言,这对左翼比对右翼要困难,因为那些把自己当作"中间派"的通常比右派还要害怕左翼取得选举胜利。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有道理,因为左翼政党在某个时点上曾经使用非常好斗的言论,他们保证要"改变社会"。 那么,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左翼政党才有可能在国会游戏中成为真正的竞争者。但甚至在那时,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没有赢得多少选举。一个原因是,左翼政党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产生了急剧分裂,在许多国家他们基本上在自己之间分割了选票。法国人首创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大众阵线(PopularFront)。这从来没有真正奏效,因为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鸿沟,以及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局面至少持续到1960年代。 还有另一个问题。甚至在只存在一个左翼政党的国家,左翼政党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基本战术之中。要想吸引中间选票,他们就需要使自己的纲领更平和。但如果这样做,他们就冒着使自己一部分基础力量疏离的风险。技巧在于能得到更多选票而不同时失去相应数量的选票。事实证明这并不那么容易。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气氛中,在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右翼政党得胜的时候多。这引起人们对战术的反思。 法国人再次首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让我们把它叫做密特朗-诺斯潘解决办法。密特朗在1981选举中利用大众阵线的战术得以上台,后来又利用权力把边缘化了。结果,左翼选举阵营之内出现了选票的重新组合,使社会主义党明显成为主要政党。这也是绿党在欧洲出现的时期,包括在法国。诺斯潘在这时出场。在领导法国社会主义党于1997年取得了几乎是一个意外的选举胜利后,建立了一个被他叫做"多元左派"的("lagaucheplurielle")政府。多元左派政府与平等而相互猜疑的合伙人所组成的大众阵线不同,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部长来自4个较小的"左翼"政党:、绿党、MDC(一个法国特有的雅各宾政党)和左翼激进派(是中产阶级激进派-社会主义党残存,这个党曾经很强大,在1930年代是大众阵线的一个支柱)。更左倾的政党在政府之外,但他们得到的选票很少。 多元左翼概念中有意思的是,尽管存在分歧,这些党都同意在一个共同纲领下进行合作,它们谈到分歧,但说这不会影响它们参与政府。这是在大家认可的一个精确限度内不断妥协的公式。应该注意的是,法国的多元左翼概念(以社会主义党为主联合其他小党)在意大利和德国也得到采纳,不过根据国家情况有一些变化。因此,当1990年代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欧洲政府都是右翼政府,而到1999年,几乎所有政府都成了左翼政府,最引人注目是4个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多元左翼政府(英国除外,英国的选举制度是单一成员和赢者独享)。似乎不久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将在未来几十年行之有效的取胜公式。 这与塞尔维亚/科索沃战争有什么关系?多元左翼在北约轰炸的第一波冲击中幸存下来。在、绿党和其他党表示批评(或者至少它们的某些领导人如此)的同时,它们都不让自己的批评升级到导致退出政府的程度。但是,需要看到的重要问题是,这些批评都清楚表明,他们能够容忍轰炸,但不能容忍一场地面入侵。一场地面入侵将在法国和意大利带来严重政治震荡,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的重组。它可能导致希腊政府发生一场危机。 如果多元左翼由于巴尔干战争而垮台,今后再建立一个这样的左翼联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对多元左翼生命力的信心将会遭到破坏。那样我们就可能进入一个西欧右翼政府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英国工党也有可能遇到某些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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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在难民问题上,20世纪教给我们两点。一是,任何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对这些外流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不管他们逃离家园是由于恐怖活动、担心恐怖活动或者恐慌。第二,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强烈,移民几乎永远不再回家。 近两个月,世界媒体上充斥着科索沃难民的故事和形象。原来居住在科索沃的大批科索沃人现在逃离了自己的家园(或被赶出去)。他们主要去了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少数去了黑山,更少一部分人去了其他更多国家。家庭被拆散。住房被烧掉,不再在那里等待人们返回。还有,正象对移民总是发生的那样,与家人一起成功逃离的成年男子的数量少得不成比例。就科索沃人来说,一些成年男性参加了游击队即阿族解放军。另一些被塞尔维亚军队杀害,有的遭任意杀害,还有的被害是为了防止他们加入阿族解放军。另有一些人遭到逮捕和拘押。象通常一样,事实并不完全清楚,但我们得到的大多数情况很糟糕。 世界媒体,或至少是西方世界的媒体,一直在比较详细地报道这些事。北约政府投入了一些钱用于援助难民,并且愿意接受一些难民到本国来,但人数非常有限。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并不真想要他们,部分是因为如果难民滞留在邻国、滞留在难民营等待返回,这在政治上作用更大。按照世界标准来看,对这些难民的援助数额比较大,但救援组织还是天天抱怨说远远不够。我没有理由怀疑情况不是如此。 把难民安置在邻国的难民营里对这些国家的确造成一些问题。在接受科索沃难民上有很高政治支持率的阿尔巴尼亚,更穷的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抱怨,说他们的生活甚至比科索沃难民还不如,但却得不到援助。马其顿的情况更糟。在这个国家内,斯拉夫马其顿人和讲阿尔巴尼亚语的马其顿人之间在人口和政治上的平衡是脆弱的。难民正在改变这个平衡,大多数斯拉夫人口担心这将导致产生阿尔巴尼亚分裂运动。他们是在政治上不悦和感到不安的接待人。目前,问题得到抑制(但马其顿政府现在已经事实上对更多难民关闭了边界)。但是,如果形势持续更长时间,问题可能会爆发。 在援助科索沃难民的一个主要机构是联合国高级难民署(UNHCR)。自然,这个机构在全球运作,而科索沃只是它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另一些急迫问题被世界主要新闻媒体豪爽地忽略掉了。例如,大约10天前,弗雷[Fernando Costa Freire]代表驻南部非洲的联合国高级难民署机构发言时指出:"我们在安哥拉看到比逃离科索沃更多的人。我们不得不为这些人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处,而援助只能通过空运才能送给他们,供应物资正在减少。安哥拉现在极需捐赠者更多的支持。"上个月,我一直在看三家电视新闻网络:CNN,BBC和TF1(法国),但我没发现任何一家提到安哥拉难民的困境,尽管那里的难民人数比科索沃多。 我们多少了解为什么科索沃出现了难民。为什么安哥拉出现了难民?安哥拉的内战到现在已经进行了24年。开始的时候,那里有三个派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或安人运],它组成了得到承认的政府;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安解阵],它开始的时候得到蒙博托的扎伊尔和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后两者都认为安人运过于左倾和"亲苏";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或安盟],它曾经一度信奉毛主义但后来决定要变成超级亲西方派。安解阵消失了,而安盟得到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强力支持。 正如总是发生的那样,各个运动都有自己的种族基础,虽然安人运是坚决的民族主义和反对"部落主义"。安盟在资金和实际援军(南非军队和雇佣军)的外部支持下,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控制了大约半个国家。它进行了一场无限制的战争,结果是地雷伤亡人数创下世界记录和大量难民。冷战结束后,美国决定适可而止,并与联合国一道,调停达成了一个政治妥协,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来决定新的政府。问题是,安盟在这些选举中落败,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而由于他们控制着钻石产区,他们能够用自有资金支持自己的战争,即使没有南非的支持(不再是种族隔离政府),以及或许也没有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尽管我们永远不能确知这一点)。 所以,我们面临今天的局面:难民潮,一场继续进行的战争,以及当然还有一场人权灾难。这一切,如果美国1975年愿意接受当时似乎是安哥拉多数人的观点的话,本来都能够避免。现在我们应该作什么?送钱?安哥拉难民生活在比科索沃难民远为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永远不会返回家园了。安哥拉的战争还要持续一些时间,更多的人将死去和流离失所。世界新闻媒体将继续不理睬安哥拉。而世界其他政府的政策将由少数几个人在聚光灯之外决定,追逐狭隘的地缘政治目标,而没有一点点对"人权"的关注。 而科索沃的情况?难民还会有回家的一天吗?北约的官方路线是:当然,在北约的保护下。我的疑虑更大一些。战争将继续一段时间,直到谈判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当产生政治解决的时候,一些科索沃难民将返回,但无疑不会是全部难民。他们将多安全以及他们将停留多久都有待观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发生大规模冲突。居住在目前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大量希腊人口和居住在目前属于希腊领土的大量土耳其人口不得不逃离。他们从来没有再返回,并永远不会返回了。1948年,在独立前夕,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发生大规模冲突。几百万穆斯林从现在的印度逃到巴基斯坦,几百万印度教徒从现在的巴基斯坦逃往印度。他们从来没有返回,他们永远也不会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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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能取胜和无法结束的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打击引出了两种争论。一种是道德的:北约应该轰炸南斯拉夫吗?第二个是讲究实际的:北约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吗?或者,如果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轰炸南斯拉夫,它能赢得战争吗?什么因素使战争能够取胜,而为什么近年来赢得战争胜利、从而结束战争似乎变的更加困难了? 赢得一场战争从来都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优越的军事能力加上不惜代价赢得战争的意志。美国的确拥有比南斯拉夫优越的军事能力,正象它对伊拉克一样。人人同意,在当前,美国拥有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的军事能力,当然包括任何现存或未来潜在的军事对手。不过,赢得对南斯拉夫或伊拉克或北朝鲜的战争代价是高昂的--非常高昂,还不要说对俄国或中国的战争了。 无疑,对另一方来说战争代价也很高。在美国当前介入的两场战争中,即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因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每天都在继续)的战争中,对方显然愿意付出代价,付出被轰炸和被制裁的代价。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其中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愿意付出动用地面部队(从而大量伤亡)的代价。所以,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以及在南斯拉夫似乎正在看到的是一场无法结束、不能取胜的斗争。 当然,这并非是目前仅有的无法结束的战争。当前,最火热的战争包括刚刚再次开始的克什米尔持续战争;帝汶战争;至少涉及7个其他非洲国家军队的刚果战争;苏丹、刚果/布拉柴维尔、安哥拉、塞拉里昂、利比亚的血腥战争;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新一轮斗争。还有一些暂时相对安静但能够随时爆发的战争:哥伦比亚、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北爱尔兰、卢旺达和布隆迪、高加索部分地区。 但是,"地方"或国内战争与导致美国对付它国的战争之间是有差别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许多战争无法结束的原因是双方的力量都不比对方强很多,而外部世界欣然作壁上观,从而使战争得以继续。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较量的情况下,道理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事实上美国拥有比对方国家更强大的力量。原因只能从美国对战争的态度上去找。 美国对进行这类战争是怎么想的?一方面,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为这个称谓自豪。它想当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觉得自己该当如此。它相信自己能够明智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它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优越,肯定比自己可能与之开战的所有国家优越。它感到自己象征着政府美德,是(或理应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榜样。因此,它愤恨任何挑战这种道德观念和挑战这样评价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的国家(甚至亲密盟友)。所以,当萨达姆或米罗舍维奇公开藐视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大抵就会感到必须作出反应。在这类情况下,如果政府决定在某个片刻不理会这类藐视更明智,那么,可以肯定,美国的反对党就会大声叫嚷说现政府不能保护美国的荣誉,从而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出现在美-中关系上:克林顿要低调处理分歧,共和党就要渲染这些分歧。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可能比美国的自我形象要重要的多。世界体系中真正的实力体现在为所欲为上-可能的话通过说服,不能说服就通过威吓。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以武力相威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武器。但当然,威胁只有在对方信服或至少部分信服的时候才有效。这是一场纸牌游戏。对方时不时把威胁说成虚张声势,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实上,过去50年的情况是,美国有时实践了它的威胁,有时没有。美国的记录参差不齐,因此成了一个颇费猜想的因素。我们都担心是否正确解读了信号。今天人们仍然在辩论,艾奇逊1950年说美国不会介入一场朝鲜战争的讲话是否是说服北朝鲜的一个因素,或者美国大使1992年与萨达姆的会谈是否是说服他美国不会对入侵科威特作出反应的一个因素。 那么,如果美国不光展示而是动用自己的实力,那岂不是最简单的政策吗?然而,不对。首先,世界上的冲突不断,美国还没有开始拥有在军事上介入所有这些冲突的资金或能力。它必须挑拣和选择。第二,在那些它参与的冲突中,人员和资金的代价极大。朝鲜战争在一条几乎与战前同样的停战线上结束。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占优势,越南战争对美国是一场惨败。1980年代初入侵黎巴嫩是一场失败。二战后美国最大的军事胜利是入侵格林纳达,那是一个加勒比小岛国,其军队比美国一个十等城市的警察力量还小。 一个超级大国的战争需要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如果美国当年胆敢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美国公众无疑会给予支持。但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其他条件,即必要的军事优势。而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美国的公众的支持最多也不过是冷淡的。越战的辩解理由是说这是一场反对一个国家的战争,从而相当于一场对苏联的战争。而甚至在那时,全国也只有一半人赞成。 那么,美国政府能够做什么?它能进行拣便宜的战争,即利用眩目的空军力量而不动用地面部队,从而没有人员伤亡。它还可以力争甚至不为战争开支,让美国公众对战争感不到痛痒。这在美国面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北朝鲜或中国的情况下是一个根本制约因素。这个制约因素能否被克服?不大容易,因为美国同时正在为维持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优势而斗争,还在为保持美国国内冲突不致爆发而斗争。它不具备资源或政治精力在目前所作的事情上加码。而它目前所进行的是无法结束、不能取胜的战争,这个配方将加剧世界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其后果是国家结构合法性在各处继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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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神奇 从现在起50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回头看20世纪的时候,他们会希望解释一下,为什么纳尔逊·曼德拉成了一个普世英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左到右都在赞美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得到过这样普遍的喝彩,可能除了甘地。但甘地是一个半宗教式的人物,而曼德拉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人物。 事情并不从来如此。20年前,曼德拉作为一个恐怖头目被终身监禁。他本人以及他的运动,即非洲国民大会(ANC),都是有争议的。种族隔离政府及其支持者指责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政府也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此外,甚至非国大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他们在军事上是软弱的(即使道德上正确),认为他们要想在南非取得政权将极其困难。此外,非国大本身及其各地的支持者都确信,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道路是进行猛烈的武装斗争。 然而,似乎出现了一个奇迹。1980年代后期开始,种族隔离政府开始进行向非国大移交权力的谈判。到1990年代初,谈判变的具体起来,回过头看,我们可以说,谈判进展非常快。非法的政党被种族隔离政府重新合法化了,种族隔离法律被废止,政府(仍然掌握在老种族隔离领导人手中)在1994年允许举行全民投票进行选举。非国大轻易赢得选举,曼德拉被选为南非总统。一个新宪法得以通过,一个根本的政治转变完成了。 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他们的信仰如此坚定、对政府机器的把持如此有力,怎么能让自己的结构彻底毁掉,让自己支持的一切悉数颠覆?无疑,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非国大在30-40年时期内得到了南非绝大多数人口强大而持久的拥戴。即使它不能把这种支持转化成军事力量,它也在不断向政府和世界展示它在公民社会得到的支持。年复一年,它的国际外交使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孤立。这让大工商业界尤其不快,它们希望走出这种孤立状态,以为自己在一个非国大政府领导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南非也能过得不错。而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世界对南非是非国大长期盟友这一点不那么担心了。 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导致政权的和平转移。非国大不得不达成两项交易。一是和大工商业的交易。第二个是和种族隔离政府的交易。第一项交易要求非国大降低它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承诺,推行一种类似于今天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民主"政府那样的政策:不实行国有化,对世界市场开放,再加上一些社会福利措施。 第二项交易,即与种族隔离政府及其支持者、尤其是安全部队达成的交易,不得不回应后者的恐惧,他们担心将为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的一切恐怖行经付出代价,包括谋杀、折磨和迫害。这项交易相当直截了当。非国大同意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诺贝尔获奖者图图主教任主席,通过举行听证揭示种族隔离期间的事实"真相",然后,在罪恶行径犯罪人的请求下,将乐于给予特赦,以此交换他们彻底暴光自己以前都干了些什么。 曼德拉从而在5年间(1994-1999)主持了这一转变,即建立了一个由非国大实行政治控制的非种族歧视政府。它是这样一个政府,其经济政策在世界上带有左翼色彩,但完全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约束之下。它还是这样一个政府,它以和解而不必然以正义来寻求真相。这些都是非国大的政策,反映了这个运动的历史特点,但毫无疑问,曼德拉的非凡人格使这个困难的计划得以顺利实行。曼德拉有能力把争取南非大多数人权利的不懈的战斗性(以及由于这种战斗性遭受的个人苦难),与向自己的前对手(以及向整个南非白人人口)握手言和结合起来,这一点令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的睿智和可靠充满信心。 在一个对老的反体系运动广泛幻灭的时代,世界可能需要一个英雄。世界也确实接受了曼德拉。他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希望象征,征服了甚至最愤世嫉俗的人。他使自己那些急噪的追随者安静下来。他让美国政府叫好,甚至当他为他们在长期、艰苦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忠诚支持而拥抱卡斯特罗和卡扎菲的时候。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都成了崇拜的对象。 然而,当他任期结束,南非的问题只在这时才突现出来。非国大与大工商业达成的交易让非国大左翼及其前盟友,即南非和COSATU(工会组织),很难接受。而与安全部队达成的交易让所有那些被种族隔离政府杀害和折磨的家庭也很难接受。曼德拉总统任内的成就是政治上的,即政权的和平转让。在经济上,情况不那么光明。政府的确为城镇和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用水,政府也的确修建了一些新住房。大工商业没有逃离国家,经济仍然运行着。但是,从黑人大多数的需要上看,改善只是杯水车薪。 现实政治在新总统姆贝基[ThaboMbeki]的领导下现在开始了。非国大在1999年再次获选的多数票甚至比1994年还多,这是对信任的投票。但是,它必须在今后5年在经济上有所表现,不然就不会再次赢得这么漂亮。潜在的社会裂缝根本没有弥合。已经没有纳尔逊神奇在这里平息不满了。要把这个国家黑人大多数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甚至接近现有白人人口的水平,没有容易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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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米罗舍维奇对局自1999年初开始,整个世界都在观看克林顿-米罗舍维奇的棋赛。6月早些时候,大多数评论员似乎相信,克林顿赢了,并且赢得很漂亮。克林顿宣布获胜。他的北约盟国也认为如此。世界左派中很大一部分人也这样认为,他们对美国展现的军事力量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米罗舍维奇说他胜了,但大多数人,包括塞尔维亚大多数人,似乎认为这不过是愚蠢罢了。 我认为,评估应当更谨慎的多。原因之一是,棋下完了才算,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棋局当中。第二,对棋步的评价应该永远针对另外的下法进行。让我们看看另外的下法,从朗布依埃会谈开始。朗布依埃会谈是由北约国家召集的,目的是迫使人们接受一个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协议"。近日来,人们不断提到朗布依埃协议,甚至在联合国的决议中也提到它,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朗布依埃主要有三方与会者:南斯拉夫政府、阿族代表团(由阿族解放军和卢戈瓦组成)、以及某些北约国家政府(在会谈中作为一个相对团结的集团行事)。 会谈中,北约国家起草了一套条款,要求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人同意这些条款。现在人们已经忘记的是,条款不是一套,而是先后有两套。第一套为南斯拉夫人所接受,但遭到阿族拒绝。第二套(即现在被叫做"朗布依埃协议"的那一套)为阿族所接受,但被南斯拉夫人拒绝。没有一套被双方接受。在第二个协议失败之后,北约国家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最后通牒,然后发动了入侵。 让我们更详细看一下这些条款。第一套条款规定南斯拉夫军队从科索沃撤出,一支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这些条款米罗舍维奇接受了,或者至少是勉强咽下去了。但阿族代表团反对。他们告诉奥尔布莱特夫人,条款中要包括对独立进行公决。她补上了这一条,规定在三年内进行。北约国家跟着又补上了一个秘密附件(对我们保密,但当然对南斯拉夫人不保密),规定北约军队有权随时进入除科索沃以外的南斯拉夫其他地区。这一点米罗舍维奇还没有咽下去的准备。 因此,发生了战争。战争中发生了什么?南斯拉夫遭到致命轰炸。事后我们得知,轰炸对南斯拉夫军事能力的破坏比北约希望的要小的多。轰炸的确对南斯拉夫经济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目前估计来年的GDP将下降40%。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进行了种族清洗,目前估计大约1万人被杀害,另有更多的人家园被毁。这类行为的临时计划无疑是存在的,但事实是,在战争开始之前,被杀人数和家园毁坏的数量相对要少的多。正是战争才允许甚至鼓励了这些计划的实施。 现在看看战争本身。克林顿显然不想动用地面部队。他知道,在国内这将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败。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抵抗和无尽的科索沃难民潮正在把他逼向绝路,那样他就不得不动用地面部队,并承受由此导致的政治失败。所以,他有点不顾一切地把俄国人拉进来当调停人。俄国人乐于接受。 北约声称,他们得到了南斯拉夫人无条件的投降。他们真得到了?让我们把北约得到的与南斯拉夫人在朗布依埃同意给他们的做一下比较。他们得到了塞尔维亚军队撤出和北约军队进入科索沃。他们没有得到第二个协议中的东西,即对科索沃独立进行公决,或北约军队自由进入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权利。还有,他们得到了他们在朗布依埃竭力避免的两个东西。最终协议要求通过一个联合国决议,从而使联合国在未来拥有发言权。他们还得到了俄国军队进驻科索沃。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如果克林顿坚持朗布依埃最初条款,从美国自身观点来看,美国原本会得到一个比战后所得到的更好的一笔交易。此外,他们还得到了种族清洗。当然,实行种族清洗的是塞尔维亚人。但事实是,如果克林顿坚持他自己在朗布依埃的最初条款,这些塞尔维亚人无论多么邪恶,本来也不能进行种族清洗。在道德责任上,克林顿难逃其咎。而在现实政治中,这并不构成一个完胜。 不可低估俄国人进入科索沃一事。他们重申了自己在巴尔干地区作为一个大国至少今后50年无可回避的作用,而这正是克林顿想要避免的。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细节:俄国的关键行动,即占领普里什蒂纳机场,正是由于奥尔布莱特夫人才有可能发生。杰克逊勋爵将军(Gen.SirMichaelJackson)曾经希望在6月11日派英法军队进入科索沃,奥尔布莱特夫人飞到马其顿,说服他推迟一天进入,以便还没"准备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我还以为海军陆战队永远都是准备好的呢)能同时进入。这一天的拖延正好使俄国军队有可能占领普里什蒂纳机场,从而得到了一个事实上的俄占区(即使我们不这样称呼它)。在外交史上,奥尔布莱特夫人肯定会为这个辉煌的战术行动占据一个特殊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处于这场棋局的什么位置?米罗舍维奇在国内似乎幸存下来。南斯拉夫政治比伊拉克政治要开放的多,无论在塞尔维亚还是在黑山都有他的真正反对派。但我估计他可能任职到任期结束,也就是2002年。克林顿避免了最糟的事情(派地面部队)。在国内,他的支持率既没上升也没下降。但是,如果科索沃情况恶化,如果(特别是)阿族解放军决定在未来一两个月不真的交出武器,而且开始向进驻的北约军队而不是缺席的塞尔维亚人开枪,克林顿(和戈尔)在国内将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从下棋上说,残局常常极难捉摸。 那么,克林顿为什么要抛弃一个好的朗布依埃交易(他自己提出来的),而同意一个他不能执行的交易?我回到我在前一个评论(评论第13号,1999年4月1日)提出的论点,即:克林顿的真正目标与种族清洗、美军驻扎巴尔干地区的战略意义、或任何其他表面原因毫无关系。真正的目标是把欧洲锁进一个重新振兴的北约,以及避免北约之外出现一支欧洲军队。他是否至少在这个目标上是成功的?眼下,他在这一点上似乎比自己1998年那时多少更有力一些。但是,整个欧洲都在闹嚷嚷地谈论是否需要反思自己的军事准备程度问题,甚至是否要求得到欧洲权利。在这方面,美国赢得的可能只不过是暂缓了这一过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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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世界经济清单 过去10年间,政客、记者和学者都在叙述一个叫做"全球化"的故事。这据说是某种最近发生的事情,并改变了几乎一切。它对一些人是一件大好事,对另一些人则是一个可怕的危险。对赞成的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件绝妙好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反对的人来说,它不仅是极坏的而且是可逆的。 1990年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似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苏联跨了台。美国进行了两场重要战争:1991年打击伊拉克,1999年打击南斯拉夫。北约再次振作起来并"扩大"了。而在经济上,美国股票交易疯狂暴涨并表现出收益空前,同时美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低。 当然,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情况看上去不是太好。东亚这个1970-1990年经济成功的地区出了麻烦。日本投机泡沫在1990年破裂,此后经济持续不振。1997年,所谓的东亚危机使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货币崩溃和经济萎缩。俄国经济溃不成军。我们就别谈前南斯拉夫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分别发生了一些小危机,没有一国表现出色。非洲总体上是一个灾难性地区,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大量国家存在着内战和难民,脑力继续外流。而对西欧来说,它还没有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但失业率仍然很高,而欧洲计划仍然颇有争议,此刻止步不前。 今天,甚至新自由主义太平盛世的吹鼓手也在调低自己的调门。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佛朗西斯·福山对我们保证说,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结。到90年代终结的时候,他写起来更小心了,谈论我们在生物领域的科学成功给世界造成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错的机构,目前正遭到完美的保守派发言人的严厉批评,说它忽略世界市场不受限制的开放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与其把1990年代看作不可阻止、无法避免和无限美妙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起点,倒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大致从1970年代开始的康德拉基耶夫B阶段或世界经济停滞的第三个10年更有用。它是一个B阶段,因为它符合所有传统上对这个阶段的描述:生产利润从1945-1970年时期的水平显著下降;结果,资本拥有者把自己盈利的主要场所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世界范围的失业大量增加;以及最后,生产场所明显地从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习惯上被叫做"工厂逃亡"现象)。 1970年代被称为滞胀年代。我们还记得这个词吗?这是由于出现高失业率和经济放缓,同时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在美国尤其如此。这也是欧佩克油价上涨的时期。多年来,媒体除了这件事几乎不谈别的。现在谁还记得它?尽管有种种凶兆预言,到头来它没对美国或甚至西欧造成破坏,因为石油生产国的石油租金通过西方银行流动,后者把它借给第三世界和集团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油价上涨面临力量平衡的巨大困难。 正是在1970年代我们开始知道核心地区"三驾马车"这个概念,即北美、西欧、日本。人们谈论三驾马车就是承认美国经济相对下降。三驾马车在三方委员会和7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谈判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在世界经济中也开始相互进行激烈竞争。1970年代是欧洲年代。美国的表现如此之差,以至尽管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丑闻余音未尽,卡特还是在再次竞选中被击败。 1980年代场面改变了。1980年有4个热门用语。第一个是"债务危机"。那些在1970年代借债的国家无力偿还。1980年代,这导致波兰陷入团结工会运动危机,它后来逐渐搞垮了整个东欧卫星国结构。1982年,墨西哥宣布它实际拒绝偿还债务,一大批其他拉美国家紧随其后。 世界需要新的借债者来支撑世界资本主义的投机需求。他们找到了两个。在理论上致力于改变扩大政府职能的里根政府,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美国债务扩张。里根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把美国拉出了剧烈衰退--美国的剧烈衰退是他起先实行削减开支造成的,但代价是巨大的美国政府债务,由日本资金提供支持。 第二类新借贷者是美国大跨国公司。这是一个"垃圾债券"时代,它使投机者能够大规模接管公司,他们把该公司大量资本和大批劳动力从这些公司剥离。这种小型化引起美国和西欧很大一部分中等阶层社会地位下滑。 最后,出现了"雁行"效应。日本在生产领域起飞,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很大一部分)随之带动起来,由此出现雁行形状的比喻。1980年代无疑是日本年代。美国落在后面并忧心重重。 后来是1990年代。正当难以置信的美国国家债务似乎要压跨美国立法者的时候,日本泡沫破裂,给美国现在已经小型化的公司留出了空间,开始它们自己的自推式投机狂潮,加上对新的信息技术工业拥有暂时的较大控制。热门词现在变成了"全球化",意思是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试图迫使所有国家打开大门,允许世界资本自由进出。 全球化的成功本身开始了全球化的消解。东亚"危机"和随后的政治变化是后果之一。整个西欧和东欧(以及在美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重新上台是另一个后果。当然,这些经常是那些遵循"全球化"路线的政府,但它们获选是公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的结果。观察人士中有90%的人预计美国股票市场将出现重大下滑。到目前为止,他们让投资者自推式乐观主义证明错了。但能错多久? 看看最近30年,我们实际看到了什么?第一,世界体系的两极化大大增加。在现代历史上,我们所说的南北差距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这个鸿沟是经济、社会、和人口鸿沟。曲线直接上行。第二,我们看到北方国家内部两极化大大增加。那些干得不错的从来没干得如此之好,这是事实。(但是,象我们指出的,三驾马车在不同年代有所不同)但贫困地区也在逐步升级。 这个清单留给你去计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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