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温哥华 Vancouver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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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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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多次来杭州，总是用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冬天的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三华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格格作响。主席手拿着一根竹杆，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呱儿，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可以回去了。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送到村口。直到二十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五十年代，他来杭州工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持艰苦深入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艰苦深入的人，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那个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情况都问清楚，问的内容很具体。主席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主席的思路，大家的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主席的收获都很大。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进行的。在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来。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回答都是同样情况。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省委领导有点吃惊，没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1960年3月14日，毛主席从江西来杭州的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主席走进厂房，仔细地察看了每个部件，当陪同的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主席，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的，主席听了很高兴。主席对修这种小水电表示满意，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经过双龙水库时，主席指着水库说：“这种水库，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养鱼，也是游泳的好地方。”又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兴修水利造福后人，兴利除弊的作用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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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入营房，看了战士写的墙报，还亲切地与战士拉了一回家常。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别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搞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主席面对困难局面，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困难的状况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和周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年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同志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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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杭州的几个故事主持起草宪法草案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按计划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杭，时间达80天左右，除起草宪法外，也兼顾着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在南下杭州途中，他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他在杭期间，住在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办公地点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即葛岭山麓30号）前的平房里，系统阅读、研究、比较了中外各类宪法，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炼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的根本指导方针。宪法起草工作从1954年1月9日正式开始。1月10日，制定了宪法起草工作计划。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中央，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起草出来。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9日拿出“四读稿”。从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每份过程稿，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时间，很有特点和规律，大多是从午后3点至次日早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曾这样回忆说：“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当时毛泽东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三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八十四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三十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与北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有进展，都及时报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讨论后，再将意见反馈杭州。起草小组再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毛泽东在杭期间的饮食很简单：每餐一小碗饭、一只馒头、一盘辣椒、一盘青菜、一碟肉和一小碗汤，不准多做。1954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离杭返京。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湖稿”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不仅在宪法史中留有重重的一笔，也给美丽的杭州刻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2年起，杭州周边农村地区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作为全省试办重点的新登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省委农工部的直接领导与帮助下，在以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典型的示范引导下，到1954年春，新登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50个，参加农户达3900户，占总农户的21.1%，从而引起了正在杭州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在听取了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尤其是新登县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办过程，及其对全省农业合作运动的示范推进作用的汇报后，毛泽东对这个只有7万多人口的新登县有了较深的印象，决定抽出时间到新登去看看。1954年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分乘4辆轿车，在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新登县。在离县城约5公里的松溪桥东，毛泽东走下汽车，沿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一路上，毛泽东时而向陪同人员了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而走到农田边，细细察看农作物。大约步行了3华里，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王家水碓村，有10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毛泽东便大步进了村，来到了农业社会计王关林家。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先是询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接着询问村庄的村名、户数、田亩数及村民成分构成等。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起了有关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介绍说：“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以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水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以达到600斤。”毛泽东称赞道：“好，这要好好地推广。”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便又向大家问起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临走时，群众拥着毛泽东送到村口。在回杭州的途中，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毛泽东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消息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市和浙江省的干部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视察钱塘江堤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非常关心钱塘江流域的防洪抗险及农田水利建设工作。1954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机要秘书叶子龙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要去看钱塘江。王芳当时以为毛泽东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泽东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王芳立即让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钱塘江水系是浙江的母亲河，其支流布满了半个浙江，上游为新安江，中游为富春江，下游为钱塘江、杭州湾。然而，由于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1949年杭州解放时，钱塘江干流的防洪设施较少（建德、富阳、桐庐县县治所在地和杭州市区筑有部分堤防），且陈旧破败，两岸农田经常遭受洪涝灾害。据记载，1950年夏秋，钱塘江流域普降大雨，萧山受涝16万亩，富阳受淹10万亩；钱塘江水一度冲破杭州一堡外沙老堤，决口12处，淹农田300亩、房屋70间。1951年夏，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434处，堤塘决口11处，倒塌房屋400多间，淹死6人。1952年，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617处，倒塌房屋150多间，淹死10人。1953年，全市被淹农田8万亩，冲毁水利设施763处，倒塌房屋30多间，淹死6人。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后，在靠钱塘江堤六七十米的地方停下来。这段堤坝由石块筑成，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当时的天气比较冷，风很大，毛泽东穿了件大衣，健步走上江堤，沿坝堤步行了一里多路。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关指示，杭州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地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治江围涂。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培修、加固、新建海塘和江堤1400公里，围涂60多万亩，特别是建成了钱塘江两岸的高标准防洪海塘170多公里（包括500年一遇的主城区海塘），从而确保了钱塘江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了杭州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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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小营巷从1956年1月起，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对改变城乡脏乱环境和不卫生习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及移风易俗和社会进步都起了重大作用。杭州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积极行动，涌现了小营巷居民区等一批卫生模范单位。1958年1月5日，在主持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后，即将离开杭州前夕，毛泽东在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等的陪同下，来到了上城区小营巷居民区。小营巷是杭州的历史街区，当时有617户、1783名居民。解放前，这里垃圾成堆，蚊蝇孳生，疾病流行。解放后，小营巷居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消灭了疟疾、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而且办起了托儿所、红十字站，修建了小营公园，绿化美化环境，使“讲卫生、爱清洁”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56年，小营巷被评上了杭州市卫生模范单位。走进小营巷给毛泽东的第一感觉，就是街头巷尾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有痰迹；在擦洗得很干净的大门上，贴着写有“清洁”的红纸条。毛泽东心情很舒畅，先后走进61号墙门、56号墙门、42号墙门。在61号墙门，毛泽东问：“这里住了几户人家？”时任小营巷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回答：“10户。”毛泽东回头问大家：“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回答。毛主席来到小营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在56号墙门，毛泽东看到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锃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蜘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在天井里，一字排开三只大水缸，每只缸上都盖着一个木盖子。他走到一只缸前，揭开一个缸盖，仔细地看着。站在旁边的程瑜赶紧向毛泽东解释：“这是天雨水。”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鱼好奇地问：“为什么养鱼？”程瑜回答：“鱼吃孑孓。”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就想出了在水缸里养鱼的办法。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接着，毛泽东又走进了42号墙门，走访了教师胡澄章家和军属居素吾家。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到巷子里来了。毛泽东一在大门口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来到车边。这时，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的手。那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车子开动了，毛泽东在车中向居民们挥手告别。毛泽东视察小营巷，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人民“消灭四害、卫生防病”的积极性，推动和促进了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和“学小营、赶小营”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的深入发展，在全国也引起热烈的反响。视察浙江省农科所毛泽东在1958年1月5日视察了小营巷之后，紧接着视察了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毛泽东一进农科所的试验大楼，就注意到了走廊上摆着的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他马上弯下腰来仔细察看，边看边问农科所的所长楼宇光：“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双轮双铧犁？”楼宇光说：“是的”。双轮双铧犁，是当时国内正在推广的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式农具，引进后，在北方推广很快，但由于在设计上存在一些不适应水田使用的缺点，因此在南方各地很难推广。浙江省农场农具管理局和浙江省农科所经过研究，对原来的设计进行了三处重要的改进，试用后效果较好。半个多月前，周恩来视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此，毛泽东很感兴趣，想亲自看一看农科所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要发展，必须尽快改变以前那种原始劳作的生产方式，改良农具，促进农业机械化。推广使用双轮双铧犁，就是为了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把农业引上现代化、机械化的轨道上。看完这部双轮双铧犁，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和蔼地要楼宇光一同坐下谈谈农科所的情况。楼宇光把农科所的研究工作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楼宇光如实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接着用商量的口吻说：“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宇光忙说：“好的。”毛泽东指着楼宇光，笑着问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吴宪说：“赞成。”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离开会议室，毛泽东来到大楼前面的试验田。在试验田的东边，有几个工人正在忙着准备用双轮双铧犁为毛泽东作耕地表演。工人张有根牵动一下牛绳，两条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毛泽东跟着张有根，聚精会神地察看着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耕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作。”张有根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转过脸来问大家：“我行吗？”边问边准备去扶犁。他要亲自试一试，亲自体验一下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在南方这种黏性土壤上耕作起来，到底是不是比旧式木犁省力。他手扶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他很内行，那扶犁赶牛的架势，俨然一副老把式的样子，犁过的地既不深也不浅，耕出来的田沟很直。40多米的田块，没多久就到了田头。他放下犁，又关切地询问了农科所职工的生活情况。毛泽东要走了，他再一次同职工们热情地握手。浙江省农科所之行，令他很满意，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在全党、全国开展一场技术革命的信心。而浙江省农科所，也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建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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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杭州写作的诗词选《五律·看山》《七绝·五云山》（1955年）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七绝·五云山》（1955年）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七绝·观潮》（1957年9月）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七绝·莫干山》（1955年）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第二故乡”人民的深切思念——缅怀毛泽东留在杭州的千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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