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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作者：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董怿翎
延迟退休是所有在职职工非常关心的问题。11月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第十二条“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第45点中明确，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预计五到十年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进入中高龄。这意味着，中国的退休人群将进一步扩大。即将面临退休的群体是否准备好面对退休生活？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老年人对退休的态度？公共政策可以如何进一步为他们提供支持？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暨活龄学院总监白雪博士与博士生刘畅调查了代际关系与婚姻状态对老年人经济压力和退休态度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使用的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通过筛选得到767份香港地区老年人的有效样本。
研究发现，代际关系质量对经济压力与退休态度之间的负面关联有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对于不同年龄群体来说，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婚姻状态对于经济压力与退休态度之间调节作用也仅体现于更年轻的老年群体。上述研究结论于今年7月发表于应用家庭科学跨学科杂志Family Relations中。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该研究中的结论及其应用与两位作者进行探讨，以下内容整理自作者的书面回复。
澎湃新闻：经济压力给香港老龄群体带来长期困扰，超过四成的人没有在经济上做好充分的退休准备，六成退休人员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稳定。这种反馈说明了什么问题？退休人员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通常与哪些因素有关？
白雪、刘畅：对于面临退休的人士，有将近一半的人退休准备不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退休后可能面临的财务缺口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提前做退休准备的意识，缺乏相关的知识，或者是退休前的工作收入较低，不允许他们为退休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这种状况也说明，香港地区目前的退休保障制度仍不完善，无法确保长者在退休后有一个比较稳定和较为充足的经济来源。目前香港仍然缺乏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主要是由社会保障政策（比如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长者津贴等）在发挥养老保障的作用。但这些保障额度普遍比较低，同时它们在申请时对资产审查的要求也可能使受助者被污名化，令到很多有需要的长者不愿申请。
其次，香港地区政府在2000年推出了“强积金”制度，是一种类似于内地的企业年金制度。但由于推行时间较短，覆盖率和替代率仍不充足。另外，强积金的运作逻辑是把个人储蓄用于投资，因此个人所得的退休金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且个人自负赢亏的投资方式也令这一政策的保障功能被削弱。并且 “强积金”是在退休后以一笔过的方式领取，也会给退休人士更大弹性把款项用于其他用途，增大退休后收入保障不足的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生活成本增高，生活压力增大，令家庭支援也无法为退休长者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这些情况令很多长者在退休后不可避免地处于经济困境之中，在面对长寿风险时对自己经济状况产生长期的持续的担忧，不得不尽可能压缩生活成本，难以真正享受退休生活。
关于具体哪些因素与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有关，根据我们之前的一项定性研究发现，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是和个体的储蓄和资产状况有关，以及能否在退休后继续通过某些途径获得稳定的收入。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决定提早退休的经济水平比较好的长者，如果每个月没有稳定的收入，也依然会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产生强烈的担忧和不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香港长者非常期望可以有一项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即使金额少一些，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一直消耗自己的财产，从而心理上获得一些安慰。另外，这种不安全感也可能会受到社会的物价上涨水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但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
澎湃新闻：研究在香港地区进行，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内地的老龄群体？两地在养老金方面制度的不同是否会对结果有影响？
白雪、刘畅：内地虽然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其替代率也不是十分充足。由于受养老金水平差异较大、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养老金替代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内地老年人各群体在养老金收入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体制内外人士的差异，以及城乡差异。
由于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方面的原因，体制内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退休保障水平往往比体制外的退休人士会更高一些。同时，由于城乡居民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同，大量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都处于较低水平，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经济困境。而家庭关系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对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质量也必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两个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并且同样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问题的地区，这个研究对两地的养老政策和服务发展都会有很重要的启示。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内地学者关注这个研究议题，使用更多内地老年人的数据来验证我们的研究发现。
澎湃新闻：研究关注了代际关系和婚姻状态对经济压力与退休态度之间关系的影响。为什么选择关注这两个变量?
白雪、刘畅：选择关注这两个变量，是因为考虑到在研究经济压力对退休生活的影响机制时，家庭关系的作用一定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来说，由于社会角色变少、社交圈缩小，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会放在家庭关系上，因此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尤其在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家庭关系对晚年生活的影响也愈发重要。
并且，根据现有理论，经济压力很可能会通过影响代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和解决代际矛盾的能力，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态度。同时，婚姻作为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有着独特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对于老年人缓解经济状况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得到实质的财政支援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希望能够用数据去验证这些理论假设。通过了解这两种重要的家庭关系在整个机制中的作用，我们未来就可以针对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和服务，从而帮助他们改善家庭关系，并且更有效地减轻经济压力对退休生活质量的影响。
澎湃新闻：对代际关系与婚姻状态两个变量的研究结果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差异？
白雪、刘畅：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从“情感亲近”“代际冲突”“合意-规范性团结”“结构-伙伴性团结”这四个不同的维度测量了代际关系，进而发现每一个维度在经济压力与退休态度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并且对于不同的年龄群体也是代际关系的不同的维度在发挥中介作用。其中，“合意-规范性团结”可以理解为不同代际对社会问题和照顾年长亲属责任的看法的相似性，“结构-伙伴性团结”可以理解为代际之间的居住距离、接触频率以及代际间的协助。
针对整体的样本，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中，只有“情感亲密”和“代际冲突”可以起到中介作用。“情感亲密”和“代际冲突”是最能代表情感支持的两个维度。这个发现和早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再一次表明了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在对抗压力时的作用。
另外，对于50-64岁的群体，“情感亲密”和“代际冲突”都可以作为经济压力和退休态度之间的中介变量；而对于65岁以上的群体，只有“情感亲密”可以起到中介作用。我们推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对于较为年轻的父母群体，他们的子女可能也更年轻，目前还处在不太稳定的人生阶段，也可能仍在依靠父母的帮助，因此可能更容易和父母产生冲突。
而对于更为年长的父母群体，他们的子女可能更成熟、生活状态更稳定，因此产生冲突的机率更小。并且更为年长的父母更有可能是代际关系中的被照顾者，即便他们有可能和子女产生冲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会被关系中积极的部分抵消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更为年长的子女和父母的联系减少，从而更少产生冲突，所以这个维度对父母生活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婚姻状态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也是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存在差异的。对于50-64岁的群体，婚姻可以显著地减弱经济压力对退休态度的负面影响，而对于65岁以上的群体，婚姻状况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出现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在存在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对于年纪更大的夫妻们来说，双方的收入很可能都来源于政府所提供的长者收入津贴。因为这种津贴的额度比较低，因此对彼此缓解经济压力的作用可能并不大。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更为年长且没有配偶的长者更有可能和子女一起生活，进而从子女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弥补了婚姻的作用。
另外，在探讨婚姻的作用时，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目前的研究只关注了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而没有看婚姻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测量和探讨婚姻在经济压力和生活态度的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
澎湃新闻：论文结论提到，为了加强代际关系和退休准备，需要为不同年龄群体量身制定计划和政策。具体来说，两位有哪些建议？
白雪、刘畅：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文化变迁都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功能和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代际关系的发展既推动了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代际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迁移，子女在外地求学、就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际互动的方式和频率，以及代际功能的履行。并且由于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亲子之间的义务关系不平衡现象也更加突出。
加强代际关系，首先可以针对促进代际沟通和化解代际冲突来制定政策和服务计划，尤其是对于父母刚刚步入老年的家庭。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提供更多关于代际沟通和情绪管理的知识，以帮助两代人获得更多沟通技巧，促进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提升化解亲子冲突的能力。
对于与父母生活在异地的子女，亲情交流是子代回馈亲代的主要方式。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提高子女对于父母情感照顾需求的意识，在两代人面对面的相处机会比较少的情况下，鼓励他们更多地通过科技手段，比如发微信、打视频电话等方式来加强联系。
对于父母更为年长的家庭，政策制定的重点可以放在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和保障制度，增加社区养老资源，对代际功能中比较薄弱的老年照顾功能予以帮助，减轻子女照顾压力。同样，对于子女和父母生活在异地的家庭，政府应对有意愿和条件的家庭在户籍变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提供政策上的便利，这样会对加强代际关系有很大帮助。
在退休准备方面，可以从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意识，加强金融教育，和发展相关金融产品等方面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首先，政府应帮助未退休的居民意识到退休准备的重要性，帮助大家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个人在养老保障中的责任，提升居民对退休规划的认识，避免由于对退休预期过于乐观而准备不足的情况。
其次，政府应加强对居民的金融教育，提升居民养老规划的能力。很多人期望对退休养老进行投资或储蓄，但对和退休养老规划有关的金融产品认知模糊，无法做出好的决策。同时，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多样化、更适合退休人士实际需要的养老金融产品。
除此之外，雇主也应在帮助员工做好退休准备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雇主不仅可以通过企业年金等方式为雇员退休后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理财建议，以及退休规划相关的培训，尽早地帮助员工为退休做好规划。
澎湃新闻：论文也建议为年轻人减负。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退休人员的经济状况和退休态度？
白雪、刘畅：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对改善退休人士的经济状况和退休态度的机制是比较复杂的。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和内地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都很大，需要依靠父母提供很多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帮助。父母拿出积蓄帮子女买车买房，退休后到子女的城市帮忙照顾小孩都已经越来越普遍。
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一方面可以令老年父母不需要把自己的积蓄补贴给子女，这样必然会令父母晚年的经济更充裕，有更多的财力过好晚年生活。同时，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增加托育服务和育儿补贴来减轻年轻人的育儿负担，也可将老年父母从这种繁重的照顾任务中解脱出来，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子女的生活负担减轻，才能有更多资源用来照顾父母。这既包括经济上的支援，也包括花更多时间来关心父母，提供情绪上的照顾。这样必然会对父母的经济状况和退休生活态度有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吴英燕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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