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这个系列讲述的是老一辈数学家的轶事，以前曾读过，印象颇深。有些段落当时还随手拷贝粘贴了下来。现在整理文件时翻了出来，又匆匆扫了一遍，仍觉得耐读。想把它贴出来，但一时又不知放在哪里合适。冲着这里进版画面那些照片，就鼓足勇气，将其贴于此处。看这些文字，权当是工作学习之余的一种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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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故事
作者：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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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汝钤院士的视力问题
在外出差，忙碌中不及多写东西，且把当年在科学院见到的几件名人趣事随手写下，让弟兄们见识见识所谓学问大家的形象，博大家一笑吧。
院士陆汝钤先生，数学所人称“小陆”（因为所里还有一位老陆 – 老一辈数学家陆启铿，）是萨爹通家之好，称为大师兄，此人才华过人，但眼神一向不太好。
一九六零年萨爹入科学院，华罗庚亲自出题面试，结果萨爹考得满目红叉，惨不忍睹，只得了二十多分。他这人好面子，寒碜的受不了，既然没有及格，也不想让人家来赶，自己收拾行李就要走。
自行车上放了被窝卷，也免不了挂些漱口缸子毛巾之类的零碎，萨爹凄凄凉凉推到所门口，就碰上小陆师兄，师兄非常亲热，说来啦？华老给你面试了吗？
萨爹说，唉，试了，才二十多分。。。
陆师兄大喜，道：好啊好啊，华老的规矩，得分就是及格，你能得二十多，不简单啊。
唔。。。萨爹琢磨过味来，感觉顿时逆转，，看来我没有不及格啊！那也就是说我能留下了？想到这里不禁一点激动。
就在这时候，萨爹看见师兄定睛瞧他车上的行李，不禁又有些心虚，如果师兄问起来，如何回复呢？
却见陆大师兄扶扶眼镜，道：卖破烂阿？噢，你来没几天么，怎么这么多破烂？
萨爹%%￥#%……——**！！！
这是萨爹说的，我没见着，但是到我上数学所自习写作业的时候，陆先生的毛病依然如故。--直到初中我们家就一间屋加一个厨房，没地方写作业，只好去萨爹的办公室，没办法，那时候数学所的子弟差不多都是这样，条件如此。
那天，我写作业，叔叔阿姨们干活聊天，挺热闹，这时候陆先生就来了。
只听他在门外使劲的跺脚，把鞋子在擦脚垫子上用力的蹭来蹭去，进门来还在看鞋底，眼中满是厌恶的神情。
萨爹就问他：咦，怎么了？
陆先生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儿惊惧，道：“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毛毛虫，掉得满街都是，让汽车压的那个惨阿。我紧躲慢躲，还是踩了一脚。。。”
真是奇人遇怪事，大家惊讶之余出门去看，回来便忍不住哄笑。
哪儿有毛毛虫啊，原来是杨树上的杨花挂了满树，风一吹当然满街满地的了，就搞糊涂了这位大近视眼的院士先生。
数学所后来好多人都成了“名人”，但出名是不是真的很好受没人知道。
杨乐，是个出名和没出名一样朴素的人，不过，出名前后的杨乐，一贯是严谨的形象，谁知道他当年还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事情牵扯到办公室里有一位“何仙姑”阿姨，名字我不说了，她自己是研究员，她的丈夫更是数学界的一位泰斗，夫妻二人都在数学所工作。将来我一定会写她，因为她太独特了，这位女子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网恋”成功者，结婚的时候她老公带着照片到火车站找她，因为两人网谈了一年，却从来没见过面。那可是六十年代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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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忠厚的杨乐
仙姑阿姨南京人，相貌清秀，尽得江南风水，酷似影星潘虹，今天已经超过六十岁的人了，但多有人以为她不到四旬。可是她的性格却大大咧咧，心理素质极好。心理素质好的人常常不拘小节，于是，在班上仙姑阿姨便经常出新鲜的，比如把给儿子上幼儿园准备的盒饭给老公带到了班上（这位老先生也照吃不误，直到第二天幼儿园老师说这样小的孩子你们怎么能给他吃红烧猪尾巴呢？老先生才恍然大悟 – 哦，我说昨天怎么觉得吃不饱呢？）比如。。。上着班就把鞋脱了，把脚盘在椅子上，一边捏脚一边写东西，入神得很。
这样的美女形象相当另类，不过数学所有几个不另类的呢？
这时候，杨乐就稳稳当当的走过去了，拿了份资料，请仙姑阿姨指点一二。
可是萨爹就发现这家伙面不改色，居然。。。居然悄无声息的把仙姑阿姨的两只鞋踢到座位后面去了！
杨乐看看萨爹，若有所悟，笑一笑，悄悄做个手势，示意不要做声。
杨乐的笑是那种特别憨厚，特别让人信任的笑，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报纸上他的照片，非常有诱惑力。
但这个时候这样笑，这人可就没法说他憨厚让人信任了。萨爹那人多老实阿，赶紧把脸埋到书堆里，他那幅古怪表情让人看了肯定露馅。
于是，下班的时候，大家都走，只有仙姑阿姨在那儿坐在椅子上不能下来了，只见她环顾左右，脖子转了一百八十度，后来干脆占到椅子上了，奇道： --- 哎哎哎，我的鞋呢？我的鞋呢？
萨爹和杨乐哈哈大笑，萨爹说：我们见到了赤脚大仙。-- 正说着，乐极生悲，杨乐手里端着水杯，就是现在会议室常见的盖碗，笑的时候忘了还有盖子了，杯子盖啪的一下掉在瓷砖地上，打得粉碎。
仙姑阿姨弄清楚原委，说杨乐这叫活该。
那时候大伙也能凑合事，那杯子杨乐就一直用那个杯子，也没换。
杨乐出名的时候，科学画报有登过他一张工作照片，桌子上台灯台历旁边放着敞盖的茶杯，好像晾着一杯茶，只有我们知道，那茶杯一年四季都是敞着盖的，因为盖子被杨乐“活该”的摔掉了，要泡茶，他只能在上面盖一张打印纸。
杨乐成名以后，风格依旧，却再也不曾听说他和女同志开这样的玩笑。。。
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还有手痒痒偷人家鞋子的时候。
这还算好的，钟家庆在数学界不是个陌生的名字，可是有一天他大光膀子让一个学生给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 本帖最后由 iamshirley 于 2008-12-10 20:44 编辑 ]
评论
钟家庆说我是蹬三轮的
钟家庆研究员和萨爹曾是课题搭档。钟为人侠义正直，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事的方式方法，在和上上下下相处时锋芒毕露而又游刃有余，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活跃人物，与学问还不错，但寡言少语，一开口就和邓小平同志叫板的萨爹搭档，正可以弥补他的缺点。
钟性格上的优点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有两肋插刀的豪迈，这一点他有本钱，钟的手巧，身体也好，体格强健，而且他很愿意帮朋友作体力活。
这今天想想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些所谓的数学家每天干体力活，很平常，比如龙瑞麟先生，经常要趴在那儿给儿子的自行车补带，他的手艺之好，以至于我家的自行车出了毛病，也要麻烦他。忽然想起，龙先生的小儿子龙川，现在也在美国读完数学博士学位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头发灰白的父亲猫着腰给他修自行车的样子。
张广厚先生去取牛奶，章兆旨先生借房子接待外宾，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亲眼看着的，所以我始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信任。
不说这个话题了，容易伤感，说钟家庆先生吧。
文革期间，萨爹在东四盖小厨房，所里支援他几根大木材，每根都海碗口粗，两丈多长，这可怎么往回送？
钟先生说，没问题，咱俩送吧。
于是这哥儿俩就在自行车后架子左右各绑一根大木头，仿佛两根旗杆，钟先生打头，萨爹殿后，威风凛凛的出发了，那时候北京还没有那样多的电线和汽车，就这样居然花了两个钟头，从中关村骑到了东四。。。
我记得钟先生，并且感激他，其中有自己的原因。
上中学的时候，萨爹不在国内，萨过马路不小心，和北京市公共汽车中最大的332路来了个亲密接触，直接进了车底。（萨这个故事至今是北京人大附中进行安全教育的经典案例，闹不好海天还记得，只不过他不知道那个倒霉不看路的家伙是我）。
出事后，数学所的同仁们仗义相助，龙瑞麟先生的夫人高老师干脆搬过来住，陪着萨娘照顾萨这个惹祸精。那时候来了不少应该记住的人物，比如，大冬天的有一天来了一位先生，身穿极精神的一身西服，在寒风中泰然自若，后来随口一问，原来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的大学生，数学家毕大川！大概他们老家黑龙江零下三十度的气温对他很平常，北京的冬天，只能算是“凉快”吧。
从医院把我送回家，汽车开到数学所平房前面，因为有一片小松树林，过不去了，大夫说怎么办？要不弄个担架？
钟先生看看距离，也就五六十米，再瞅瞅我，这萨也就七八十斤，于是一摆手，说不用了，我抱他吧。
这种经验大家都没有，所以都无异议，于是钟先生抱起我就往家走。
等走起来才明白，这可是烫手的山芋阿。
因为我那时浑身是伤，还有骨折的地方，哪里都碰不得，那种沉，叫做死沉。
这五六十米可把钟先生累坏了，我在他怀里，只觉得钟先生全身都在冒热气，嘴里也在喷热气，但是他不敢更换姿势，也不敢换人，只能硬撑着。
把我放到床上，身高体壮的钟先生已经满头是汗，那个喘阿 – 大冬天的。
后来我入医院复查，把长得不好的锁骨掰开重新接，回到家，我的英语老师石英先生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觉得问题不大，又要抱我回去，结果被大家赶紧拦住，石先生体格还不如钟先生，如果没有前面的经验，闹不好就把我扔到半道上了。
不知道今天拿钟家庆奖金的朋友看到这段感受如何。
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钟先生这种事事亲历亲为的举动也够新奇的了。
有一天，萨爹所在的数学所分桔子，每人一箱，平房宿舍所里的人多，钟先生就带几个学生拉着板车给大伙儿送来，天儿热，钟先生过了个光膀子，只剩一件跨栏背心，他喜欢游泳，全身晒得又黑又红。
他好像有事和萨爹讲，所以把学生和板车打发走，他帮着把桔子搬进萨爹家，抓了一个桔子，用嘴撕着扯掉桔子皮的时候，就有一个目光炯炯的MM凑上来了，问：大爷，您知道钟家庆钟老师在哪儿么？
萨爹听见了，刚要介绍，又打住了。
他虽然迂，但是并不傻，看看钟先生，晒的象个黑炭头，跨栏背心大裤衩子，嘴里叼着一个桔子，这。。。这什么形象阿。
幸好萨爹没说什么，钟先生马上就接茬了 – 唔，他不住这院儿啊。
那女生说：大爷，刚才碰上他的学生，说他在这儿呢，您能帮我看看他在不在这院么？求您了，我想找机会见见钟教授，我从武汉来的。
阿。。。钟先生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回头看见萨爹，忽然眼睛一亮，象看见救星一样，冲萨爹一指，说，哦，我是蹬三轮的，不认识什么钟家庆，你问他吧，他住在这儿，可能知道。
说完，钟先生掉头就跑。
把萨爹给搁在那儿了 – 唔唔，你找钟老师阿，今天没见到他。你找他什么事啊？ -- 我是从武汉来的，我要考他的研究生。您认识钟教授么？ -- 唔唔，认识，你认识他么？ -- 当然啦，您看我这个包（打开包，萨爹看到厚厚一本剪报，都是钟先生参加会议，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钟先生西服革履，神采奕奕。）
萨爹就只会唔唔了。
那目光炯炯的MM还问呢 – 你们科学院的研究员都住在哪儿啊，我来这儿好几天了，怎么一个教授都没看见呢？
这时候，她后面有一个搬桔子的，就是吕以辇研究员，也是跨栏背心的形象。。。
后来，萨爹和钟先生一说，钟先生就跳起来了，不行不行，我那天那个形象，怎么见这个学生阿！萨爹说要是人家考上了，你能不要？
不知道发愁的钟先生那些日子就很苦恼，直到发榜，看见那MM的分数没有够上来，才松了口气。MM去了兰州，后来多次给钟先生来信，讨教问题，兼以一叙崇拜之情，钟先生非常热情认真的回复，对她极尽帮助指点，但始终不肯和这学生见面，直到钟先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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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吸引人的科学家们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家长们教育孩子都是说 – 将来作科学家，对于我们这些数学所的孩子来说，科学家的头衔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只是无论如何无法和身边这些家伙们挂钩。
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红遍中国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们和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
有一天看萨爹整理照片，其中有一张十几个人在十三陵水库的合影，上面一帮二十多岁的瘦弱青年，个个土气得可以，还要作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来。
我说那个头发长长的是你吧？萨爹说是。那旁边那个低头看鞋的呢？
杨乐。
哦！杨乐阿！就是那个科学家杨乐？！
你奇怪什么？你不是天天见杨叔叔么？
可那是杨叔叔，不是数学家阿。
那是一个人啊！
。。。。。·##￥%%……%……
哎呀，爸，你居然有和杨乐的合影阿，把你们俩剪下来，我拿去给同学看，保证让他们服我。
什么阿，这么多人，怎么能剪两个呢
那些人。。。这个傻乐的是谁啊？
那就是陈景润阿。
阿？哎呀，可惜，你们俩中间怎么隔了个老头？没有他就好了。
那是华老，华罗庚华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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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上折腾得我睡不着觉，第二天看院里的叔叔阿姨个个方面大耳，都是神仙人物。如果我好好学习，是不是离科学家并不远呢？
三天以后，好像这种感觉又忘光了。。。
因为他们实在太平凡了，无法和报纸上那些光辉的形象联系起来。
直到今天做学问萨始终是半瓶子醋，他们有很大责任。。。
[ 本帖最后由 iamshirley 于 2008-12-10 21:08 编辑 ]
评论
看过《甲方乙方》么
《甲方乙方》，一部笑声中含泪的贺岁片。 那个最后的女军人的故事固然感人，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更比电影令我感动。虽然，故事不完全一样。
这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科学院。
丈夫是国家核试验基地的军官。
妻子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
从结婚，丈夫就去了青海，每年回来一次，也许两年一次。
妻子生了一儿一女，没有办法，她把母亲从四川接到北京，为她看孩子，一直到孩子二十岁，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家。
丈夫和蔼，实在，因为妻子姓张，科学院的同事们就叫他“张先生”，妻子文静聪明，很能干，国家烟草局的数据库系统，就是她支持开发的。
做丈夫最后终于可以回北京了，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而且，妻子分到了一套房子。
丈夫手很巧，能干，所有的装修和家具都自己做，我们去看，萨爹就说：“张先生何必自己做，我给你找个师傅吧。”张先生就说：“自己做的好。”他是四川人，好字总是咬成四声，念“浩”。
大家都理解他，科学院两地分居的太多了，我的父亲母亲也分居了八年，家的概念，是母亲调回北京以后才存在的。张先生的家比我们又晚了十五年。没办法，他是基地骨干，基地舍不得放，他也舍不得走，国家需要他。
可算有机会建设自己的家了！
看着他在小区里打家具，收拾装修材料，我们都觉得很替他高兴。
他们的女儿那时候到新加坡留学去了，临走前，到我们家来聊天，妻子 -- 我习惯叫她张阿姨 -- 双眼如同墨黑的深潭，那种快乐发自心底的笑。
结果就那一年，妻子查出来肝癌。
其实是有征兆的，萨爹和她一起负责国家烟草局的项目，到青岛做颐中烟草的调查，我也正好在青岛做项目，去看，谈话中她就出去呕吐，回来说胃不好。
查出来了，大夫当场就告诉她：晚期，没法治了，最多两个月。。。
大家相信吗？就这样直截了当，不当回事的说出来。这就是给科学院人员作体检的医生的素质。对这样的医生我想来依然痛恨，然而这是真实的事情。
以后的两个月，他们跑遍了武汉，四川，东北。。。
那医生虽然没有医德，却说得很准。
深秋里，忽然有朋友来告诉萨爹，说张阿姨不行了。
我们就赶紧去医院看，萨爹和她是三十多年的老搭档了。
走到医院楼梯拐角，看到一个泣不成声的小老头蜷曲在那里，大概有亲人去世了，更增加了悲哀的感觉。
我们走上楼梯，迎面就看到她的儿子，我幼年的朋友，满面泪痕而来，我们明白了，她，已经走了。
尔后，令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场面是。
我的朋友走向那个蜷曲的小老头，叫：“爸...”
这个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因为我曾经从他的面前走过，再想不到那就是平日里腰板笔挺，英俊豪迈，军人风度十足的“张先生”！！！ 我第一次明白悲痛，竟然可以把人变化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和他本人判若两人。“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她怎么就不等等我哟。。。”
他不断的重复这几句话。在医院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三十年穿军装的汉子，发出那种从心底里出来的男人的痛断肝肠的哭。。。
我的朋友抱住他的爸爸，用力的抱紧他。
“张先生”转回头来看他：“你知道你妈妈有多么苦，多么苦。。。生你的时候，”他的口张得大大的，我以为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但是他忽然更猛烈的爆发了：“你爸爸还在大青海里哟。。。”
他抱紧自己的儿子，像一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朋友就出生在1967年，那一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回忆，这位英年早逝的妻子，就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张冬冰研究员，我曾经在陈景润一文中提到她，象她这样中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院很多。使用她的真实名字，希望所有人记住这些平凡的，为了我们的国家耗尽了生命的人，而这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细节，我都可以保证它的真实，从那一次，我才感到，作为一个军人，生活可以是多么的沉重，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和他们对家庭的歉疚，又可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评论
中国的眼睛章照止
这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它写出来是否合宜.
去年父亲节那天，写了一篇关于科学院的稿件，萨爹来了电话，劈头就是重申几个不许写，口气相当严厉，他知道我的毛病，写起来常常忘形，每次必要嘱咐，萨也只好唯唯。然后，萨爹口气和缓的说 – 你写得太晚了，以后不要这样。
忽然想起是父亲节，我，还什么都没有问候他呢。
谈了几句闲话，萨爹说，你写的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毕大川研究员冬天只穿一件西服不怕冷，不是因为他出身赫哲族，东北人也怕冷的。他不怕冷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另外，那时候他刚出国回来，除了西服，也没有别的象样的衣服。。。
第二个，他说，你文章中提到章叔叔借房子招待外宾，把你章叔叔的名字弄错了。
他的名字不是章兆旨，而是章照止。
所以，我就写写章照止先生吧，章先生有一子一女，当年就住在我家的对门。
章先生是老一辈数学家，然而，在数学圈子以外，他的名字并不太响亮。
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
他借房子招待的，是美国海军的专家。
因为美国海军的专家，一定要见一见“中国的眼睛”。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
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
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获得大量战略物资。
中国赠送给美国的，是一本小小的册子。
那就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军最新军区级军用密码。
这套密码之准确，几乎让美军的情报人员吐血，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肯定来自“中国的眼睛”。
中国的眼睛，唯一的一次失手，是没有预先发现苏联在新疆对中国边防军进行的报复性袭击，事后我们知道，那一次，苏军前线完全采用了手工的用摩托车传递命令的方式，在一线部队的通信中，没有关于这次袭击的消息。
能够迫使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放弃它庞大的通信系统，还原于一战的通讯方式，或许，只有中国的眼睛有这样的骄傲。
其实，中国的眼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章照止先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是我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在西西河，曾经有朋友贴过关于密码方面的文字，特别是有些涉及到中国科学院，我当时很想回贴，跃跃欲试，而萨爹不许，今天，我再次提出想写一点儿，可是，很遗憾，我只能写这样多。
大家一定认为中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一定有非常隐蔽的住所，强力的保安等等等等吧。
然而，章先生就住在数学所平房，上班来，下班走，和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毫无二致，他的门前和每家一样搭起一个油毡的小棚，那里面放的是他家过冬烧得蜂窝煤。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章先生只根据截获的密码提供算法，至于解出来的东西是苏军的摩托化师驻扎地点还是三个月的菜谱，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要写论文，要教学生。事实上知道章先生是“中国的眼睛”，还是数学所老所长关肇直的追悼会后。那一次，周龙骧研究员非常悲痛，下来说起关老，提到因为他的名字发音和章照止先生相似，苏联人在得到有关情报后，很长时间把“章照止”当作关肇直先生的化名，认为他就是中国的眼睛。。。
其实，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关肇直先生让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先成名，后成家”的传统，关先生去世的时候，留下他的女儿还很小却无人照顾（关先生比萨爹高整整一辈，但他的女儿比我还小）数学所专门派了一位干部，承担照料关先生女儿的任务，他也确实作得很好，关先生的女儿温文尔雅，活泼可爱，完全不象那种失去家庭的孩子。我还记得萨爹一次想给关先生的女儿介绍对象，那位叔叔如同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耐心仔细的萨爹权衡小伙子的优缺点的样子。
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对待遇的概念。
应该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品质，但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品质，其结果就是在八十年代，这批任劳任怨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纷纷早逝，如陨落的杏花，在最美丽的年华凋谢。
当然，根据章先生的情况推断，当时苏联人在北京的情报网不是被完全破坏就是瘫痪，如果苏联人知道章先生的身份，而且他就大摇大摆的住在数学所平房，每天和大伙一样排队买菜，我猜勃烈日涅夫肯定会派个自杀性的特工到北京来把章先生干掉，因为他的价值太高了，老勃是军人出身，知道对这样的目标该怎么办。
章先生住的是一间半的房子，一间和我家相同的正房，另有一间很小的房间。他能够享受这个待遇不是自己的能耐，而是章夫人的能耐，因为她生下的孩子一男一女，属于异性子女，可以多分一间房。院里唯一能够同性子女还住一间半的只有龙瑞麟先生，因为他的大儿子小的时生病，需要治疗照顾。龙公子后来痊愈，长成一个英俊不可方物的建筑师，但是，如果他今天在网上，我还要给他揭穿一点小秘密，他的病情当时十分危险。
这房子并不好，红砖墙的一排房子而已，顶上是水泥瓦，今天大家会以为是民工住的。我们家在章先生家对面，隔了一条甬道，只有一间，因为萨爹和旁边的郑朝周研究员都不争气，生了两个秃小子，而且吃嘛嘛香，健康傻长。不过我们是北房，采光要好得多。
所以，面对美国专家的要求，中国方面十分为难。但是盛情难却，最后，所里提出一个无奈的方案，请一位院领导暂时搬家，让章先生住进去，先应付了客人再说。
就这样章先生和美国人见了面。
见面十分愉快，美国专家惊讶的发现章先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密码专家，他不是军人，就是个普通的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有很出色的数学论文，双方的交流融洽而和谐。唯一让美国专家觉得有些别扭的是，在场有一个翻译无所事事却不肯走，章先生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根本用不到他，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帮章先生把论文拿来，或者扶章先生坐到椅子上之类的事情。
美国人大概想他是不是监视的特务人员阿。
其实，那个人就是萨爹！因为他的英语比较好，而且是数学的专业人员，所以派他当翻译。看看今天希望出版社那些专门作翻译工作的人员把Java语言翻译成什么鬼样子就知道这个安排非常有道理了。另外，萨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照顾章先生。
于是，美国人就用英语问了 – 章先生，我们能不能单独谈呢？我们不需要翻译。
章先生说不行，他不是翻译，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新搬来这里，他不帮我，我找不到论文在哪里，也找不到椅子。
美国专家不解，问：为什么呢？
章先生说：因为我看不见。
您。。。看不见？
“是的，”章先生慢慢的说，“我天生就几乎是个瞎子。”
美国人想不到，“中国的眼睛”章照止先生，是一个先天视力障碍的半盲人。
萨爹没有说美国人是怎样走的，他只是说这之后美国人的谦恭就如同小学生一样，虽然，在专业上，也许他们的水平并不比章先生差。
章照止先生的眼睛基本看不到东西，而且，是从幼年就这样了，属于遗传。我放学回来，常看到他在家门外坐着工作，小桌，板凳，章先生弯成弓一样的身子，很厚很厚的镜片，紧紧的贴在书页上。他在外面看书，因为有阳光，光线好。
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半盲人，怎样在数学的世界里摸索，而且走得那样精彩。用半盲的双目擦亮“中国的眼睛”，在数学的世界里，章先生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
-大-英-雄-八-面-威-风。
我少年的记忆里，对买大白菜都邀请人帮忙的章先生只有同情，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了不起。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忽然为自己的两只眼睛感到惭愧。
据说，章先生当初分房的时候，和龙先生分数一样，那么，两套房子并联着，谁住哪边呢？最后龙先生挑了靠边的一套，因为那边接近院里的公共厕所。龙先生认为章先生眼睛不灵，这样的人鼻子肯定好使，我就照顾照顾他吧。
章先生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章琪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奇怪的是数学所平房似乎盛产英俊小生，龙先生的公子龙涛，李先生的公子李铮铮，萨爹家的萨弟，还有那个金牌小伙子陆昱都有拍电影的水平 – 我？我不算，因为我专门挑老爹老娘的毛病长，怎么看怎么象他们，可又怎么看怎么别扭），比我们大一些，而且精明干练，是很多邻居女孩子的偶像。他的女儿章虹则温柔可人，待人极好，她和我，龙大公子是同届，但是我们三个人中最用功的一个。不幸的是，章琪有一双明亮热切的大眼睛，而章虹却遗传了他父亲的缺陷。。。结果这个最用功的女孩儿，却未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没有能够走上他父亲的路。我曾多次看到摸索着做事的章先生紧张的听女儿磕磕绊绊和其他的孩子们跳皮筋，脸上现出那种且怜且痛，令人无法忘怀的表情来。
有一次，萨爹和钟家庆先生谈天，说到章先生，钟说章琪也危险呢，看来章先生的眼睛问题是隐形遗传，到章琪的下一代，还不知道会怎样。萨爹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让老章听见怎么得了？萨爹说的时候声音都颤抖了。
忽然想到这天，是父亲节阿。
章琪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他应该早有孩子了。那么，让我在这里深深的给他一个祝福。
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章先生送走了美国人，还是回到自己的一间半，他也没有什么意见，觉得挺正常。
但这件事后来被新华社的一位正直记者写成了内参，在上下引起相当大的震动。
因为这件事，胡耀邦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待遇的时候，说：“我很惭愧。”
其实，胡耀邦还是肯干实事的，他搞的“五子登科”大大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存状况。
因为报上来的行政干部太多，周总理对郭沫若说过 – 你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事情是不好办的，有人惭愧完了也就完了，但是胡耀邦惭愧完了，就派人到科学院，把新建的一批楼封了。
这批楼质量非常好，在门厅里都留有专门放洗衣机的凹槽，本来是“解决科学院处级以上干部的住房问题”。
胡耀邦越级下令 – “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许住进来，全部分给科技人员”。
这就是今天，联想公司和科学城商场之间的那个小区，被称为“高研楼”的那批建筑，没有人知道这批楼，原来是“高干楼”。
胡耀邦去世以后，有文章写道胡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人以为煽情，其实他们不知道这说的是最最平易的大实话。
作了好事，总是有人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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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眼睛章照止 后记
写完《中国的眼睛》，依然无法住笔，便想写一点关于章先生的女儿章虹。
我真诚的祝愿章先生幸福
也祝愿他的女儿章虹幸福。章虹应该是我们中间最用功的孩子，脑子也聪明，而且她的性格极好。可惜的是她的眼睛让她无法如我们一样顺利的走进想去的学府。
几年前，我和朋友们走在一条小街上，遇到章虹，搬家后从来不知道她的消息，原来，她在这里的一个小卖部作售货员呢。
好久不见，我们都很高兴的打招呼，我当时有意没有说话，躲在灯影里，我想等大家走了以后和她多聊几句，毕竟是小时候多年的朋友。
可是，大家走了以后，我正要上前，却看到她脸上的笑容迅速的逝去，留下的是一个让我无法忘怀的表情。
我知道了什么样的表情叫做心碎。
我觉得如哽在喉，话，卡在口边，却无法说出。
最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悄悄的溜走。
她没有觉察我的存在，也没有觉察我的离去。
因为。。。
她看不见。
她看不见。
她看不见。。。
中国的眼睛的女儿，她看不见。
评论
张果老德国撞车记
前几天我们这里出了一起车祸，怕家里担心电话联系，萨爹接电话后感慨一番，说起了很久以前他和同事在德国经历车祸的一件事。
萨爹去的地方当时还叫做西德，那时候不要说德国统一，连中国国门什么时候打开还没概念呢，一起去的中国人共四名，现在想想萨爹觉得十分搞笑，四个人的服装都是外贸部门统一定做的，但即便外贸部门对国外应该怎样穿好像也比较没谱。于是四个眼镜每人一套统一的深蓝色西服，黑皮鞋，银枪呢大衣，整齐划一，最古怪的是每人一顶米色鸭舌帽。这“四条汉子”经常一起出门，走在波恩的大街上，路人侧目，其酷如比，如果大家看过《古堡幽灵》这个电影，四条汉子的形象大概和幽灵逛街差不多。
按说中国人在国外，特别是那个时代，都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怎么会出车祸呢？
原因很简单，想节省一点。
萨爹他们出国的时候，对方极为友好，本来是我们有求于人，人家不但没有乘机讹一笔，反而提供了不少免费的设备，资料，学术上也基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行得春风得秋雨，几十年来中国和它的关系一直很好，这当然就不仅是政治上，更多的是商业的利益了。
所以，萨爹们也有一份补贴，具体来说一个月2,500德国马克，在当时德国是中等收入，对萨爹们，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其中大部分要交国家的，这在当时十分正常，因为国家当时外汇十分吃紧，而萨爹们国内还有一份工资么，他们也觉得没什么不对。这样，萨爹他们实际的生活费是一个月700马克，房子则是大使馆代租。(最初是1500马克，一半归自己，房子自己租）
当时在那里的外国工作人员颇不少，结果出现一个有趣的比较现象，那就是都拿2，500马克，印度来的研究人员善于计算，总是恰好收支平衡，非洲来的朋友比较容易激动，永远是花完了临走还欠一屁股账，只有中国人，不但不欠账，还能大包小包的带走，以至行李超重，临别还能每人出200马克请大家会餐！
要是德国人知道中国人实际上是靠700马克一个月办到的这些，无疑他们会更加惊奇。
怎么省下来的？那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本事了。那两年中，萨爹他们深知机会的难得，加上职责所在，一天平均工作14个小时，自然省了很多应酬开销，而生活里中国人的勤俭精神，更是很多国家的人无法学会的。
收入是固定的，就要想办法节约开支。
从公寓到研究中心的BUS月票，一个月100马克，就是萨爹们很想砍掉的一笔费用。
买辆车大家开？那是别想，大家都没有在国外开车的经验，车倒是不贵，但听说每个月养车很贵，而且学车就是一大笔钱，回国还没用（中国当时还没有私家车的概念，公家的司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论不到臭老九）。
于是，有人提议 – 咱们骑车吧，还能锻炼身体。
波恩的路边，多是优美的白桦树林，有些德国人也骑车锻炼身体，虽然人数不多。而自行车在跳蚤市场上100马克就可以买到，还不用交税和买汽油。萨爹他们中不乏修车高手，于是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那段时间波恩的市民们恐怕经常看到一个或者几个东方人身穿银枪呢大衣，头戴鸭舌帽，骑车蹿出白桦林在公路上飞驰，也许这是一些德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呢。
别人都不要紧，唯独父亲的好友王先生出问题。
王先生绰号张果老，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典型。
王先生在中国计算机事业里，有他相当高的地位，然而如果说起日常生活，那就。。。他这个张果老的外号来源，来自于张果老倒骑驴，不过他骑的不是驴，而是白菜板车。
当年北京冬贮大白菜，要自己用板车去拉的，萨爹干这个很在行，而且把这手艺教给了我，当年上大学给同学搬行李没少出风头。萨爹的朋友里最善于干这个的则是数学家张广厚，他的本事是拉着板车还能一手持书，悠然读之，间或用另一手翻页，这一手我是学不会的。
王先生就不灵了，他用钳子夹蜂窝煤都能夹到自己脚面的。幸好，上帝很公平，赐给了他一个贤惠能干的太太。王先生太太姓曹，马来西亚华侨家的小姐，却是作风泼辣，板车上二三百斤白菜蹬上就走，上边还带着一个王先生 – 他在上面拢着看白菜啊。
有人说王先生和太太很浪漫，坐在板车上还背靠背，据说有一年还有人看见俩人一边拉板车一边背靠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约是那次的白菜质量特别好，心里高兴吧。结果，背对着车头的王先生就被冠之以张果老的外号了 – 张果老才倒骑驴么。
这样一位老兄，学骑车可算要命，更要命的是德国的自行车还都是脚闸，刹车动作复杂，王先生怎么练都玩不转。
据说德国二战时候的虎式坦克威力天下第一，败在苏联就是因为机械过于复杂，不易掌握还容易出故障，可见这种设计复杂的毛病是德国机器的通病。
王先生可是也很心疼那100马克月票钱，几个月就是一台照相机阿。
要是太太在就好了，让太太带着他不就完了？问题那时候出国不让带家属。于是王先生只好靠自己，一到星期天他就按照笨鸟先飞，熟能生巧的原则，在波恩的马路上进行演习，一练就是几个钟头。
但是，有人天生不协调，那不是能练得好的，就象兄弟我，做别的运动都没问题，就是不能跳山羊，一跳准大头朝下，至今如此。王先生大概也一样，越练，越感觉手脚向鸭子看齐。
正在这时，危险来了。
王先生正骑到一个坡顶，山下开来一辆小汽车，王先生顿时慌了手脚。那位司机可没有慌，他一眼就看出王先生正在抓狂，这位老兄是个明白人，马上把车停了，开车门自己站到一边看热闹。
王先生左蹬右揣，就是停不下来，终于放弃，干脆两眼一闭，勇敢的朝汽车车头撞过去，然后从人家的车顶上翻了过去，摔在车后的路面上。
还好速度不算太快，所以受伤倒是不重，还能够站起来。汽车也没受什么损坏，只那辆自行车车轮变成麻花了。德国司机赶来慰问，说要不要去医院 – 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伙儿还不知道？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有理也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而且宅心仁厚。王先生感觉一下四肢都正常，有些软组织挫伤也不重，说没事，我自己能处理，你走吧。
那德国司机还是要请他去医院，王先生不愿意惹事，执意不去。双方语言不通，最后那司机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走了。
回来王先生把自行车交给萨爹修理，因为医疗费都是保险出，就一拐一拐的去医院了。几位兄弟回来都说张果老命大，什么都敢倒着骑，汽车他也敢。
如此几天平静过去，忽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律师。
中国人都怕法律系统的，无论你是法官，警察还是律师，王先生就有些舌头大。
小伙子说你别紧张，我是求你给我饭吃的。
王先生说我能给你什么饭吃呢？
小伙子说你不是撞车了吗？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给你打官司吧，就是给我饭吃了。
王先生说我不想打官司，不就是一点小伤么？算了。
小伙子说不是你打官司，你委托给我，我一不要你一分钱，二不给你惹任何麻烦，给我写个经过和委托书就行，打赢了咱俩分成，四六开，我四你六。
今天说这小子够黑的阿，一般律师也就是10%-15%吧。
王先生一看不用出钱，也没麻烦，小伙子又热切，说好吧，那就交给你吧，问题是人家看见我早就停车了，而且人也出来了，还问我去不去医院，人家没有什么错阿。
小伙子说您别管了，那就是我的事儿了。
两个月以后，有人给王先生汇来4，800马克，说咱们官司赢了，那位赔了8，000，按约定，给你4，800。
王先生是那一批里面，带东西带得最多的一个，都让别人眼红羡慕起来了。-- 那时候出国带回的圆珠笔都是好东西呢，哪象现在，要回家在鬼子的商场里逛半天愣不知道该买什么 – 中国现在什么没有啊。
有一天去萨爹办公室玩，看到一台幻灯机很好玩，旁边的叔叔告诉我，那是你爸爸从德国带回来的，当时很先进呢。
这要不少钱吧？心里想着回来问老爹，萨爹说，我们那时省下的钱，除了自己家里买些电器，有个传统就是每人给单位带一件科研用仪器。只有一个例外，你王叔叔那年打官司赢得多，所以他带了两台，一台投影仪，一台RF谱分析仪。
过机场检查的时候，德国人说他的东西超标了，对他说你那两件不能都带着，只能提一件。那就是说要扔一件，王先生一看，一件是给公家的投影仪，一件是给老婆的电动缝纫机。
猜猜你王叔叔怎么办？
哈，最后再留一个思考 – 那小伙子用什么罪名告的人家司机呢？要说，王先生的描述，那位也真是没啥过错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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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陈景润
一
少时在科学院长大，有不少面对一些“传奇”人物的机会，现在想想，他们在生活中其实也多显得平凡。华罗庚，我印象中是个拄着拐棍在楼群里散步的胖老头儿，旁若无人而大家都自觉给他让道——汽车和马就不让了。杨乐，像个温和的中学老师，萨1987年参加世界和平年知识竞赛，有一道题是杨乐的成就，就是利用萨爹在大街上抓到他问出了答案，对了，他是走路上班。
不过，陈景润可算比较另类。
第一次见他很有印象。那时萨年幼，数学所的诸位仁“叔”带一帮孩童到机关看电视。
那年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数学所楼里12英寸的昆仑很牛气。“带你去单位看电视”是相当级别的奖励。萨们看得正入神，黑沉沉中后边飘忽忽进来一位，穿着棉袄(大夏天的)，无声地到了萨爹身边，停了片刻，才慢悠悠开腔：老x，你出来一下，我找你有点事。就这么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出声了，萨也说不清全身上下怎么个不得劲法，后来看了《405谋杀案》，一阵阵的后背发凉——一拍桌子，嘿，就是这个感觉呀。两个人在黑影里嘀咕几句，最后萨爹说，行，就这样吧。那人又没声地飘出去了。
萨爹回来，萨娘问他来的是谁，他说所里同事，叫陈景润。啊，萨就此记住了此人。
可巧萨娘也十分好奇，回家路上和萨爹聊了陈君一会儿。那个时候陈景润还没出名，但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是那种脉搏跳动过缓、体温过低的症状，体力不好，反应比较慢。所以他虽然性情极温和，还是没有对象——那年头知识不值钱，找对象重要条件就是得能扛越冬的大白菜，陈景润显然不具备这个水准。当年萨到奶站去取牛奶，看张广厚的飞车是一绝，这唐山大个为了省时间，把奶瓶挂脖子上，下车时噌的一下人进队，车子照样往前蹿，到代销店门口两棵大树中间自动夹住，从不出错，可见其娴熟的家务，他那时候也四十好几了吧。
反正就这么记住了陈景润这个人，后来听说他出名了，还挺吃惊，他呀?!
其实陈景润虽然比较呆，但到底是文化人，有时候也挺幽默。他后来出了名，人家帮他定了陈夫人，叫由昆，军人世家，非常利索的一个人。结果有一天碰上陈景润，他一身板绿，外加一件超长的军大衣，形象十分怪异，冲萨爹一笑，曰：我参军了啊——敢情，都是陈大嫂的行头。
还有一次萨和萨娘在北大附中门口碰上他在那儿看汽车，因为这地方出了科学院，他又没出门的习惯，萨娘便问他怎么回事，陈一脸苦笑说，我搬过来跟猪做伴来了。细问之下方知，原来科学院在这里有一套房子，条件不错，分了给他。但北大附中附近有一个屠宰厂，屠宰的时候八戒们抢天号地，弄得这心慈手软的书呆子心烦意乱，只好出来躲噪音了。后来好像还真给他换了套房子。
陈景润成名后关于他的传闻五花八门，比如有说他房间地板下边藏金砖的，有说他通苏联的，那些萨没法证明，但有一个说法是陈以前曾经耍流氓，倒不全是空穴来风，萨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以正视听。
二
关于陈景润“耍流氓”，事实的真相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还是陈没有出名的时候，他虽没有出名，但身体确实不好，那时候张劲夫管科学院，为人刚正不阿，对陈这样的老九组织上还是关心的，分房子特意给他分了一间 “补房”。所谓“补房”，就是利用旧建筑的剩余空间，比如地下室之类改造的住居，陈是单身，工龄年龄都不够，给他这样一间房，您觉得寒碜?那个时候对老九来说已经很照顾了!
话说陈的这一间，原来是四层上一个厕所，封死了马桶，但是没有拆，陈挺满意，正好做床架。而且这个地方清静，后来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很大一段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不要以为萨夸张，1988年，萨的教授、白寿彝先生的高足夏露先生在北师大住的也是厕所“补房”。
没想到问题来了，这个楼下有个公共浴室，当然比四楼低多了。
女浴室的窗户和老陈的新居正好斜对着，为了通风打开几扇，到浴室开放的时候老陈往下一看，只见白花花的人体好像妖精打架。说起来老陈这书呆子乍看此场面肯定是吓了一跳。如果换个人会怎么样呢?萨想不出。但是老陈觉得这不好，至少是影响研究工作的，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碍观瞻和伤风败俗的行为。怎么办呢?如果换了你我，大概会悄悄和管理员谈谈，或者在自己窗户上挡个帘子就得了。可是老陈不会和人打交道啊。
他的招真绝——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了浴室的门上。他写的意思是，这里浴室斜对着我的窗户，开着天窗从上面一目了然，这可不好啊同志们，要是有坏人到楼上，那就什么都看见了。有碍观瞻，伤风败俗，建议大家以后洗澡关上天窗，云云。当然不是原词，原来的早就让大伙给撕了。未了，工工整整书上大名：陈景润。
那年头，大家可以想象第二天女工们去洗澡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了，也不知道是谁挑的头，反正是恼羞成怒的娘子军一拥而上老陈的宝宅，骂的骂，砸的砸——好在也没什么可砸的，有人还亮出粉拳要揍这个“臭流氓”。幸好有人叫来了领导，领导当然明白老陈的为人——让他耍流氓他也没学过呀，当然是把娘子军们训斥了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趣的是虽然闹事后澡堂的天窗关了几天，后来还是照开不误，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伙忘了上面有个“流氓”。
由此总结出经验，女将是招惹不得的，好斗而且团结。这件事在科学院的人基本都知道，但好像没人报道过，可能因为不像撞电线杆子那么容易说明白吧。
还有就是他到未婚妻娘家去，前一天人家给他带一盒蛋糕来，他便也带一盒蛋糕去；如果人家送来的是梨子，他也回赠同等数量的梨子。这后来成了对数学头脑的嘲笑了，其实是他学着人家送礼，不然他不会。
这样的人物科学院俯拾皆是，熊庆来十大弟子个个熠熠生辉，最著名的当然是华罗庚，其次就是严济慈。熊老驾鹤归西，严去探望时携小苹果一袋，虽然干而且皱，但正值食品危机的时候，师母非常感激，且一再称赞。严感动不已而呆气大发，以后每逢老师忌日，必携苹果一袋去看师母，必小，干而且皱。自云：怕不合师母口味，特地晒过。直到90年代初年年皆如此。当然，这种苹果现在小孩子也不入口，所以夫人干脆单放一盘，让其自己继续干燥，有人问之，则对以“严果”，遂成典故。此公平日也是潇洒人物，唯此事好像突然大脑失控不会拐弯了。
不过，数学所出了个陈景润，也不全是好事，至少有一段弄得大家鸡犬不宁。
三
这件事就和陈景润无关也有关了。
他出名以后，一时天下大乱，因为中国的媒体太会宣传——记得韩国世界杯前吹嘘神奇教练的故事吗?陈景润简直一步登天(那些日子难得见到他，见到时萨的感觉只有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好奇特，后来才明白对陈来说，他的生活全错位了，萨的感觉也不算错)。一时多少英雄豪杰都不禁扪心自问：我就不是第二个陈景润?咱们国人起哄的本事天下第一。数学所就接二连三收到各种“天才”的来信，各省市也不断发现有人证明了各种至今无法解决的科学难题，送到科学院来。
但这里头水分就大了去了，数学所开始十分重视，萨爹就参加过一个“天才”的发表会，他自称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玩艺儿困扰了数学界三个世纪，他好像一个星期就给证明了。开始时是他讲，科学院的学术空气是比较开放的，很快就有坐在下面的研究员提问题，顿时让“天才”张口结舌，但是下面另外有人就提出反面意见，两个数学家开始争论，转眼其他人纷纷加人，你一笔我一笔在黑板上交锋起来，这哥们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发呆。原来他连这个定理的内容都没有闹明白。带他来的好像是个地委书记，气得拂袖而去。剩下一帮呆子围着300年前的玩意儿大呼小叫，还有一个满脸是汗的兄弟在那发傻。
上当上得多了，数学所接待“天才”不免有所简慢，就有人在媒体上攻击科学院是“阎王殿”，水泼不进，压制人才。这样的文章多了总不好，领导们一研究，专门设一个接待处，只一个人(后来此人大名鼎鼎抑或臭名昭著)，就是原来在后勤的艾大爷，此公原是四野军官，生性暴烈，人称“艾大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娶了海南的艾大妈，回北京调科学院，因文化不高，好打抱不平且老资格傲上，领导头疼一直难得重用，这次算派上用场了。所里专门找人教他十几道数学题打底子，老艾脑子也算好使，加上军人的认真劲，这十几道题里外参详得清楚透彻，就走马上任。
见到“天才”，两边算是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首先气势不输给你，然后，管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老艾就从这十几道题里抽出一道来让你做，做不出来?艾大侠把眼珠子一瞪：就这水平还来科学院?你回家抱孩子去吧!
也真邪了，就没有一个过得了艾大侠这一关的。俗话说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老艾的接待处，成了“天才”们的鬼门关。现在打假，还真挺怀念他。那个时候可不行，满街“打倒艾××”的大标语，上纲上线都快把他比成林秃子了。但是谁也不敢跟他当面顶牛，数学所里清静了许多。
那时，萨走在数学所前面的林荫道上，这里总是很热闹，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做出种种奇怪的举动，比如举着一个横幅，上边写着自己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或者在两棵树之间自顾自开讲，也不管有没有人听；或者在地上用粉笔写一大堆算式，看有没有识货的。好像这些都是艾大侠的受害者，这个局面持续了好长时间。
萨再没有见过国人比这时更痴迷科学的时代了。
皆拜陈景润之赐。
即便是今天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中国科学界还是有一批人很顽强、也很坚定地为了事业和他们所热爱的国家而拼搏着，我是他们的子侄，所以他们给我的感动将永世难忘。
我一直想写文章来纪念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的身上有些东西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萨爹对我们讲过当年周总理在科学院的讲话，寒风刺骨，总理一袭灰衣，不要讲稿，不要扩音器，面对几千名科技人员，讲我们的国家需要现代化，讲为了子孙后代我们的国家必须强大而富足，讲每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光荣，一讲就是三个小时，讲得人们热血沸腾，讲得人们几十年都不会忘记。萨爹讲这些时，30年后依然可以让听者热泪盈眶。
我不能写，因为我自知功力不够，写不下这些如山的题材，但是相信，将来会有人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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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人往事之鸡兔同笼
老先生的话是 – 你和邓稼先有点像。
吓了一跳，年轻邓稼先的照片我也看过，那叫风流倜傥，照照镜子，很不自信。
幸好老先生后面的话还不太离谱 – 脸型象，身材也象，不过他比你高一点。
方脸，宽肩，体格高大厚实，坐在沙发上思考时喜欢歪过头来，将左手握成拳，虎口向自己抵在上颌上，大体就是邓稼先当年的样子。
回忆在邓稼先身边工作的日子，老先生印象中他总是一身中山装，精力十分充沛，数理化学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和事，他这个秘书长正是各种矛盾的中心，而邓稼先总能够应付裕如。老先生猜测，以邓稼先的特点，在真实的两弹世界，邓稼先的角色或许会更接近费米（或许老先生想说奥本海默，我推测），而不是爱因斯坦。
写邓稼先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担任数理化学部秘书长日子里的工作，涉及很多恩怨矛盾，写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人。
学者并不是超脱凡人的，一如英雄。王外马甲写过一段老兵的回忆，在上甘岭宁死不屈的孤胆英雄，走下战场后一样会为了给孩子吃饱饭去偷老乡的苞米。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是儒家出身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习惯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提到英雄二字，便应该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在被人们称为英雄的人物身上寻找污痕。其实，英雄和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拿破仑打得赢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一样会生牛皮癣。我的看法，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条件一样，都只有一双手一颗头，他们在我们无法做到的地方做到了，就是可以被称作英雄的原因。
学者也一样。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
有位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老人对我讲，共产党执政以后公字当头，结果引发个不好的毛病 – 人既然是公家的了，饭自然也要吃公家的。于是公款吃喝之类的事情无法禁绝，还理直气壮。要说行政人员，有些这种毛病大家并不奇怪，历次整风他们吃的苦头也不小。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学者之中也有人占这种便宜为乐，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似乎都应该是道德绝高的人。
不幸的是这却是事实，有些学者发现这个漏洞后很快就学会了。
事情变得愈演愈烈以后，院部就给不少研究所的领导提醒了，结果纠正最快的是数学所。
数学所的老大是华罗庚。
华罗庚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柱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划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
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下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又滑下来。。。
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做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急逝。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激动和痛苦 – 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燕庐敕兄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么？
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八十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萨的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到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 – 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和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简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 – 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阿，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么？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帐都算不清还混么？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里就有人为这事儿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他们是和邓稼先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的，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七十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私交很好，所以邓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看出来，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终于开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邓稼先和杨振宁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惊的时候，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地不好阿，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阿。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作。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作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 – 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地，你不怕它们打架么？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 – 你解释地清楚，我就做你地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阿，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
[ 本帖最后由 iamshirley 于 2008-12-10 21: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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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买西瓜
徐迟先生的一篇精彩报告文学，让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在我的印象里，在科学界，这当时是一个相当轰动的事情。这件事我回忆起来一度感到有些困惑，一部报告文学把这么多老学者弄得激动不已，是怎么回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到这是多年来官方媒体对赛先生的第一声久违的呼唤，久经考验成了“老运动员”的老知识分子们，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信号 – 国家需要科学。
象萨爹这种逍遥派就没有这样敏感，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也与众不同 – 宣传歌德巴赫猜想，大概表示国家要重视基础研究了。他当时还大发感慨 – 这才是正路子，那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些搞基础理论的，整个研究才有后劲，这些年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太少了。
别说，他这个思路放在今天还满有道理的。
不过，那个时候对陈景润的宣传，显然没有这样具体的目的。至少在老百姓心目中，对歌德巴赫猜想的狂热，更多的是出于对“民族英雄”的朴素崇拜，其结果就是带动了一代小儿女，信誓旦旦的要当科学家 – 相信萨的同龄人，在少年时代决心作“科学家”的不在少数。
万事有利必有弊，对陈先生以及随后的杨乐张广厚等学者的宣传固然精彩，但也许是出于突出他们在科研上的专注，便有不少描述围绕着陈景润先生走路撞树，或者张广厚先生吃馒头蘸墨水之类的逸闻做文章，一时，对科学家们的崇拜之余，便是老百姓善意的把心目中的科学家反串成了不分五谷，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夫子。
这其实就有点儿我们习惯的宣传问题了，比如说某人尽忠职守，必然要他爸爸妈妈老婆孩子统统患上要命的疾病，或者撞上没谱的汽车，然后再让他洒泪而绝不离开岗位。。。真真假假之中不免有被宣传的典型大打喷嚏，心中忐忑 – “谁背后骂我呢？”
其实从事数学研究的也是普通人，工作时候专注过火是有的，但离开数学他们都和大伙儿一样个性鲜明，有不识时务的冬烘先生，也有精明过人的小诸葛。我所接触过的科学院一些老大就颇有些生活能力超越常人的家伙，比如搞信息论的杨耀武先生，分筋错骨手内外兼修，等闲武打影星未必是他对手；人称中国硬件大王的万加雷先生，火车上一副扑克玩的几个骗子几乎乌江上吊。。。
就连买西瓜都能有特殊的表现。
中关村每到盛夏，八十二楼门口总有个大号的西瓜摊，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姓魏，挑西瓜不用敲，用耳朵贴上听，十拿九稳 – 有一个不稳是生瓜太多他故意搭着卖的。因为这个绝活儿，这位在中关村的小摊贩里位列八大怪。八大怪其余几位师傅也是各有故事，比如海中市场卖牛肉的的海回子师傅，看您踅摸肉就赶着问您 – 要哪块儿？脖子？胸脯？还是屁股蛋？一边说一边用切肉刀往自己身上相应的部位比划，特别形象。兄弟有一次故意跟他开玩笑—有牛尾巴么？
海师傅 ￥￥#··！！·#%……%…………
那位说了，跑题了嗨。哦，的确，赶紧拉回来，那次大概是八七或者八八年，萨爹让萨去买西瓜，萨骑上车，直奔魏歪脖的瓜棚子 – 毕竟他的瓜好。一看买的人不少，正要往里挤，忽然看到有两位熟悉的人物，也在挑西瓜呢。谁呢？王元先生和王太太，两位一边挑一边算价钱呢。。
王元先生很容易辨认，他有一副特别精神的脸孔，两只眼睛秀气有神，个头虽然不高，在人群中却如鹤立鸡群。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属于美男子。
后来我将这个想法问之萨爹，萨爹没有正面回答，说数学界确实有几个美男子，他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王元先生，而是他们系的一位老师。当时北大数学力学系男学生眼镜众多，感情问题上往往入不敷出，但这位老师出乎寻常的一表人材，轻易把化学系一位校花追到了手，夫唱妇随，羡煞鸳鸯。化学系同仁吃不到葡萄，又不好说葡萄酸，于是见到这位老师就不怀好意的称他“化学系的女婿”，好歹占些口头便宜。
这位老师叫做丁石孙，后来当了北大的校长。
说完，萨爹叹口气 – 去年校庆，丁先生已经要坐轮椅来了。
言归正传。
王元挤在瓜棚子里挑西瓜好像有点儿不可思议，堂堂所长大人，科学院院士，审查陈景润论文的数学家陪着夫人挑西瓜 -- 那年好像还没有院士的说法，但王元已经被称为“元老”了，这份资历大家心里都明白的。莫非王先生在作秀？
那年头还没有作秀一说呢。王先生来挑西瓜很自然，第一，此人是学数学的，做事自然带了数的原则。数有什么原则？一半是“素”，一半是“和”么。萨爹告诉我前几天在中关村街上看到王元先生，穿一身朴素的干部服，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另有一位记者采访他，到了中午，王院士拉上记者就去了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饺子馆，吃的宾主尽欢，才十几块钱。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儿周围的小馆子我都吃遍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便宜。看着饺子，记者的题目都有了 – “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干部服的朴素，吃饺子的随和，王先生去买西瓜有什么奇怪？第二，王先生的腰包也并不鼓。知识分子作了官，很多人学不会权钱交易那一套，甚至还想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世风，虽然貌似螳臂挡车，但自古总是少不了这样脑子不转弯的人。和王先生同级别的一位所长与萨爹交往甚多，他的太太是中学老师，退休后给人补习，讲课费收入甚丰，遇到萨娘叹气曰：我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所长大人挣不出退休中学老师的讲课费来，王先生对着西瓜多核计核计显然也是经济基础所要求的。
魏歪脖的西瓜卖得好，不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再称重，分大瓜小瓜而卖，大瓜三块一个，小瓜一块一个。
看着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拼命的往小瓜那边挤。
王太太好像也是这样，却听见王元先生说 – “买那个大的。”
“大的贵三倍呢。。。”太太犹豫。
“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说。
王太太挑了两个大瓜，交了钱，看看别人都在抢小瓜，似乎又有些犹豫。
王先生看出她犹豫，笑笑说：你吃瓜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容积，不是面积。那小瓜的半径是大瓜的三分之二稍弱，容积可是按三倍立方算地。小的容积不到大的30%，当然买大的赚。
王太太点点头，又摇摇头 – 你算的不对，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还皮薄呢，算容积，恐怕还是大的吃亏。
我就在他们身后，没好意思叫，却听王太太说得有意思，心想王先生到底是搞数学的，这生活上的事儿啊，说到底还是和理论不太一样。
却见王先生胸有成竹，点点头道：嘿嘿，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三个瓜的，大西瓜只有一个，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
王太太说：头疼，我不算了。。。
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留下魏歪脖看的目瞪口呆，还有一个萨。
听说山东大学修校门，请了驻锡该校的易经研究会的刘大钧先生起卦
刘先生卜校门，王先生买西瓜，子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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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双人滑
网上有一部小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风靡一时，并且被拍成了电视剧，那就是麦家的《暗算》。
既然是小说，自然有些演绎，然而，这部作品情节曲折，悬念诡异，吸引了很多读者和观众。其中，也不乏科学院数学所的老中青们，他们看这部作品，除了啧啧以外，还多一点儿额外的兴趣，那就是推测一下谁是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因为假如真的有一个类似701的机构，那数学所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这儿，荟萃着章照旨先生等一干专家，算得上是中国密码研究的一个“老巢”，而且，《暗算》里面确实提到了从科学院数学所调人的经过 一后来的软件所与信息安全国家实验室都是出源于数学所么。
按照年龄比较大的人的看法，麦家的作品只是用了数学所做一个虚幻的背景而已，当不得真。然而，无论事实如何，还是不免有年轻好事的乱猜，对号入座。其中，对那位从数学所被抓了丁的“黄依依”，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黄依依的原型，很可能就是信息安全国家实验室的戴宗铎研究员。
相信戴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必会摇头苦笑。
戴宗铎先生，江苏人，长期在科学院从事密码研究，成就斐然，放到麦家所说的年代，她正是“黄依依”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难怪有此说。实际上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以我的了解，戴先生和黄依依的相同之处，也就是气质比较洋派（因为经常出国工作交流），并且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罢了，除此之外，她们绝无相似之处。而且，如果麦家笔下的黄依依真的基于戴先生，那以他的文笔，是绝对不会放过戴先生的那一半 – 杨君辉研究员的。杨先生和戴先生在密码界是著名的“夫妻店”，如同《神雕侠侣》中君子剑与淑女剑的传奇人物，假如只写其中之一，那麦家简直是暴轸天物。把杨先生真正的故事写出来，要比小说更精彩。
不过，在少年时代萨的眼睛里，根本想不到杨先生和戴先生是什么“学术权威”，戴宗铎先生在数学所，绝没有“黄依依”那样的特立独行，早年，戴先生最让人羡慕的，是她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小家。戴先生的丈夫杨君辉研究员，长期和萨爹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家里外头一把手，记得当时随萨娘到杨先生家，看到他家收拾得整齐精致，回来后萨娘大叹不如，也想照样做起，可惜仅仅三五天就不觉作罢。由此可见，萨做事没常性，是怪不得我而应该怪遗传的。不过，事后萨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戴先生听，戴先生却面现微红 – 哦，是么？那都是老杨搞的，我也。。。
那个时代老九们干活上了瘾常常把事情带到家里来，萨爹这儿就是这样一个“窝点”，大家都不富裕，到了吃饭的时候萨娘或者哪位手痒痒的研究员炒上一盘鸡蛋，弄几张大饼卷了，就能宾主尽欢（更多的时候是到吃饭的时间就纷纷散伙，大家都是文化人，不好意思落下蹭饭吃的名声）。而话题也就不时从工作转到孩子升学，物价波动等等上面去。这时候，各位研究员的表现就各不相同。何育赞先生是说话先搔头，张寿云先生老看表（可能是怕太太上门来抓），杨耀武先生喜欢花生，瓜子，核桃，一切带皮的小食品，几对夫妻则表情各异，充分显示家中的风格不同 – 萨爹是大炮，萨娘是机关枪，一个有质，一个有量；项可峰先生是“大弦嘈嘈如急雨”，杨立芝先生是“小弦切切如私语”，夫唱妇随；戴宗铎先生听得多，说得少，杨君辉先生则嗓音洪亮，和后来当了唐老板的唐有三先生大唱对台戏，这两个人一个福建一个广东，虽然说的彼此能明白，但外人看来简直是鸡同鸭讲。。。
加上一个听话的小姑娘，杨先生戴先生的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哪儿知道这表面文质彬彬的两口子，在密码研究的领域里，却堪比“黑风双煞”，是国际上相当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对传奇搭档。
原因是杨先生也是研究密码的，而且名气比戴先生还要大，在数学所提到密码大家总是想到西安事变，原因就是章照直，杨君辉两位大拿的名字连着念起来让人想起救国领袖“张杨两将军”。
不过，有的时候一加一不见的等于二，夫妻在同一个领域未必学术上一定就是双倍的效应，其中一个依靠另一个的情况在所难免。
然而，杨先生戴先生却恰好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例子。
原因是这二位的研究领域既相关又有所不同。戴先生专注的是密码的算法，而杨先生呢？恰好研究的是怎样把算法用计算机来实现！
在近代建筑学史上，有一对模范夫妻，那就是梁思成和林徽音。林徽音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她的灵气无与伦比，然而，据熟悉她的朋友讲，林徽音作设计是和梁思成搭档的，林徽音从来只画草图，至于怎样变成建筑蓝图，则是梁思成的事情。
如果说林梁合作，属于珠联璧合的典范，那么，杨戴组合，就该称作“前店后厂”了。在这个领域想挑战他们两位，你都要掂量掂量，如果不是在算法和计算机两方面都有极其出色的能耐，还是放手得好 – 那弄两个专家合作来挑战不行吗？答案还是不行，人家两口子睡到半夜来了灵感都能起来讨论解决问题，或者杨先生觉得挠头的时候戴先生肯定可以用不给他中午饭吃来要挟，随便弄两个专家，能做到么？
于是我们都很钦佩而且羡慕他们，他们的小姑娘年龄比我们小一些，便被大家视为小妹，而一不留神，小妹发来的照片上，居然也出现了小家伙，你不能不叹息时光过的真快阿。
有一天和家里电话联系，忽然就听到一个噩耗 – 杨叔叔去世了。
一时难以相信，杨先生紫棠色，健康的面色在眼前一闪，一年多以前，还来日本。。。虽然在科学院这个圈子里“英年早逝”是经常听到的词句，但以他的身体和性格，真是不该。
然而，这确是真的。杨君辉先生因为身体不适，发现有黄疸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论 – 肝癌，晚期。
现代的医学，对这个恶魔还没有办法。
龙瑞麟，钟家庆，张冬冰。。。又有哪个不是看来健康而且乐观的？
也许他们的命运在那些年的透支中就已经注定。
可以埋怨杨先生为什么不每年去参加体检呢？他总是说太忙，算了。他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
那一段时间，萨娘很担心戴先生，怕她受的打击太大，他们夫妻的感情太好。
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戴先生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的担心就越发沉重。
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戴先生到彼得堡去参加国际密码学年会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戴先生的论文在年会上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在那届年会的论文集中，占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
发表完这篇受到极高评价的论文，戴先生放下手稿，却说了一段和课题不相干的事情，她告诉与会的同行，这篇论文中，包含了她和她爱人杨君辉研究员两个人的研究成果，可惜，他再也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了。
一九九六年，俄罗斯的一位花样滑冰女选手为世界作了一幕令人永生难忘的表演 – 一个人表演的双人滑。这位女选手就是曾经和她的丈夫谢尔盖一起夺得两届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俄罗斯冰蝴蝶 – 格尔杰耶娃。在前一年备战冬奥会的时刻，谢尔盖因遗传性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然而，一九九六年，格尔杰耶娃依然和谢尔盖一起，表演了这场双人滑的绝唱。
人们这样形容她的这一场表演：
“当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的旋律回响在运动场时，她开始了一套柔情舒缓的动作，她的手在寻找另一双手，她身上披着透明的灰白色纱裙，弓着身体表现着另一半那看不见的身躯。。。。在音乐的结尾，她的手指指向天空。
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观众再次起立，格尔杰耶娃自己也掩面而泣。但她最后深吸了一口气，滑向场边，抱起了她和谢尔盖的女儿塔莎。小姑娘举起手搂住了妈妈的脖子，然后轻轻地拍了拍妈妈的背。“
俄罗斯人当然能够理解来自东方数学界的这另一朵冰蝴蝶。
回答戴先生的，是全场的肃然，而后持续而深沉的掌声。
给戴先生，也给杨先生吧。
去年九月，我回到北京，在家门前遇到经过的戴先生，她问起我的生活情况，也说起小妹。抬起头，看到她的目光平静如水。
戴先生，正在去给她的研究生上课的路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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