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LEO LU 撰文
5月底的一天去买菜，想起家里没有蒜了，就去摆蒜的货架转了转。看着被包装整齐的一袋一袋的大蒜，突然想起了整整17年前那个北京的春天。那一年的5月，中国正在经历非典疫情，“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的儿子为北京的媒体捐赠了一批新鲜大蒜，支持在非典报道一线的媒体工作者。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都市类媒体工作，完整地经历了非典的发生和报道过程。17年过去了，当时很多细节的记忆都已变淡，时间线也变得很模糊，但有些点滴仍然能够被偶尔记起。回忆起当时在报社的经历，可能有些记忆碎片已经不准，可比起刚刚过去的“居家避疫”的两个月，还是感觉有非常多的片段值得回味。
非典，北京不能忘记的伤疤
非典疫情，北京是重灾区，记得北京第一例非典是在3月初，是一个输入性病例。当时我刚刚到报社工作半年，那是一家日报类的都市报，也是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我和同事的记忆中，几乎都没有经历过那种重大疫情，也没有很多经验。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各家媒体都在公布那名患者的进京路径，尽最大可能寻找密切接触者。之后的第二例、第三例……都是这样，通过媒体寻找密接者。那时，依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尽管此前已经开始报道广东和香港那边的疫情情况。但是通过媒体寻找可能的密切接触者，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新奇。
4月份的时候，北京市正式成立了非典工作组，确定了定点医院。之后，越来越多的医院、大学宿舍被整体隔离。从那开始，媒体上出现了很多隔离故事，一些被隔离的大学宿舍和被隔离的人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交大的两个宿舍楼被整体隔离，大楼被铁栅栏封锁，外边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出不来，但会有人给送米送面等生活必需品，被隔离的人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我们的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像现在新冠这样巨大的恐惧感，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为隔离的人搬运各种物资，楼内楼外并没有慌乱，秩序有条不紊，气氛十分平静。
但是，慢慢地，被隔离的地方和政府公布的感染数字在变多。4月6日，世卫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人们发现，街上几乎已经没有行人，一队一队的救护车在转运病人，大家真的开始感到了恐慌。当时，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救护车在呼啸，还有记者发回的照片，才切实感受到了“疫区”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媒体，迎着疫情前行
那时候，北京市各家媒体都投入了大量的版面和人力，在全方位地进行抗击非典的报道。每天在版面上看到当天的疫情数字，都会觉得心头一紧，那些数字背后的人和他们背后的故事，都在每个人心里系上了一个扣子。而且，人们会感觉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无从去一一解开那些紧紧地拧在一起的扣子。
报社早早地抽调了人手，成立了非典报道组，记者是冲在第一线的人，他们每天跑发布会、跑医院，是整个报社最“危险”的一群人。为此，报社食堂还专门为报道组的人开辟了“非典专区”，把报道组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我记得，有些一线记者们在医院一待就是几天不能回家，身心俱疲。尤其是后来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后，他们在隔离区的采访更是令人揪心。从他们发回的图片可以看到，他们像医护人员一样穿着全副武装的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人，都无法分辨防护服下到底是谁。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有那种穿起来像“生化部队”一样的防护服，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有一种叫“N95”的口罩。当时，只是觉得N95太高级了，它颠覆了我对口罩的认知，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口罩上那个小方块是干什么用的。
当时的人们，几乎很少有经历过那种重大疫情的，所以人们和当时的政府一样，一开始并不太重视。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仍然每周固定去球馆打乒乓球和羽毛球，生活和往常无异。尽管我们知道广东疫情严重，香港淘大花园已经爆发群体感染，但那似乎都是非常遥远的事儿，也从没想过从媒体追踪密接者开始，疫情会深深地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其他地方，也不管是媒体人还是白领、打工者。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疫情严重时，北京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北京市还进行了领导班子调整。于是，人们开始纷纷逃离北京。那段时间，几乎全北京的外地人都走光了，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也没有几辆车。在上班的公交车上，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包车”的经历当时还承包了我们好几天的谈资。
随即，不断有消息传来，出京通道一条条陆续关闭，京牌车成了大家防范的重点，很多北京周边的路口和村口，都写着“北京牌照车辆禁止通行”的标语，京牌车已经寸步难行。尽管当时没有像这次新冠疫情一样实行全国封锁，但北京周边省份对北京的限制和防范却是从未有过的严格。
不在一线 坚守后方亦为英雄
如果出京限制对我们这些还需要坚持上班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多影响的话，那么报社内部的一些变化则切实地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日常。当时，我们报社规定，凡是有家属在医院工作的同事，不论是护士还是医生，都强制放假。我们部门有好几个人的老婆在医院工作，于是他们就被放了长假，而工作就落在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身上。当时，虽然很多社会生活已经暂停，但是媒体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繁重，所以还在上班的人也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我记得，除了被强制放假的同事，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请假，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参与到了非典的报道中。而能切实感受到工作和疫情对每个人的改变的，就是在每天下班的班车上，平时大家都会讨论当天的一些新闻和工作过程中的问题，但是那段时间就都是一些沉重的话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心力也在慢慢被消耗，话也越来越少，能看出大家的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疲惫。
一天，报社物业部门的人来到办公室，说要封闭大楼里的所有空调出口，空调开关也被贴了封条，空调被禁止开启。报社要求大家打开所有办公室的窗户通风，并且移除了全楼的垃圾箱。原来很多同事喜欢在楼梯间的拐角处抽烟聊天，从那之后也被严格禁止，全楼都不再允许吸烟。
这些大家都是理解的，人们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防范。那时候大家戴口罩的意识还不强，尤其是在报社大楼里，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戴口罩。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去照排室做版的时候，突然发现门口贴了一个通知，“所有进入照排车间的人必须戴口罩，否则不能进入”。照排室的主任M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她对所有进入照排室的人严格把关，没有戴口罩坚决不让进，居然就真的使大家开始戴起了口罩。但是，那时候没有“安全距离”这个概念，大家该怎样还是怎样，只是多了一个口罩而已。
不过，其实大家来到报社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大楼进门处，有两道体温检查的程序，一个是自动的热感应，另一个是手工测体温，只要有发热的情况都不允许进入大楼。而且，那时候报社内部的商店开始卖口罩和预防中成药，很多人把饭卡里的钱全部拿出来去买了口罩和药。那个药其实也没人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因为当时其实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我记得那是一袋袋已经熬好的中药汤，那东西并不好喝，但还是买了一堆，自己和家人都喝了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跟没事儿吃点儿连花清瘟也没什么区别，挺傻挺天真。
5月底的一天，到办公室后发现桌上放了一个大袋子，打开一看，居然是满满一大包大蒜。同事说，焦裕禄的儿子给北京的8家媒体捐助了很多新鲜的大蒜，帮助在非典报道一线的采编人员提高免疫力。我们报社，我记得每人分到了30斤（抑或是23斤，记不太清了）。于是那段时间，我们家家都变着法儿地想办法怎么把这些新鲜的大蒜吃掉，腌起来或者炒菜用。不过，这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些新鲜的大蒜确实很好吃，不怎么辣，甚至微甜，水分很足。
对焦裕禄，我们这代人都是有印象的，但对他儿子却完全不了解。他的这个捐蒜的做法，现在想起来是一个非常成功 的“营销”案例。通过这件事，北京这几家主流媒体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河南产大蒜，而且味道还不错。直到17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河南不仅有个焦裕禄，还有好吃的大蒜。其实，那段时间报社收到了很多社会各界的捐赠品，但是如此特别的这30斤大蒜，在我们的记忆中已经抹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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