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954年春的一天，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外偶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自1947年起担任该研究院院长，而爱因斯坦自1933年逃离德国以来一直是这里的教员。两人会就量子物理学争论不休——爱因斯坦忿忿不平地说，他就是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但他们是好朋友。
奥本海默借此机会向爱因斯坦解释，他要离开研究院几个星期。他被迫要在华盛顿的一场秘密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人指控他构成安全威胁，甚至可能背叛国家。爱因斯坦认为，奥本海默“没有义务让自己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他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提供的奖励，他应该抛弃她”。奥本海默表示反对，说他不能背弃美国。“他爱美国，”他的秘书、目击了这次谈话的维尔纳·霍布森说，“这种爱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沉。”
“爱因斯坦不明白，”奥本海默告诉霍布森。但当爱因斯坦走回办公室的时候，他朝奥本海默的方向示意，对自己的助手说，“那是个傻瓜。”
爱因斯坦是对的。奥本海默愚蠢地把自己送上了一个不公正的法庭，他的安全审批权限很快被剥夺，并受到公开羞辱。这些指控站不住脚，但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小组以2比1的投票结果认为，奥本海默是一名忠诚的公民，但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发现，奥本海默博士的持续行为和往来反映出他严重无视安全系统的要求。”这位科学家不能再有接触国家机密的资格。1945年，他曾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九年后，他成为麦卡锡主义大漩涡的主要名人受害者。
奥本海默可能是天真了些，但他对抗指控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也正确地利用了自己作为美国杰出科学家之一的影响力，大声疾呼反对核军备竞赛。在安全听证会之前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奥本海默一直在批评制造“超级”氢弹的决定。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说广岛原子弹被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已经被打败的敌人”。他警告称，原子弹“是侵略者的武器，其意外和恐怖的元素就像可裂变的原子核一样，是它固有的特性”。这些公然与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主流观点相左的态度给他引来了强悍的政治敌人。这正是他被指控不忠于国家的原因。
克里斯托弗·诺兰震撼人心的新片讲述了奥本海默复杂难明的传奇，我希望它能够引发全民热议——不仅是关于我们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关乎存亡的关系，同时还关于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科学家也担任公共知识分子。诺兰这部时长三小时的电影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惊悚悬疑故事，深刻揭露了美国究竟对其最著名的科学家做过什么。
悲哀的是，奥本海默的人生与我们当前的政治困境息息相关。他被一场充斥着无知、反智和仇外煽动者的政治运动所摧毁。当年的猎巫者正是如今这些心怀某种偏执的参政者的直系祖先。我想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肯锡的首席法务顾问罗伊·科恩，后者曾在1954年试图传唤奥本海默，结果被人提醒称，这和奥本海默即将出席的安全听证会可能有冲突。是的，正是这位罗伊·科恩塑造出了前总统特朗普那狂妄十足的政治风格。只要回顾一下前总统对疫情或气候变化事实的质疑即可。那是一种傲慢蔑视科学的世界观。
在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被诬告和公开羞辱之后，奥本海默事件给所有科学家敲响了警钟，那就是不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上政治舞台。这才是奥本海默真正的悲剧所在。他遭遇的一切也损害了我们的社会开诚布公讨论科学理论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根基。
量子物理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它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计算能力革命，以及生物医学的惊人创新，延长了人类寿命。但我们还是有太多的国民依然不信任科学家，不理解科学追求和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是否成立的试错机制。看看我们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务员在最近这场疫情中的经历就知道了。
我们正处于另一场技术革命的风口浪尖，人工智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我们还没有与它的创造者们展开一种有见地、有修养的对话，从而让我们做出明智的监管决策。我们的政客需要更多地听取萨姆·奥特曼这样的科技创新者，以及基普·索恩和加来道雄等量子物理学家的意见。
奥本海默曾极力想要发起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他试图警告我们的将军们，核武器不是战场武器，而是纯粹的恐怖武器。但我们的政客选择让他闭嘴；结果就导致我们在“冷战”中被卷入了代价高昂且危险的军备竞赛。
而今，普京毫不掩饰地威胁要在乌克兰战争中部署战术核武器，这是触目惊心的警醒，要我们绝不能盲目乐观地与核武器共存下去。奥本海默并不后悔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为；他明白，谁都无法阻止好奇的人类探索他们周遭的现实世界。科学探索的脚步不会停止，原子弹的问世也不能被撤回。但奥本海默始终相信，人类可以学会管控这些技术，并将之融入到可持续的人道文明之中。我们只能希望他没有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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