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国内现在大学生当工人也多的是，我所在国企大概有40％的工人是大学生，而且绝大部分毕业于重点大学，别告诉我他们都不如你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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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有些现在加拿大的人并不太了解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停留在多年前的印象里，或者隔着距离看国内，只能如雾里看花。还以为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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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对了，从高校扩招后，现在的大学生真的很贱（不是人格贱，是市场价值贱）。我曾经在一个中国很好的国有企业工作四年，当初非常梦想能提高自己的学历，结果读了硕士却发现现在连硕士也没有什么市场了，而几年前，如果硕士毕业，基本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明年硕士扩招第一年的学生毕业了，就业市场更加严峻。现在北大清华大学毕业生1000，2000的工资太多了，还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别的学校的学生，如果家里没有关系，只有去当工人。当初还不信，现在绝对是真实的。想了想，还是去加拿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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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的未必能当好工人，很多工人岗位也需要认真钻研才能成为行家里手。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心理不适应，以为屈才，结果连工人都当不好；一部分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升职很快。心态最重要，和在加拿大没什么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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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在国内是地位很高的，从头来过确实落差太大了。这个没有统一答案，自己做决定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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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的各位。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30岁左右的，技术不是那么过硬的（也就是不是核心的）程序员想方设法弄走，因为在公司眼里，这一批人都是三四年前公司成立时进来的，那时，大学生还没这样多，IT的路也没现在这么难走，公司给了这批老员工很高的工资（相对2001和2002年基准），可是现在的结果时，公司一边清理老员工，一边招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现在高校扩招，人才缩水，廉价的劳动力一抓一把，经过几年的摸索很多中小型软件公司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业务骨干在，软件项目就不会倒下。所以更多的老程序员面对的是没有加薪、没有升职，想拿跳槽吓唬人更白搭，公司还巴不得你主动走人呢。由于我和HR关系还算好，了解到一些信息，现在新聘用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大概是3－4K，而我们这批老程序员是5－6K，其中区别在于：刚毕业大学生富有朝气，培训一下很快就可以编码（因为现在是个大学生就能编程）。而在公司老板眼里，这些老员工一天拿着高薪，还拖拖拉拉抱怨不止（抱怨的原因是3年没有加薪了）。而对于我们这些27－35还处在研发公司底层的程序员、测试员来说，跳槽又谈何容易。由于我们的薪水在5K左右，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算是高的了，就是外企的研发机构，也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而外企的领导也不傻，为什么要花6K请一个老歪歪的程序员，而不花3－5K请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大学生呢。这就更造成了这批人处于被拿捏的状态，现在我们做为老员工，已不敢再抱怨，表示对公司的不满，只希望每个月的工资能平安到帐。这就是目前在国内30岁左右，还处在公司底层的技术人员的处境。而且最终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熬到管理层的都是35以上的人，他们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职位，所以一日为程序员，终身为程序员，永无出头之日，一个项目组十多个人，有几个能成为PM，能想象35岁的男人每天还在做非核心技术的编码的处境还随时担心自己被赶走吗。老实说我的年薪也是6W，三年前就是这个数目，不过我领到手的也和在加拿大差不多，每个月只有不到4K，而房子的价格，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都是4K左右一平方。做过程序员的人大概都知道程序员的累，其实我觉得程序员真的和工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累。身体累、脑子累，心更累。我们一个项目组里，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几乎只有个别人没有白头发，而大部分都是大肚皮，公司体检居然好些高血脂，这都是每天坐至少9个小时的结果。我在合资，老公在外企，我们同时面临三年没有加薪没有升职的尴尬境界，而且我们都是在公司的底层。这也是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当前的IT局面，虽然不断的有大型IT公司来我们这里扎根，但机会已不再属于我们。除非我们愿意放弃现在的薪水，只要和大学生一样的薪水。这就是现状，这种现状和2000年前后的IT热，IT 精英的吃香度是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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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胆说句狠话：现在的大学生（平均）就是不如原来的优秀，做工人是应该的。早就过了天之饺子的年代了，80年代能上大学的高中生仅占4%，现在，估计城市里差不多80%了吧？深圳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是18000，本地的深圳大学对户籍学生招生就5000多个，想想吧，能考上的人和高中毕业生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多读了几年书而已，做工人也许操作水平还不如打工妹、心态也不够塌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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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一呼百应，呼啦拉大家都来踩“当代大学生”一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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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一个错误：我们公司的大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招聘的时候都定位在成绩在全系前1/3，英语六级的重点大学学生。不符合这个条件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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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77 说:同意楼上的各位。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30岁左右的，技术不是那么过硬的（也就是不是核心的）程序员想方设法弄走，因为在公司眼里，这 一批人都是三四年前公司成立时进来的，那时，大学生还没这样多，IT的路也没现在这么难走，公司给了这批老员工很高的工资（相对2001和2002年基 准），可是现在的结果时，公司一边清理老员工，一边招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现在高校扩招，人才缩水，廉价的劳动力一抓一把，经过几年的摸索很多中小型软件 公司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业务骨干在，软件项目就不会倒下。所以更多的老程序员面对的是没有加薪、没有升职，想拿跳槽吓唬人更白搭，公司还巴不得你主动 走人呢。由于我和HR关系还算好，了解到一些信息，现在新聘用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大概是3－4K，而我们这批老程序员是5－6K，其中区别在于：刚毕业大学生富有朝 气，培训一下很快就可以编码（因为现在是个大学生就能编程）。而在公司老板眼里，这些老员工一天拿着高薪，还拖拖拉拉抱怨不止（抱怨的原因是3年没有加薪 了）。而对于我们这些27－35还处在研发公司底层的程序员、测试员来说，跳槽又谈何容易。由于我们的薪水在5K左右，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算是高的了，就是外企 的研发机构，也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而外企的领导也不傻，为什么要花6K请一个老歪歪的程序员，而不花3－5K请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大学生呢。这就更造成了 这批人处于被拿捏的状态，现在我们做为老员工，已不敢再抱怨，表示对公司的不满，只希望每个月的工资能平安到帐。这就是目前在国内30岁左右，还处在公司底层的技术人员的处境。而且最终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熬到管理层的都是35以上的人，他们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 的职位，所以一日为程序员，终身为程序员，永无出头之日，一个项目组十多个人，有几个能成为PM，能想象35岁的男人每天还在做非核心技术的编码的处境还 随时担心自己被赶走吗。老实说我的年薪也是6W，三年前就是这个数目，不过我领到手的也和在加拿大差不多，每个月只有不到4K，而房子的价格，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都是4K左右一平方。做过程序员的人大概都知道程序员的累，其实我觉得程序员真的和工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累。身体累、脑子累，心更累。我们一个项目组里，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几乎只有个别人没有白头发，而大部分都是大肚皮，公司体检居然好些高血脂，这都是每天坐至少9个小时的结果。我在合资，老公在外企，我们同时面临三年没有加薪没有升职的尴尬境界，而且我们都是在公司的底层。这也是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当前的IT局面，虽然不断的有大型IT公司来我们这里扎根，但机会已不再属于我们。除非我们愿意放弃现在的薪水，只要和大学生一样的薪水。这就是现状，这种现状和2000年前后的IT热，IT 精英的吃香度是没法比的。点击展开...如果工作超过十年了，还仅仅是敲CODE，前景可的确不妙，赶紧学点新东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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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2005-07-28#11
枫叶情
13,437 $0.00 其实现在的大学生也很惨的。房价又那么高，工资那么少，不知道怎么样生活。评论
2010.6.17 TORONTOhttp://forum.iask.ca/showthread.php?t=434791 赏 2005-07-30#12 后 942 $0.00 当工人, 还不如移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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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的结果，一样，还是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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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欣慰啊，偶这个过期大学生终于离开了让人羡慕的工作岗位，给年轻的优秀大学生腾了一个位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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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感言：在深圳 北京 我们比民工强不了多少--------------------------------------------------------------------------------http://news.tom.com 2005年08月02日09时41分??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深圳 我像一只被投递的包裹 作者：茗儿 2004年6月的一天，气温28-34摄氏度。深圳火车站，外地民工夹杂着学生流，气氛污浊而烦闷。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结束了20年的苦读，终于毕业了。更重要的是，我即将奔赴一直向往和热爱的职业。口袋里的派遣证和户口迁移证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连火车广播里说“祝旅客们在深圳玩得开心”，我都觉得与往日有些不同：今后，我将不再是旅客，而是这里的主人。 出站，检票，“学生票，证件。”检票员说。 我慌忙去找派遣证，学校传达，凭派遣证，毕业生可以享受最后一次半价车票，我对此深信不疑。可刚递上证件就被扣留了，“这不符合规定，补票”。 理论了半天，双方均不妥协。那个40多岁的女检票员非说要有学校开的书面证明。派遣证难道不能证明我今年毕业，要到目标城市去报到吗？ 僵持了30分钟，我拨了报社的新闻热线，希望依靠舆论解决问题。可从7：00出站，到11：30饥肠辘辘，我也没等到“迅速赶到”的记者。无奈，我交完补票费出站。 毕业后第一眼深圳的天，我是用泪眼看的。扣留、争吵、屈辱、眼泪，这是一年后我能回忆起来的所有词汇。 而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 之后的日子，租房子、迷路、工作不顺、缺乏娱乐的生活简直要把我折磨疯，我甚至开始怀疑这座我梦寐以求的城市究竟适不适合我。 先是借住朋友家几天，以为找房子很容易。结果说是住一周，转眼就住了一个月。不是我挑剔，深圳房子真难找。网上“搜房论坛”什么的，进去全是中介，看房就要交几百。托朋友找的，地段又总不满意。单位周围，市中心地带，租了就只能每天吃粥。 7月底，为避免遭到被朋友礼貌驱逐的命运，我搬了出来，住到一个大学同学租的房子里。一室一厅，她妈妈也在。收拾屋子的那种客气让我明白，在这里我最多只能住三天。那几天，我逢人就问，有没有住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房源。平时走路不长眼睛的我，也开始留意路边的电线杆和墙壁，因为那里通常有租房小广告。 清楚地记得那日同学聚会，了解到我的惨境，一男生主动提出有宿舍可以提供几个月。几个月！对我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字眼。据好友说，那天我从萎靡不振到两眼放光，只用了几秒钟。 安身之所暂时解决之后，便是生存与发展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迷路。尽管每天包里装着地图，但凭我不知道东南西北、不懂得地理坐标的水平，它的价值只能是口头问路之后的辅助产品。我最丢人的记录是，有一次想要穿过地下通道到马路斜对面，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接着是工作问题。初到新单位的我，总渴望别人用父母对待女儿的耐心与热情来对待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毕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人的美德。可如今，拥有这个美德的同志越来越凤毛麟角。 在某次匆匆忙忙完成任务，被领导一顿臭批之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无论工作多么艰难，都要尽最大努力完成。 8月的一天，为了赶一项工作，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由于住得远，半夜打车不安全，我硬是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哭了半夜。想着妈妈的话：“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多辛苦，不如回家来，有父母照应着。”当时被我认为“极没出息”的话，如今看来，是如此温暖。 最后是娱乐问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座城市无论是繁华地还是小角落，我都光临过。我知道凯威啤酒屋的自助餐很不错、石烧的咖啡颇地道；知道金利保龄球馆的球道很标准、江滩影院的音效是顶级；知道新民众乐园的衣服很另类，江汉路的小饰品很便宜。总之，一切都是我所熟悉和游刃有余的，我认为自己属于那座城市，尽管那里只是我户口和档案的暂时栖息地。可如今，终于来到我可能要永久居住的地方了，却处处不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衣服，不知道哪里的夜宵好吃，不知道哪里可以够我的消费水准去打打网球、玩玩保龄。 连我的手机号码，也被同事嘲笑为“不像有深圳户口的号码”。我听了一脸迷茫。后来经另一同事点拨，我才明白，我的号码更像电线杆上小广告的号码，免费接听。 好像一下子得了“城市不适症”，在这里，我惟一的感觉就是无所适从。 我的自嘲丈量着城市的距离 作者：快刀青衣 在没有到北京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梦到过自己毕业后的生活：穿着一尘不染的皮鞋，雪白的衬衣，背着真皮的电脑包，在下班的公交或者地铁上，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开始无纸化办公。晚上回去约上一个美女，一起去格调高雅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到窗明几净的西餐厅去动动刀叉。这也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时尚连续剧中千篇一律的场景，我固执地相信毕业后我就是那拥有白领子中的一员。 6月底，我背着铺盖卷，拖着大箱子来到北京。上了一辆轰隆作响的公交车，售票员非让我再买一张行李票。我把行李放在腿上，诚挚地说：“大妈，这不用买了吧？” 那个脸上抹了一层白粉，看不出年纪的售票员脸部肌肉被我“大妈”的称呼刺激得有点儿抽搐，愤怒地说：“你就是顶在头上，也要照样掏钱。外来民工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我乖乖地交了钱，却为“民工”这个称呼伤感了半天。虽然我衣服脏点儿，皮肤黑点儿，但至少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和民工不是一个档次吧！ 现实在眷顾了我的工作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摧残我的梦想。至今，我还穿着在学校踢球时的破球鞋，套着没有领子的文化衫。原本以为住在中关村，电脑也会相应地听话一些，但是破电脑开机时还是比战斗机响，待机时比拖拉机响。 每天坐公交车从西往东穿过北京城，天安门是必经之地，对于我这个从小受的胎教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孩子来说，每次经过却没有丁点儿时间下车来感受一些革命气息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一天，我下定决心拼着迟到扣工资的危险也要去天安门走一走，却发现自己坐的公交车不在天安门停。 我住的小区电梯夜里12点停运，可刚在网站工作的我，有一段时期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4点。那段时间，我不仅从来没有看到过日出，还要在凌晨4点爬17层的楼才能到家。对处于浑浑噩噩中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事。 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没有加班的周末是最难熬的日子。有一个不是很热的星期天，我蹲在马路上看来来往往的宝马奔驰，还有那些从豪华跑车上走下的时尚性感女子。当城管过来赶乞丐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站起了身，跳上一辆即将开动的公交车。 正在拥挤的车厢里左顾右盼时，我忽然看到一只罪恶的手正伸向身边一位女士的小坤包。我一个箭步挤过去，踩了那女士一脚。那女士“哎呀”一声，然后转身用高跟鞋在我脚上还了一下，并且还转了半圈。 我忍。那女士用腻死人的声音说：“你怎么搞的？没长眼睛呀？你们这些外地人真没有素质。” 我本来想说：“几十万年前咱们都是一样的类人猿，素质都一样。”但是我不说话，还忍。那只罪恶的手终于收回去了。正当我觉得自己受委屈值得的时候，那只罪恶的手一拳打过来，“踩了我老婆，还不认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冲动了起来，不过不是去打架，而是跳下了公交车。临走前妈妈交代我，去大城市不能跟别人打架，外面跟村里不一样。 来北京，我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和地铁。地铁里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地听歌。我找不到一个犹如全智贤一样漂亮的醉酒姑娘。坐了几个月的地铁，盼望着能见一个全智贤一般美丽或者稍微差一些的醉酒美女，然后把她背回家。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醉酒的老头儿。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经常傻傻地站在公交站牌旁，考虑下一站的方向在哪里。也许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就像如今从西城到东城上班的距离，横贯北京，东西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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