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 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 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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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以后已是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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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写点东西，但如哽在喉。其实，你也应该知足，因为你有一位善良的妻子，相信自己，很快雨过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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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华文行楷][FONT=华文行楷]http://blog.sina.com.cn/000000[/FONT][/FONT]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赏 2005-10-01#4
3,727 $0.00 很难过……评论
[FONT=楷体]蚊子虽小～[/FONT][FONT=楷体]吃得也少～[/FONT][FONT=楷体]咬你一宿～[/FONT][FONT=楷体]立马疯掉～[/FONT] 赏
反馈:浮萍 2005-11-03#5 Z 470 $0.00 活人因无钱治病而被送往殡仪馆———近几天《成都商报》的连续报道让我们看到一幕人间惨剧：在浙江打工的四川民工尤国英，因病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花尽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负债累累到了无人敢借钱给他们的地步，医院用120急救车将昏迷的尤国英送回“家”，房主不让垂危的她进门，得到家属同意后，医院的车把人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幸被及时制止并得到好心人救助。 (11月3日《成都商报》)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送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尤国英眼里噙着许多泪水———这是让所有有道德感的人揪心的眼泪，这沉重的眼泪压在中国人心头让人喘不出气来。 针对中国某些改革，曾有人编出顺口溜戏言：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医改送终”等等之说，本是民间对“不公现实”一种夸张、极端、暗喻的漫画式描述，只是意会并无特指。没有想到，这一漫画式的描述竟然在现实中上演了：医院的急救车把还有救治希望但却无钱的病人送往了殡仪馆！ 10月27日，当医院那辆急救车载着一个活着的穷人开往殡仪馆的时候，卫生部的一位负责人正在对媒体说：卫生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 是的，这个问题上，病人的家属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良俗的谴责，贫贱不能移，怎能同意将自己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送去火化呢，还有一点基本人性吗？可是，当我们看到病人家属向媒体展示的那张让他们心碎的医疗账单，当想到“不送去殡仪馆也只能在家等死”的另类结果时，我们知道，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并非自觉的，而是被一种强大的制度性外力推动着，医疗体系的无人性，残暴地撕裂着人伦底线。 写到这里，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江南一个不算穷的小村。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知道，村里一位老人得了重病，治好需要8万多元，四个儿子平摊费用，可四个靠务农打工为生的农村家庭，每家最多只能拿出8000元，老人怪他们不孝顺，他们觉得老人不理解，于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陷入了不休的争吵。后来了解到，农村很多家庭关系的破坏最初都源于医疗费用的承担或分担。高昂医疗费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传统道德变得非常畸形，把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殡仪馆送，这是重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 医疗的价值终端是生与死，高昂的医疗费用下，有钱即生，无钱即死。这个制度性的终极命题之下，生与死功利考验让生者的道德选择空间变得非常小，回旋的余地非常窄，一念之差中就容易做出极端选择。实践证明，一个事关老百姓生死的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国度，国民道德也不可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健康的体魄得到保障，健全的灵魂才能得到保障。 这一切问题不能不归到既有医疗改革的导向中：医疗费用更多由个人承担，医疗服务的利用由支付能力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决定———这种缺乏人性关怀的医改方向导致的后果就是“医疗提供”与“医疗需求”的逆向选择，享有更好医疗保障或更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的人将获得更多的医疗费用，而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却得不到服务。穷人得了小病不敢去医院，一般进了医院查出来的都是大病，而大病的治疗又会让一个家庭、甚至家族陷入高额医疗费用的深渊，要不“家里等死”，要么“因病致贫”。2003年，因病致贫的人口比例已达到城镇贫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确实，把活人送往殡仪馆是一念之差下的道德越轨，但也是企图终结“因贫致穷”的危险尝试，这种行为自然会受到“旁观者”的抗拒。但是，当“医改提前给人送终”的民谣不幸上演，极端道德变异现象真实出现，我们不得不警醒：中国医改的矫正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评论
针对中国某些改革，曾有人编出顺口溜戏言：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医改送终”等等之说，本是民间对“不公现实”一种夸张、极端、暗喻的漫画式描述，只是意会并无特指。没有想到，这一漫画式的描述竟然在现实中上演了：医院的急救车把还有救治希望但却无钱的病人送往了殡仪馆. Doctor!!!!!!!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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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2005-11-04#7 
5,017 $0.00 难过中...评论
所有楼上所说的一点都不假，我父母来自北方的城市，那里很多50，60 岁的老人活得非常艰难，没钱，没健康，更别说保障了。心里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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