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FONT=黑体]一等奖：沐兰恩(加拿大 孙丕玟)[/FONT]2006-4-14 9:3:33 最初发现它的时候，你必须用手指轻触，才能感受若有似无的凸起，渐层般叶片的覆盖，使得那微凸又像是一种假象了；就像翠绿湖中隐隐泛起的涟心，稍纵即逝的深浅，使你怀疑刚才见到的只是你的幻觉。 再隔了一星期，原本的不确定长成了一个随时会冒出头的栉块，茎的表面被呼之欲出的芽包顶得胀白胀白的，尖尖的芽端，刺得指尖微疼。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人，因为我既怕晒太阳，又怕小昆虫，更曾经指着一片玉米田开心的喊着：“哇！甘蔗?。”但是因为父亲喜欢这些花花草草，所以我把花当作父亲的影子般依恋着，也总刻意的驻足花铺前思念着爸爸的味道。出国这十几年来，我从来不曾拥有过花，即使是音乐会后朋友的心意，也从不曾让我感受到“拥有”的喜悦。所以每次回台湾，只要有时间，我总是喜欢和父亲待在他亲手打理的花园里，看着父亲扶着老花眼镜细细的检视花叶上的变化，或是听着他说如何用捡来的木条钉造出一整排美丽的花棚。所以对于花园，我有着纸上谈兵的知识，纯粹是因为父亲爱谈，所以我便细心的听了来。 今年初和先生回台湾过年，父亲把花园整理得热闹雅致：报岁兰如行龙般的叶片、四季兰透白粉嫩的色泽、观音素心浓郁的香气、以及拖鞋兰巧夺天工的设计…我坐在花园的椅子上，听着耳边流泉的低诉，仿佛是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是怎样宠爱着他的小女儿，如同对这些兰花一样，担心水多会淹湿了根，少了又怕抵不住闷热的天气；不想太阳晒伤了娇嫩的花叶，却又在支起棚架时烦恼开不出花儿的悲哀。即使现在小女儿已嫁为人妇，父亲的手仍然没有停下来过，他默默的研究着盘中的美食，打算着等女儿回来做给她吃；他细心的剪下报纸上有意思的消息，排成一落等女儿回来看。因为是有着相隔千万哩的不同，所以父亲的心中多出了二十四小时的牵挂。 花苞的雏型渐趋清晰，父亲专注的凝视，似乎随时在等待着破壁的瞬间。其实，蝴蝶兰并不是适合观叶的兰花品种，花季过了之后，就只有向左右层叠的宽大叶片了。之前一个一个胀白的芽包，渐渐长成叶片下方弯曲的气根；爸爸拿着喷雾器，均匀地在叶片四周散布水分。我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故意靠得很近，密密的水雾漂洒在我的脸上，“吱唧、吱唧”的声音似曾相识，刺激着我的牙根酸痛，我下意识的舔了舔自己的牙齿，觉得自己与兰花之间，似乎有一种从父亲而来的注定。 从小我就喜欢戴父亲的军帽，不是贪神气，只是喜欢见到父亲看我时微微上扬的嘴角。旁人都看的出来，我讨好父亲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曾经因为父亲说我很棒，我一滴一滴的啜着辛辣的高梁；也因为父亲骄傲着我的口味像他，我逞强吃辣椒得了肠胃炎；更因为父亲夸我勇敢，我硬是在拔牙的时候含着一包眼泪不让它掉下来。小时候我经常去拔牙，因为迟迟不肯脱落的乳齿，常常将刚冒出来的恒齿挤歪；又或是终于等到了一颗甘愿自己松动的乳齿，却在掉落的时候裂开，在牙根留下一小块纪念品。每当这个时候，爸爸总是会牵着我的手，到巷口旁的“青岛牙科”把不听话的牙齿拔掉。从小我就是一个爱逞能的孩子，医生问我怕不怕，我一定用力的摇我的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仍然可以感受到我掌心传过去的不安，就在我准备跨上那一张长长斜斜的恐怖椅子之前，爸爸会先我一步的坐在上面，再抱起僵硬的我，椅背慢慢地往下倒，我躺在爸爸宽阔温暖的胸怀里，双手被爸爸的大手握着，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事了。牙医伯伯在我的嘴巴里“吱唧、吱唧”的钻着，密密的水雾漂洒在我的脸上，偶而袭击我的酸痛，将我的眼泪逼了出来，滴落在父亲的胸前，父亲在我耳边轻轻的安慰，泪是止住了，却止不住心中对爸爸更深的依赖。 回家后的我，总喜欢趴在镜子上看刚拔了牙齿的伤口，伤口是那种深红到近似黑的颜色，仔细看，伤口并不是平的，而是像漏斗的角度一直斜进深处。我喜欢用舌头舔那个小洞，因为有一种触碰到平常碰不到的地方的新鲜感。我偷偷的，假装没事一般的，却还是忘了遮住歪歪的嘴巴，父亲见到就会轻声斥责我：“不要老去舔，这样伤口会流血。”其实父亲比我更在意那个小小的伤口，因为伤口不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必须更殷切地询问我的状况。爸爸总是弯下腰，摸摸我的头，然后问我还痛不痛？我也总是非常慎重的舔一舔我的小伤口，偏着头思考一下，然后告诉他我的结论。其实痛不痛并不重要，我心里所乐呵着的，是可以当着父亲的面光明正大的舔我的小伤口。过一阵子，快冒出头的牙齿把我的牙龈顶得胀白胀白的，于是，父亲加入了我检视新牙的阵容，细白的牙尖如同花干茎叶下微凸的芽包，一天一天的向上生长，被顶开的牙龈，在父亲指尖的轻触下，微疼。 如同所有的小孩一样，我觉得父亲是十分伟大的。三年前和外子回台湾办归宁喜宴，那些父亲过去的长官、下属，把圆山大饭店的宴会厅坐得满满的。其实父亲已经退休多年，有些旧部属与他的渊源甚至长达二、三十年，但是他们却都来了，只因为他们对父亲的情分，不仅仅是长官而已，更是充满了对父亲的感念，一种打心眼儿里的崇敬。父亲是军人出生，辛苦的靠着自学爬到今天的地位；他有一张长长的脸，抿紧的双唇透露出他坚忍的性格。记忆里，我很少在家里听见父亲大声说话，不像我们娘儿三个，总是喜欢互相幺喝这个那个的。 父亲有一双穿了至少有二十年的拖鞋，棕红色的鞋面与鞋底均是硬牛皮的，不像现代拖鞋讲究轻盈舒适，那双拖鞋有着沉沉的感觉。爸爸在家的时候，我总听见爸爸的脚步声从远而近，再由近到远，“啪搭、啪、啪搭、啪…”似乎只要父亲在家，拖鞋声就不曾停下来过。我喜欢静静的听父亲的拖鞋声，因为这个声音代表了爸爸对我们的爱，也代表了他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而我，只要听见爸爸的拖鞋声，就能感受到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疼惜。其实身为小女儿的我，很喜欢替大人们斟茶跑腿，但是父亲却总是不让我为他做些什么，因为他说：“能够自己做的事，就尽量不要麻烦别人。”父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辛苦，也不愿意造成任何人的不方便，所以即使他官拜少将，却从来不会摆架子，甚至比下属更亲力亲为的在所有小细节上。任何事情，在父亲的处理之下，总是水到渠成，甚至比原先的计画更臻完善。如今，父亲将他的专注从日理万机的办公室，转移到他曾经以另一种方式维护的宅院里，不变的，是同样虔诚的委身，就像那些隐藏在拖鞋声里的爱一样，每每以无形的方式赋予我们新的生命，如氧气之于花的无私。 从台湾回到多伦多之后，外子兴致勃勃的挑选起兰花，我开始相当反对，因为觉得如果养不好兰花就好象是伤了父亲的心。但是，当我一次次经过那间门口摆满了蝴蝶兰的花店，我突然强烈的想拥有一盆兰花，一盆可以让父亲的记忆成为我真实的陪伴的兰花。仔细想想，父亲并没有刻意培植蝴蝶兰，可能是觉得她没有国兰的典雅气质。但是逢年过节或是父母亲生日的时候，父亲的下属或朋友，总会送来一盆一盆开得恣意盎然的蝴蝶兰，把家里点缀得更有过节的气氛。我想，我一直钟情于蝴蝶兰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对那些特殊日子的怀念吧。 终于，我捧回了一盆紫红色的双株蝴蝶兰，光滑细致的花瓣，染上一层娇嫩的色彩，如我双颊的驼红，也如四年前的那个夜晚，我曾经在父母温柔的注视下拥有一整场的缤纷… 父亲退休之前，很少有机会自己开车，因为不论是上下班或是参加会议应酬，司机都会尽职的在车上等他。那时家里虽然有一辆私家轿车，却很少机会用到，除非是在电话声的催逼下，爸爸才会停下手上正忙着的事情，开车赶到我等待的地方。我并不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人，而台湾七拐八弯的巷弄正是让我常迷路的罪魁祸首。于是，在钢琴老师家的巷口，在巴哈室内乐团团址门口，在国家音乐厅停车场前，在科见美语旁的巷子里，总会有一辆银灰色轿车停在那里，而车里坐着的，就是舍不得让我自己?公车的疲倦的父亲；晴天、雨天、九点、十点，不论我何时踏出门口，父亲总会在我见到他之前就把车头灯打开，好让我可以顺着他为我预备的亮光，回到他的身边。高中毕业后我到纽约攻读音乐演奏，除了一些特别的地方，纽约的街道倒是很贴心的用数字当名字。十几年来，虽然不至于迷路，但是我的脚步却再也没有从前那般稳当，因为我知道，前面的转角，不会再有一辆银灰色的轿车等着我。 四年前我终于有机会站上国家音乐厅的舞台，演出当天，我在后台坐立难安，休息室的电视屏幕上，转播着会场内的情况，我见到几乎坐满的演奏听，更是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七点三十分整，我战战兢兢的走到舞台中间，只见舞台两旁及会场四周，排满了盛开的蝴蝶兰，一盆、两盆、三盆…数不尽也数不清的兰花，都是父母的亲朋好友送来鼓励我的，而我在一片花团锦簇中，找到了那一双熟悉的眼神，一样的温柔，一样的令我有安全感。两个小时后，我在热烈的掌声下谢幕，舞台上，我再一次找到了父亲的眼神。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这十多年来，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其实父亲都一直在我身边，在离我不远处的转角，指引着我归家的方向；而我，在万紫千红的感动里，听见了从蝴蝶兰来的属于父亲的声音。 我和先生的兰花，开了两个星期后就逐渐雕谢。我们替她剪枝、换盆、也换了新的培养土，一样的替她浇水施肥，也耐心的等待她明年的花期。现在，兰花长了很多新的气根，也长出了两片新的叶子，父亲很为我们的花儿高兴，只因为我们看见了绿色因子中的生命。 对于生命，父亲教导我们要珍惜，但是对于生命中的名利，父亲却是有着超然的淡泊。父亲退休的前几年，因为还一直在升迁，所以母亲担心他退休后会不能适应。等到父亲届龄退休那年，他毅然的推掉了几个工作邀约，一手揽下所有家务，好让劳累的妈妈休养久病的身体。去年回台湾的一个早上，我躺在书房的床上，忽然父亲走了进来，我拍拍枕头，父亲在我身边也躺靠了下来。良久，父亲指着他的三等功勋奖章告诉我：“爸爸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有过这些荣誉，也就足够了。”那时，我才知道，是什么让父亲甘愿的退下来，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三、四十年前的承诺，承诺母亲一个天天陪伴着她的生活。花开有时，花谢也有时，花的生命并不会消失，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在父亲的心中，世上的一切有如花起花落，而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起起落落里站稳在我们母女三人中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小心翼翼的守候着我们。 父亲的兰花谢了，我的归期也近了。离开台湾，是一件最伤我身肝的事，因为父亲紧闭的唇、微皱的眉和不愿掉下的泪，将我的心纠结得再也松不开。我想象着每次父亲亲手为我铺架床铺，却又在一个月后为我拆叠床铺，他的心中，该是拥有多少的矛盾与不舍 ─ 既然铺了、架了，又为什么要拆了、叠了？我想着那些在父亲呵护下生长的兰花，因为有父亲的陪伴，所以可以开出一季的灿烂。而我，离开了家，就好象失了根的兰花，因为我的根，一直还遗留在刻有父亲名字的泥土里。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是爱花的；我只是不愿意也不忍心去细看花上的信息，因为我总是会在花瓣的脉络里感受到父亲一生为我们的付出，一种在他花白的发丝及渐弯的后背里，全然摆上的牺牲。 http://yz.dq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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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0.00 沪杭七年间[FONT=黑体]二等奖：沪杭七年间(浙江 郭梅)[/FONT]2006-4-14 8:50:24 屈指算来，我毕业两个七年了，外祖母病逝也已经两个七年了。 十四年来，母亲常常喃喃自语：“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外婆呀，真是对不起她！”――尤其是在家人团团围坐乐叙天伦的时候，她会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让我和弟弟心头凄紧，相顾无言，心底里则浮现出外祖母端丽慈祥的笑脸。 我是母亲的长女，也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女孩，杭州话叫“噶许多肉里夹了一块萝卜”，很是遭大人稀罕。又因为是双胞胎(妹妹夭亡)早产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不会吃饭时起吃药就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被母亲的同事们戏称为“社会主义公费医疗的苗”，以区别于同龄的“社会主义的苗”，所以大人都说“格个伢儿能养活就不错了”，一直对我娇宠有加。尤其外婆，对我这个她等了整整一个花甲才等到的第一个孙辈，更是不知道怎么疼才好呢。记忆中，最初的外婆是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那摇摇欲坠的草舍里，冬夜，一灯如豆，外婆勾着头，细细地为别人的新衣钉纽扣，她花白的短发疏疏地垂在补丁叠补丁的肩上，嘴里还低低地教我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些年，因为有个远在大墙之内的“反革命”舅舅，我找小朋友玩不是遭白眼就是落个鼻青脸肿，索性便足不出户，整日里与《新华字典》和《大刀记》什么的相厮守。妈妈颇不忍，总为我尽量找些好书，外婆也常指着窗外嬉戏的群童对我说：“?羡慕他们，有书看，就是你的福气。”于是我的童年就这样在无边的翼护下悄然绽放成一串莹润温馨的记事珠，在时光深处流光溢彩。忘不了，“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时节，我习惯地倚着门前丝瓜架撑出的一派沁凉，一边生吞格林活剥安徒生，一边照管芦花鸡带着她的孩子们分外欢势地觅食。一天，我迷醉于《海的女儿》，竟任凭心爱的小白鸡惨遭“猫吻”，发现后，不禁又悔又恨，放声嚎啕。妈妈闻听赶紧取来药水、敷料，教我替奄奄一息的小生灵疗伤。渐渐地，它痊愈了，长大了，见了我就“咯咯咯”地殷勤招呼，还天天生双黄蛋，我开心极了。妈妈说：“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便写了，短得可怜的几行字，还发了句“感慨”：“要是外婆属狼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做勇敢的小红帽了！”惹得妈妈和外婆相视而笑，动情地说了一句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的话：“你舅舅会回来的，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正如席慕蓉所言，我“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论年龄是独生子女小皇帝们的“长辈”，但却完全享受了独生子女式的待遇。于是，在我考上大学要离家的时候，母亲大大地犯了愁：“你在家连块手帕都不洗的，到学校怎么过日子啊？”不记得当时她和外婆是怎么费劲张罗的，但张罗的结果记忆犹新：我的行李鼓鼓囊囊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两样东西很是让我的同学们艳羡：被套和卫生巾――那是1985年，家家都用被里被面缝被子，母亲怕我在学校找不到乒乓球桌之类的“缝制工作台”，而针线活一流的外婆更怕她就是再怎么教，从小不做家务的外孙女也临时抱不了女红这佛脚，所以，她俩硬是想出了“被套”这个能救我大驾的辙。一床暗红隐花的，一床淡绿碎花的，细软的棉布被套，开口用扣子绾合，舒适，方便。我不敢说日后成为每家每户日常用品的被套是我家发明的，但外祖母和母亲“自行设计加工”的被套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享有专利权。还有，母亲给我带了足够一个学期使用的卫生巾――如意牌，全国第一个牌子的卫生巾，浙江率先试生产的，当时还远没有普及。我的室友们哪怕是北京姑娘上海小姐，对它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虽然现在的女人用品层出不穷，如意牌也已经在近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知道，自己将始终记得，它当时的价格是五毛钱一包，在绝大多数女人眼里是绝对的奢侈品。 我就这样带着庞大的箱包在父母的双双护送下上了大学。看新同学大都是自己来报到的，很是难以为情，但爸爸妈妈马上把责任担了过去：“你体质弱，一个人来我们不放心的。何况我们路近啊。”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又没实行双休，所以虽然上海离杭州不远，我在学期中间回家的可能性还是几乎无限地趋向于零，现在司空见惯的电话和手机 在当时也是天方夜谭，而我写信的频率永远也满足不了爱女如珍宝的父母亲。于是每个学期末我回家的日子就成了家里的节日，不管是否周末，父亲一定会到车站接我，外婆则在家整治满满一桌我最喜欢的菜肴等着我。说来也怪，几乎每次回家都下雨，我“雨神娘娘”的雅号便在家叫开了。有一次春节前返乡，天降大雪，我坐的那趟车一误再误，居然慢腾腾爬了八个多小时才到终点，而父亲就在火车站饥寒交迫地死等了我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在他终于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急切切问的第一句话是：“饿坏了吧？冷不冷？……”从此，我的诨号有了升级版：雪花仙子。 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不管是嘴上还是纸上，最喜欢唠叨的是：“多写信啊！”而我呢，刚刚上了中文系，自以为懂得文学了，总觉得家书无非流水帐，并不是优秀的尺牍作品，有啥可写的？所以写家信的热情远不如给各地的中学同学寄生日贺卡的兴致高。估计妈妈很是失望吧，有段时间便经常给我买好几叠带邮资的信封。现在想来，她这样做的本意一定是怕我嫌买 邮票贴邮票麻烦，而我当时不仅不领情，反而还因此埋怨她。因为寝室里有个喜欢顺手牵羊的人，在我们把现金和饭菜票都“坚壁清野”之后，她的目标就改换为我的邮资信封了……有次暑假回家，无意中发现门背后挂着个大铁夹子，我写的家书一封不少地按照时间先后整整齐齐地夹在那儿，每一封上面，都有父亲或母亲的笔迹清楚地标着收到的时间。当时，不由地我又是感动又是惭愧――父母给我的信，我随看随丢，没一封保存下来的。更何况每次在被叮咛“多写信”的时候，我不是阳奉阴违就是颇有些不耐烦，惭愧啊！李春波创作《一封家书》的触因，应该和我当时的心境差相仿佛吧，我想。 就这样，我求学沪上，每每凭栏凝眸，思念春风过处、红了桃花绿了柳丝的白沙堤，思念清秋的满陇桂雨，香透衣襟，拂之不去，更思念外婆手制的苋菜梗和虾油鸡，思念妈妈意态悠闲地朗读菇志鹃的《百合花》，那一刻，我深深地读懂了当年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道台府邸汇入五四洪流的外婆“但把文凭作嫁妆”的沉重叹息，也深深地读懂了当年相册上垂着两条长辫子的妈妈是怎样地噙着泪，将厚厚几套油印的文学讲义锁进箱底、锁进心底，然后又是怎样地在霜染鬓角之后微笑着听女儿与同学高谈张承志，阔论毕淑敏。于是，渐渐地，我不再经常撒娇作小儿女态，在读了张爱玲之后冲爸爸妈妈嬉皮笑脸地嚷嚷：“我是你们的琉璃瓦！”而是经常在饭桌上，在纳凉的当儿，有意识地说说戏曲方面的趣事逸闻――那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的一部分，也是喜欢传统戏曲的外婆和妈妈很愿意听的。 大学毕业那年，我面临选择：直升研究生或者放弃直升回到父母身边。与此同时，年过八旬的外祖母被确诊为癌症患者，而且是――晚期！一开始我选择了后者，可在父母的坚持下，返回上海继续学业，而母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全身心投入的治疗和护理。不必说，在与冷酷的病魔的持久战中，她很快就陷入了精力和经济的两大危机。这一阶段，父母给我的信无可奈何地少了起来，有时候就寥寥几行字，满溢着匆忙与疲惫。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不提要我回去帮忙，只是一如既往地叮嘱我好好学习，注意身体，还有一句早在家书上重复千遍的话：“想买什么，就买，不要怕花钱。”而我所能做的，只是趁论文杀青和答辩的间隙，匆匆回家几天搭把手，还有，就是盼望着早点毕业。我想当然地以为，身体一向健旺的外祖母，我那在公共汽车上从没人相信她年届耄耋的外婆，我的历尽磨难笑傲人生的亲爱的外婆，一定能够等到我回去伺候病榻，一定能够等到她亲手带大的外孙女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到她的手里，一定能够等到康复的那一天……可是，几乎在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读博和留沪的同时，外婆撒手人寰了！！再也没有人会买两只对她来说相当昂贵的香蕉，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只，自己在边上笑眯眯地看我们吃；再也没有人会说：“侬借的迭本苏曼殊的传记勿错，先让我看吧？”再也没有人会说：“侬寄的生日礼物收到了，连包裹皮我都拆了在做小手巾呢，囡囡现在的针线生活交关勿错么！”再也没有人会说：“等侬毕业，外婆好好交拿从前的事情讲拨侬听，侬好拨我的传记写出来”，当然，我也再看不到外婆拿到我的稿费时那无比欣慰灿烂的笑容…… 母亲喟然长叹：“姆妈没了，我是再没人疼的伢儿了！”语气凄凉犹如旷野的寒风。是的，外婆走了，母亲虽然不必再苦苦挣扎奔波在单位和舅舅家之间，但她长时间陷在极度的悲痛和深深的自责之中无力自拔，不仅没有能够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慢慢恢复体力、精力和中年人的活力，而是仿佛一夜之间添了白发老了十岁。她反复向我们检讨，假如确诊之初就听某个医生的话，果断地替外婆选择手术切除病灶，而不是前怕狼后怕虎地选择了保守疗法的话，以外婆一向的体质，未必就熬不过手术那一关呢。她还絮絮叨叨地举例，哪个病例是七十有余手术成功的，哪个病例是八十多了开刀顺利的，外人听来，她简直有些神经质像个祥林嫂了，而在我，却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无言以对。或者，就只能是和父亲颇有默契地赶紧把话题岔开，以尽快转移母亲的注意力。 外婆去世后不久，我毕业返乡任教，结束了父母对沪杭线的那一头长达七年的牵挂。这七载寒暑，是我今生的花样年华，亦乃这辈子最值得深铭心版的游子生涯。转眼，又两个七年过去了，外公外婆的墓草青青，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已粗如儿臂，外婆没有见过的重孙子也已经是七岁的小男子汉了，而爸爸妈妈的双鬓飞霜，我亦红颜难再。端的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吟一句外婆当年教我的宋词，恍觉换了人间。已届中年的我，面对越来越衰颓老迈的双亲，开始能够体会一些母亲当年的心境。只是，我常常在祈祷上苍，假如你必须也猝然扔给我一纸决绝的宣判，那么，就请让我去迎接病痛吧，因为，我还没学会吃饭的时候就已经天天吃药了，更因为，我深知自己没有母亲那样的坚忍和柔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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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0.00 五湖第一褂[FONT=黑体]二等奖：五湖第一褂(美国 陈翠英)[/FONT]2006-4-14 8:47:9 作者：羽严 白褂舞，牵起密思量。游远飞鸿方帽戴，倚门慈母鬓添霜。忆念最愁肠！ 挂在窗边的工作服，一件母亲缝制的白大褂，在微风中飘舞，引发我心底深处的思念，像棉絮般缕缕升起。当年的我怀着大志离乡，几年后得了学位戴上方帽；而天天在家盼儿归去的母亲，两鬓却频添华霜。远游的我，时常想起老迈的娘，愁绪滚滚涌上心头。而慈母总劝我莫愁，她一直以我为荣！ 在家享受了母亲二十四年的照顾，我决定漂洋过海，继续求学；母亲把能想到会用的，全塞进行李箱子，伴着我登机。带着行李，一路辗转飞往美国，到达大湖区的密西根时，已是万家灯火；住进接机同学房里，靠着箱子，美美地睡了一晚，梦到母亲，进屋给我盖被子。 搬进学校宿舍，把箱里的家当摆出来，尽是母亲的叮咛。该有的都有，用着顺手，觉得都带着母亲的气息。适应了一星期，就准备开学了。 在大学里注册，一边上研究所课程，一边担任实验助教。大学部发了件白袍工作服，看着显大，穿上了更大，肩头坠在手肘上。指导教授让换一件，可最小的都嫌大，器材供应室的职员说，女性尺码缺货，得等等。 我注意其它女助教，都穿着宽大工作服，肩头坠着，袖口折上一两卷。我也只好将就，穿件男性小号，把个袖口卷呀卷的。指导教授看着摇头，让职员尽快去订女性工作服。原来系上男助教多女助教少，早年订了几件女性尺码；后来的女助教，将就着卷袖口，也就过了。可我的体格，实在不如美国女孩那般厚实，真是欲撑无力。 和母亲在电话上聊着，提到瘦个儿穿大褂，母亲先是笑，说那成什幺样；接着问，是大夫穿的那种白大褂吗；是啊，母女笑做一团。挂上了电话，母亲的关怀叮咛，还在线上回荡许久。每次和母亲说上话，就快活好些天；母亲的声音，总引发我心底与骨子里，那种共鸣。 开学过了一个星期，收到家里寄来包裹，捆着白卷，打开，赫然见到一件白大褂，泪水涌上了眼眶，酸气漫上了鼻尖。后来知道，母亲连夜画纸样，剪裁赶工，天亮时配了钮扣完成。母亲总顾着儿女的日常小事，叮咛着吃的穿的，从不多说什幺大道理，可姊弟们心里都明白，母亲指望我们努力求学、成为有用的人。 穿着剪裁合身的白大褂，感觉利落许多，更受到大家的羡慕。学校在五大湖区的大学城，化学系的教授与助教有上百人，可我是这十多年中，系上第一个亚裔女性。我个子不比别人矮，只是不够虎背熊腰，撑不开男性工作服，穿上母亲缝制的白大褂，就挺多了。别的女助教直嘟哝系上，让系上尽早补订女性袍服；她们戏称，全五大湖区，甚至全美国，都找不出第二件，母亲缝制的化学工作服，我这件，堪称天下第一。 我想这说法也八九不离十，至少是五湖第一褂：众里寻它，是第一；母亲的记录，也第一。母亲亲手缝制这件白大褂，也着实吓了我一跳。记得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姊妹做百褶裙，新年穿着出门，受到邻里乡亲赞美；可这白褂的西服领不好做，母亲也从没试过，弟妹们一旁看着也惊讶。母亲个性务实，事前不会先说一堆计画，只在动手时顶真卖力；母亲认为，做成了就是件事，事前说不说，并不重要。 我穿著慈母做的白大褂，指导美国大学生，耐性特高，似乎母亲在身旁，眯眼耐心瞧着我。有些女学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服，腰身剪裁、袖口长度大小都正好，后幅还打个褶好迈步。这些都是母亲用我的旧衣裳比的，可那领子是母亲第一回做，平整适中；还有那扣眼，也做成西服式的，母亲哪时学的？总之，这件白大褂，就像出自裁缝大师之手，完美无瑕。 有一天实验结束时，几个学生告诉我，工作服后面沾了深色药水；我回到休息室，赶紧脱下洗，可药品已与棉布结合，?下一排颜色。此后每洗必使劲搓，鲜亮的铁锈色逐渐淡去。过了一学期我领到奖学金，不必担任实验课的助教，我开始专心做论文的实验。 我的论文专研激光化学，实验室洁净无药水；白大褂除了后面那排颜色，前面一直洁白如新。和我同时带实验的琳达，有时来找我聊天，临谯还拉拉她的工作服，抱怨虽是女性服，仍像个直筒套子，不及我那五湖第一褂，永远柔美合身。 毕业后在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第一天就带上我的白大褂。主任手下四位秘书小姐，轮流和我讲述工作性?、薪资福利休假等；最后那位吉娜，看看我手上白袍，说研究中心会给我订新的工作服。 新工作服几天之后就到，吉娜送到研究室，大伙让我穿上，要看我僵成什幺样；原来他们刚上班时，穿新浆过的工作服，每个人都给僵得呆愣愣的。我刚套上新服，十几个人都笑歪了；我瞧着袖口还好，并不太长，他们拉我往门后的镜子去，唉…这…是太逗了！我是给罩上个白圆筒，肩头可真挺，与地面水平，无怪袖子没显得太长。 吉娜和大伙都问，原先那件哪来的，穿着像模特儿；我本来就念着娘，趁这机会，讲述母亲缝制白大褂、助教们称它“五湖第一褂”的往事。大家听了都长长“噢”一声，赞我幸运，有如此能干慈爱的母亲。这时主任经过，看大家聊得热闹，也来凑合，吉娜告诉主任我工作服的故事。主任环视一圈，认为我母亲做的确实不同，穿着特精神，他说五湖第一得改，至少是北美第一；主任从加拿大来，他相信美、加两国都找不出，母亲为女儿缝制合身工作服的事。我心里想着，这缝制还隔个太平洋呢！ 没想到半年后还有续曲。研究中心要迁往新楼，设备全部换新，包括工作服。吉娜带师傅来，给男性登录大中小号；给我们四个女性量身，要特别订做个人工作服。主任希望大家在工作时，能表现专业水平，同时穿出专业精神。 中心临搬新楼前，量身订做的袍服到了，可我已准备迁往邻州。主任感谢我的贡献，祝福我前途坦荡，并让我带着有我姓名的新服；他相信这件工作服，也能让我穿出北美第一的精神。 新搬去的小城，环境好、人亲切，工作也顺利。大抵安顿好，能接母亲来住，已是离家多年后。可能是拉拔几个儿女的辛苦，使得母亲不到五十已渐显老迈，眼睛动过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后拆线，母亲从一片迷蒙谯向光明，她高兴地告诉大夫，大夫的白大褂洁白清晰，不像以前那样土黄灰蒙的。 母亲终于来到我们家，每个角落每样家具，都让母亲欣喜。进了我书房，看到我在工作上获得的奖牌，母亲知道我以优异的成果，在异乡争得了荣誉，双眼尽是欣慰的笑。我拉开柜子，拿出挂在衣架上的白大褂，感谢母亲的针线活，在海外给了我信心与鼓励，得以顺利到如今。母亲静静看着，眼神飘过大褂，落在窗外远处，轻声说着，这大褂也是个异数，后来都做不成了。 我拉母亲坐下，让她慢慢说。原来弟弟在我出国后，也进了化学系，母亲想再做一件白大褂，让大弟也有件合身的穿；可母亲那时青光眼已发，也有白内障的初期现象，视力很弱，盯着白布就眼花，更别提要下剪子了。 母亲笑笑说，幸好是弟弟，也够壮的，系上工作服倒挺合身。 事后回想，母亲也不知道，当年怎能一试就成；只记得拿了件父亲西服，夜里坐在灯下，把个领子拆成好几片，把个扣眼拆翻了。做成了白大褂，全家喜乐，母亲配好钮扣钉上，父亲赶紧拿了上邮局，早寄让我早得穿。 母亲淘气地接着说，后来?爸找不到那件西服，我哄他穿别件，那领子兜不拢啦！ 母女俩都笑出泪来。我看着白大褂的衣领，想到后幅那排药水渍子，转着衣架让母亲瞧。母亲伸手摸着那排橙色花?，说没蚀透就好，要不会伤到衣服和皮肤。我说棉布大褂真起了作用，就可惜染上了杂色。母亲站远些看看，满意地?头说，这颜色好，像是一排金针花。 说的真好，母亲缝制的白大褂，开了十二朵萱草花！我抱憾了几年的瑕疵，瞬间成了可爱的母亲花。 我望着开满萱草的白大褂，将五湖第一褂的趣事，说给大褂的幕后推手听，并央母亲住久些。母亲慈爱地看进我眼里，她要我相信，住得长短无差，我们忆念相通就成，时空都是外表假相，动不了母子真情。但我想起，不能长久陪在母亲身旁，思念只堪化做愁肠。 不，不，什幺愁肠！母亲很不以为然地说，做母亲的总以孩子为先，孩子吃饱穿暖就是母亲的快乐，孩子成长立业就是母亲的幸福；无论隔山远海，我总以?的成就为荣。孩子，没什幺愁肠，只有家乡游子的长远情牵！ 母亲很少说这许多，为免我的忧愁，母亲将她的思念，化为对我的激励。 曾以白居易《忆江南》的词谱，填写我的怀乡之情；如今感念慈母对我的宽慰，且将“愁肠”换“悠长”。 白褂舞，牵起密思量。游远飞鸿方帽戴，倚门慈母鬓添霜。忆念最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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