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生活信息“当代实践哲学译丛”总序/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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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作为当代实践哲学史上的一个轴心式转折点，那么实践哲学的全面复兴和蓬勃发展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按照实践理性（推 理）的三元结构（行动者，行动，后果），当代实践哲学形成了目的论（与至善论相交叉，其主干为德性伦理）、道义论（与契约论相交叉，其核心为正义理论）和 后果论（与功利论相交叉，重点在实践推理的整体结构）这三大流派，这一论域所涵盖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乃至于法哲学的繁荣兴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的一个 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从这一视野放眼望去，以罗尔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内格尔（Thomas Nagel）、斯坎伦（Thomas Scanlon）等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的展开，以安斯康姆（G. E. Anscombe）、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拉兹（Joseph Raz）等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和至善论自由主义的修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瓦尔策（Michael Walzer）、桑德尔（Michael Sandel）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崛起，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霍内特（Axel Honneth）、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的整合，以亨利希（Dieter Henrich ）、弗兰克（Manfred Frank）、图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的反弹，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等为代表的公民共和主义的复苏，乃至于以斯特劳斯（Leo Srauss）为宗主，继之以布鲁姆（Allan Bloom）、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扎科特（Michael Zuckert）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最近的回潮，这些才俊辈出、代有传人的流派和思潮之间的交光互影、相互辩难，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在世纪之交的西 方学术、思想论坛上重新激起了可以回溯到17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争论。　　古代世界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西方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全部学问区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近代哲学的枢纽、现代世界哲 学上的经纬者康德系统地发展了相应于人类的知、情、意三种基本机能的理论哲学（认识论）、审美哲学（美学）和实践哲学（伦理学）这一哲学三分法。亚里士多 德的实践哲学内含伦理学和政治学，康德的实践哲学同样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乃至于法哲学。不管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上述两种区分至少具 有某种形式上的类似性。但是，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特别是其实践哲学中蕴涵的实践推理的结构，是笼罩在目的论的思考框架之中的，而康德实践哲 学在哲学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它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的灵感源泉的重要原因，正在于相对于古代目的论实践哲学之宗奉善（好）、价值和责任，转而强调权利（正 当）、规范和义务的道义论色彩，那么当代实践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但是要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哲学，而且是要把实践哲学的第三个重要来源即功利主义 整合到实践理性（推理）的总体结构中来。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态势不但明显地表现在上述三大流派各自的理论倾向上，而且影响和渗透到对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 解中。于是，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改进康德主义和修缮后果论及以调和的面貌出现的各自的变种就构成了当代实践哲学的主潮。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或者通过嘎嘎 独造的理论建构，或者经过抽丝织锦的经典读解，或者通过历史传统的重新叙事，为广义的实践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中一向颇为繁盛。在近世以来的以古今中西之争为经、以道器体用之辨为纬的“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实践理性新维度的开展和实践哲学新形态的寻求也依然是中国文化之 “灵根自植”（唐君毅语）和“灵根再植”（杜维明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文化渊源和制度实践方面的原因，较诸西方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大哲，中国本土传 统不能不谓仍有缺憾难能之处。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广义的政治学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恰恰反其道而行 之，其流弊之于后世，乃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又如康德晚年之著《道德形而上学》，分为“法权论”和“德性论”两部，着重阐发实践理性之 法权含义，此乃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缺失，致使后世儒家兴有“治道”而无“政道”之叹。但是，如果说以欧洲虚无主义为反衬背景的东方文化 复兴论是一种化他者为无的虚假的主体意识，以冷战意识形态为参照系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说则仍然坚执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抽象的二元对立模式，那 么，就恰恰只有在对西方现代性（包括西方传统自身的复杂性）的深层反思基础上浮现的文化现代性与规范现代性的视野中，在多元现代性的论说所激发的新一轮的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论辩中，在扬弃主体哲学和独白模式后的互主体哲学和交往合理性的层次上，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关系 才能得到辩证通达和本真切己的理解和把握。　　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与东方出版社文化编辑室创设的这套译丛，旨在集中展示当代西方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实践哲学的第一流成果。之所以采取 这样的聚焦方向和基本定位，外在的理由在于，在当前中文出版界蔚为风气的西学翻译工程中，仍然缺乏对这一主流传统特别是其前沿进展的深入全面的关注，这不 能不说已经极大地制约了汉语思想界对西方学术的全体大用的系统把握。数年前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领域爆发的论战中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的景象，适足以表征国 内学界对20世纪晚期英美实践哲学的建设性成果的生疏和隔膜；内在的理由则在于，在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到“实践理性转向” （Practical Reason Turn）的大背景下，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沟通融合不断地摇撼和移动着理性与非理性、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哲学文化与后哲学文化的 边界与视界，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深刻变革不但在“不可承受之重”的大陆传统和“不可承受之轻”的后学流裔之间别开生面、创获甚丰，而且提供了一方面更富 包容性地综合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自身的大传统，另一方面更具前瞻性地回应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之挑战的概念和理论资源。我们期望并且深信，哲学和文化传 统的这种返本开新、创造转化的个案中所体现的洞见、智慧和勇气，将为处于现代国家构建、市场秩序构建和个人认同构建同步进行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之中，参与塑 造中文学术的自主形态的人们提供难得的滋养和有益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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