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FONT=Verdana,Helvetica,Arial,sans-serif]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牛文元误导温家宝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牛文元误导温家宝Posted on 2011年06月26日 bybeiguochun45 作者：易富贤 1、洛克菲勒家族与联合国人口基金 2、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忙建立了中国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理论体系 3、洛克菲勒奖获得者牛文元误导温家宝等领导 4、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大绝招：影响领导人、制造虚假数据 5、台湾、韩国的教训 6、人口政策调整不能过分指望人口学界 1、洛克菲勒家族与联合国人口基金 我在《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已经揭露联合国人口基金是受洛克菲勒基金控制，其中基辛格扮演了关键作用[1]。 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2]。1961 年洛克菲勒三世在联合国讲演：“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3] 在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的推动下，1969年设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的政治家）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NSSM-200》）。《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应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来实施其计划[1,4]。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有电报为证）下，菲律宾人Rafael Salas（哈佛大学毕业，曾在菲律宾政府担任负责粮食的官员）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首任执行主任[5]，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 [6]。联合国的机密报告显示Rafael Salas被洛克菲勒三世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肤色（亚洲人）[5]，洛克菲勒三世当时迫切需要控制亚洲人口。 Rafael Salas相片 Salas被选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68年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上， Salas作为菲律宾的代表，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德黑兰宣言》提出：“Parents have a basic human right to determine freely and responsibly the number and the spacing of their children.”（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6]。《NSSM-200》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完全照搬了《德黑兰宣言》关于生育权的描述：“the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couple to determine freely and responsibly their number and spacing of children”，但增加了“and to have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means to do so” （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1,4]。由国际人权会议的副主席Salas出任UNFPA执行主任，可以在人权方面掩人耳目。但事实上，Salas根本就无视人权问题，比如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Salas对记者说“the UN leaves it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to determine issues of human rights”（人权问题应有各国自行决定）[7]。1986年，Salas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8] 洛克菲勒三世选中Rafael Salas还有两个重要原因：“look at us and learn”（言传身教）和conviction （信念）[5]。因为Rafael Salas作为负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官员，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信念，符合洛克菲勒用“粮食危机”控制人口的理念。而菲律宾是美国希望控制人口的地区，是后面《NSSM-200》重点提到的13个国家之一。 后面三任UNFPA执行主任也都符合“look at us and learn”和conviction的原则。UNFPA的第二任（1987-2000年）执行主任是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uhammad Shoaib的女儿Nafis Sadik女士（上任前是巴基斯坦负责人口控制的官员）。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地区也是《NSSM-200》重点提到地区，Nafis Sadik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对南亚妇女（劳动参与率很低、识字率很低）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她又是名门之后，有号召能力。Nafis Sadik与洛克菲勒三世都是Margaret Sanger奖获得者，该奖是为了纪念家庭计划首倡者玛格丽特.桑格女士。Nafis Sadik也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旗下的穆斯林妇女基金的顾问[9]。洛克菲勒家族公开承认是想通过“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动摇家庭结构，进而减少生育、控制人口。下面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原话：Rockefeller also told Russo that his family\’s foundation had created and bankrolle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family and that population reduction was a fundamental aim of the global elite [10]. 西方国家认为穆斯林妇女高生育率如核武器一样可怕 UNFPA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Thoraya Ahmed Obaid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揭下中东地区穆斯林妇女的面罩（也意味着破坏了其生育文化）从而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Thoraya ObaidThe 女士也是洛克菲列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Center for Dialogues: Islamic World ? U.S. ? The West）的顾问委员[11]。 UNFPA现任（2010-）执行主任Babatunde Osotimehin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从他的简历可见，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12]。由他出任UNFPA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目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地区）的生育率。 Babatunde Osotimehin不负众望，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提高”非洲穆斯林地区妇女地位，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等于是贯切执行洛克菲勒基金的控制人口的理念[1,4]。 据说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 “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集结西方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参加的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应该加以处理）。 《NSSM-200》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应鼓励民间机构进行捐助。美国很多基金会热衷于资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比如2009年0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有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13]。 2、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忙建立了中国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理论体系 基辛格在《NSSM-200》中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基辛格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然不会放过控制中国人口的机会。尤其是他与 197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温家宝总理还亲自为基辛格打伞。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美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要“捐献”者。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著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超过6亿美元[8]。 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6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120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事实上是以损失上亿孩子为代价，非常昂贵）援助[14]。 要知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2.96亿美元）[15]。 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外汇非常奇缺。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资助中国计划生育，赞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比如顾宝昌、曾毅等）和计生委官员。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原始依据。 就是说整个计生委以及计划生育理论体系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建立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口学界总是用错误的理论误导人口政策。 联合国人口基金并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不存在强制堕胎[1]。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生Steven W. Mosher 1979年-1980年去中国调研（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当时是持pro-choice（选择优先）观点的无神论者，但目睹中国残忍的强制计划生育之后，他成为了一名pro-life（生命优先）的天主教徒[16]。他回国之后，向美国社会揭示了中国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的现实，并展示了一些残忍的相片，但他被取消博士学位[17]。 2011年1月20日基辛格接受了知名电视主持人Charlie Rose的采访[18]： Charlie Rose：“2050年中国会崛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 基辛格：“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基辛格现在应该如释重负了，因为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通过“计划”中国的人口而将中国的崛起“计划”掉了。澳大利亚前总理也认为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永远赶不上美国[19]。 基辛格可能也预测到，由于中国的政治惰性，即便知道真相，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政治稳定”的考虑，不敢全盘否定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生育文化就不可能逆转，生育率就不可能提升。 除了控制中国人口外，还打上了中国民族结构的主意，比如2011年1月17日美国《外交政策》（洛克菲勒基金和福特基金支持的重要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Rise of the Hans-Why a dominant China could spark tribal warfare》（崛起的汉族-为什么中国可能爆发种族冲突）文章 [20]。 3、洛克菲勒奖获得者牛文元误导温家宝等领导 要影响中国领导人，还必须影响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学者。除了直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外，还物色、培养其他学科的有影响力的学者。1978年宋健访问欧洲，东道主给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控制人口的资料[21]，宋健成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美国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持续发展”[1,4]。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家，于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牛文元被选中。从1983年到1987年，牛文元等人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部分意见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被采用[22]。 Rafael Salas当年被“选中”，是因为他的“肤色”、“粮食”、“人权”背景。宋健被“选中”，是因为他是“控制论”专家，西方国家迫切希望“控制”中国人口。牛文元被“选中”，是因为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有助于说服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中国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是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而这一点正是《NSSM-200》所强调的[1,4]。 1988年，牛文元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他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当时不少人批判，说他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 1989年，以牛文元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22]。两个被“选中”的重要人士合流了！ 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23]。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牛文元1995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聘为《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主编，1996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从牛文元的头衔可见他对决策的影响力：中国科学院中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24] 温家宝的这段著名演说其实就是照搬牛文元的观点，比如《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的文章《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25]： “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 《学习时报》的文章只是重复牛文元几年前的观点，比如《北京观察》2002年发表的对牛文元的访谈文章就有类似表达，也强调“21世纪中国发展面对的六大挑战”[26]。 牛文元结论的背后是他的预测：“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25]，“我国人口大约在2040年后会达到15亿至16亿”、“人口总量的增加要求就业比例不断加大” [26]。 作为宋健的主要助手，牛文元也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重要成员，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达到15亿高峰”，给中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的建议。 我在《大国空巢》和多篇文章已经反复驳斥了“增加人口会降低GDP分子”、“增加人口会增加就业压力”的谬论，也驳斥了所谓的15亿人口高峰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表明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而不是一千多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也认同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就是说牛文元用错误的理论误导了温家宝总理，让温家宝说出了可以永载史册的“人口乘除法”的名言，让过去10年“超额”减少了四千多万人口。 现在牛文元仍然用错误的理论继续误导决策。比如他领衔编纂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改口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6亿的顶峰[27]。 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13.41亿[28]，依照牛文元的说法，中国人口到2030年达到顶峰。我们假设今后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31 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11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12年人口增量为X-Y，2013年人口增量为(X-Y)-Y=X- 2Y，2014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1年人口增量为X-20Y。那么这21年人口总增量为21X-210Y。由于人口从2010年的 13.41亿增加到2030年的14.6亿，增加1.19亿，也就是说21X-210Y=11900万。而2031年人口零增长，意味着X-20Y=0，也就是X=20Y。 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21X-210Y=11900 X=20Y 计算结果：Y=56.667万，X=1133.33万。 那么依照牛文元的预测，2010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表1、根据“牛文元2030年14.6亿人口”预测（万人） 年份 增量(万) 总人口(万) 2010 134100 2011 1133 135233 2012 1077 136310 2013 1020 137330 2014 963 138293 2015 907 139200 2016 850 140050 2017 793 140843 2018 737 141580 2019 680 142260 2020 623 142883 2021 567 143450 2022 510 143960 2023 453 144413 2024 397 144810 2025 340 145150 2026 283 145433 2027 227 145660 2028 170 145830 2029 113 145943 2030 57 146000 2031 0 146000 依照牛文元的观点，那么近年每年将增加1千多万人口，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06、2007、2008、2009年、2010人口增量分别只有 692、681、673、672、602万人。2011年开始育龄妇女急剧减少，而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因为老年人口激增），年增人口将不断减少，怎么可能上升到一千多万？可见牛文元的14.6亿人口高峰的新预测也是错误的。 在《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中，牛文元还预测了各地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他认为最早城市为上海，时间为2015年[29]。 牛文元的这项预测也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如果依照“户籍人口自然变动”为标准，上海1993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哪里会等到2015年？如果以“实际人口变动”为标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即便全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上海人口也还将继续增长，比如俄罗斯早已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莫斯科人口仍然还在增长；日本人口已经负增长，但东京人口仍然在增加。 牛文元的“研究”简直就是跟着洛克菲勒基金的旗帜走：以粮食、环境、气候等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比如多年前他就以粮食安全为由，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此观点是建立在他的15亿人口高峰的预测基础上的，他说：“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30]。中央也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18 亿亩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提出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因为他认为：“我国现有13亿人,人口高峰时可能会超过15亿人。从总量上来讲, 解决15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么大的粮食需求量,去哪里能够买到足够的粮食？”[31] 可见，中国政府设立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建立在牛文元等人15亿人口高峰这一虚假预测基础上的。 洛克菲勒基金在1976年就开始掀起全球变暖舆论（以气候危机为由限制人口），在近年形成了全球舆论[32]。为了呼应洛克菲勒基金用“气候危机”控制人口的舆论，牛文元、胡鞍钢等人在1980年代就认为“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33]，现在牛文元又提出要制定“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 [34]。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享受英雄般的待遇。加拿大的《金融邮报》等媒体盛赞中国一胎化政策缓解了全球变暖[35]。 牛文元打着“可持续发展”的幌子，但用虚假的数据来误导决策，从而让中国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后果非常严重，比如由于相信了他们对未来人口总量的预测，国家至今还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由于相信他们18亿亩耕地底线的理论，国家在城市规划上严格限制城市用地，都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来进行城市规划的，温家宝总理“提倡小户型”。缩手缩脚的城市规划和小户型的住房设计，将导致今后民不聊“生”，老百姓生不起孩子。“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应该改名为“中科院中国不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 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人口为13.41亿，据说人口普查结果也将基本一致。中国育龄妇女在急剧减少，而每年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中国人口也很难稳定在14亿。那么采纳“18亿亩耕地/15亿人口”（1.2亩/人）的标准，14亿人口只需要16.8亿亩耕地。 “多出”的1.2亿亩（8万平方公里）耕地加上耕地之间的“非耕地”，可以给城市发展提供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40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美国纽约的标准）计算，可以容纳4亿多城市人口。而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在50%左右，也就是有6.5亿左右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今后以14亿总人口、 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将在9.8亿，只比目前多3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的好，也可以住的舒坦。何况1.2亩/人的耕地标准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新能源），亩产还将大幅提升，对耕地的需求还将减少。 而有人透露，“2010年13.41亿人口”是修正后的数据（修正幅度比上次普查的1.8%还要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说明2010年真实总人口只有13亿左右。今后中国人口就更加不可能达到14亿。 中国很多城市人抱怨“人口太多，要是人口减一半就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太多”，是城市规划逼迫的，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城市规划，当然会“人太多”。根据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可以将城市人口密度减少一半，那时候人们就不会觉得太多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保护耕地”。适当的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浪费）是必要，美国也限制农地流转。但如果为了“粮食生产”而威胁“人口生产”，那是本末倒置。21世纪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坍塌”，而不是粮食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会因为人口老化和年轻劳动力不足而引发粮食危机），最大的城市病是 “超低生育率”。城市规划时应该设立“生育空间红线”（比如合理的容积率，平均住房面积，幼儿园、学校面积，游艺场规划等），“生育空间红线”应该优先于 “耕地红线”，因为人口是第一资源（人口的智力资源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质资源问题）。 4、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大绝招：影响领导人、制造虚假数据 虽然洛克菲勒三世、基辛格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制造“人口是负担”的全球舆论，但他们自己是认识到人口是最大的资源的，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1974年基辛格在《NSSM-200》警告说，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4] 为了影响巴西的人口政策，基辛格于是精心构建“美国―巴西轴心”。1964年美国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不愿屈从于美国的巴西民选政府，并支持成立一个统治巴西二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权（1985年权力才归还予平民政府），这段时间巴西经济快速发展，但生育率也从1960年代的6.0快速下降到1986年的 3.3[36]。1991年，《巴西杂志》等媒体披露了《NSSM-200》后，巴西政府进行了调查，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970年代中期《NSSM-200》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3]。 亲美的藤森于1990年当选秘鲁总统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美国国际发展署也在秘鲁实行控制人口计划[8]。 而当年韩国、台湾政权更加亲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韩国、台湾实行控制人口计划就更加得心应手，生育率下降也更加迅速。韩国、台湾的繁荣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因为繁荣的筋骨（人口）已经被抽掉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方面诱导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方面还夸张发展中国家人口数据，并用夸张的数据预测今后的人口变化趋势，从而误导决策。伊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伊朗作为穆斯林国家，生育率本来比较高，但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鼓动下，亲西方的拉夫桑贾尼（被西方称为“伊朗的戈尔巴乔夫”）1989年担任总统后，实行家庭计划，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86年的6.6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8，2000年的2.0。但是联合国人口司和伊朗的人口学家拒绝承认伊朗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这一事实，伊朗政府也就拒绝使用这一结果作为决策依据，没有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人口学家们预测，1976~1986年期间出生女孩高峰将引发另一个“出生高峰”，生育率会再次反弹。政府在欢呼人口控制成功的同时，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也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点。2005年出台的第五个发展计划继续重申了政府致力于生育控制的政策。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只有 1.4左右了[37,38]。 200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的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总统于2006年10月22日在议会发表演讲说：“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39]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内贾德总统多次严厉抨击限制生育政策。内贾德愤怒地说，“伊朗有人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限制生育，40年前，西方许多国家提倡家庭计划，他们认为少生孩子生活就越好。但这些国家的人口现在已经老龄化了，于是，他们又通过金钱奖励的办法鼓励所有家庭多生孩子。”[40] 但是已经晚了，伊朗的生育率已经难以回升了，目前伊朗人口增长只有1.16%（1979年是3.2%）。内贾德总统鼓励生育政策还遭到亲西方人士反对，一些改革派报纸发表评论说：“大多数国家都在讨论如何控制人口，而伊朗却反其道而行之。”[41] 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对美国构成直接的人口威胁，是《NSSM-200》重点提到要控制人口的国家。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控制墨西哥人口增长，一方面又用虚假数据误导决策。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低方案预测墨西哥的生育率2005-2010年为2.21，2010-2015年为 1.79（中方案预测是2.04）[42]；但2010年墨西哥人口普查显示，墨西哥的生育率只有1.7了[43]。天主教生育文化的墨西哥生育率只有 1.7；生育文化破坏几尽的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能有多少？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用夸张数据预测世界人口。比如2008年用四个方案预测了世界人口，低、中、高、超高方案分别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9.6 亿、91.5亿、104.6亿、110.3亿[42]。联合国对外宣传的是中方案和高方案，然后强调“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以此强调控制人口的急迫性，而几乎不提低方案。但从中国、墨西哥、伊朗等国家的实际人口来看，联合国的低方案还过于夸张（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就是说世界人口不可能达到 80亿。 联合国人口基金也是这样对待中国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但联合国却坚持认为中国生育率稳定在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将联合国的数据奉为圣旨），并纵容中国人口学家篡改生育率。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总人口只有12.4亿（其中可能还有2千万重报），但被额外修正进去1.8%人口，变成了12.658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据说仍然在往上修正人口。 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了，但主流人口学家还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 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2010年牛文元仍然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4.6亿。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增长，一方面夸张资源、环境危机，构建一个紧急避险的世界末日理论，误导决策和民众。 从计划生育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机制存在巨大的风险。中国应该反省目前的决策体制，需要学术“清君侧”。 5、台湾、韩国的教训 生育率下滑是“势能”，是免费的。即便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人口也不会无限增加下去；1970年代发达国家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8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却仍然高于4.0，发达国家有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迫愿望，《NSSM-200》的目的就是通过“举手之劳”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悬崖。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是高成本（物质成本和文化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被推下悬崖后，又缺乏发达国家那样的“动能”，今后将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衰亡。 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美国1989年就回升到2.0以上，1990年代之后稳定在接近2.1的水平；法国、英国也在2000年之后生育率也开始回升，现在法国攀升到2.1了，英国回升到1.95左右。中国喊了几十年的超英赶美，结果发现既超不了英，更赶不了美。 而德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下降之后，却没有像美国、英国、法国那样稳定在1.7这个坎上，而是继续下降到1980年代的1.4，1990年代的1.3。西班牙的生育率下降时间比较晚，1970年代后期还维持在2.6左右，但1980年代初开始快速下降，1990年代之后只有1.2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生育率也是一泻千里，到1990年代后期只有1.3了。由于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已经很难回升了。 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快速下降，曾被联合国视为是“少生快富”的典范，两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83年、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的时候，这段时间是人口发展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台湾、韩国的人口学也是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学者们对低生育率并没有引起重视。 在人口学家们的推动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简称《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4年制定“优生保健法”。 1980年代后期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但仍然鼓励堕胎和结扎，1988年规定“军公教及公营事业人员，依法接受人工流产或结扎手术者，给假三天”。1990年推行“新家庭计划”，但宣传口号还是“适龄结婚，适量生育”。1992年修正《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2001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4，2003年只有1.24，但很多台湾学者还坚持认为“台湾人口已经太多了、密度太高了”，“鼓励生育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2006年（生育率已经只有1.1了）修正《纲领》，才明确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44]。但是已经晚了，台湾生育率继续下降，2010年只有0.9了，全球最低[45]。现在很多台湾的人口学家还没并醒悟过来，还跟着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旗帜在性别“平等”上做论文。 在19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 [37]。但所谓的开明派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6，提出“关爱女孩”，鼓励妇女参与物质再生产而不是人口再生产。使得韩国错失人口发展的最佳时机，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直到2004年，韩国政府才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但仍然只是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 [37]。“鼓励生育”之后，2009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15。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是韩国、台湾人口发展最后机会，也是两地城市化加速完成阶段，但学者们却以“资源短缺”为由，建议“保护耕地”，限制城市用地，结果两地以民不聊“生”的方式（高容积率、高房价）完成了城市化。比如汉城的土地面积仅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6％，但2000年汉城的地价占全国总地价的29.3％。据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教授的考察，韩国公共教育已经形同虚设了，家长都是指望补习班，这也意味着韩国的教育成本非常高，老百姓根本生不起孩子了。现在韩国、台湾的城市化已经完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已经成型。鼓励生育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很难在老年福利和儿童福利找到平衡）、政治成本（比如台湾女性已经政治化，很多女性选择政治而不选择婚姻了）将非常高。今后经济和政治崩溃将难以避免。 6、人口政策调整不能过分指望人口学界 由于打着“人口学”的旗号，现在全国人民（包括决策层）在人口政策调整上对人口学家寄予重望。但其实说的文雅一点，人口学界是尸位素餐；说得粗俗一点，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对我的“人口学是伪科学”的看法，人口学界很多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在努力奔走。但评估一门学科，需要从宏观上看投入和产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search ＋ search =research的过程，“吃进的是草”之后，既能“挤出牛奶”（有价值的成果），也能“拉出屎”（学术糟粕）。但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没有“挤出牛奶”来，而只是“拉出屎”。评价一门学科的价值，要看代表学科水平的集体性的结论，要看会长、副会长们的观点。囊括了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三百多位学者）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而中国生育率正好是1.8，人口会达到15亿高峰，需要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46]。 2010年“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80多名专家的集体结论是：“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人口总量的持续上升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47]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是打着300多专家的旗号给国家“十一五”提供的建议，“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打着80多名专家的旗号给“十二五”提供的建议，如果说战略组“强奸”了你们的观点，那么你们“报警”（至少在网络报案）了没有？如果说会长张维庆、副会长翟振武不代表你们的观点，那么是谁选他们当会长、副会长的？ 顾宝昌教授算是人口学界的开明派学者。2004年、2009年两次牵头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中国改革》 2010年第5期曾发表《人口政策建言八年之旅》介绍了顾宝昌等人的努力。 我在《大国空巢》中曾批评过顾宝昌，因为2005年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的顾宝昌通过媒体宣称，中国人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 10年就有1个亿的新增人口，这样推测再过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极限[48]。后面看到他在为人口政策调整而奔走，我指望他能够醒悟过来。但我看了他们 2009年给中央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我非常失望。 顾宝昌等人的建议是“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他们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政策生育率是1.47，而他们预测的最佳方案的生育率是 1.6，并且强调说1.6的生育率是“目前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水平”。 看来中国人口学界的开明派与韩国人口学界一样有“1.6的生育率”情结，是因为韩国和中国人口学科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韩国已经因为“1.6的生育率”而后悔莫及，难道中国还要走韩国的覆辙？并且顾宝昌的观点比1995年韩国人口学界还要保守。当时韩国人口学界是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而顾宝昌等人却只是提出逐步放开二胎。 韩国、台湾、伊朗的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严厉批评二胎方案：“有人主张只生两个孩子，这意味着40年后伊朗民族将失去一切。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民族老化。”[41] 中国自己也在两百多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二胎试点二十多年，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顾宝昌等人却还只提出要放开二胎，并且还要先试点？如果说国内舆论空间有限，那么您们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为什么也只提二胎试点？其实国内也并不禁止学者提停止计划生育，现在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站出来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但偌大一个人口学科，只有梁中堂、李建新这两人站出来明确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他们两人要算是人口学界的孤胆英雄了，他们也没有受到政府的责难），这样的学科如何面对历史？以损失数亿人命为代价，还唤不醒人口学家，这样的学科还有必要存在吗？我重申2006年就说过的话：如果人口学界还只提二胎方案，那么是犯罪！ 中国的悲剧是知识精英的悲剧。作为最先应该呐喊的人却沉默着，作为最先应该觉醒的人却昏睡着……或者聪明到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太阳都照屁股了，人口学家们才爬起来，揉了揉还睡意朦胧的眼睛，慢吞吞地伸懒腰，然后叫着“二胎试点过渡”方案（与“人口学家”的身份相符吗？）。 1979年针对我国刚出台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提出生两胎的梁中堂，那叫进步；现在提二胎试点，那叫不识时务（就像1911年还在提变法），是和稀泥，是二次误导！引发困境的导火索已经找到，但人口学家不去掐断这个导火索，而是延长导火线。不能因为人口学界有一个更保守的李小平的存在（其他学科存在众多的“程恩富”），其他人口学者都变成“开明派”了。 媒体和决策层给人口学家更多的话语权，是因为看中了“人口学”这身军装。但顾宝昌等人打着“人口学家”的旗号，却只提二胎试点方案（不但滞后于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滞后于网络民意）；就像装备了飞机、坦克、大炮的军队，大敌入侵之时，却没有去守卫边疆，而是只在后山打了几只野兔子回来。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人口学界开明派还只是这种水平，是因为人口学先天不足。比如顾宝昌1981年为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在1986年第一位回国工作的人口学博士，1988年为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顾问的中国专家。曾担任亚太经社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49]。 就是说，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的学者，顾宝昌的整个学术背景是“人口控制”。从个体来说，顾宝昌能够提二胎试点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其他当绝大多数人口学家还在装睡），是经过反复思想煎熬的，是需要高度的勇气的，我个人对他们是非常敬重的。“1.6的生育率”、“二胎试点”一方面可以让人口学们不背叛自己过去的教育，不否定自己终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能使得自己良心得到安宁（得到某种救赎）。就像竹笋冲破多层岩石的阻拦，终于露出了地面（相当不容易），但是先天不足决定了只是歪竹子，是不堪大用的。将人口政策交给他们来决定，将后患无穷！中国人口学的全名应该是“人口控制学”，但中国需要的是“人口发展学”。 顾宝昌教授认为“要避免情绪化和政治化”。从顾宝昌教授本人的视野看，人口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学术问题背后却是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始，人口问题就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是高于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美国人口学就长期属于外交学院。联合国成立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帮中国建立人口学，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比如顾宝昌教授能够摆脱头脑中人口控制理论的“条条框框”？ 作为研究人口学三十年的学者，顾宝昌教授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与发达国家一样是2.1（要知道中国性别比失衡是如此严重，而婴幼儿死亡率也是发达国家10倍）[50]，这难道是学术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级专家、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竟然预测根据他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2080年中国生育率能维持在1.85（要知道韩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只比中国早20多年，现在在全面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 1.0），这难道是学术问题？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我的接触，我相信顾宝昌教授的动机是好的（顾宝昌的性质与牛文元也不同），就像三国时期的蒋干的动机也是好的一样。顾教授能够冲出重重理论束缚，勇敢地站出来，是令人可敬的，是值得鼓励的。 年轻一代人口学者的观点比他们的老师要开明，如果说顾宝昌这一代是“歪竹子”的话，那么下一代的却有一些“直笋”，但是长大成直竹子之后也不足以单独成为支撑人口大厦的栋梁，而只适合用来修建屋前的竹篱笆。停止计划生育之后，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注释： 1.易富贤.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 2.Population Council. http://www.popcouncil.org/about/faqs.html 3.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著, 赵刚等译.《粮食危机》.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09-01.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4.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NSSM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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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富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 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美华学社创社会员。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东方早报等媒体的采访，文章被多家内参发表或连载。也引起美、英、法等国际媒体的关注。[/FONT]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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