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一、中国何时有了“一小撮” 说起“一小撮”，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它是近年来使用的公文词汇。特别针对一些动因复杂的“群体性事件”。然而，事实上，现在“一小撮”的辉煌已经不复当年。如果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询问一下身边健在的老人，在中国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小撮”是如何在政治语汇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使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重温“一小撮”的 “魅力”，比如： “一小撮反动分子”，“一小撮走资派”，“一小撮修正主义者”，“一小撮敌对分子”，“一小撮妖魔鬼怪”……总体说来，“一小撮”从它粉墨登场之日起，已经带有了“贬义”、“敌视”的附加色彩。可是谁曾想到，“一小撮”其实本来只是西南言中一个普通的数量词而已。 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用语”，一切起源于1949年2月16日毛泽东同志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其中一段话： “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这段文字不仅把“一小撮”推上的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且也给其做了一个初始的“定性”，“一小撮”是“敌对的”，是“死硬的”，是“不知悔改”的。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巩固政权，在舆论战线上从未停止过对于“一小撮”的挞伐。这些“一小撮”在名誉上受到摧毁，政治上受到压制，有的直接被诉诸武力“正法”。 “一小撮”在文G期间，更是高频出现于中央及地方的官方文件中。用来特指“极少部分”的“敌对分子”。但相比“极少部分”而言，“一小撮”更具有贬义、蔑视的色彩，也因毛主席曾经用过“一小撮”这个词，使得它更有了“合法”的历史典故意味。 二、“一小撮”背后的“一小撮思维” “一小撮”的政治运用是特殊年代的思维产物。它最为直接的目的在于，用“一小撮”这样一个表示范围数量词对敌人在精神与舆论上实施“分化”、“瓦解”。 它的深层根源就来源于，我党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统战思维”。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其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毛泽东选集》的卷首语。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给中国的革命作出了“规划方案”，总体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打击少部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种区分“一小撮”和“大部分”的统战策略，经过革命的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是成功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争取了支持，减少了阻力。它在战术上“分化”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直到今天，“统战”的思维与策略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官方行为中。比如，对于“台独”问题的应对，“蓝”与“绿”阵营的划分，就区别开了战略意义上的“友”与“敌”。而对于“绿”，又再次划分“浅”与“深”，把“可以争取的”和“无法争取的”又区分开。从而成功实现了对于“台独分子”的剖析与区分。可以在台湾社会上团结“蓝”与“可以争取的浅绿”建立一个“爱国统一战线”。 三、“一小撮”的流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一小撮”这个词在首创之时，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效益，然而它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一小撮”虽然强调了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区别对待”，但是它同样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一小撮”的语境下是没有“中间派”的，它包含了一种“非友即敌”的隐含意义，这层意义往往附加着对“敌人”的痛恨与仇视。“区别对待”常常需要理性的分析；而“痛恨仇视”却只需感性的体验就足够了。所以一旦进入一个理性缺失的环境中，“一小撮”的政治含义的“变异”就会因失去理性的控制，而不可避免的发生。而这个“失去理性的环境”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天回头再去看看那段历史，不难发现那是一个“一小撮”被“滥用”的年代。不少单位、地区，“一小撮”的百分比在10％左右：上海国棉五厂达到18％，《光明日报》达到40％；连偏僻的贵州六盘水地区盘县矿区，由转业军人、农民组成的矿工里“一小撮”也达到了5．5％（华林山《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见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219）。这与官员的恐惧和自我保护有关，他们以为先下手为强，打击、批判黑五类，有利于转移以走资派打击为目标的文革斗争大方向。有的统计认为全程文革整肃的人员总数为1亿、达到全国人口的1/9（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以上数据来源“维基百科”）。 “一小撮”的运用在“文G”中的失控，使得许多“冤、假、错”案发生的同时，也在使“一小撮”一含义“分裂”、“变异”。它主要的意义：“区别对待”被人们忽视。而由于极“左”环境下的理性缺失，使得其“仇视”、“敌对”的附加意义被无限的放大。除此之外，“一小撮”的“范围限定”在文革中已经完全失控或者是被人为的弃置。“一小撮”的“范围”被无节制的放大，一个是“一小撮”，一群也是“一小撮”，一半也是“一小撮”，甚至大多数也可能变成“一小撮”。 “一小撮”在政治层面的“畸形化”、“扩大化”、“妖魔化”，一方面是理性缺失所致，另一方面它折射出在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封建遗毒”开始“发作”。比如：自私自利思想、官本位思想、封建等级观、封建礼教等。 四、当代的“一小撮” 细算来，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G已经远去30余年。可是，“一小撮”的日子仍就不太平。它没有像“投机倒把”、“流氓罪”、“走资派”等词汇一样“解甲归田”。相反，它还像一个“跳梁小丑”一般，时不时在公众的视线中“蹦垩”。在一些官方的口头与书面还有其身影，比如2008年贵州的WA。广州WK村。 “一小撮”在当代的滥用，或者说“错用”，并非偶然，而是确有其深刻的动因。 1.“官本位”思想催生出的错误判定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礼教最厉害的遗毒，没有之一。他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构成要素“官”出发，否定民众的历史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地位。从而催生出“一切以官为上、为准、为重”的价值判断。现在虽然政治及社会层面上的“去封建化”已经完成，但是思想上的“去封建化”依然任重道远。在官本位思想的催动下，很容易将民众正确的利益诉求看成是“找官的麻烦”，从而采取一种“敌视态度”、“恐惧态度”。将民众推到对立面，把许多本该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成是“敌我矛盾”来对待。 2.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但在那样一个动乱的环境中，五四的先知们的思想力量是“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打破了旧的价值体系，却未能立新。而新中国建立之后，价值观最重要的“重塑”过程遭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与破坏。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实际上还是一个“有千梁无中骨”的状态。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价值”的引导，人常常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人的一大本能“感觉”就是“趋利避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过多的放大自身的利益，又想在政治上占“上风”，最直接、廉价的方法就是给利益的冲突方“扣”一个“一小撮”的帽子。 3.令人痴迷的“0”风险 “一小撮”在当下的滥用，还在于在语义上，该词有着与“谣言”近乎等同的“0风险”效益。相对于一些“法律”性质的条文而言，政治语言会预留有更多权变的“空间”。而“一小撮”就是典型的代表。它指明了敌对性的存在，确不用给出具体的“对象”，却又随时为打击的对象预留了“空位”。因为没有具体的“对象”，所以它可以进行“无条件对号入座”，同时也可以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威慑力，同时不用支付任何的法律上的代价。其“好用”的程度，比起“莫须有”是有过之无不及。 “一小撮”终究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一个民众自我觉醒的时代，“一小撮”的定位须要极其慎重的思考与政治判断。它的使用已经要开始支付公信力与法律的代价。 结语：当身边出现了无数个“一小撮”的时候，是否想到，自己才是那真正的“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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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日夜吟愁赋，一亿白发尽满头。梦入枫林遍芳丛，觉来惆怅恨无数。 [[FONT=宋体]加拿大，请在不远的地方等我http://www.canadameet.com/bbs/showthread.php?t=263009][/FONT] [[FONT=宋体]起程-[FONT=宋体]献给[/FONT]91[FONT=宋体]旧政和[/FONT][FONT=宋体]新政的同路人[/FONT]][/FONT] [[FONT=宋体]一个等待移民者的内心独白http://www.canadameet.com/bbs/showthread.php?t=255315[FONT=宋体]][/FONT][/FONT]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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