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生活信息"洋雷锋”不好当

在加拿大

2012-10-23473人参与讨论 做好事有门槛，初听不免诧异，但回过头想也并不意外。担心外人进来就是添乱的习惯思维，对各种慈善组织怀最大恶意的揣测心理，都让洋雷锋在中国的行善并不容易。作者：颜溪日本青年河原启一郎因在武汉丢自行车引发全城寻车为人所熟知。云南彝良地震后，其参与救灾时因日本人的敏感身份而不得不离开灾区。他表示不在乎国籍，只要被需要就还会呆在中国。“洋雷锋”想在中国行善并不容易，与河原启一郎相似的个人、组织都不少。1、德国教师卢安克。两年前另一位“洋雷锋”曾引起众多的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在广西大山里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卢安克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农村义务教书。他发现了中国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普遍问题：比如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压抑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又比如过于注重应试，忽视了素质的培养。他想告诉扭转家长的观念，让他们理解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应当让孩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于是卢安克选择了去农村支教，因他觉得相比城市里的孩子，山区农村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的教育。已经在中国支教超过十年的卢安克，还没有申请中国的绿卡的资格，被拒的理由是：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能入籍中国。广西山村支教也是波折不断，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8年4月，他申请做共青团志愿者被拒绝；1999年从德国回到广西，在河池地区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后来还因避免生事在2010年关闭了个人博客，他在最后的声明中写道：“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2、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1998年6月29日，教育部与美国方面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实施美国志愿者项目的协议》。根据协议，志愿教师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和甘肃等西部四省市从事高等师范专科院校基础英语和环保课程的教学，任期两年。1993年首批教师来华。2002年6月，第九批85名志愿者（其中63人从事英语教学，22人从事环境教育）来华任教。项目划分为六个领域：农业、商业、教育、环境、卫生和艾滋病，以及青年发展，它们占志愿者项目的比例分别为：教育35%，环境14%，卫生和艾滋病21%，商业发展15%，农业5%，青年项目6%，其他4%。根据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省）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2年工作计划： 2010年8月起，在美中友好志愿者英语教育项目中，在六盘水师范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师有Erik Myxter（中文名：苗克力）和Rebekah Murray（中文名：穆蓉飞）。每人每周16节课堂教学，主要课程是英语本科“视听说”、“高级听力”、“口语”和英语专科“听力”、“口语”“英语写作”和“影视教学”。Erik Myxter和Rebekah Murray利用课余时间多次参加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其专长。美中友好志愿者教师Erik Myxter和Rebekah Murray在本学期里分别上了两次英语教学观摩课，分别是英语1002本的“口语Ⅰ”，商务英语10专“商务英语口语Ⅱ”，英语09专“听力Ⅳ”，商务英语09专“商务英语听力Ⅳ”。两位外籍教师的英语教学观摩课受到中方同行英语教师和学生的普遍好评。但是中国一些政府对境外公益性组织缺乏了解，在项目合作前期的沟通中消耗了很多的精力；许多境外驻华公益机构表示“最难的就是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近期的畅销书《江城》的作者何伟（彼得.赫斯勒）就是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于1996年来到重庆涪陵支教的，在到达涪陵之前何伟和亚当（另一名志愿者）被要求做艾滋病检查。一年之后，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又要他体检。理由是当地官方觉得外国人太“乱”了。何伟认为“这是歧视，是我最生气的事，书里面没有写，我应该写的。”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管理干涉，学校不许中国老师和他们俩人接近，一段时间过后，何伟还发现寄回美国的信件被审查和删改。3、日本骨川和平财团。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友好关系，1989年骨川和平财团与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共同设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基金。其宗旨是利用该基金，通过开展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人员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促进友好与合作，培养两国所需人才，为中日两国的繁荣、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该项基金总额为一百亿日元（约6.5亿人民币），是迄今中日间数额最大的民间友好交流专项基金。基金成立以来，在促进人员交流、人才培养和召开国际问题研讨会等方面已开展各类项目三百余个。骨川和平财团是一个标榜通过促进国际理解、国际交流、国际协作的活动来致力于形成健全的国际社会的民间团体。该财团理事长入山映曾说：所有工作集中到一点，即它不是以使国际社会变得更好，而是探寻使国际社会变得更好的方法为目的的组织。骨川和平财团的国际活动无论是置力点于促进国际理解、国际交流或者国际协作，还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展开的政策研究，基本都可归类为国际公益事业，都尽量地体现了中立性，就是说它的最终追求的是全球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如项目实施后的成果常常被规定为可由国际社会共享，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目标价值。正因为实践中少了一些过于贴近国家利益的功利性的算计，从而不仅使该财团的国际公益活动经常得到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和配合，而且组织也获得不少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认同。但是，中国政府以对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的管理及合作延续了不信任，管理思路上国际观底气不足而民族主义的壁垒尚甚厚重。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开展几乎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本土的合作方，统计表明有48%的机构选择政府为合作方；即使没有直接进行项目合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会需要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支持。因此，政府对于决定项目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一些的组织的运营状况就基本是取决的政府的态度。4、美国福特基金会。自60年代末以来，福特基金会一直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提供捐款，这两个组织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0年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活动逐渐超出了原来两个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围，扩展到一些重点大学、国务院和部委的研究所。这一时期，基金会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提高中国的学术和专业水平上。基金会的赠款用以资助在美国举办高级培训活动、学者交流、组织研讨班和讨论会。在1979年到1988年间，用于和中国有关的活动的拨款总额大约为1800万美元。1988年1月，福特基金会作为第一批被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国际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地区办事处，项目范围逐渐扩大，资助的项目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其中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这些项目有三分之二左右是美国和国际项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海外项目。福特基金会资助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议题研讨，以服务中国政府的决策。每年福特基金会需要向社科院提交一份资助项目的清单。在确定资助哪些项目的过程中，福特基金会也比较注意不资助那些比较敏感的项目。福特基金会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类学者进行资助。报告根据媒体的披露罗列了一份粗略的受资助名单，其中包括经济学者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厉以宁、吴晓波（微博），政法学者江平、蔡定剑、贺卫方等。做好事有门槛，初听不免诧异，但回过头想也并不意外。担心外人进来就是添乱的习惯思维，对各种慈善组织怀最大恶意的揣测心理，都让洋雷锋在中国的行善并不容易。尽管如此，30年来仅美国NGO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就约为200亿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因此感叹“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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