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2015年的上半年，欧洲忙于激进的解放运动（“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可以党”），但在下半年，关注被转向了关于难民的“人道主义”主题。阶级斗争被围绕包容和团结展开的自由文化议题压抑和取代了。在11月13日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后，这一议题（宏观的社会经济议题）又在陷入无情战争的“所有民主力量”和“恐怖主义”的简单对立面前黯然失色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容易想象：在难民中偏执地搜索ISIS的成员。（媒体已经“欢欣地”报道了两名恐怖分子以难民的身份通过希腊进入欧洲的消息。）巴黎恐怖袭击的最大受害者莫过于这些难民本身，而在“我与巴黎同在”的陈词滥调背后，真正的赢家则是双方支持全面战争的党派。这是我们谴责巴黎袭击的真正方式：不仅仅是参与团结反恐的作秀当中，而是去追问到底何人得益的问题。
“我与巴黎同在”并不存在对ISIS恐怖分子的“更深层的理解”（他们的恶性不过是对欧洲残暴干预的回击）；他们就是欧洲反移民的种族主义的对立面：伊斯兰的法西斯——二者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让我们重新回到阶级斗争上来——这样做的唯一方式就是坚持全球被剥削者的大团结。全球资本主义日益显著地陷入僵局，如何突破这一僵局呢？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最近提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军事化作为一种解放的模式：民主的草根运动似乎注定要失败，所以也许打破全球资本主义恶性循环的最好方式就是“军事化”，这意味着切断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也许现在的欧洲难民危机提供了一个测试这一选项的机会。至少我们清楚，想要阻止混乱发生，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和合作，包括（但不局限于）：临近危机发源地的接收中心（土耳其，黎巴嫩，和利比亚的沿海地区），接送获准进入欧洲中转站的难民的交通支持，和最终将他们重新分配到潜在的安置点。这种紧急状态中的军事气息不言而喻。当成千上万的人无组织地穿越人口密集的区域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紧急状态，而现在的欧洲已大半陷于了这种紧急状态。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过程可以不受管制地自由进行，除非我们疯了。最起码这些难民也需要医疗和补给。要控制难民危机就要打破左翼的禁忌。例如，自由迁徙的权利被限制了，因为这种权利在这些难民中间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迁徙的自由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因此，接收和安置的标准必须被清晰明了地规定：谁可以接收，如何接收，在哪里重新安置，等等。其中的技巧在于在满足难民的愿望（如他们想去到有亲戚在的国家）和考虑各国的接收能力之间寻找平衡。
另一个禁忌是关于标准和规范的。事实上，在绝大部分难民的故乡，人们对于人权的概念和西欧无法相提并论。包容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互相尊重彼此敏感的地方）显然是不奏效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不可能容忍我们渎神的漫画和不计后果的幽默，而这些恰恰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自由。同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法忍受穆斯林文化中的很多行为。简而言之，当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认为其他团体的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是渎神的或者有害的的时候，事件就会爆发，无论这种爆发是不是以对另一种宗教的直接袭击的形式。穆斯林极端分子在荷兰和德国袭击同性恋者就是爆发的一种形式，而传统的法国公民认为女性穿着罩住全身的长袍是对他们的法国身份的挑衅（正是因为这样，当他们在人群中看到一个被包裹严实的穆斯林女性的时候，他们很难保持沉默）也是爆发的一种形式。想要遏制这种倾向，我们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制定一套最低限度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这包括宗教自由，对抗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的权利等等——而且这些规范不应该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其次，在这些规范的界限之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如果规范和沟通并不奏效的话，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使用法律的力量。另一个需要被克服的禁忌是将对欧洲解放传统的追溯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尽管欧洲需要为导致难民出逃的局势承担部分的责任，但现在是时候搁置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的左翼论调了。
后911时代的世界给我们的教训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梦想的全球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走到尽头，以及，在世界经济的层面上，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capitalism）已经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事实上，参与到全球秩序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那些高速发展的国家。“文化多元”的假象通过资本全球化才得以维持，如果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给建立在“亚洲价值”（Asianvalues）之上的话，这一假象便能够更好地维持下去。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而言，适应地区、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并不是一个问题。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当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球资本主义不须依赖西方的文化价值也能平稳运转的时候，一部分人还在以反殖民为由批判西方。简而言之，在许多西方的文化价值（如平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福利国家等等）能够变成我们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时候，我们仍在拒斥这些价值。难道我们忘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解放本质上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么？另一个我们需要抛弃的禁忌是，将任何对伊斯兰右翼的批评都当做是“伊斯兰恐惧症”。西方自由主义左翼担心被归罪为“伊斯兰恐惧症”，而这种病态的担忧应该结束了。例如，Salman Rushdie因为不必要地激怒穆斯林而被批评，因此他至少要对伊斯兰教令判他死刑负部分责任。这种姿态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想见：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自由主义左翼沉湎于他们的自责，从而被更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指控为试图掩饰对伊斯兰仇恨的伪君子。这种群集心理完美地再现了超我的矛盾性：当你越遵守原始的、施虐的超我向你下达的伪道德律令的时候，你反而越因道德受虐和对侵犯者的自我认同而感到负罪。就像你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容忍，它对你的压迫越严重一样。对于大批难民的涌入而言，也是如此：西欧对他们越开放导致的结果反而是，当西欧拒绝接受更多的时候，它便会自觉有罪。因此总是会有更多的难民涌入。对于已经在欧洲的难民而言，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越宽容，人们越会因不足够宽容而被归咎。难民的政治经济学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预作为一种长远的策略，我们必须关注一种叫做“难民的政治经济学”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预的动态平衡背后的终极原因。目前的混乱应该被视为是“全新的世界秩序”的真面目。让我们想想正在席卷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没有什么比比尔·克林顿在2008年联合国的世界粮食日集会上的评论更加一针见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危机不应再被归咎于腐败，低效，和国家干涉主义——危机是由农业的全球化直接导致的。克林顿发言的要点是：今天的世界粮食危机表明“我们全都搞砸了，包括我自己在任的时候”，我们错误地将粮食作物当成了商品，而不是全球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命权利。克林顿清楚地将过失归咎于美国和欧盟几十年来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实施的长期全球政策，而并非个别的国家和政府。这些政策迫使非洲和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对化肥、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业投入的补贴。这导致最好的农田被用于种植出口作物，从而极大地威胁了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这种“结构调整”导致了地区农业被纳入全球经济，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土地，成为了血汗工厂的劳动力和贫民窟的居民，同时，更多国家开始越来越严重地依赖进口粮食。这样一来，它们被束缚于后殖民的依存关系中，越来越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危害。例如，去年海地和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价格暴涨，而两国都以饿死自己的人口为代价出口被用于生物燃料的粮食。为了恰当地应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新形势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不论是标准的国家干预和备受赞赏的地区性自发组织，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我们正在进入一种新时期的“种族隔离”，那些与世隔绝、资源丰富的地区，和那些饥饿的、永久战乱的国家，将被隔离开来。生活在海地以及其他粮食短缺地区的人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有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或者，成为难民的权利？尽管有许多针对新经济殖民主义的批判，我们仍没有完全意识到全球市场对地区经济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至于公开的（也许并没有那么公开）的军事干预，其结果已经被反复告知了：那就是它催生了许多失败的国家。没有ISIS就不会有难民，没有美国在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就不会有ISIS。卡扎菲在临终前发表了这样悲观的预言：“北约的人们，你们听好了！你们正在炸毁阻止非洲移民去欧洲和阻止基地阻止恐怖分子的一堵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正在破坏它。你们这群蠢货，你们将会因为上千的非洲移民在地狱中燃烧。”难道他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卡扎菲尽管有明显有一股妓女意面（pasta putinesca）的味道，俄罗斯的版本（基本上详细阐述了卡扎菲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在莫斯科战略文化基金会（Moscow-based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任职的Boris Dolgov对塔斯通讯社这样说：通过肉眼观察都能看出，难民危机是美国和欧洲对外政策的结果……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摧毁，试图在叙利亚借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这就是欧盟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所做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就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但是，尽管这其中有一些普遍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该将这种普遍性直接应用于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现实从而干脆担负起全部的责任。责任应该是共担的。首先，土耳其正在玩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冠冕堂皇地打击ISIS，但同时有效地轰炸真正在打击ISIS库尔德人）。其次，在阿拉伯世界中间，也存在着阶级划分（那些巨富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几乎没有接收任何难民）。还有坐拥几百亿石油储备的伊拉克，在这样的乱局中，这些地方为什么没有出现难民潮？我们所知道的是，难民运输这一复杂的经济正在产生巨大的收益。谁在为它融资，将它流水线化？欧洲的情报部门在干什么？他们在追查这个黑暗的阴间吗？这些难民深陷的绝望境地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涌入欧洲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威胁来自何方？当然，倾听普通人的声音不代表一个人需要接受他们的预设或者立场。更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他们理解自己对于未来的责任。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Udi Aloni 的新电影 Junction 48 讲述了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年轻后裔们的艰难困境。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面临着两种压迫：以色列政权和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群体。主人公扮演者 Tamer Nafar是一位同样身份的饶舌歌手，他在音乐中讥讽了巴勒斯坦家庭对于女孩的“名誉杀人”传统。当他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现场演唱的时候，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抗议他把巴勒斯坦人描述为残暴的原始人。就算巴勒斯坦确实有错，那也要归因于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镇压，使得后者无法摆脱原始的处境。Nafar 回答：“当你用英语批评我和我的群体的时候，你是在给激进的教授们留下好印象， 而我用阿拉伯语唱歌之时是为了保护群体里的女性。”在史派克·李关于马尔科姆·X的电影中，有一个精彩的片段：当马尔科姆·X结束在大学的演讲后，一个白人女学生上前询问有什么可以做的。他说：“没有。”并不是说白人女生们应该什么都不做，而是他们应该意识到黑人解放是黑人自己的运动，而非白人自由主义者对黑人的拯救。只有这种共识才能真正帮助黑人。Nafar也是这个意思：巴勒斯坦人不需要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施舍，他们也不需要西方左翼出于对巴勒斯坦的尊敬而对“名誉杀人”保持沉默。西方左翼推行的普世人权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推崇属于同样的意识形态神话。
所谓的多文化主义或者反殖民主义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辩护是错误的。他们掩盖了“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丑恶，并把暴力、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辩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用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是这么用典型的反殖民主义来解释同性恋恐惧症的：尊重和坚守人权是每个国家的义务，也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但是宪章并没有规定任何国家有权去评判其他国家并试图将这一普世义务推而广之。因此，我们反对将这一议题政治化，并使用双重标准去妖魔化有自主思考和行动的人。我们同样反对那些与我们自己国家的价值、规范、传统和信仰相违背的所谓“新权利”的推广。我们不是同性恋！合作和互相尊重将会改善全球的人权事业。对抗、诽谤和双重标准将会违背这一初衷。毕竟津巴布韦存在许多同性恋者，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穆加贝强调的“我们不是同性恋”呢？他当然不是在说同性恋者的行为会被定罪。穆加贝发言背后的逻辑是：同性恋运动是全球化对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冲击，因而反抗同性恋成为了反殖民的斗争。一些穆斯林认为，女性解放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摧毁传统文化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形式。因此，伊斯兰国西非省（前称博科圣地）将禁止西方式教育和强调男女不平等看作对抗“致命的现代化冲击”的武装斗争。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穆斯林极端势力面对殖民主义的诸多剥削、压迫时，攻击西方思想遗产中（对我们）最好的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最显而易见的解答是，他们是精心选择的：自由主义西方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是西方不但对他们实践“暴力、剥削和压制”，还用一种截然相反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论调来羞辱他们。匈牙利右翼总理奥班·维克多也说过与穆加贝类似的言论。2015年9月3日，他用防止基督教欧洲被穆斯林入侵来定性关闭与塞尔维亚边境的行为。早在2012年7月，他就表示中欧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让我们希望上帝会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就不用因此而建立一个民主制之外的新的政治体制了……合作取决于实力，而非意愿……”如果奥班一方面厌恶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坚守基督教西方，这其中是否有矛盾？并非如此。奥班的两面证明了欧洲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设若欧洲接受了其民主开放是基于排他这一悖论，换句话说，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自由之敌不配享有自由”，那么移民就不是问题的关键了，问题源于欧洲人自己的身份认同。尽管目前的欧盟危机看似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危机，但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危机。几年前欧盟宪法的公投失败传递了一个信号，选民更希望欧盟成为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联盟。直到最近的希腊和西班牙的抗议，唯一能号召民众的意识形态是反对移民。失望的极端左翼中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只有灾难（可能是生态上的）能够警醒大众从而带来解放。最近有人将这个观点和难民联系起来：只有超大规模的难民能重新激活欧洲极端左翼，当然欧洲并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期待。
在我看来，此想法极其荒诞：先不谈展望如果变成现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反移民暴力，这个疯狂观点的始作俑者认为从外部引进移民能填补欧洲极端无产阶级的空缺。这并不意味我们能沾沾自喜于自由改良主义。许多左翼自由主义者（比如哈贝马斯）不满当下的欧盟进程，因而理想化欧盟的历史，但他们怀念的“民主”欧盟从未存在过。近来，制裁希腊等政策是欧盟近乎绝望地试图使欧洲与全球资本主义契合。左翼自由主义对欧盟的批评通常是“民主赤字”，殊不知这也是全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一个怀疑的悲观主义者。我最近在回答德国最大日报《南德意志报》的读者提问时，看到最受关注的有关难民危机的问题正是提到了民主，不过其是以右翼民粹的方式：当默克尔公开邀请大量难民进入德国的时候，她的民主合法性是什么？她有什么权利不经民主审议就做出如此重大决策？我不想支持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只是想点出民主合法性的限制。这也有助于我们评价那些支持打开边境的人们：他们有意识到他们的诉求是在没有民主审议的情况下改变国家现状？他们可能会解释道，难民也该享有投票权，但是这显然不够，因为它的要求必须在难民被政治制度合法化之后实现。同样人们也在呼吁欧盟决策的透明性，然而我担心由于许多国家中的多数民众都不支持减免希腊债务，公开讨论会使得欧盟代表们更难在希腊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老问题：当绝大多数不被允许在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上投票时，民主制度会发生什么？我胆敢说：解放政治不应该受制于形式民主的合法程序。人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他们知道的，或者只是想要错误的东西。我看不到一个简单的捷径。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评论
有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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