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芦笛对晚清改革给出不少不错的观点，如皇官民关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国情等等。可是到如今，再想君主立宪已无可能，芦笛似乎也未给出高招，有些遗憾。此文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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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劏猪佬 和 八根儿 2013-11-26#2 
马拉多纳
14,342 $0.00 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移民以后不用宣誓效忠老太，改宣誓效忠习大评论
原创：尿还能让活人给憋住？？？引用：我始终认为给日本车让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SIGPIC][/SIGPIC]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论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误芦笛一、放狼难题刻下国内研究晚清改革似乎已成热点，这说明学者们已经看到了暴力革命乃是造成中国在近现代发生一系列大幅度社会倒退的原因，因而着重考察研究前人改革失败的原因，藉此汲取教训。越来越多的国人突破了“拜革命教”洗脑造成的人为智障，适足令人欣慰。 然而窃以为，革命自然不可取，然而革命之来，在很多情况下非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常常是改革引发的。因此，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要考察晚 清改革何以反而促成了革命，致使中国就此陷于无休止的内战，等到好容易趟出血海，却又迎来一个专制程度百倍胜于晚清的极权社会，使国家就此跌入绝望的黑洞。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根据传统社会的特点不难看出，如果晚清始终拒绝改革，甚至就连“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措施都不采取，一切率由旧章，则清廷无非 也就是不能“攘外”，但并不至于丧失“安内”的能力。历史的讽刺恰在于，朝廷为了“攘外”，花费无量民脂民膏建立起来的新军，始终未曾在外战中显过身手， 却先由南军在武昌发动兵变，导致南北交战，后又由北军将领段祺瑞等人迫退清室，此后便由全体新军从事内战专业几达30年，成了自伤自残的好快刀。如此看 来，所谓“自强运动”反而“走向反面”，无论是对朝廷、对国家还是对人民都无益有损。因此，至少在这点上，改革促成了清廷的灭亡，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这当然不是否定改革，只是想告诉大家：满清的教训之深长，远远超过大家至今看到的。窃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改革未必有益于国家民族，富国 强兵也未必不会反而坑害国家。既然满清的新军可以变成全民自伤利刃，则今日花费更多民脂民膏制造出来的高科技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同样也可能让全民无噍 类。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改革，而在于怎样改革。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如果暴力革命是专杀全民的一把刀，那么和平改良则是把两面刃，搞好了便如英国或日本一样，有利于全民，搞糟了就如同晚清一般砍向 自身。可惜至今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尤以民间的改革拥护者为然。相比之下，统治者反而还能因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朦胧地意识到潜在危险。然而 这又常常吓得他们因噎废食，错过了安全改革的最佳时期以及最佳措施。 记得某伟人（似乎是杰弗逊，但不敢肯定）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了专制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他说，专制君主如同死死抓住恶狼的人，既无法把恶狼杀死，又不敢放手，只好这么僵持下去，直到体力不支倒地，被狼吃了才算完事。 改革也就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无非是统治者把百姓被剥夺的权利有节制地逐渐归还给他们，而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放狼”过程，到底什么时候放，一次放 多少，决定了改革的成败。放得不是时候，放得太猛，则可能反把沉睡的狼诱导成了饿狼，使得统治者和人民两败俱伤，玉石俱焚。法国路易16、清廷和老蒋的改 革都是前车之鉴。 正因为粗知历史，我才会在旧作中反复指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煽情口号不过是儿语，一个政权最不稳定之时，不是它无情压迫剥削子民之时， 恰是它开始改恶从善，放松对人民的捆绑之时。百姓在没有尝到权利甜头时只会逆来顺受，死而无怨，但一旦尝到甜头，期待值就会给刺激得以指数曲线增长，稍有 失望就怨气冲天，反而会触发大规模骚乱。此时统治者不是给吓得走回头路，放弃改革，转为铁腕镇压，便是被暴民推翻。无论是哪种结局，都是全民受害。 总之，放狼问题是个非常困难复杂问题，而且没有统一答案，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势准确判断。但在我看来，改革要成功，恐怕必须满足以下必要条件，都是对统治者的主观要求： 1）统治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多谋善断，不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而且知道主要问题何在，该如何对症下药。 2）统治者必须享有绝对权威，能够以铁腕压服利益集团的反抗，并有足够控制手段，使得改革措施既不为既得利益集团扭曲而出现“尺蠖效应”，又能威慑无知民众，防止干扰改革的不必要骚乱。 3）在一个人民惯于感情用事、毫无与统治者理性互动传统、不知妥协的重要性的愚昧国家，统治者的让步必须是主动恩赐，决不能是屈从于百姓的压力而被 动让步。每一次让步都必须先于民众觉悟。换言之，最安全的“放狼”时刻，应该是狼还在沉睡之中，百姓在尚无权利意识时，便被动获得过去被剥夺的某种权利， 其有关的权利意识是在行使之中才逐渐觉醒的。不能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先觉醒，再经过主动斗争，逼迫统治者让步而获得，否则必然出现上述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现 象。 用这些标准衡量，晚清统治者除了部分满足第二条外，其余的都不具备，因此必然归于失败。而如今党国统治者则连一条都不具备。因此，第一，我党不会主 动发起政治改革；第二，所有的改革都只会具有尺蠖效应；第三，统治者与人民已被我党的“斗争哲学”锁死在“你死我活”的困境里，目前尚看不到摆脱这魔咒的 希望；第四，我党与狼相持的时间越长，后果就越糟糕，代价就越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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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移民以后不用宣誓效忠老太，改宣誓效忠习大点击展开...你总是能制造些笑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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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瞭無牽掛 2013-11-26#5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19,708 $0.00 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二、晚清的最大危机与改革的战略目标 晚清最大的危机是民族危机，不是社会危机。它与晚明完全不同，并不是如前者一般，百姓被朝廷和官僚集团敲诈到再也无法再活下去，只能揭竿而起。辛亥 革命的动因无非是两重：第一，以拳匪之乱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为转折点，士绅们普遍对朝廷领导自强运动、抵御外侮的能力丧失信心；第二，革命党的排满宣传煽 起了新军低级官兵对鞑子皇帝的仇恨。革命家们的宣传完全着眼于煽起种族仇恨，而不是后世的“阶级仇”，这已经由蔡元培说得明明白白了：“清季言革命者首推 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蔡元培：《〈我之历史〉序》，高平叔 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9页） 这两个原因分开来看都不要紧，但合起来就可能变成大患。 要说蒙羞受辱，清朝恐怕远不如向野蛮人称臣称侄、纳贡输诚的南宋，然而赵宋皇朝的卑躬屈膝并未引出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太学生陈东发起的请愿运动并未 引发全国骚乱，而且在南宋再未出现过），更不曾发生过足以动摇整个统治的大规模兵变（苗刘兵变规模很小，迅即被平定）。由此可见，光是外患沉重打击了朝廷 威望，并不一定导致政权不稳，遑论垮台。 类似地，光有后一个原因也不足以致命——这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此前满清已经平安统治汉族两百多年了，而且在逊位后还有大批汉人包括王国维在内作遗老，说明孔孟之道的忠君洗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革命党宣传颠覆，起码对于饱读诗书的士绅们来说是这样。 总之，要找引起革命爆发的“内因”，恐怕也就只能找到鞑子皇帝这一条。但它乃是先天问题，不是朝廷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消除满汉畛 域，宣传满汉一家，而不是出于恐惧去组织“皇族内阁”，反倒为排满宣传火上加油。朝廷真正可以解决的还是外患问题。只要这问题解决了，则革命党的排满宣传 也未必会蛊惑人心。不幸的是，恰好在这重大问题上，清廷采取的措施完全是南辕北辙。 须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致命的威胁，来自于俄国和日本这两大恶邻。它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肢解中国，鲸吞中国领土（倒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彻底灭亡中国）。为达此目的，他们便千方百计在中国挑起内乱，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的最根本的乱源。 民国建立前热衷于此道的是日本人。同盟会就是在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精心策划和鼎立支持下成立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黑龙会坚决反 对南北议和，巴不得中国出现南北朝，为此两次派人游说宋教仁，要他放弃议和主张，甚至一直追到北京去（傅国涌：《主角与配角》，网络版）。此后中国发生的 一系列内乱，诸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等等，都有日人介入（陶菊隐：《武夫当国》；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网络版）。这一套后来 被苏俄接了过去，干得更有成效，终于使得中国在持续内战之后，一度沦为苏俄的卫星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此乃白痴话语，只证明伟大领袖没有起 码的表达能力。正确的表述应是：“凡是敌人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决不能去做；凡是敌人害怕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民族大敌希望我们陷入内乱，领 土分裂，他们好分而治之，我们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党人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都是在客观上策应日俄肢解瓜分中国阴谋的别动队，是不折不扣的祸国贼。 当此之际，清廷要避免国家被强敌瓜分，光靠“以夷制夷”根本就不够，必须厉行内政改革，其主要目标应该是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centralized government，这儿说的不是极权政府，后者是totalitarian regime），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并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从而获得抵御外侮的强大实 力。是这，而不是什么民主，才是符合当时全民利益、为国家民族最急需的根本的战略目标。在此，朝野的利害是共同的。评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三、必须采取的基本改革措施以及改革失误 要达到上述战略目标，必须采取以下几条根本改革措施。 第一个措施就是实行中央集权，为此必须逐步改革官制官规，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政府机器，将落入地方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收归中央；将原来的兵部改造为 西式的国防部并建立总参谋部，统管全国武装力量的组建、装备、训练与指挥，剥夺地方行政长官的军权（原来督抚可以调动指挥地方驻军），将调兵权直接收入兵 部，由总参谋部统一指挥；将原来的户部改造为西式财务部，建立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统一全国税则，实行统一税收，将一切税入包括农业税和商业税在内都划为中 央收入，其使用由中央统一调拨；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将传统的吏部改造为西式人事部，剥夺封疆大吏任免官员的权力。 与此同时还必须“削藩”，亦即在原来的民族自治区诸如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将其改造为朝廷直接派官治理的行省。对内地18省则应该废除总督，由各省巡抚直接对中央负责。 这里必须指出，现代人对传统社会特别是清朝没有什么认识，以为清朝乃是类似今日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实满清帝国不过是个松散联盟。对于广大少数民族地 区，皇帝只是“天可汗”式的盟主，清廷只不过靠声望、宗教和姻亲关系来维系对那些广袤土地的空泛“君临”（reign ，not rule）。当“大可汗”的天威受到强邻打击时，这些地区就很容易分离出去，改投更强大的“洋可汗”，因此改土归流势在必行。 对内地18行省，清廷延续了明朝的统治方式，控制相对比较严密。但那主要是孔孟之道洗脑制造出来的不容置疑的道义权威，暴力威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辅 助手段，并不是如今天我党这样，既靠无孔不入的党组织来控制人民，又拥有强大的镇压工具。皇帝在理论上虽然享有绝对权威，拥有对官僚集团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在鸦片战争后，昏聩的朝廷便听任大权旁落，使得中央权威逐渐受到侵蚀。在发匪暴乱发生后，咸丰皇帝将练兵筹饷的责任和权力统统推给方面大员。地方政府因 此在朝廷垄断的农业税之外，推出商业税（厘金），获得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以致朝廷需要用钱时甚至得向地方求讨。 类似地，朝廷将洋务运动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地方，以致国有企业的创办完全成了督抚们的事。如费正清批评的，这使得现代化运动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分散努 力，彻底缺乏通盘筹划、统一布局与重点投资。这种官办企业既缺乏民办企业的活力，又无从发挥政府能集中雄厚财力物力的优势，可谓“驼背跌跤——两头落 空”。清朝甚至把修建铁路干线的责任都推给了民间，却无视民间毫无此财力与技能，待到后来因亏损过甚想把筑路权收归国有时，反而激起了“保路运动”的大规 模骚乱。 到了清朝末年，就连一直为吏部垄断的人事权都旁落入地方政府手中。根据冯友兰的回忆录，过去县级以上官员乃是由吏部直接任命，然而到他父亲考上进 士，由吏部派为湖北某地的县太爷时，地方政府竟然可以无视朝廷，自行任命了官员，让他爹在那儿候缺多时（《冯友兰自述》，网络版，新浪读书）。 这些大权旁落的最终结果，便是国家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便呈现解体趋势。国脉攸关的甲午战争，竟然成了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一国的搏斗。李鸿章不但靠的是 远古的幕僚制度，连个总参谋部都没有，而且竟然得不到友军支持。当北洋水师正与日军联合舰队血战之际，南洋水师与福建水师竟然认为那是北洋水师与日军的纠 纷，与己无关。当然他们这么做也有道理——当年中法战争中南洋水师跟法军血战时，北洋水师也一样袖手旁观。 这种怪事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已现端倪了：正如蒋延黼所说，该战争的特色是中英时战时和，而且可以和于此处而战于彼处——英军与广州议和后，又移师北 上，去打厦门、定海、镇海等地，一直打到南京，中方非但没有什么统一指挥，而且朝廷竟然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和战，此后更长期坚持把外交工作推给地方督抚大 员，直到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国家才算有了个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正因为晚清全国已是一盘散沙，方面大员握有兵权、财权乃至人事权，拳乱时东南督抚大员诸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许应、奎俊、袁世凯等人才敢否认 朝廷的宣战大诏，与各入侵国签订和平协议。出了这种怪事的国家，难道还配称为主权国家不成？不实行中央集权，这种原始国家还有什么合全民之力抵御外侮的希望？ 然而清廷长期没有采取上述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只是在新政开始后才采取了部分措施，并在外蒙和西藏匆忙实行“改土归流”，但失之过晚，而且始终没有加强中央集权，此乃改革的最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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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第二个重大措施就是解除官府对民间工商业的压制，鼓励民间走资。清朝秉承明朝的传统，把孔孟之道的农本主义推到极端，禁止压制民间工商业，笃行孔教 的民间士绅也自觉抵制走资，使得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萌生。郭嵩焘早就把这人为阻碍说清楚了，他参与筹办一家轮船公司，经过三次申请都得不到批准，因愤然写 信给李鸿章抱怨道： “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郭嵩焘诗文集》第240页） 这意思是说，过去走资的阻力主要是愚昧的士绅，但当士绅看到火车轮船等洋鬼子的妖物并不会危破坏祖宗坟墓风水，反而有利于国计民生之后，也就放弃了自发抵制。但在此之后官府仍要禁止民间发展工商业，这就毫无道理了。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要做的，就是在官方办洋务的同时，大力鼓励提倡民间走资。当国家因走资变富后，整军讲武也就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正道：欲强兵先得富国，欲富国先得富民，这就是毛共与邓共对比出来的正反教训。 这一措施倒是在新政发动后开始推行，可惜失之过晚。第三个重大措施则是创办西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废除科举制度，发展民间出版事业，大量编译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全面介绍西方文明成 就，破除虚幻的文明优越感与种族优越感，普及公民常识，启迪民智。这个措施倒是基本推行了，但如下文将要说的，清廷未能有效杜绝革命思潮的流入。 第四个重大措施则是发展国防工业，创建新军。这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本身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国防工业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筹划，重点投资，而新军更 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筹建、训练、编成、调动与指挥，以建成严格服从中央政府指挥的国军为目标，决不能让各疆臣自己发挥积极性去筹饷编练，使得新军打上 了浓厚的私人军队印记。这个问题清廷始终未能解决，成了致命之患。 最后一个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就是通过厉行法治，提升君权与民权，抑制官权。此处所谓“君权”，乃是中央政府对官僚集团的实际监察与控制力；而所谓 “民权”就是百姓的基本权利，在那个时代主要是免于被官僚敲诈迫害的基本人权和经济自由，暂不包括政治权利，诸如组党、某些言论自由（详见下）、游行、示 威、罢工、罢市等权利；所谓“官权”，则是传统社会的荒谬设计赋予官僚集团的任意宰割民众的无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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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如吴思先生的杰作揭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君—臣—民”的三明治结构。皇帝拥有绝对的精神权威，对所有的官吏都拥有生死予夺的大权，却缺乏对 官员的实际监察力与控制力，使得官僚集团尾大不掉，成了任意鱼肉百姓的暴力敲诈集团，以致不但百姓成了他们的暴政的直接受害者，就连朝廷也成了间接受害人。 如历史生动演示的那样，官僚集团如肿瘤一般疯长，疯狂聚敛财富，不但使得民不聊生，而且掏空了国库甚至内库（注：传统朝廷的国库分内外库，内库存着 皇帝的私房钱，供皇帝胡乱花用，外库则供国用）。李闯破城前，崇祯欲调吴三桂军入京，内库却只有七万两，即使搜括宫中金银也只能拼凑出二三十万两，远远不 足所需的百万两军费。于是只能束手坐视京城陷落。类似地，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攻破汉阳，载泽请隆裕太后发饷三月，隆裕答：“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 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溥伟日记》）两者之间呈现了惊人的相似。似乎可以说，亡国之君的私房钱远不及亡国之臣丰厚。闯贼在北京发的几千万两 的横财，主要还是刘宗敏等人酷刑“追赃”，从文武百官手里敲诈出来的。 所以，君民在此的利害是一致的。皇帝和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若真是“举天下奉一人”，则百姓日子也不会难过到哪儿去，真正可怕的是“举天下奉 无数土皇帝”，而这才是传统社会的真实情景。真正虐民的附骨疽，不是皇帝，而是官僚敲诈集团，就是他们构成了社会危机的来源。老牌民主国家英国就是证明： 英国皇家拥有的私人财富至今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一年就要花去纳税人4千万镑（据BBC网站），然而因为人家没有个无比庞大的暴力敲诈集团，所以全民奉养皇 室似乎也不曾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蕞尔小国尚且如此，而况泱泱大国乎？ 由于中文望文生义的误导作用，在许多国人心目中，“君主”（“皇帝当家作主”）和“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似乎水火不相容，无法想象君主立宪制 也仍然可以是民主制度。而且，许多国人至今还不明白“宪政”的真实涵义，把它与“民主宪政”等同起来。其实“君主宪政”可以是日本式的严峻专制，可以是德 国式开明专制，也可以是英国式民主宪政，端看那宪法怎么规定。它的核心精神还是严格的法治，亦即统治者的权力受到法律的规范约束，而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法 律的保障。这在当时正是君民联手对付官僚集团、根治中国千年痼疾的对症良方。 因为缺乏政治理解力、想象力和创新力，皇帝不是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官僚集团对自己统治的危害，就是想不出有效的高招来抑制他们。朱元璋大概是最先意识 到这问题的皇帝，他能想出来的便是鼓励“民告官”以及“以良民治良民”，由民间士绅取代官府征税；毛泽东则以他最拿手的煽动暴民造反来解决这问题。两人的 努力都“走向反面”，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人民苦难。 但鬼子发明的法治却是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的制度措施，这一点已被当年赴西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看出来了：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 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自之私利 而已。” “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 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 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 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 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大利三。”（《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4页）。” 一个原来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皇室贵族，在走马观花考察了一番西洋后，竟然能有此眼力，不能不令后人赞佩。的确，他总结的这三大好处，非但不是忽悠 慈禧，而且还颇有可补足之处：法治保障了基本民权，使得亿万百姓变成了帮助皇帝整肃吏治的“御史”，皇帝就此获得了权势熏天的朱元璋、毛泽东不曾拥有的对 官吏的具体监察力与控制力，使得他们不至于为了疯狂掠夺百姓动摇皇家统治，确保了皇室永固；它抑制了官僚集团对百姓的暴力敲诈，使得国用充足，国家有了整 军讲武的经济基础，外患自能逐渐减轻；官僚集团被拔除了敲诈百姓的毒牙后，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缓解，内乱自然也就可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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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要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就得推行法治，首先必须编译外国法律，据此制定出一整套适用于本国的法律体系；训练司法人才；改革官制官规，剥夺行政长官的司 法权，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可以利用改造原有的大理院、都察院、按察使等，但必须将它们与行政系统分开）。在基层法治系统逐渐完善后，再在中央试行行政、 司法与立法的分立，最后实行宪政。最初的内阁不必定是现代内阁，可以废除军机处，撤销原来的内阁，恢复丞相制，由丞相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既对议会负责，又 对皇帝负责，政府与议会若有无法解决的分歧，则由皇帝作最后仲裁。最初的议会不必非得民选不可，可以从各省的士绅集团中以推举和法政考试相结合的方式选 拔，负责立法、监察政府、批准政府预算、税收等，但须经皇帝正式批准。最初的宪法可以采用日本式，以后再变为德国式，最后过渡到英国式虚君共和。 这从明君逐渐过渡到虚君的道路完全是可行的，也未必不符合皇帝的真实愿望。其实有权势欲、想干大事的皇帝毕竟是少数，一般只限于开国君主那种野心 家，更多的还是憎厌国事的混混皇帝，万历和天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皇帝之所以死不肯放权杖，除了孔孟之道的洗脑驱使着臣下去逼迫皇帝“亲政爱民”外，便是 出于“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的传统恐惧。其实对大多数皇帝来说，当皇帝的好处，无非就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与无限享乐，并不是如朱元璋那样天不亮即起，批阅奏 折到半夜三更，也不是如崇祯那样艰难苦恨、焦头烂额到丧失性欲，更不是如咸丰那样因丧权辱国无颜回京，只好以醇酒妇人自杀。如果国家体制确保了皇帝“万世 一系”，作为凝聚全民的国家象征，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荣，如英国皇家那样拥有大量的不动产以及纳税人的奉养，那么，让皇帝成为只享福不做事的英国式虚君，并 不是如许多国人想象毫无可能，对皇帝本人来说恐怕反而还是一种解脱。 但要做到这点，皇帝就必须把百姓当成依靠对象，与人民结成同盟，切实提升保障民权，以此提升自己对官僚集团的实际监察力与控制力。做不到这点，则官 僚集团永远不可能被压制下去，遑论被改造为国家公仆，而所谓“法制”也永远只能是那个暴力敲诈集团单向行使意愿。为此，朝廷要制定的最重要的法律，就是规 定人民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以及经济自由不受侵犯，在受到侵犯时能获得法律保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百姓拥有英国人在康熙年间发明的“人身保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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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另一措施是必须制定考虑完善的新闻法，有选择地赋予民间言论自由，必须立法严禁恐怖主义活动，严禁煽动种族仇恨，煽动暴乱，但同时保障公民的议政 权，特别要保护公民在公共媒体上议论各级政府施政得失，鼓励揭发官场的贪腐与侵犯人权等犯法行为，藉此形成民间对官府的强大的舆论监督。 这些改革势必遭到官僚集团的抵抗，但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社会相对于“新”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孔孟之道规定皇帝有与生俱来的不容置疑的最高 权威，因此传统皇帝跟今日的党皇不是一回事，他不是官僚集团的总代理，而是官僚集团的恩公。不是他靠官僚拥戴作皇帝，而是他代表“天命”赐给官僚爵禄，所 以他随时可以撤回给他们的恩赏。传统社会中无任何人有权利，官僚也同样如此，只有权力而无权利，必须遵循“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死前还要拜谢天恩。皇帝 要砍任何一个大臣乃至亲王的脑袋，只怕比官府砍掉任意一个百姓的脑袋还容易，看看明清有多少高官在旦夕间就丢官弃职，充军下狱，甚至杀头抄家，就立刻能洞 见这一点。而且，如同百姓做梦都不敢想反抗官僚一样，官僚也做梦都不敢想反抗皇帝。他们可做的，无非也就是如载泽说的那样：“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 论，以阻扰于无形”，进行消极抵抗，顶多再加上伏地苦谏，叩首出血。因此，皇帝真若要一意孤行推行改革，并不难压服官僚集团的抵抗，起码不会激起政变。 何况皇帝可以借用孔孟“忠君爱民”的“仁政”教义作为信仰依据，轻易占领“爱民如子”的传统道义制高点，推行这些改革措施，让官僚集团连反驳的话都 说不出来。因此，采用君主立宪制，确实是利用中国传统政治信仰引入西洋先进文明成果的最佳改革方式，从而避免了乍行共和导致道义权威真空，只能由军阀以暴 力填补，使得传统骤然脱节，造成国民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引出人为乱局。更不用说梁启超早就指出过，有个少数民族的“大可汗”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有利于凝 聚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大部分幅员的多民族国家，避免辛亥后普遍出现的少数民族地区离心倾向。上述优势后世都不再具备，而这对保证改革成功至关重要，盖一切改革都是从上到下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的前提之一，是最高统治者是否具备足够的权力。从这个 角度来看，相对于后世统治者来说，皇帝乃是最可能成功、最彻底的改革者，而中共的改革最困难，这不但因为毛共反文明宣传抹黑了西方模式，人为制造了思想障 碍，更是因为最高统治者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代理人，后者是前者的依靠对象而非打击对象，因而所有的改革都只会具有“利官不利国不利民”效应，更不会有谁为了 “皇室永固”而坚持把改革进行到底。 遗憾的是，清廷始终未能认识这一重大措施的必要性，宪政运动只是机械地模仿外国模式，慈禧太后最关心的还是“皇室永固”，却根本没看到“皇室永固”的前提是提升民权，因而制定的《宪法大纲》不但把对民权的保障条款当成了附录，而且缺乏具体规定。此乃改革的又一重大失误。 当然，要慈禧那无知老妇看到这些，未免要求太高。真正该负责的是道光皇帝：他昏聩到不让皇六子奕接位，却把大宝传给了咸丰。若是奕这头脑开放灵 活的改革派领袖、中国的第一个外交家登上帝位，则新政不至于会推迟到20世纪。就算没有及时采取上述改革措施，也起码不会有拳乱，那么辛亥丑剧就未必会爆 发，爆发后也很可能被迅速平定——若奕做了皇帝，继位的自然是他的孙子溥伟而不是婴儿溥仪。辛亥时溥伟已经二十几岁了，聪明好学，而且遗传了努尔哈赤的 强悍天性，并非摄政王载沣那种窝囊废，更不是隆裕那种任由袁世凯恐吓利诱的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坚强的中枢领导乃是战胜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清廷陷入 瘫痪，自愿投降，则四分五裂、财政捉襟见肘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成功希望。若改革不被革命腰斩，就算是一开头没改到点子上，假以时日，总会慢慢磨合出来。 可惜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么一个在太平年月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却导致历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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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四、清廷垮台的直接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袁伟时先生已有论述，他认为大清是让三大错误打倒的：政改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贪污以及重蹈国有经济死胡同。 这三条我认为除了第一条外（即使是这一条袁先生也似乎没有说在点子上），其他两条都未必致命。例如贪污问题，要论深度与广度，有哪个朝代赶得上今 日？只要贪污不至于让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它根本就不会引起动乱。中国人早就习惯了两千年了。论国有经济，大清也岂能与今日同年而语？“保路运动”确实是铁 路国有化触发的，成了武昌“起义”先声，然而那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引起的思想混乱，人心浮动。 窃以为，导致清廷垮台的第一个重大原因，是它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如上节所述，清廷的重大失误在于，某些最重大的措施要么始终没有出台，要么出台太 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官制改革，亦即将原始的政府机器迅速改为西式，以胜任现代国家的管理要求，统一规划实施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加强中央集权，将军 权、财权、人事权迅速收归中央，确保朝廷在遇到危机时刻能倾全国之力应对，并防止地方坐大而引起国家分裂。 可惜这最重大的机构改革迟到1903年才开始，直到1906年年底才基本上搭起了现代国家的框架。它虽然以“大权统一于朝廷”为目的，可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尤以军权为然。 此前朝廷把军队编练推给了地方甚至某个大员（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使得军队从来不是国军而具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性质。待到陆军 部成立后，这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地方督抚仍可兼任军事统帅，而且军队的效忠对象也并非国家而是私人。这国家结构上的重大弊病，不但使得政权失去 了可靠支持，而且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做足了铺垫。直到1949年，中国军队都始终保持了私人武装特色，只是淡化了而已。 如果说没有及时改造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还只是消极的错误，那么，成立各省谘议局（即省议会）、试行地方自治则是积极的错误。当时的人不知道宪政 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为凡实行宪政就必须实行地方自治。这结果就是在各省建立了立法机构，促进了本来就已现端倪的离心倾向。后来各省独立便利用谘议局获得 “合法性”，最后它更变成了军阀割据的橡皮图章，实为千古之误。 导致清廷灭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摄政王载沣在宣统即位后采取的“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满清以几万少数民族（入关时八旗兵力约15万，清末23万，满人约占1/3）统治几亿汉族，人数对比如此悬殊，一直在提心吊胆。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吓 得清廷深重的不安全感发作，生怕军权落入汉人之手，皇族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不但罢黜了袁世凯，炮制了个“皇族内阁”，而且忙着“抓军权”：由摄政王自任代 理海陆军大元帅，载涛、毓朗担任训练大臣兼军谘大臣，载洵当筹办海军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尚书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 摄政王蠢到看不见，这些措施非但不能增加皇室的安全，反倒得罪了所有的人。士绅集团从来代表传统社会的民意。大多数士绅本来并未受革命党的排满宣传 蛊惑，他们多是立宪派，对立宪抱有很高的期待值。皇族内阁的出台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没有诚意改革，还想把持政权，搞的是假立宪（这种看法在今日仍 有广大市场，盖汉人不会换位思考，理解满人心思）。就连梁启超那海外孤臣都大失所望，认定立宪失去了人心，必然失败。 对老袁的罢斥更埋下了祸根。老袁本为慈禧倚为干城，乃是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与工程师，于国家功勋卓著。摄政王上去后却因缺乏自信引起的恐惧，毫无理由 就猜忌国家重臣，甚至一度动念杀袁，吓得袁逃到天津去，只是因为张之洞的劝告才改为勒令袁回家“养足疾”。有谁在遭到这种不公平待遇后还能心平气和？在辛 亥乱起后还指望老袁出来与朝廷同舟共济，宁非痴人说梦？ 那么，摄政王安排的“将领”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表现又如何？看看恭亲王溥伟记录下来的载涛（摄政王之弟）在御前会议上的发言就够了： 臣伟（溥伟）碰头奏曰： “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 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 （太后）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 （太后）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 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 （溥伟）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 太后曰：“我知道了。” 这段对话由溥伟记录在其日记中，其中隆裕太后那无知家妇的凄惶胆怯、患得患失状以及载涛的白痴状跃然纸上，可信度很高（他断不敢讪谤太后以及叔父载 涛）。老袁拿捏哄弄孤儿寡妇，实在丧德，而溥伟颇有其远祖遗风，一眼便洞察“优待条件”的骗局，准确预见到后来冯玉祥的逼宫：“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 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 所以，若慈禧挑溥伟作皇帝，则历史如何发展正未可知。其实也用不着在战场上决胜负，朝廷只需坚持下去，则本来就四分五裂的革命军必因缺饷而哗变。近代战争比不得洪杨造反，庞大的战费根本就不是南京政府可以维持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清廷柔懦，镇压革命乱党不力，没有立法严禁恐怖活动以及煽动仇恨、暴乱，一误再误，致使改革失去了和平环境，终被颠覆。 1906年冬，黑社会组织哥老会（改名“洪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胡瑛、朱子龙等人被孙中山派到武汉，勾结“日知会”刘静庵等人，蓄谋在武昌发动叛乱响应，事泄后被张之洞逮捕，仅判了十年监禁。 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仅判终身监禁。辛亥乱起后便获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1911年7月，武汉《大江报》连续发表何海鸣、黄侃煽动暴乱的文章，诸如《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澄以“宗旨不 纯，立意嚣张” “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该报总编辑詹大悲、何海鸣，却仅罚款800元，后因二人无钱缴纳，才改判徒刑18个月。 这些罪犯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也会受到法律惩罚，然而清廷却柔弱轻纵，姑息养奸，越到后期便越甚，到辛亥乱起后更是任意宽容谋反行为。例如驻石家庄的 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竟然截留南运军需，并电奏清廷“大赦革军而息战事”。清廷竟不以军法从事，反而授他署理山西巡抚以示嘉许！这么 做，等于是公开鼓励大众反抗朝廷。 反过来，革命党人可就绝不会这么温良恭俭让了。就是那个《大江报》，在民国建立后由何海鸣接任主笔。何发表了《恶政府之现状》一文抨击湖北政府。湖 北都督黎元洪立即派兵带着令箭，上面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去查封大江报社。何海鸣幸亏不在社内，闻讯逃往上海。次日黎元洪通电全国，通缉《大江 报》主笔何海鸣与凌大同，要求各地“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何虽没被抓到，凌大同却被捕遇害。 此后“黎菩萨”在武汉大开杀戒，铁腕镇压了“群英会”暴乱、南湖马队暴乱、“同志乞丐团”、“改进团”、“公民讨贼团”等骚乱，使武汉三镇浴于血雨 腥风之中，连战俘都被无情杀害。他当年的革命同志（例如“首义元勋”文学社的骨干分子）基本上被他斩尽杀绝，不是被“就地正法”，抓到后就当场斩首并暴尸 街头，就是被抓进都督府处死，尸体被塞入麻袋抛入江中。许多人只是被人举发为乱党就给抓起来，常常连口供都不问就被当场斩杀。 民初军阀第一人李烈钧任江西都督也一样心狠手辣。1912年12月，南昌城内发生兵变，迅即为他率军镇压，抓到的百余人当即被他枪毙，丝毫不讲什么法律程序。 然而中国人似乎就吃这一套，正是“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软，你软他就强”。清廷沽名钓誉行“仁政”，连谋刺国家元首的重罪犯都轻饶，最后是遍地烽火 狼烟，最终只能垮台。革命党人则实施革命恐怖，毫不留情地诛杀一切胆敢起来反抗他们的人，反而能维持统治。例如黎元洪当上湖北都督后，历经多次暴乱和谋 刺。换任何一个满清官员去，早就给人杀了十来次，政权也早就垮台了。然而他不但平平安安活了下来，而且在湖北的统治始终不曾动摇。 说这些，当然不是主张“屠民治国论”，而是想指出，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满清先是耽误了60年的光阴，迟迟不作改革，直到在拳乱后失去了民心，民间呼 声高涨，才被迫全面启动改革。在改革发动后又未预见到改革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不知道该首先采取哪些重大措施，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确保改革不被颠 覆，便贸然推动急剧改革。在革命党的排满煽动引起了民众思想混乱之后，朝廷还不知道对症下药，立法禁止煽动种族仇恨，铁腕镇压恐怖活动以及武装暴乱，并营 造满汉亲善气氛，放手使用汉员，尽量避免刺激民族间的隔阂猜疑，却因为恐惧弄巧成拙，以百无一用的废物组成“皇族内阁”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以此去为 革命乱党火上加油，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使得改革终于夭折。 犯下这么多错误，其中有可以原谅的，也有不可原谅的。可原谅者，乃是当时朝野实在无人明白，传统国家结构极度古老原始，根本不配领导现代化运动，因 此最先需要改革的就是官制。就算不懂现代国家的结构，起码要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领导。本来同光中兴名臣辈出，要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非难事。不难想 象，如果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集中在中央，统一策划领导洋务运动，则成效一定会大得多。可这些人却都全给外放去作督抚大员了，于是洋务运 动便成了一种布朗运动。 另外一个可以原谅的历史原因是，当时朝野无任何人明白，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秩序不能反被改革颠覆，而中国不西化则已，否则最先需要西化的就是中央控制 地方、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西化前，中国主要靠三纲五常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这一套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够。社会生活越先进复杂，政府控制人民的手段也就越 精密复杂，否则无法维持为全民安居乐业所需的社会秩序。靠远古传下来的原始国家机器的硬件和软件，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一个剧变了的社会。这结果便是让社会倾 覆了国家，贻祸全民。 满清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精巧的“控制论”，是无法从中国无比丰富的阴谋诡计宝典中找到的。即使是慈禧太后也就只会玩点分而治之的祖传把戏，在重臣 中搞搞平衡，却不知道管制舆论，建立国安、公安机构，杜绝革命党人的煽动宣传，从根本上防微杜渐。直到辛亥乱起，溥伟能想出来的控制袁世凯的高招，也不过 就是“使瞿（子玖）入内阁，岑（春煊）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袁世凯）之狡谋”（《溥伟日记》，括号内注解为引者所加）。他 根本就没想到，升允根本就控制不了北洋六镇，只会是个空头钦差，如同陆军部海军部那些皇家废物一样。 不可原谅的则是慈禧的错误。对镇压戊戌变法我倒没什么意见，反正那改革大而无当，并无什么可操作内容，但她因为误以为光绪图谋发动政变谋害她，便为建储事纵容拳匪“扶清灭洋”，最后闹到与列国开战，则是无法挽回的大错。此乃颠覆大清第一功，任何人也无法否认。 其次则是她无视臣下劝立长君的进言，不立20多岁的溥伟，却立了个婴儿皇帝溥仪，还把个废物载沣弄成摄政王，使得身后中枢无人，危机一旦到来大局便轻易崩坏。此乃颠覆大清第二功，同样是谁也无法否认。 摄政王的愚蠢就不用说了，以没吃到羊肉却惹来一身骚的“皇族内阁”为革命火上加油，乃是颠覆大清第三功。他就算要用皇族或旗人也罢，总得用点有才干 的人吧？可他却排挤了载泽、溥伟、端方、良弼、铁良等杰出人才，专用和他一样昏庸、无能、怯懦的载涛之流。当然，这说到底还是慈禧的错——他乃是慈禧指定 的实际上的接班人。 一言以蔽之，晚清改革的主要失误，就是出自虚骄的文明优越感，长期拒绝改革，直到给八国联军逼到穷途末路才匆忙展开，在改革前没有预见到可能引发的 社会动荡，因而未能先作相应的制度改革，以确保改革能平安进行到底。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朝廷的昏庸以及某些偶然事件，则国柄也不至于如此轻易地被老袁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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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五、结语 如今晚清改革成了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似乎是因为今日又显现了与晚清相似的局面。然而愚以为，这种相似只是皮相的，晚清与现代中国在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可大致总结于下： 1）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今日中国已经变成“官—民”两层结构，失去了由皇帝发动不利于官、但利于国、利于民的政治改革的可能，不可能再有哪个明君，为了“皇室永固”而主动向百姓恩赐基本人权。 2）今日中国毫无外部危机，朝野上下都失去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紧迫感。 3）毛共宣传抹黑了西方文明社会模式，培育了国民中深厚的反文明思想。现代中共又以所谓“爱国主义”宣传开倒车，一笔勾销了一个半世纪来先贤们的代代努力，使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了鸦片战争前的井蛙心态，失去了学习西方的愿望。 4）统治者从苏联学来了至高无上的“控制论”，获得了全面彻底控制人民的手段，确保了坚持官僚制度百年不走样。统治者被动让步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 5）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日中国的必需的政治改革不再如晚清那样是中央集权，而是地方自治。 6）政府具有控制人民的空前强大手段。如果中共发动旨在向人民归还基本权利的政治改革（虚拟语气，从目前来看无此可能），即使引起一时或局部的动荡，政权也不会被颠覆。我党领袖大可不必自惊自吓，动辄过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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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不得不说我看完了，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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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芦笛的总结挺悲观的，似乎和平改良之路已经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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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生還做自干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政觀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4）统治者从苏联学来了至高无上的“控制论”，获得了全面彻底控制人民的手段，确保了坚持官僚制度百年不走样。统治者被动让步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这个。。苏联是跟希特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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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这么大个国家，只有联邦制才能保证政府不会太僵化，其实现在已经有了香港澳门这些比较独立的地区，也许西藏是下一个，但是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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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芦笛对晚清改革给出不少不错的观点，如皇官民关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国情等等。可是到如今，再想君主立宪已无可能，芦笛似乎也未给出高招，有些遗憾。此文较长。点击展开...晚清能君主立宪吗？革命的口号是什么？如果当日还是朱明王朝，君主立宪方有可能。今天再说君主立宪，则是屁话了。立宪就立宪，还要再造一个傀儡君主，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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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颠倒淋漓，千杯未醉。晚清能君主立宪吗？革命的口号是什么？如果当日还是朱明王朝，君主立宪方有可能。今天再说君主立宪，则是屁话了。立宪就立宪，还要再造一个傀儡君主，滑天下之大稽。点击展开...这位肯定没好好读，就急于重复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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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这位肯定没好好读，就急于重复自己的观点点击展开...确实没有读那么长文字的耐心，只是就一楼的几行字简单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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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颠倒淋漓，千杯未醉。回复: 拥护习主席称帝太长了不管怎么长 即使看不下去 不论是因为没有时间还是没有耐心我坚决拥护习总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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