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 ――《林伯渠传》序 王震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 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我幼年时期，他 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１９３４年１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 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 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 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 １９３６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 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３９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与林伯渠 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 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 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延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列的富国强兵”的思想，赞成变法维新。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１９０５年８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 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 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 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 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 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 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 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 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伯渠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顺应革命的潮 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 渠同志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共和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 “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 主度。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 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 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 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原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 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同志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１９５８ 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二周年，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 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 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 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中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 命时任国民党中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 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 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 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 助”。在技术主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 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子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 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１９４３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 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 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 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 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又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 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 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讨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 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 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 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 师。 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 义著作。在他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 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 同志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 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 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 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的百年诞辰，学习他的高贵品德，《林伯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撰 写了《林伯渠传》。它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从大处着笔，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对他的品德、风格 着意地进行了刻画。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我们 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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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冀分类: 沅澧林氏宗亲 发布时间: 2012-02-07 22:23
林 可冀，一九三一年出生，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兄弟姐妹三人，先在上海，后到湖南、四川、云南。抗战胜利后就读大学。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 五二年六月被组织上调干上武汉大学，一九五六年武大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设计院工作。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下放到工程局，工程局在甘肃，一年后到陕 南，也是搞设计，直到一九八二年，编制回到北京，一九八六年恢复设计院时回到北京。一九五三年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念书期间伯父林伯渠去广州经过这里，在武 汉东湖招待所与伯父见了面。二零零零年二月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 [2000]272号文件《授予勘探设计大师名单的通报》中，林可冀名列其中。主要业绩有：“林可冀同志任北京勘探设计研究院总工，1956—1958年 参加云南省六郎洞、绿水河等水电站的设计。六十年代参加了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并主持完成了左岸泄水道、泄洪隧洞进水口坝段、引水道压力钢管设计。七十 年代至八十年代，参加汉江安康水电站的三大技术难题（泄洪消能、坝基深层抗滑、高边坡稳定），并获得国家级发明奖一项和部级科技进步奖两项。1986年 开始担任院总工程师。在任院总工程师期间，进行的主要勘探设计项目有：十三陵、大朝山、汉江上游干流综合利用规划、汉江旬阳初设、汉江西河水电站初设、华 北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可行性研究、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可行性研究等大中型工程。林可冀同志作为总工程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受院 聘任在大朝山水电站技施设计中是总工程师职责。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课题——200M级高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研究课题中碾压混凝土材料性能和耐久性研究——碾压混凝土新型PT掺合料的研究和应用。林可冀主编‘水电站引水渠道及前池设计规范’，1998年3月发布；主持负责完成的安康水电站获九六年度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奖；主持完成的大朝山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优秀设计奖；参加设计的刘家峡水电站78年度获国家优秀设计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宽尾墩消力池联合消能工》获91年国家发明三等奖（第二发明人）。曾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一次，四等奖二次；获能源部91年度电力投产1000MW功 臣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该同志在工作中富于创造性，淡泊名利，善于抓住工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以科学求实、勇于负责的精神做出决策。所取得的宽尾 墩消力池联合消能工这一科技成果，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已在国内五强溪、岩滩、隔河岩、大朝山、水东、桃林口等许多大中型工程中推广应用，取得巨大的 经济效益。多年来，长期坚持在水电站工地、生产一线，解决在建工程施工的重大技术问题。在大朝山水电站建设中，深入实际，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科学分析， 大胆创新，解决工程重大技术问题，推动了技术进步。受到业主及施工单位的好评。除完成院内的工作外，林可冀同志还参加了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受聘为 中国国际咨询公司、三峡技术委员会的专家。曾对三峡工程、龙滩、溪洛渡、漫湾、景洪、糯扎渡、百色、凌津滩、小浪底、五强溪、皂市、水东、水不垭等工程进 行有关水工和施工方面的技术咨询。1993年曾赴香港受潘衍寿技术咨询服务公司的邀请，从事香港机场供水的大屿山岛隧道工程的设计。1993年3月受台湾中兴工程顾问社邀请，赴台就有关RCC筑坝技术讲学。林可冀同志长期以来，从事大型水电工程在建工程的现场设计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能力，为水电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其 妻高鲁鲁，江西彭泽县人，退休工程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与林可冀是武汉大学水利工程系同学，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写有《烟雨庐山》、《咏月》、《黄山天 都峰》、《咏雪》、《咏水》、《咏柳》、《瘦西湖》、《访金陵梅花山》、《踏莎行•端午》、《菩萨恋•江南春》、《南歌子•滕王阁》、《咏书》……。这些 诗歌，饱和着作者丰富的感情和想象，是很高意境的形象思维的艺术表达；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是个性心笛的声声吹放；她以更敏锐，更热情，更达观，更富于蓬 勃而透明的童心，使得自己的诗歌永远洋溢着青春活力，发散着浓烈的芳香。 
上一宗亲：林祖烈下一宗亲：林泽福评论
林可冀编辑林可冀，林可冀，男，汉族，193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湖南临澧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水工建筑专业学习，1956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水电设计院（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先后任设计处副处长、处长、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水力学专业委员会名誉副主任。2000年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中文名林可冀民 族汉族出生地上海出生日期1931年目录1 早年经历2 人物生平3 科技成就4 项目贡献5 社会评价早年经历编辑林家在临澧是一个望族，曾出过林伯渠、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孙中山总统府代理参军长，陆军上将）等历史名人。父亲林祖烈是林伯渠的三弟（胞弟），母亲程孟兰（曾用名程博廉）是程潜（国民党元老、一级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长沙起义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长女。1926年在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中，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正是这层关系促成了林可冀父母的婚姻。[1-2] 林可冀的父亲林祖烈早年留学法国，1924年初，受林伯渠、程潜的影响回国投身革命,但不幸英年早逝，1931年1月病逝于上海。因此，林可冀是遗腹子，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外公程潜家里。林可冀出生那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吞 并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此后，日本把魔爪伸向中国关内，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他和母亲随程潜的家人一起逃难，从上海经长沙、桂 林、越南河内、昆明，最后到达重庆。所以，林可冀的童年是在抗日逃难中渡过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可冀1946年随外公到了武汉，1948年又到长 沙，先后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和博学中学、武汉文华中学和长沙明德中学。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结束了他在战乱中度过的青少年和中学时代。1949年9月，林可冀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进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从事水力发电工程技术和科技工作的职业生涯。[2]人物生平编辑1956至1958年，参加云南六郎洞、绿水河等水电站设计。
1960年代参加了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主持完成了刘家峡水电站左岸泄水道（当时国内最大的动水操作的坝内泄水深孔）、泄洪隧洞、地下厂房进水口坝段、引水压力钢管等设计；负责完成了刘家峡水电站右岸岸边溢洪道的事故调查、处理和修复设计；负责完成了刘家峡水电站运行后的泄水建筑物原型观测1970至1980年代，主持汉江安康水电站的设计，任安康水电站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解决了安康水电站设计中的泄洪消能、坝基深层抗滑、高边坡稳定等三大技术难题，获国家级发明奖一项和部级科技进步奖二项，安康水电站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1986年起担任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任职期间，主持和领导了云南大朝山水电站设计、汉江上游干流综合利用规划、汉江旬阳水电站初步设计、汉江喜河水电站初步设计、华北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山东电网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技施设计和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可研等大中型工程设计以及流域规划或区域规划工作。1993年云南大朝山水电站开始建设后，长期坚持在电站工地生产一线， 
林可冀在大朝山水电站解决工程施工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通过组织科技攻关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多项技术措施，推动了工程技术进步，缩短了工程建设工期，节约了工程投资，大朝山水电站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2002年以后，主要从事水力发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指导了土卡河水电站、天花板水电站和大华桥、马吉等十多项大中型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长期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国务院三峡工程技术委员会专家，参加了三峡工程和龙滩、向家坝、溪洛渡、彭水、百色、葛洲坝、漫湾等20余项巨型或大中型水电站的技术咨询和评估，多次参加这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的评估和成果鉴定。科技成就编辑①在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中，采用理论分析与光弹试验的结果，解决了刘家峡 水电站坝内孔口的应力分析和孔口周边配筋问题。②在安康水电站泄洪消能布置研究中，首次采用宽尾墩+消力池联合消能工，解决了表孔的消能问题，1991年 获国家发明三等奖。③安康水电站的拦河坝坝基深层抗滑稳定是大坝设计中的主要技术难题。④结合国家“六五”科技攻关，提出了以洞塞、抗滑桩、预应力锚索等 综合措施并经实施应用，该项成果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⑤在刘家峡水电站机组进水口坝段和安康水电站溢洪道边墙设计中，提出具有台阶基础面的坝体稳定分 析方法，在《水力发电》杂志上公开发表后得到广泛的应用。⑥结合云南大朝山水电站长尾水隧洞和大型尾水调压室的设计，完成了“水电站过渡过程关键技术与工 程实践”课题，200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⑦结合大朝山水电站工程建设，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课题—200m级高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研究中的“碾压混凝土材料性能和耐久性研究—碾压混凝土新型PT掺合料的研究和应用”，获2003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二等奖。⑧在大朝山水电站工程设计 中，在碾压混凝土溢流坝坝高超过100米，单宽流量超过100m/s，条件下，首次采用宽尾墩――台阶式坝面的新型联合消能工型式，是碾压混凝土大坝设计 的新创意。经工程设计实施和原型观测验证并经国家技术鉴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获2002年度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度中国电力 科学技术二等奖。该成果除了在大朝山水电站应用外，先后在索风营等多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得到推广应用。1999年受邀赴台湾讲学，就有关碾压混凝土（RCC）筑坝技术进行交流。主持完成《水电站引水渠道及前池设计规范》(DLT5079—2007)。主编《重力坝宽尾墩台阶溢流面联合消能设计导则》（CQ/CHECC—002）,2007年6月颁布。编写电力百科全书中“泄水建筑物”条目。参加由潘家铮院士主编的《水工建筑物设计丛书》编写，编著有《坝内的孔口和廊道》一书。编写《水工设计手册》（第一版）第七卷“水电站建筑物”中第31章“深式进水口”；主审《水工设计手册》（第二版）第七卷“泄水与过坝建筑物”。。项目贡献编辑任安康水电站工程设计总工程师期间，主持汉江安康水电站的设计，主要贡献有：a.安康水电站两岸边坡地质复杂，施工期多次发生坍滑事故。根据不同部位 的地质地形特点，采用综合治理的措施，解决了施工中重大高边坡滑坡处理问题。b.在泄洪消能布置研究中，首次采用宽尾墩+消力池联合消能工。将宽尾墩的消 能机理应用在中孔消力池的设计中，采用折流墩的布置，解决了消能不充分及中孔消力池中的升船机排架在大尺度波动的动载荷作用下的结构安全问题。c.提出了 采用低热微膨胀水泥，将表孔缺口以上实行通仓浇筑，取消灌浆纵缝，使表孔缺口在两个月内抢至最低发电高程，坝体按时形成挡水能力，解决了工程实现1990 年按期发电的难题。该项成果获得电力部1993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担任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期间，领导和主持了云南大朝山水电站的设计，在工程设计中注意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不仅节省了工程投资、缩短了工期，也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主要贡献有：a,在安康工程采用新型消能工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采用宽尾墩— 戽式消力池联合消能工，并将溢流面改为碾压混凝土台阶式坝面。b,首次采用当地凝灰岩、磷矿渣（PT）作为碾压混凝土掺合料，为边远地区兴建水电工程和碾 压混凝土掺合料实行就地取材，节约工程投资，起到了示范作用。c. 在大坝基坑开挖中，根据本工程坝基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后，做出优化坝基开挖的科学决策，抬高大坝建基面高程，即减少开挖3万余m，又节省 了同样方量混凝土工程量，加快了工程进度。d.在施工中将开挖石渣利用于混凝土砂石骨料，并达到基本平衡，不再另辟人工石料料源场，大大减少了废渣污染， 为工程节约了大量投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e.决策采用枯水期基坑施工、洪水期导流洞和基坑联合过流的方案，节省了一条 导流洞的投资和工期，大大加快了工程工期。f.大朝山工程地下厂房地质地形条件复杂。经采用三维动态应力分析，合理制定开挖步序和支护措施，大胆取消尾水 调压井下游高边墙衬砌，为国内大跨度、高边墙地下硐室开挖、支护创造了优秀的工程例证。g.长尾水隧洞采用透水衬砌设计，节省了大量开挖、混凝土和钢筋工 程量。h.采用双向进水排沙廊道，解决了机组“门前清”的问题。社会评价编辑作风务实，注重科研创新，富有创造性，善于抓住工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多年来始终坚持深入工程一线，及时解决工程重大技术问题和难题，为刘家峡、安康、大朝山等多项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顺利进行，并顺利建成、投产发电做出了贡献。参考资料评论
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2010-08-03 10:42 文史参考 我有话说 字号：TT
林伯渠 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 张宝昌 口述 张事贤 整理 50年前，朱明因林伯渠的膳食问题，先后找我谈过三次话。首长夫人找我谈工作，当然不止朱明一人，但会送我照片，特别是那张她与林老在苏联莫斯科的合 影，令我极其高兴且又深感意外。多少年来，我只是看看而不能声张，因为林伯渠逝世后，她的变化很大，直至走上自绝之路。今天，当重新提及此事并细察相片 时，顿觉过去模糊的东西，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朱明点菜：林伯渠爱吃鲜软菜肴 我初次见到朱明，是1957年春天，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在中南海怀仁堂会演期间。有时，在西楼大厅看电影也能见到她。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 警卫局服务科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现场招待服务，所以没有说过话。真正因工作与她交谈并对其情况有所了解，是在林伯渠逝世前后的两三年。 从1958年起，林伯渠的健康问题就比较突出，配餐方面变化较大。为保证林老临时需要，朱明常会亲自打电话，要总特灶去人商量安排。那次主管人员正好去玉泉山参加干部定期劳动，领导便派我代替前往。走之前，还叮嘱我带上笔和记事本。 林家离西楼很近，就在怀仁堂后花园北边，一幢庭院略大，建筑严整的四合院，名叫“福禄居”，（林伯渠去世后，经过大修，又成为刘少奇、王光美的住 地）。一见面她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近来首长哪些食品吃得比较好，哪些吃得不对口，并根据保健医生建议，让我们多写些菜单出来，供她挑选。因我是代人去的， 又是第一次当面受示，故必须恭恭敬敬边听边记。诸如：首长年纪大，肠胃功能差，加上时有心痛感觉，又得过痔疮。因此要避免吃油大的，质地偏硬的菜肴，也不 能吃容易引起便秘的东西；对于鱼或猪肉，最好请厨师剁成泥酱，打成丸子，用砂锅炖透；素菜可多用些木耳菜、南油菜、菜苔、苦瓜，禁用辣椒；至于药用参汤， 则一定要兑水适量，加盖，大火蒸足两小时以上等等。她见我一条一条写得很认真、清楚，满意地点点头，说“好”。 没过两天，一个包括食谱在内的，备什么、做什么，如何派厨师到林家协助做菜或在总特灶定人为林家烹饪的具体方案出来了。朱明赞同新方案，也很欣赏我们 说做就做，办事认真的作风。不过她似乎还觉得对年轻人，仍有多讲几句的必要。她笑着问我：“你们除了业余时间上文化课外，还有政治课吗”？我回答：“文化 课每周6—8小时，政治课每周三下午，就是读报或听传达文件”。她又问：“学过党史吗”？我答“没有专门学过”。“那你知道多少林老和毛主席的关系呢？” 我摇摇头：“不知道”。 于是她提起精神一口气给我谈了五点：“第一、上世纪20年代初，各地产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毛泽东，上海有林伯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以共产 党员身份，参加国共合作并担任要职的，有林伯渠、毛泽东。至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委员有林伯渠，候补委员 有毛泽东；第二、1933年，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林伯渠任委员；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任财政部 长；第三、1934年，快到50岁的林伯渠又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他们同吃苦、共患难，为了革命，奋勇向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全党的领导地 位，林伯渠继续担任后勤保障的负责人；第四、延安时期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主席，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五、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当选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总之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末，整整三十年，林老总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又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胜 利”。 朱明顿了顿，接着讲：“林老常对我说‘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者；是驾驭革命航船正确前进的高明舵手’。而毛主席也 在成都会议期间，与林老交谈时，颇为动情地说：‘林老，不老。你的思想和行动总是像年轻人一样，有朝气、有活力，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 社会主义革命，你哪一次落后过？你能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这就是我们之间几十年在一起不变的老同志、老战友的思想政治基础’”。 听完朱明这一席话，我十分感动，不禁想到1956年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时，97名正式委员里，按得票多少排列，林伯渠的名次仅在毛泽东、刘少奇 之后，位居第三。连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云这些重要人物，都在林老之后，可见他在党内是多么的德高望重，受到拥戴。 朱明身材高挑，五官端秀，言谈举止，自然大气，虽贵为首长夫人，却不以首长夫人的身份自居。她话语中的用意极为明显：一、平等待人，关心下级。二、为 拥有林老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并且用行动证明，她是一位深爱林老，又能让林老非常满意的好妻子。事实的确如此，接下来的两年，由于朱明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林老的胃口有所好转，体力也得到一定恢复。评论
林伯渠后事：朱明请求不要火化 1960年5月，身体逐步好转的林伯渠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噩耗传来，全党悲恸。朱明更是痛上加痛。因为林老在住院的20余天里，开 始十来天并无病危症状，头脑清醒，思维正常。朱明以为像过去一样，再治疗几天就能回家调养了。可紧跟而来的严酷现实几乎将她击倒。接连数天，她常常一人呆 坐在林老生前的书房兼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谁劝也不管用，整个人完全变样了。尤其在对丈夫遗体的火化问题上，一再明确请求不要火化，变换为棺 木土葬。她强调，林老虽是共产党员，但早年也当过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有过几种身份的老人，可以变通对待。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总书记邓小平在西楼大厅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如何劝她理智对待林老的后事，并正确支持中央办好林伯渠的治丧事 宜。前去做说服开导工作的杨尚昆回来在餐厅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时说：“朱明听不进去，我只好郑重告诉她，实行遗体火化是组织决定，不是家庭问题。这个规定 是在毛主席倡导下，全体中央委员开会一致同意通过并都自己签名的，包括林老在内。文件尚在，你要冷静思考，不能违反。”其实，中央领导也清楚，朱明要比林 老小得多，痛失丈夫，态度激动，语言出格，可以谅解。后来朱明自己也承认：“当时我确实有些失态了，是不应该的”。 虽然她口头上认了错，但心里仍有难言之苦。有一件事让工作人员议论纷纷。在会客室里，陈设了一幅非常显眼的林老生前标准像，是用彩色油墨画成的，约有 二米多高，一米多宽。见过的人有的公开说：“太大了”。有的私下议论：“有点镇人”。而朱明则理直气壮地回应：“大有大的好处，不容易拿走，我天天都能看 到他、想念他”。 朱明赠送照片：“我同她（江青）不一样” 三个月后，在经历过林老逝世的悲痛，请求土葬及油画像种种波折之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警卫局领导得到上级指示：林老去世了，对于他的夫人还是要照 顾好的，毕竟她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老干部。同时，朱明自己为了改变眼前冷清哀伤的处境，提出要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领导指 派我第二次到林家。朱明见到我来，神情凄淡地说：“林老一走，我个人也吃不了什么，还是你们提供给我菜单，我选好以后，叫人打电话或是派人送去。每天按照 菜单做就是了，如果有特别需要，我会通知让厨师来的”。 这一次除了谈伙食问题外，没想到还跟我讲了些“题外话”。她说：“现在来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能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十分感谢，看来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了”！她说着说着，径自回忆起过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1945年，时年59岁的林伯渠和26岁的朱明在延安结婚，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婚后他们都能主动地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所以在生活上还是美满幸福 的。尤其是朱明，从一个单纯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到一个坚强有为的革命者，是同林老的言传身教和她自己的努力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她常陪林老 外出参观访问，加上家中一应事宜并不繁琐复杂，没有需要特别操劳之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荣耀与喜悦中。50年代初，经毛主席同意，林老前 往苏联一边工作，一边疗养，朱明陪同前往。他们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心：一起看芭蕾舞经典剧目；参观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欣赏苏联电影；品尝俄式西 餐。一张朱明身着连衣裙，戴西式礼帽紧靠林老的照片，便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幸福和欢悦。 在给我看完照片后，朱明随手挑选了几张对我说：“你看这些照片好不好？送给你几张作为纪念吧，这段时间你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过照片 说：“谢谢朱明同志。”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以后不要叫同志，称大姐好了。你们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吗？我比他们都小，不要那么严 肃。”我回答：“我们称呼江青，也叫江青同志”。她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说：“我同她不一样，她是过去上海有点名气的人，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不能跟她 比”。 这次见面，直觉告诉我，朱明似乎处在一种看不到光明与希望的状态之中。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说这些平常不说的话，看这些平常不看的照片，超出常理，必定事出有因，但因在何处？当时我是无法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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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自杀真相：匿名信戳痛了江青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 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 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映，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 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 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日传来朱明去世的消息，开始时界定为“错服安眠药过多”。几天后又说是“自杀”。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林老夫人出这样大的事， 那时上面不明说，下面当然不敢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把她忘了。而我却是异常纳闷。好端端的为何要走上自尽之路？怀着疑问并埋藏着有关三次谈话和相赠照片 的秘密，四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开会，我在现场服务，断断续续听到谈朱明的事。自杀已数年的她此时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牵涉到林老的话也 出来了，什么“林伯渠骨子里的旧东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想着国民党内的右派朋友”，“表面上他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怀、习仲勋和陕甘 宁边区的一批老家伙的”，“朱明的反动行为，林是有责任的”等等。我听到这种没有公开的议论，半信半疑，毕竟还不知道朱明曾写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历史 问题。 直到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她是解放后敢于让江青难受的第一人。“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为朱明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匿名信”里写关于江青的事，没有错误。 朱明这一生喜在参加了革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林老恩爱有加地度过了15年的美好生活；悲在她与林老的年龄差距过大，终不能白头偕老，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特殊环境下说错话、办错事、不知自我保护，过早地告别了她亦喜亦悲的人生。 《王芳回忆录》披露“匿名信案”始末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匿名信主要写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谈话，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看。王芳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厉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但局外人看得很清楚，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 工作也就升级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负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调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 员身上。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这里面包括 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 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就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本文摘自《王芳回忆录》，编辑略作文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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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烈编辑本词条缺少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林祖烈（1899年-1931年），号叔衍，湖南安福（今临澧）人。中共元老林伯渠的胞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的长女婿。早年留学法国，1924年初，受林伯渠、程潜的影响回国投身革命，先后任孙中山首创的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的前身）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人物关系
纠错中文名林祖烈出生地湖南安福（今临澧）出生日期1899年逝世日期1931年林祖烈（1899年-1931年），号叔衍，湖南安福（今临澧）人。中共 元老林伯渠的胞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的长女婿。早年留学法国，1924年初，受林伯渠、程潜的影响回国投身革命，先后任孙中山首创的国立广东大学（今 中山大学的前身）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时期，随军北伐负责外交事务工作，曾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1927年初，其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专员兼九江海关监督，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在九江的接头人，南昌起义前刘少奇在庐山隐蔽、养病，由他负责具体安排和对外联络工作。在北伐军到达武汉后，频繁来往于浔汉之间，为策划和准备南昌起义，以及后来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等做了大量工作。[1] 1927年底赴上海，不幸因病于1931年1月在上海逝世。评论
党史上的“通奸”往事：康生通奸事件回放(图)来源:多维, 发布日期:2014-10-01 标签 通奸 字体大小:A A A打印
文革期间，康生（右），蒯大富（中）陪同齐奥塞斯库（左）参观清华大学“五四运动”前夕，北大的一些学生首脑便已开始蠢蠢欲动。其中著名者如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组织了一个“学生救国会”。伟大领袖生前曾将政治斗 争总结 为两句话：“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而“学生救国会”自然也难逃这类窠巢。甫一成立，就很快南下北上串联奔走。1918年暑期，许德珩衔命到天 津、济南、上海、武汉各地同学生头头会面。据多年以后完成的《许德珩回忆录》透露，老许在济南结识了一位名唤张三洗的齐鲁大学的学生，其人当时已然是济南 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了。张三洗本名张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还用过诸如张叔平、张沄（又作张耘）、赵云、赵容等，但都不如他于1933年在苏联起的化名更令人谈之色变—康 生。在康生的一般性传记中很少人提及“张三洗”这个名字，事实上，“张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为敝帚自珍的一个。何谓“三洗”，早年的康生将其解 释为“洗心、洗脑、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将其解释为“洗脸、洗脚、洗屁股”（康生患有痔疮，后用温水坐盆的方式得以缓解，因之，康生戏称“洗屁 股”）。康生生父兄弟三人，均有“堂号”，老大曰“北树德堂”、老二曰“南树德堂”，老三曰“宝善堂”。康生本人也有一个“堂号”，即“三洗堂”，他曾自 谓“三洗堂主人”或“三洗堂老人”。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自陈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因此同“地主家庭”“决裂”云云。后来康生臭了，这段 历史受到党史教科书编撰者的质疑和否定。且不论康生是否参加过“五四运动”，仅就许德珩南下北上会晤的学生代表的名单天津张泰来（张太雷）、郭隆真；武 汉恽代英；南京林祖烈（林伯渠弟）；上海张闻天、沈泽民；济南张三洗来看，康生的响当当的程度已经不低了。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康生结识了一位好友兼战友，大名叫李松野，别号“东歌”（取义辛词“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康生在山东家乡同陈宜结婚，李松野也找了一个女伴，大名叫曹文卿，曾用名“曹蕙芬、曹淑英”等，还有一个曾用名叫曹轶欧，这也是大名鼎鼎了。曹文卿有位妹妹，叫曹文敏，后来化名苏枚，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颇为有名的女性，她的几任丈夫都在党史上有相当影响。李松野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沪西 区委书记，康生也在上海。李松野昼伏夜出，她的老婆曹轶欧也不甘寂寞，很快与康生打得火热。“朋友妻，不可欺”，康生因为宗奉主义，早已不把这样的“陈词 滥调”放在眼中，康生的春风度过了曹轶欧的玉门关的同时也被李松野撞个正着。康生是李松野的上级领导，李松野愤怒异常，转而投奔国民党，改名叫李应臣。李应臣回转山东，担任山东省反日会主席，在一次偶遇中，他意外地发现了曹文敏（苏枚）的踪迹。适时，曹文敏已经改名叫曹更新。今人清秋子所著《国 士牟宜之传》第181页转引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史志办提供的史料中称苏枚为曹根心有误，应作曹更新李应臣就此做通了苏枚的“工作”，一举抓获了包括苏枚的 丈夫刘晓浦（省委秘书长）在内的多名组织要人，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等。被捕入狱的这批人除开苏枚，其余的均被枪决。刘谦初的妻子 张文秋后来回忆说苏枚自首脱党，但却在康生的“庇护”下重新入党。苏枚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厄运却并没有结束。她嫁给了另外一个长期从事锄奸等项秘密工作的头头楚文。楚文是广东汕头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担任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1935年7月，陈云秘密从长征途中返回上海，就通过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找到楚文，由楚文安排陈云住在朱军的楼上。不久，苏枚、楚 文按照组织的要求前往苏联。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让苏枚再次成了寡妇。苏枚从苏联被遣返回国，途径新疆留了下来做中学教师，并结识了黄火青，与之结婚。那时节的黄火青还叫黄民孚，公开职务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会长由盛世才兼任）。黄火青同苏枚在延安时期感情生活很好，所育幼女玛霞两岁时死于缺水，后傅连暲赶到给注射生理盐水，但已告不治。黄火青晚年回忆到此 还不无心酸地说：“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40多岁。”遭遇了连失两女（苏枚同刘晓浦育 有一女，出生后送人抚养，故苏枚不知其下落）的苏枚偏偏在上厕所的当口碰到了土崩滑坡，右臂当即骨折，可谓祸不单行。1946年5月，苏枚在张家口产下一子，名苏涵。随后被时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的黄火青接走。在此前后，黄火青与苏枚的婚姻开始走上末路。黄火青的次 子黄毅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党校没几天就听到了关于父亲黄火青同继母苏枚不和的传言，并说黄火青和另外一位延安女子大学出来的女同志很要好。作为人子的黄毅诚 还去看了继母苏枚，劝告苏枚：“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事后多年黄毅诚说：“因为我知道，舆论和组织上都是支持她的”。可是，苏枚在气头上 还是走掉了。黄毅诚回忆道：“父亲（黄火青）可能也希望她离开这里······。”苏枚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没做成贺子珍第二。然而，二人的婚姻终于完蛋 了。1948年10月，黄毅诚再次看到老爹黄火青时，老黄告诉儿子，他和马新结婚了，苏枚回了山东。重返山东的苏枚自然又与姐夫康生、姐姐曹轶欧见了面。在有关康生的传记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康生与苏枚通奸的记载，但究竟本从何来则从未见过 明确的史料源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指五十年代在杭州，因康生与苏枚的奸情被曹轶欧撞见，苏枚羞愧难当以至于跳楼自杀未遂。关于苏枚跳楼一事，凌云在回忆文 章中予以证实，可凌云并没有谈及此次苏枚跳楼的起因何在。另有康生秘书沙韬的战友王涛江之子撰文于《百年潮》上的回忆文章也证实苏枚跳楼，至于起因，该文 只说：“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 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不过，该文中有一段也颇耐人寻味：“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 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如果康 生真的与苏枚有染，那无疑是党内通奸历史上比较难得曝光的“双飞”故事了。1967年4月6日，任职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的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身后掀起轩然大波。“苏枚被谋杀案”搅动大批人被关押、受刑以至于被打残和逼 疯。苏枚死后不到一个月，黄火青即写诗一首缅怀前妻，诗曰：“天山冰峰泪成河，延安道旁寒风号。病中幸逢痛永别，苏儿长成堪自豪。”苏枚一生四次聚散，所 嫁丈夫如刘晓浦、楚文死于非命；如黄火青、张鼎丞在她生前最后片段或看管或卧床，其人凄怆一生多少可以折射出革命的本来面目。苏枚有子苏涵，也和苏枚一 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苏涵育有一女，名苏知涯，如今也年近四十。评论
程孟兰编辑本词条缺少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程孟兰（1907年 -1986年），女，湖南醴陵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长女。上海中西女校毕业。中文名程孟兰出生日期1907年逝世日期1986年籍 贯湖南醴陵
曾任上海惠风女校教员、重庆《烟类公报》编辑、贵州省科学馆干事。解放后在中南科普工厂总务组工作。1962年被聘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0年转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6年1月30日在陕西安康逝世。评论
这些人，整体就写一些胡说八道东西，没一个好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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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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