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生活信息刘亚洲的一次演讲

在加拿大

我 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 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只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 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自己穿衣服也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 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的却是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 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子，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 经》就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 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来打转。我认为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 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 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地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个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我们 后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 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 断：中国发明了火药，这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这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的堡垒怎么没被 冲破？反而更加坚挺？！我们国防大学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说是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给锁 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 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所以我认为中国失去海洋的关键是历代统治者他没有海权的观念！② 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 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中国为世界文 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 内事物则是刚；而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的书中做出过这 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而美国文化者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 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请想想看，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的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 们竟然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的莱芜战役，仅三天我军就歼灭了敌人七个整师五万六千多人。战后，王耀武抱怨道：“就算是五万多头猪，叫共军抓，三 天也抓不完啊！”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 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 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 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 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 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 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为此落泪了。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了。“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 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 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 人！当时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是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 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 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于像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央视台国嘴们如何评介“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听――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 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 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 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却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 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我国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 了，只有两个活着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 多孩子都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中国制造”。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 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现在把这思 考也说出来给大家听听――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 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 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 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 ――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就是实现了 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晨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是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啊！你看我们住的就像 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 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的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 遥远的列强说不！”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 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 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美国不希望中国强 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 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极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 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之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 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 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 止不前。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 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 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请站出来……下面轻 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 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听此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9•11” 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 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也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 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 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还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去仇视呢？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 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 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 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 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 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 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 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 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 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 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 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 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 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 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 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 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 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 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 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 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 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 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 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 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 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 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 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 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 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美国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这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又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什么“9•11” 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这些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都空军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也开短会。我来成都空军，首 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 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 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上岛去吃他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 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 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这才 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权力这种东西的反感和厌恶！“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今 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 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 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 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 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 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 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 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 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 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 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 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刘亚洲简介1952年10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刘亚洲为原三野21军187团政委刘建德之子，在5个子女排行第二。7岁时被父亲送到军干子弟学校――太原市育英小学读书。1965年，刘亚洲小学毕业，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14岁的刘亚洲也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他曾和红卫兵战友一起到北京参加革命串联。1968年父亲刘建德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187团“英雄八连“去接受“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阻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当时刘建德任营教导员。在“八连“锻炼一段时间后，刘亚洲正式参军。他在连队从战士开始，升任副班长、班长。1970年11月，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升任排长。1972年大学第二次招收工农兵学员，20岁的刘亚洲被军队选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长篇小说《陈胜》于1977年出版。大学毕业后到空军联络部工作，创作了一系列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1984年，中越边境有战事，随军采访，负伤，创作了战争题材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引起反响。1984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6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系客座教授。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93年改为空军上校军衔并晋升空军大校军衔；1996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2003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上世纪80年代，刘亚洲曾以部队作家身份一度闻名，著作颇丰。90年代后刘亚洲曾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200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2009年12月到至今，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2012年7月底，为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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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王怡：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最近，作家出身的中国空军副政委、前朝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刘亚洲中将，成为中共党内引人瞩目的敢言者，和军内少壮派的锐利人物。尤其今年 以来有两个事件，一是1月份他在昆明军区的演讲《信念与道德》在网上流传后，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注目和更多人的惊讶。二是最近的大陆反日浪潮，刘亚洲等军方 势力筹划的“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胡锦涛阻止。以他为首的10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举动部分扭转了近年来国内 民族主义愤青们对他“亲美亲台”的攻击。刘亚洲等军中少壮，反过来成为了国内反日浪潮的标榜与奥援。 64屠杀后，当权的“党内民主派”早就灰飞烟灭。中共党内的异议群体无论是左翼原教旨主义的邓力群等人，或者右翼亲近自由主义的李锐、李慎之、朱厚 泽等，统统都是靠边站的边缘势力。十六年来，中共党内的实权派人物，即便是直言无忌的朱基，也不敢以民主派自居。但这位刘将军却公开激赏美国的民主制 度，抨击党内的腐败和专制，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他凭着太子党的位势，能在军内外频频发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触碰的敏感话题，甚 而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的批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 如他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批评说，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和对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 的打压，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种口吻几乎与异议人士如出一辙。这使刘亚洲的声望迅速越过军队大院，散播于社会。人们觉得党内甚 至军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再次出现了。连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被这种假象迷惑，称赞刘亚洲是“太子党的叛逆”，告诉读者要以知识分子而不是太子党或职业军 人的身份去看刘亚洲（樊百华《值得关注的刘亚洲》）。 年初，有人将成都军区的一套内部书籍送我，分别是刘亚洲的5本书《西部论》、《农民问题》、《甲申再祭》、《广场偶像的神坛》和《胡耀邦之 死》。加上网络流传甚广的《大国策》、《美国论》等。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大部分政论。却丝毫不敢有樊先生那样溢于言表的欢喜。樊先生从刘那里看见蒋彦永 医生的勇气，有人却从刘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而我最现实的一种顾虑，是中共的太子党、中共的空军又出了一个林立果。 别忘了三十年前的空军作战部部长、林彪之子林立果，其实是那个时代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他比我的父辈更早的喜欢美国、反对独裁，喜欢约翰列农的摇滚和 好莱坞电影。因此他也比我的父辈更有与专制为敌的胆气。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是共产中国最早的一份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文本，觉醒程 度，其实远高于同时代那些被我们敬仰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批判林彪而硬着头皮下发的这份纪要，却成为启蒙一代人的文本。 军人干政的梦想 历史再次雷同。在言论禁锢十数年后，捅破窗户纸的大胆呼求再次发生在党内，而且在军内，而且在空军内、而且在空军的太子党内。这和刘亚洲的观点也不 谋而合。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刘反复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大国策》）。在谈到军队时，他则强调两点，一 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 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 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信念与道德》）。并将64屠杀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 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 梦。我们谁没有一个强国梦呢。但区别在于，第一，我们的自由梦永远高于强国梦。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与空军政委刘亚洲划地为界的地方。第二，我们自己去 梦，和由军人们替我们去梦，之间更是天壤之别。 身份的叠加，也是解读刘亚洲现象的一个关键。把他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最天真的误读。刘亚洲本质上是军人。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无不出自职业军 人的本位。如他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虽然对台湾问题存有不同看法，但只要军委下令开战，他就会像机器一样绝对服从（《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像他 讲的故事里那些战士一样，在朝鲜战场上宁愿被活活冻死也绝不吭一声。这正是他对自我身份混淆的一种辩解。意思是我发表不同政见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 在战场上仍将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军人。所以他才对在64屠杀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但这其实是逻辑混乱的 诡辩。因为军人的绝对服从，不仅仅在战场上。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做绝对服从的军人，这之间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他认为抗命的军人“操蛋”，但在比他更 坚定的军人眼里，他那些有违军人伦理的大逆不道之论，又何尝不“操蛋”呢。 刘亚洲的全部思想之所以充满了种种混乱，新与旧的揉和，左与右的跳跃。除了理论素养不逮外，根子上的问题就出在角色的混乱。不久前我一位媒体朋友去 做刘亚洲的专访。我们一起讨论时，他上司开玩笑说，你第一句话先问他未来是否想做总统。我说这话应该问得更技术化，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想中，军人、嫔妃和 太监都是不准干政的。“而你是想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想做一个将军呢”？他的发言到底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以现役高级将领的身份，这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后者就意味着军人干政的开始。 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 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 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更是亚洲和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经过20几年的思想启蒙之后，仅仅看到刘亚洲在观念上与自由知识分 子的那些相似处，或者为这些观点出现在军内高层的口中而感到兴奋。我以为那是政治上一种最幼稚的看法。 国家主义崇拜 以前有消息说，一次研讨会上，有将领向学者询问未来出现政治动荡时军队进行接管的可能性。军队因素，始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隐患。而我们对这个 隐患一直缺乏作出评估的能力。至少在刘亚洲之前，公众完全不知道军内将领如何看待未来的制度转型。而刘亚洲在公共领域的亮相和迅速崛起，代表着军内的智识 阶层开始公开发表他们对未来制度转型的政见。 某种意义上，公众害怕看到军队具有思考能力，就像害怕看见一支枪、一部机器具有思考能力一样。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 （即使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里，最理想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 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但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自我思考这一切。意味着对军队内部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 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在今天，专制构成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瓶颈，其中也包括军队。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 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最终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军队要强盛，就非得变专制为民主不可。军人们手握枪杆， 对于未来显然比党内的文官体系更有勇气和想象力，敢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稳定”（《大国策》）。在2004年的《甲申再祭》中，刘亚洲痛心疾首的认 为，“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在2005年10名将校反日强国的呼吁中，又几乎原文照搬了这句话。 但刘亚洲等军人如同robot（机器人）一样的觉醒，不一定是值得欢迎的。其一，经过百年循环，这种民主观不过停留在甲午海战后维新派对于西式制度 的工具化理解上。刘亚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认为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是强国强军，而不是个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梦的实质。这是令人可悲的的一点，冤枉走了一 百年，以真正的精英自诩的太子党翘楚，还是执著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在军人形成惯性的残酷思维下，并不把个体的自由当作根本。 这是职业军人的必然逻辑。因为在军队和个人自由之间，缺了一个民选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军队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它的合法性只能借助文官政 府，不可能直接从分散的民众那里获得。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民选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 呼求，是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 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 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在这种国家威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就是与老百姓的自由梦为敌的。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 国也可以随时翦灭。军人们的民主观永远是国家至上、工具论和机会主义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亚洲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却又坚决捍卫64屠杀。为什么他认为 “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为什么他主张思想多元，让人们说话，但又强调“经营信仰，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大国策》）。为什么他重视宗教和道德，却又认为西藏问题的实质是放弃了毛主义，让藏人回归了对达赖的信仰。为什么他批评中央集权注重地域性因素，又挥 斥方遒的建议打乱划分新疆和西藏的省界，来对付藏独、疆独（《西部论》）。 其实刘亚洲的民主论，更接近于邓力群的左翼民主和激进民主。而不是李慎之、李锐等人的右翼民主。他的基本立场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刘 亚洲对道德和信仰力量的强调，也带着原教旨主义和道德理想国的气息。他对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备至，对市场化泛滥和私产入宪的批判则与新左派如出一辙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未有过批判与反省。他对自由、宪政和法治缺乏理解，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权，二是励精图 治，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国策》。 军国主义的噩梦 在反日浪潮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总被视为一个正当性的理由。但可悲的是，今天的日本就政治制度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而言，几乎是全世界所有 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远的。而中国却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评价“刘亚洲现象”及其军人干政的潜在危险。因为轻易而举的， 就能列出眼前无数的军国主义症候来。 其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世界军事报道》等，并对每一种武 器和每个国家的军衔制度津津乐道。这些刊物加上军方控制的大量新闻媒体，是90年代以来，煽动培育大陆青年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反日、反美、反台激情的一个重 要温床。 此外，中国也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军事话语，行政机关模仿军事话语和军事管理，呈现半军事化的特征。所有大学生甚至 一些中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建军节”的影响和规模远远超出军队，各地党政部门都要组织举行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有大量军事节目。 军队还豢养着全世界最庞大的作家队伍和演员队伍。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演员都来自军队。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 的国家之一。 其三，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军区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叠吻合的国家。这导致了军队对地方行政的宰制地位。使一切军区实质上都是警备区，一切军队实质上 都是武装警察。因此长期来均以“党、政、军”称呼地方当局。或有四大班子、五大班子的说法。中国也是少数在城市中驻军的国家之一，军队在各大城市拥有大量 地产，成为各大军区所在城市中最大的地主。 其四，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国，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党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下降为军事专制。 此外，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宪法上不为最高军事统帅设立任期限制的共和国。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军委主席却可以连选连任，不受限制。 其六，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现役军人担任民意代表的国家。在历届全国人大中，军人不但担任人民代表，而且军队代表团永远都是名额最多的代表团。尽管人口最少的省份也比军队的总人数要多。 在这种局面下看待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顾虑，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而在这种局面下看待刘亚洲等少壮派将领对社会政治话题的介入。无论他们的口号是民 主、法治还是国家、民族。他们迫不及待的声音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激情包括他们值得尊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都是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必须戒备的。因此我提醒那 位专访刘亚洲的朋友，做这个报道必有负面效应。因为新闻禁锢，你无法说出完整的真相，揭示刘亚洲现象背后军人干政、或以军队力量促进政治改革的危险性。于 是一份有助于扩大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无权质疑这种影响的报道，对我们所顾虑的危险就是一种纵容。因此，质疑他在现役将领和知识分子双重角色、双重伦理之 间的冲突和混乱，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表述。如能促使刘先生对此躬身自省，抑制自己的爱国与思辩热情，认识到军人的爱国之道就是政治中立之道，则善莫大焉。 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一定会来，最坏的方式就是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刘亚洲的涌现使中国知识界一直担忧却无力探讨的这个问题开始浮出海 面。我们是知识分子，只有一张嘴巴，但刘亚洲们不是。他们除了有嘴，还有枪。除了有枪，还有政治贵族的牌照。用刘亚洲本人颇为自得的话说，“在军人中我读 书，在读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胡锦涛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robot们更 普遍的疏离倾向。因此如果民间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走到党内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中共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 英们选择干政，就必将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躲闪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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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樊百华：王怡对刘亚洲的判定未免太过评价中国的党政军要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总是乐此不疲，至少中国的农民，并不惮孤陋寡闻，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到江泽民、胡锦涛，从彭德怀到胡耀邦、赵紫阳，我猜有几亿人各自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极其简单的评价。大概这几年老百姓兴趣大减，或许大学生不知吴邦国、曾庆 红何人者大有人在。幸也不幸？不知道了。 一个关心世事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的人，一个几十年面对散发着棺材味官话的人，一个日常生活极度贫乏的人，一个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不陌生的人，一个差 不多被官方盯死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做不成的人，一个孤独得连普通市民生活的杂多都没有的人，这样的人看到中国军队高层刘亚洲的相关言论，感到耳目一新甚至 有些兴奋、有些许指望，我看是很正常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与中国的牵扯不一，但我相信，当朱学勤称赞温总理在美国的讲话，当东海一枭戏呼温总“万 岁”，当 2002年一些朋友看到新党魁说“尊重宪法的权威”，后来又说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而给予热情肯定时，乃致当刘晓波肯定 王朔时，当蒋庆被当着自由主义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时，当范亚峰看好“政法系”时，当我也曾经投以敬重目光的所谓“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推崇“技术官僚治国” 时，当一大批宪政人士与“依法治国”、“三个代表”相呼应时，……我便首先从某种可以理解的期盼省己度人的。 2004年8月间，刘亚洲的几篇文章使我的暑假生活少了点沉闷，看过即在张伟国先生主编的《议报》上发表了《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对刘亚洲先生 的政治面目做了一些具体评价。最近朋友传给我王怡的文章《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据说全本首发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观察》，我才知道我对刘亚洲的 评价，过于拘谨了。在陈子明先生主持的《改造与建设》上看到张耀杰推荐的王怡文本（漏载了不知是何刊的“编者按”），我觉得王怡文章的好处是：不光是给我 提了个大醒。如果刘亚洲是又一个林立果式的人物，并且是党国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人物，王怡的文章功莫大焉。 我这里不想说王怡的忧虑是杞人之忧，这个问题严格讲不具有可讨论性。如果以刘亚洲的文章为根据，那么，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应当是：刘亚洲是一个体现了多种可能性的人。王怡不无根据地突出了刘亚洲的某个侧面，也就难免过于敏感偏窄了。 首先我要对官场说个总体意见：总体上我对现在的人物一个也不看好。至于中国必会到来的风云际会之际，高官中哪些人会突出重围走向街头与民间会合，不 知道，我的态度是：可以指望，但不必指靠；不管是谁，哪怕他（们）曾经有过血债，只要真诚地站出来洗心革面，我就支持他（们）。 1998年我曾经与一些民运人士发生过较多联系。面对种种烦人的内耗，我曾经说过：按规则办，哪怕李鹏被缺席推举为民运领袖，也要认。这当然是一种 程序主义的看法。在波黑战事中，我紧张思考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问题，我思考的结果是：在政治舞台被专制权力盘踞时，谈论程序正义、宪政法治、秩序控制 等等客观上不是有害的也至少是无力的。实际上，在有了例如秦晖先生渴望的底线之后，强调程序正义才是有益也有力的。 问题转换到：这个底线本身是什么呢？首先是程序正义呢还是实质正义呢？我的看法：相对于专制社会而言，秦晖的底线首先是实质正义；相对于结束了专制后的将来而言，底线才首先是（但当然不完全是）程序的正义。 现在的中国实质正义基本上没有，实质正义的阙如已经说明还远远谈不到程序正义，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如果离开“赵括谈兵”，也大可以说是显规则，显到了十亿人都烂熟于心、泛行于行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谈论程序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争取最基本的实质正义并将之固化为初始正义程序的过程，当然是例如余世存最近在汉语研究所写作奖致词中说到的革命过程，也就是例如罗素早已说到的 “违法即法”过程。秦晖说到宪政是议会政治的副产品，我理解还可以扩大了说：宪政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副产品。这个思考是符合几百年来几拨民主化浪潮的 史实的。否则，你将“宪政是驯化统治者的政治”或者例如“宪政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说上无数遍，有宪法无宪政的现实也不会改变的。这里面的道理其 实大可由尽人皆知的秀才遇到兵的隐喻，农民们都通晓的明喻，来透底道尽的。所以我才在最近发表的《为什么和怎样谈论中国的政治力量》一文中说：如今讲宪 政、法治、秩序等等已经成了安全的时髦、一种最新的精明，是无碍于“官家资本主义”巩固其“新秩序”（在萧功秦们那里的时间期望是至少延续到2030年） 的“民间舆论”。我这里要进一步挑明了说：这种讳言正义、反对革命的“伪自由主义”，是中国式个人自由（回避政治要害）的处事机巧。正用得上周作人的话：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外乎立身处世。基于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即使在谈论“郎旋风”时，似乎也完全与秦晖无关，这样一种言论局面是多么吊诡了！ 既然中国是如此地恍惚不定，那在对于政治人物的预言性评价上，当然就不应当说得太死。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最后的“简单结语”中说到： 中共克格勃的势利眼看到的蒋彦永是“天真”的。其实，当年瓦文萨、哈维尔、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无一不被说成“幼稚”、“螳螂”、“敌人”…… 在中国， “如何做”往往都具有意想不到的情形，于是，“如何说”成为相当重要的“事情”。……如何说固然重要，如何面对今后则更为紧要。中国民众及其言论群体无疑 是中国聚变的最伟大的资源。人们不会要求刘亚洲先生做得太多，但会要求他与党政军内的现代政治元素共同负起该负的一份责任来，例如使军队真正成为具有现代 政治立场（不干政、不欺压民众）的国家公器的组成部分。法国革命时的军队是值得纪念的，苏联和其他众多转型期国家的军队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他们用明智的 政治中立减少了人道灾难，或者拯救了各自的社会。成熟的人们不会也不应当草率支持什么，除非这一支持意味着站在了一起，成为确定的明智而及时的行动毫 无疑问，这样的民众行动才一定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将决胜。所有没有和平过渡的方便与幸运的社会，无不由民众及其经过长期苦难考验的，因而是真正的道义 代表，来解开传统政治终结的死结！在此之前，任何明智的言论、构想都至多只有精神模拟的意义沉溺于此、不屑于此，都是常见的却也都是不足为训的。 王怡说得很有道理：中国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但舆论多认为中共连武力统一台湾都不敢，终于镇压反日实出于害怕日本（而非出于和平理 性），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综合起来，这个党国能不能真正崛起、即便崛起了会不会让周边国家鸡犬不宁，也即走向军国主义的可能有多大，王怡的意见当然只是一 种持之有故的推想。 王怡列举的中国最近于军国主义的六项事实，我看主要还是说明了党国政体的混乱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党军一体，以及对内的国家恐怖主义。即便这个党国既 不怕民众也不怕洋人了，对外的军国侵略性远远不是当下反美反日反台独的姿态所能预示的。因为，因为这里面暗箱政治较量中争夺狭隘制高点的成分居多。最近或 者以前刘亚洲的相关文章中就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论调，我的看法是内部政治意义较多若干年来共产党的所有外交乃至对外开放言行，用心基本上都在向内 的统治，并且暗的远远多于明的，对付外面主要是利益笼络性的拨乱，用得上鲁迅说的捣鬼有术然有限。至于刘亚洲言论够不够得上军方顽固派或者鹰派（中国军方 有内部政治的顽固派，但恐怕没有对外的鹰派，当然鸽派也不大可能有，有的是所谓“韬晦派”）言论，这需要从刘亚洲（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实际地位来判定。传 言中的被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看好的江核心不是说统一台湾早晚要干一杖么？从刘亚洲经常引用江核心语录看，刘算是上海帮中人了？ 王怡应当不同意这样看，因为在王怡眼里，刘亚洲是讲民主不讲自由的，这当然与被扬帆、王小东们指为请来外商毁灭公有企业的“三个代表”不一路；刘亚洲是反对社会不公主张社会正义的，这种被一些“自由主义者”判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了，更当然很不江泽民主义的。 其实，王怡关于军国主义的危险显然还有未想清楚的地方。王怡一方面说：“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 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国，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党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的文官 体系就下降为军事专制。”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即使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 里，最理想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 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那么，中国究竟是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呢，还是一个哪怕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控制着军队的国家呢？ 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供王怡进一步思考时参考：如果说党务是文员，军务是武员，那共军既姓共，理论上便没有独立的军务可 言。尽管很多农民都知道共产党就是“枪杆子主义者”，但你要真是说共产党与军队的“法治”关系，还真说不明白。我对宫廷政治没什么兴趣，如今人们对到底是 中共政治局领导军委、还是军委领导政治局，相应地，从“重点论”意义上说到底是胡锦涛大还是江泽民大等等议论纷纷，说明宫廷政治的幽暗与混乱。如果从传统 政治思想源头的“正名理论”看，共产党确实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硬伤。从现代国家秩序理论看，就更是一片混乱了。 我的意思是：党国主义不好，军国主义也不好，党军合一主义最最坏。“党卫军”这个词就是最最坏的历史证据。这个词与刘亚洲或者与军国主义什么关系 呢？有关系，但要说一定是王怡所认定的关系，不错，但对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留有余地。因为普京这两年又成立了30万“青年近卫军”，但我敢肯定：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去不复返了！我不相信倘若有一天刘亚洲取得了元首地位，他能成就一番中国希特勒或者东条英机的大业。中国至多是一个永远最近于 军国主义的国家，但如果这样烂下去，怕是用不了几个月、几年，连同王怡的担忧都会交给新联合国观察团当作远东报告的背景材料了。 吴敬琏是一个坐标 （续二） 经济学家吴敬琏需要经常发表公开言论，但他的言论很少引用政要语录。 刘亚洲经常像一个平庸的宣传部长那样，引用邓小平、江泽民语录。为什么要引用？值吗？不值，你不引用不会减少什么，引用了却多了，多了什么？不是多 了对党国的忠诚话语套磁是与“表态”、“站队”差不多的玩意，主要对“官场人脉照应”有用，与党不党、国不国的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多了点平庸或者 滑头。我这样说并不是责人太苛。我认为经过1989年，一个有些思想和操守的官僚，即使你没有光明抱负，也需要做到公开言论上的清洁，即使你的言论没有异 议的影子。当然，例如与官场宵小们小范围说话（这当然是大量的经常的）自难“免俗”。但只要是“非工作”思想言论，纵然不能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等等 较劲，也应当主要用自己的语言围绕例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可以借题发挥的口号说话。 我很不喜欢当了13年党魁，将中国陷入极度不公正的江泽民和他的同僚、幕僚们。但我喜欢吴敬琏，因为他的公正关怀，他首创的“权贵资本主义”一词，凝聚了对“专制腐败”的极度愤慨！ 吴敬琏不援引政要不是偶然的。 一般说来，现在还没有必要呼应政要的言论，即使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样的好“提法”，也没有必要谈论“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与 “四项基本原则”的区别，而是要围绕起码的公正（例如何晓晴们在股市领域、像肖雪慧们在教育领域、像秦晖们在产权改制领域、像易宪容们在金融改革领域、像 记者谢光飞们在房地产领域……），至少抓住一个大问题穷追不舍。这样的穷追不舍，可以从行政操作入手，也可以从法制改良入手；可以抓住个案，也可以抓住例 如教育乱收费等某一侧面，但一定不可以放弃“具体的政治批判”，离开政治层面的批判便没有可靠的建设与发展，越是“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或者沉溺停 留于“政治问题法制化、行政化、操作化”，越是会延缓真正的建设与发展。 这里，我忽然想到了经常出现在例如“央视论坛”的陆建华。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幕僚或者开明知识分子，可以保守可以不到位，但一定不可跌份错位，出不了好主意，但一定不出坏主意、馊主意，公开言论可以不怎么“自由化”，但一定不肯拾人牙秽。 吴敬琏先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坦率说，吴敬琏先生也是我判断种种人物的一个人格坐标，“正义感”是这一坐标的核心！在他的一边是（言论品质的） “体制内”，在他的另一边则是“体制外”了根本一点就是看你的言论有没有强调公正、反对严重不公的道义良知。那些明里暗里不敢直面“秦晖底线”的言 论，连吴敬琏的气象都没有，例如竟肉麻到吹捧“技术官僚治国”，这样的言论家肯定是很缺乏操守的。 刘亚洲在许多非军事话题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并不是像王怡批评的那样以民主排斥个人自由的作为一名“太子党高官”，他的许多言论本身就是 “自由的尝试”）唯独在军言军的言论，像时殷弘们热衷于大国战略、强军强国那样，疑点多多，加上例如将中国问题归结到“文化问题”，在1989年的记忆中 突出渲染“军人的牺牲”等等，不谈清晰明确（那是要求刘亚洲挺身而出的“天真”、“幼稚”？），刘亚洲的思想确实需要从他的“非公开言行”（包括他的日常 生活方式）来综合考量的这当然是难以做到却也未必需要做的工作：可以关注他，但何必在意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国的事情连胡锦涛是什么人都意义不大了。 我已经说过：关键还看或迟或早总是要发作的大事变中的公开作为有没有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这些年一些“秩序宪政主义者”和“东方自由主义者”总是对“民 众”表示轻蔑；总想通过例如司法独立免除“民众革命”的可能；总要将20世纪的灾难归罪到“五四激进主义”看看毛泽东们是什么品质的东西嘛，那是以 “新文化运动”为精神主流的“五四激进主义”吗？他们对作为人权的“群体上访”、“田野抗争”、“拆迁户们成堆哭喊”也直摇头呢！他们的“口头禅”是 “程序正义”、“依法起诉”嘛！ 王怡批评刘亚洲的文章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即他间接得到了刘亚洲的一些非正式出版物，联想到王怡给朋友寄书被查扣，我是连讨论自由与民主之关系的理论兴趣也没有的。 顺便再一次说明：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中曾说到《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好像抄何清涟”嘛，后来何清涟也首先借《议报》声明《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是她写的，不是刘亚洲写的。王怡肯定是因为忙，未能了解相关情况。但这已部分影响到王怡批评刘亚洲的公正客观。王怡说：刘亚洲“对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备 至，对市场化泛滥和私产入宪的批判则与新左派如出一辙（《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未有过批判与反省。他对自由、宪政和法治缺乏理 解，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权，二是励精图治，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国策》）。”我说“部分影响到”，是因为王怡作为“强 调秩序仅次于共产党”的“宪政论者”请原谅我在这里想到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中，一位法西斯军官的道白：“秩序是至上的”。王怡应当也像刘军宁说过 的那样，宪政秩序不可与专制秩序并论……与其他一部分“宪政论者”一样，王怡在这里明显表达了对社会公正的忽视，这当然是不健康的表现。 一些 “宪政自由主义者”当且仅当与例如所谓“新左派”论战时，才甚至以秦晖为例表白“比新左派更重视公正”，一旦离开此争论语境，他们则例如明里暗里说秦晖不 是自由主义者，至多只羞羞答答地说秦晖是“自由左翼”按照秦晖自己的言论，所谓“自由左翼”至多是其“底线”之后的可能选择，因为支离地看秦晖，秦晖 当然也已经被一些论者不无根据地称作“自由右翼”了。与此相关，即使在“5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续篇”中，王怡在何清涟条目中的用语也不无对公正关怀的 “微妙”心态。将《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视为“新左派”论文，当然是对清涟的不公正，也是对“复杂”的刘亚洲的简单化。看看刘亚洲对毛泽东的大量“微言” （例如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内放鞭炮的鞭屑炮灰多到用卡车拉），看看刘亚洲对苏联剧变的评论，不难看到刘亚洲与“新左派”至少在言论上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然 也有重大一致事实上，在国家主义上，萧功秦、冼岩、康晓光……等等与邓力群、韩德强、左大培……等等，一致不也是主要的嘛！） 中国思想界在言论上清晰澄明的很少，加上人格操守考量，清晰澄明者就更少了。 王怡又说：“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胡锦涛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robot们更普遍的疏离 倾向。因此如果民间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走到党内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中共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英们选择干 政，就必将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躲闪的命运。”我不知道王怡否定的理想主义与例如朱学勤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关系。我想，“少壮军人集团”与“军内有识之 士”是不同的概念，把理想主义送给他们不管是否可靠，都与把公正送给“新左派”一样，非但没有根据，倒见到一些“宪政论者”与“威权秩序论者”的“稳定压 倒一切”同样平庸的一面的。 我对吴敬琏等不多的老年学者颇多信任，他们也有一些我不满足的地方，但他们历经沧桑，人格稳定有操守。他们极在乎公正。中国的走向自由民主，必须从最具有压力、张力的公正切入，离开这一点，很可能对暴富阶级放弃应有的追究。那将是对1989的背叛。 那么，全部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右翼专制新秩序”了！ （续完） 就在胡锦涛接任新党魁的时刻，国内网络就爆发了新一轮“左右”之争，缘起当然是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我与后来拜萧功秦为博导的储一平是朋友，私 下长期打口水仗，自称“老右”的小储那几天更是大骂我“左”。坦率说，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的左，儒家的“仁”充其量只是劝统治者不要太残酷罢了， 道、释家们的言论在社会领域基本上是空白。毛泽东在铲除“政治敌人”的过程中，有十分之一的左，十分之九则是不讲理、不讲仁义、不讲法（在我看来法家是无 天也无法的）的残酷，乃至十分之一的左也蜕变为对工人农民的权谋性利用，工人农民同样成为被“痞子党及其官僚”不同程度地奴役的大多数所谓城镇工人的 满足只是受奴役最轻罢了。毛的“左”终究只剩下一些糊弄消息闭塞难辨真相的民众的漂亮话。如今亦然，只是普通民众越来越不相信甚至无暇留意保持先进性之类 了。 2002 年年底，在1993年就针对深圳也是中国第一例“MBO”案，呼吁人们警惕产权改制中的“化公为私”的秦晖先生，来南京讲学。我和其他三友人牺牲秦晖先生 的休息时间，与秦老师见了一小时面。没有寒暄，我一开口就搬出“胡锦涛能真正左起来吗？”的疑问。秦晖先生没有直接应答，只说中国正开始新一轮化公为私的 狂潮。果然，2003年化公为私式的产权改制与SARS共舞，其疯狂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完全看清楚了，所谓胡温新政就是压迫剥削不要弄得太残忍罢了，与 历史上的所谓“让步政策”差不多，就这么点名堂，骨子里头与上海帮有何区别？这也就难怪康晓光、萧功秦、冼岩们，将16年一并接受了，因为他们知道，例如 取消农业税等等让步政策，只是巩固“权贵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政治战略”中的“怀柔”一面。 我在1999年与南京几位作家朋友聚谈时说道：中国的灾难是民众既成鱼肉，还要继续面对刀俎秩序。暴富集团发了横财不算，还要按其意志继续统治人民。这当然是我所不甘的。 这16 年间，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成绩无不由海外民运思想家首先作出。不是海外的朋友特别聪明，而是他们有自由言论空间。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整体判断上，胡平先生披 露说：1992年1月中旬普林斯顿举行“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会上陈奎德博士提出“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这一研判13年后才为我这样的读 者获知。细想想，陈博士这一研判不是完全与1989年的血腥相吻合么？想想1989后的清算中邓小平一手控制邓力群们“反思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手利用 邓力群们“只在政治上反自由化”，那时候吴敬琏等进步人士利用邓大人所谓“市场经济”的“开明”，实际上，反被邓小平右派专制集团利用了中国进步学者 的通病是缺乏顽强的政治使命感，往往过分热衷于抓“开明稻草”。好在吴敬琏先生始终对专制下的严重不公正持有清晰强烈的批判立场，而众多所谓的“自由主义 者”倒是一开始就对正义关怀兴趣寡淡，他们私下里大量表白：腐败是不必追究了。这种价值取向，究其实质，并非欧美的妥协理性，而是同一个东方政治实用主义 作怪。我所以要在相关讨论中特别将《吴敬琏是一个坐标》作为“关于王怡批评刘亚洲”的“续”篇，原因就是：要不是腐败，不是严重不公，不是压迫剥削，何必 自由主义？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Wednesday, May 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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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厨子给解读解读，对刘亚洲这种人， 本人天生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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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米兔啊。我基本上还是同意王怡的观点，尽管不是全部。刘亚洲这种人在当今中国会越来越有市场，军事上鹰派作风争取无数爱国愤青和民族主义者，其民主论对政府政策的公开质疑（言论自由）不但能吸引对政府不满的左右双方，还能讨好部分主张宪政改革的民主主义者。如王怡所说，其“国家主义”和“民主论”的观点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他希望一种如过去西方那种由上层精英推动的至上而下民主宪政改革在中国出现，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的条件，这样的改革必须以那些贵族集团和上层精英先放弃特权和一部分利益为代价和前提。他本人的身份也很特殊，军人职业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但在中国象他这样的军人不过是贵族集团维持其世俗统治必要的护身符。他如果真倡导那样的改革，自己就应该先脱掉那身军装参加人大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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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赵括，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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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飞机的半空炸开的，不是整机掉地上，空中搏斗能把飞机分散开来掉地上？“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 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 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 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 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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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 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 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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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本来就不是正义之师，还到处秀拳头。应该吃点苦头，像当初俄国被日本痛击一样，只一次就长记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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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脑袋装满了如下内容：李鸿章丧权辱国、义和团保家卫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蒋介石只会摘桃子、地主个个是周扒皮、旧社会暗无天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有国才有家，俄罗斯是兄弟。那么恭喜你！你基本具备脑残和傻逼的基本配置了…… ——作家王朔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留个座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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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所欲不逾矩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赞赏楼主的做法，展示不同有见地的近学术性观点。在国内，我在四年前，买了他两套丛书，耗去近300$。从读书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角度看，我们应该议事，但从制度、文化、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看，我们没戏。就像我十年前，自己渐悟，我们是对外规矩，对内乱来。现在跑到蒙城来混，再讨论这些大问题，只能是书生论剑。远不如，谈谈川菜、湘菜、粤菜在蒙城的市场机会，更有现实意义。今天在RBC接受一位华裔客户经理服务。她是在蒙城出生的，只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广东话，她对我说，i am banana。我问她，去过香港吗？她回答，没有。在其办公室放着她嫁的意大利的老公，以及混血儿的照片。我能感受到她安居乐业的幸福感。所以，我想说，既然出来了，就多谈谈和想想如何增强自己人生幸福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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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难道真如王岐山推荐华生读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时说的：或许中国的苦头还没吃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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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饭！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两种不同的观点我都喜欢，希望能看到高手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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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饭！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从思想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毕竟是军人，就像李鸿章一样，他是没错的。同样，慈禧也没错，错在思想上。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问问自己，9.11你高兴了吗？？？为什么？？？慈禧卖国？？？卖给谁？？？她已经是老大了，卖国后她做老二？？？她也想搞好，问题是积重难返了。在国外的人，就要入乡随俗，这样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让自己的孩子远离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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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刘亚洲什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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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刘亚洲的一次演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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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饭！赞赏楼主的做法，展示不同有见地的近学术性观点。 在国内，我在四年前，买了他两套丛书，耗去近300$。 从读书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角度看，我们应该议事，但从制度、文化、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看，我们没戏。就像我十年前，自己渐悟，我们是对外规矩，对内乱来。 现在跑到蒙城来混，再讨论这些大问题，只能是书生论剑。远不如，谈谈川菜、湘菜、粤菜在蒙城的市场机会，更有现实意义。 今天在RBC接受一位华裔客户经理服务。她是在蒙城出生的，只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广东话，她对我说，i am banana。我问她，去过香港吗？她回答，没有。在其办公室放着她嫁的意大利的老公，以及混血儿的照片。我能感受到她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所以，我想说，既然出来了，就多谈谈和想想如何增强自己人生幸福感的东西。点击展开...才看到的，写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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