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魏城：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也启动了中国现代史巨车之轮，助推人包括在一战中流汗流血的华工。整整100年前，1918年11月11日11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停战。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的纪念活动。今年，由于是一战停战100周年，许多国家，尤其是这次大战的主要交战国，更是很早就开始筹划隆重的纪念活动，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法国将在今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百年纪念日那一天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都会共赴巴黎，参加纪念仪式。此前不久的11月6日和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唐人街的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会堂，则有一场不那么张扬的活动正在举行，这就是“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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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不久的11月6日和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唐人街的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会堂，则有一场不那么张扬的活动正在举行，这就是“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曾几何时，在西方，这段历史曾被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忽略；而在中国，由于派遣中国劳工参与主要是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这一决定，是由名声不佳的北洋政府做出的，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几乎无人提及、更无人纪念这段历史。在这次图片展的开幕式上，中国驻英使馆公使马辉致辞说，一战华工是一战历史的一部分。14万华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一战西线战场，冒着生命危险为协约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为早日结束这场人类史上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代表主办方的山东省侨务代表团团长、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吴冠介绍说，一战华工中，山东籍人员达8万余人，此次展览中的不少照片系首次公开，还原了华工历史。这次主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图片展在英国展出两天后，又继续在一战的主要战场比利时和法国展出，在法国展出时，则恰逢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在要人云集的隆重盛大的纪念仪式的对照之下，这个不起眼的小型图片展，将以一张张朴素的黑白照片，向世人提醒中国劳工在百年前这场大战中的付出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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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历史她叫程玲，年届六旬，胖胖的，典型的山东妇女模样，这次她随着山东省侨务代表团，专程来到英、比、法诸国来办展。“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他离开家乡时，我父亲才几个月大，”在伦敦唐人街的图片展上，程玲告诉我。她爷爷毕粹德就是赴欧参加一战的14万华工之一。程玲父母很少提起爷爷，父亲甚至还在战乱年代改换了姓氏，直到1998年，她回山东莱芜老家探亲，无意中看见了一块铜制的英国一战勋章，才知道那是当年英国政府颁发给作为英军劳工的爷爷的勋章。她告诉我，爷爷当年从青岛坐船，穿越整个太平洋，再坐闷罐子火车，穿越整个加拿大，来到英国，然后作为英军的劳工，来到了法国战场。一战结束，他本以为可以返回家乡，没想到，法国仍然需要华工从事战争善后劳务。1919年9月27日，一战结束后近一年，爷爷在法国清理战场时被残留的炸弹炸死。但她对爷爷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出国前，她曾经对新华社记者说：“当时父亲刚出生，家里条件也不算差，奶奶也多次挽留，为什么爷爷还要毅然决然去欧洲做劳工呢？我想找到尘封的档案，了解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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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战华工的历史被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只是到了近些年来，这段历史才被重新挖掘出来。一年前，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播放了一部纪录片《被忘却的英国（华工）军队（Britain's Forgotten Army）》，讲述了这段被遗忘、甚至被刻意掩盖的历史。11月6日，这部纪录片开始提到的一个英国人约翰•德•露西（John De Lucy），也带着全家人，来到了“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一年前，约翰•德•露西在家中发现了外祖父威廉•詹姆斯•霍金斯（William James Hawkings）留下的一个木箱，里面收藏着数十张玻璃幻灯片，记录的正是一战期间华工生活、工作的真实影像。霍金斯曾经在中国经商，一战期间，他到山东为英军招募劳工，陪同他们前往法国战场，并担任他们的长官。在此过程中，霍金斯用相机记录下了中国劳工被招募、踏上旅程、在战场上工作以及返乡的全过程。约翰•德•露西的儿子、英国公司Amplify Trading的创始人威廉•德•露西（William De Lucy）在图片展现场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英国有6000处一战纪念碑，但没有一处为一战华工修建的纪念碑，华工做出的贡献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纪念，现在是时候修建一战华工纪念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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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德•露西对我说，他现在也常去中国，在中国有很多业务，包括培训中国金融从业人员，他觉得他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他外曾祖父的中国联系，尽管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于100年前的中国。他说，他在中国的时候，有时会给他的中国朋友展示他外曾祖父拍摄的一战华工照片，对方的反应通常是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因为这些中国人也不熟悉这段历史。“立碑运动”他长了一张白人面孔，却有着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在图片展开幕式后举办的座谈会上，他就坐在我的旁边，面前的姓名牌上写着他的中文名字——刘中庆。他似乎不会说中文，用英文发言，但很精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劳工座谈会结束后，我与刘中庆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中英混血儿，爸爸是来自香港的华裔移民，妈妈是曼彻斯特的英国白人。“我小的时候长得像中国人，成人后像白人。但我更希望反过来，”他笑着对我说。他和其他英国华人社区领袖发起了一个“立碑运动”，即推动英国有关部门批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一战华工纪念碑”。他谈到了为促成此事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艰辛，尽管如此，他说，为了追求“历史公义”，他仍然坚持努力，不肯放弃。谈到一战华工，刘中庆告诉我，除了西线战场的14万华工，东线还有更多的华工，即被沙俄政府招聘的华工，具体人数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二十万，一说四、五十万，他们的境遇更为复杂、凄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成立的苏联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一部分华工参加了苏联红军，另一部分则参加了与红军作战的白俄军队，原来曾携手挖战壕的同胞兄弟，此时却各据敌营，互相残杀；还有一部分华工流落到西欧，甚至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西线的华工战后也未能实现立即返乡的愿望，他们被法国政府留下清理战场、掩埋尸骨、修建墓地，其中一些人虽然幸存于一战的炮火，却未能逃过战后的种种劫难，如程玲的爷爷毕粹德。战中、战后客死他乡的西线、东线华工，具体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但刘中庆认为，至少应该有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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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一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工的贡献在西方被无视的原因，刘中庆对我说，在英国，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统治精英在战争最低落的时点、在英国军人死亡最惨重的时刻从中国招募了华工，但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此刻却需要向当时的“东亚病夫”中国求助，所以战后他们一直下意识地试图抹去这段记忆；此外，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对所谓“黄祸”的恐惧，也是英、法、美等战胜国有意无意地掩盖这段历史的部分原因。“一战揭开中国现代史序幕”座谈会上发言精彩的人，还包括一个名为克里斯多夫•阿南德（Christopher Arnander）的英国作家。两年前，他与人合著出版了一本书《被背叛的盟友：一战中的中国（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有趣的是，他的外祖父也与一战有关：作为当时的贵族和英国政坛的资深政客，他的外祖父曾在一战期间隐瞒身份，跑到前线医院工作，救治伤员。《被背叛的盟友：一战中的中国（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在座谈会后的闲聊中，阿南德谈了一个观点，让我颇为吃惊——他认为，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责任最大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其次才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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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找到一个机会，采访了阿南德。他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作为一战之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领袖，威尔逊在1918年初宣布了治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十四点原则”，包括成立国联和民族自决权，他因为这个具有理想主义远见的计划而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一位中国人甚至称他是“全球头号大善人”，但在1919年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尽管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英、法三国却共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阿南德对我说，协约国所有成员国都对这一卑鄙的决定负有责任，但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却是威尔逊，因为他参与做出的这个决定彻底背离了仅仅一年前他所张扬的那种高尚的理想主义，世人只会预期如英法这样的殖民列强才会做出如此卑劣的决定，但中国（也包括其它许多国家）曾经期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好过那些殖民列强。谈到当时中国人的失望情绪，阿南德引述了当时中国报纸抨击威尔逊背叛其“十四点原则”的一个标题：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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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德接着说：如果非要为威尔逊辩护，你也许可以说，国联的成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那时的他实际上被日本所绑架，因为日本威胁如果得不到山东就要抵制国联，而失去日本将会严重损害威尔逊的目标，但事实证明，日本在几年后却成为国联的最大破坏者。阿南德说，中国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的屈辱，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导致了后来中国一系列的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中取得的“战果”也让它变得更为贪婪，进而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对整个中国发动了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恰如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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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历史公义”参加“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的，还有一位意大利人，他叫西蒙•德•古列尔莫（Simon De Guglielmo），出生在罗马，在伦敦工作。他对我说，他也有1/16的华人血统，部分为了追求历史真相和历史公义，部分为了这1/16华裔血统的“寻祖”，长期以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作为义工研究员，参与了一战华工数字化博物馆的创建工作。“公义” ——这是刘中庆、阿南德、露西、古列尔莫等人接受我采访时都用过的一个词，也是《华工出洋歌》歌词中提到的一个词，尽管其间相隔了100年。《华工出洋歌》一战华工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山东威海卫出发的，在他们出征前，都会共同唱着一首《华工出洋歌》，其中最后几句歌词是：“欧美文明国是我友谊，最应该发兵来救济。无奈何，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己，中华人最爱好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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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描述一战华工经历的历史小说《他从东方来》的作者姚蜀平由此发出感慨：“这些淳朴的华工，自己还没有解决温饱，就想着要去解救全世界；自己还不自由，就为他人自由而战，为中国人的名誉而战，为中国地位而战，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精神。”参加完“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开幕式三天后，为撰写此文搜集历史资料时，我偶然发现了这么一段记述——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一个奇特的包裹邮寄到了当时的中国外交总长、也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手中，包裹里面有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署名为：“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毕粹德。”毕粹德？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忽然想起，毕粹德就是三天前我采访的那位山东妇女程玲的爷爷！采访中，程玲并没有提起这段历史啊，除了知道爷爷来自山东莱芜农村、一战期间辛苦劳作、一战之后死于非命之外，她还知道爷爷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如荆轲刺秦王般的义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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