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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儒，行为上的儒朱越才​最近我都在思考这处世之道，并一度想归纳诸为义，礼，智，信。然后翻查一下一些出名的或不太出名的现代伟人的事迹，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根据。但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直到最近看到同道们在探讨如何平衡谋生与道德修养之间的矛盾时，我才找到我这段时间想要找的答案。首先回顾一下谋生与道德的矛盾这一论题是如何被提起的。这论题源于对王财贵教授提出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的质疑。质疑者对就读私塾的儿童未来之出路感到彷徨。因为现行私塾的教育方法及科目于现代应试教育系统相距甚远，受教儿童所习尽是古籍古礼，对现代科学却是末了才匆匆教导，所以受教儿童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及社会认可度就成了一个变数。为此，我特意看了王财贵教授的相关理论。可以确认的是儿童读经教育理念是正确的，他的相关教育方法的推导方式也符合逻辑。因为这个理论的根本在于，当人处在学习阶段的黄金年龄时就要多记经典，然后随着阅历的增长自然就对经典中的道理融会贯通了。并且读经的儿童还很可能因为文学功底比其他没读经的儿童深厚，从而理解力也更强，于是对其他学科的学习能力也就更强了。但问题是，这个终究还是理论，即使王财贵教授本人也是提不出具体的观察数据来进行验证，他只能提出一些成功个案作为典型例子。而我们无论作为家长还是作为这个教育理论的实践者心里自然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应该以孩子的前途来验证这个理论？以现阶段的社会情况来看，不读大学，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那学生本身即使拥有技能也很难被正式的机构接受。然而现阶段的教育体系却又严重忽视了道德教育，造成了极大恶果，这也已成共识。于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就从对读经教育转向了谋生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儿童教育究竟应该偏向谋生技能的教育还是应该偏重于道德教育？究竟谋生与道德这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矛盾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跟社会的大环境有关。若整个社会都重视道德，把道德看得比技能重要，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存在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有人提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国封建时期的科举制度。当时的学生们只需要学道德教化的经典，也只需要考这个。道德文章做好了，自然就能做官，既然都做官了，那就不存在谋生问题。所以在那个时期，道德与谋生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于是当时有条件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去私塾，从小开始读经典，期望有朝一日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哪怕科考不成，也能在当地做个老师或者做个账房先生什么的，也不愁生活。反而在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首先看重的就是学生的工作技能，至于道德方面的科目则是马列主义，毛邓思想，其实这个确实不算是道德教育。于是国家的大环境就是不重视道德教育。而在这一环境下，从小读经典大的学生自然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甚或因为读经典花了大量时间影响了谋生技能的学习，进而产生劣势了。尽管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是很重视个人道德的，但是在义与利的选择中，大众往往选择的是利而不是义，这固然是生活所逼，但也确实是社会大环境不重视义所致。所以结论是在当今风气糜烂的社会上修道德是不合时宜的。于是这个读经教育理念就被一批反对人士认为是腐儒书生傻气的表现（确实有不少文章貌似逻辑严密的证明了这个理论是假的，是行不通的）。为此，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正确。首先从正面例子看起，是不是古代科举制度下的环境，道德与谋生就不存在矛盾呢？不一定！在古代，由于有科举制度的存在，学子们对四书五经的研读比较着重，而且也是在儿童时期开始学的经典。可以说他们对于经典的理解或许比现代的大多数专家还要深刻。然而即使是科举制度时期，尤其清末时，贪污依然是当时官场的常态。举一个典型例子（当然也会有实际数据，毕竟这么多年历史了，有典籍记载的科举出身的贪官名录是可以查的，只是本人没有精力完成这个任务）明朝大贪官严嵩，当时是二甲进士，可以说考得很好了。他本人的学问水平自然是不需要质疑的，也有作品流传。但他当权后还是成为贪官权臣了。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反儒学的。那为何一位对经典有深入研究的人会做出反儒学的行为呢？那可能就是因为即使在当时谋生与道德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了。或者说谋利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严嵩已经当官了，不存在谋生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不能确定科举时期谋生和道德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矛盾，但我们确实可以确定谋利与道德之间在当时必然存在着矛盾了，要不然，一个本来可以是当世大儒的人物就不会沦落成一个贪官一个权臣了。那么由应试教育这么一个功利性的教育体系支撑的现代中国社会，道德与谋生之间是不是一定就存在着矛盾呢？这个问题我分析不出来，因为我没发现一个完全由国内应试教育培训出来的而各项行为又符合儒学要求的代表人物。但这并不是必然就表明在现代社会道德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也可能只表明现代应试教育培养不出人才而已。香港的生存环境其实和中国内地差不多，一样的以商业为主，而且生存压力比内地大多了。香港也并没有太重视儒学经典教育，一样的以教育现代科学知识为主。而企业招聘也没有只重视道德这一说（不是不重视，而是在品德要求以外还有工作技能要求。而内地的企业招聘也都重视个人性格的。为免误解，特意解释）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存的人，只会更重利。而若在内地的社会体系下，道德与谋生存在着矛盾，那这个矛盾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会更大。但巧合的是香港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儒商（尽管他本人没有公认自己信仰儒学），那就是李嘉诚先生。这里也就不介绍李嘉诚先生的事情，网上有充足的资料。他的成功表明了即使在现代社会，谋生乃至谋利与道德之间也不存在着矛盾。真正存在着矛盾的是人的心。有的人，在生活中面临着选择时，往往会选择容易的道路，而不选困难的道路，即使困难的路才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唯一正确的路。这样的人即使四书五经读的再熟练也不是真正的儒生。其实我们这个论题一开始就已经提错了。学习谋生技能与修习道德之间完全不可能存在矛盾。存在的只是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为何说学习谋生技能与修习道德之间不存在矛盾呢？在解析这个问题前，先让我说个小故事。李嘉诚有一次从酒店出来，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一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咕辘辘地向阴沟滚去，他便欠下身去追捡。旁边一位印度籍的保安见状，立即过来帮他拾起，然后交到他的手上。李嘉诚把硬币放进口袋后，再从钱夹里取出100元港币，递给保安作为酬谢。为了一元钱却花了100元，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有人向李嘉诚问起这件事情，他解释：“若我不去捡硬币，它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我给保安100元，他便可以用之消费。我觉得钱可以拿去使用，但不能浪费。”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但过程大概都差不多。而且应该是真实的，只是细节可能稍有出入。李嘉诚先生非常重视现金流管理，而现金流管理就是一种商业技能。他把这商业技能领悟的非常透彻，并把它升华到道的境界，在生活中也贯彻这个道。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技进乎道。其实儒学中也有格物致知的理论，也有“名”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阐述“技能”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格物即是学习谋生技能，致知就是把技能悟透彻了，寻到“道”的境界了。而当我们把“道”贯彻与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悟到更多的技能或者把技能进一步创新。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但现实是有些人，有些所谓饱学经典的人，他们没有把经典中的“道”贯彻于生活当中，他们只是把“道德”挂在口头上，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上的儒，即是他们只是在思想上觉得自己是儒生，但并没有在生活中体现出来他们是儒生。这样的人不能成功，不能谋生，甚至成为罪人，那是一点都不出奇的。先举一个古代的例子。清朝贪官和，尽管不是正经的科举出身，但也必然是饱读经典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有一次乾隆在看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就命和掌灯，当时和就问皇上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就把书上的注全部背了出来。可见和有才是乾隆用的一个原因。而他取悦乾隆的手段确实靠自身文才和能力的。而事实上和刚开始当官时是很清廉的，并且多次参与打击重要贪官的行动。后期他自己贪污，捞的不少，但他禁止自己的儿子丰绅殷贪污。丰绅殷德有一次收下了一箱两淮盐政征瑞送的珠宝，和后发现马上把丰绅殷德绑起来打，并骂丰绅殷德：“汝岂知此诡谲之事？吾陷于此数载，见尽浮沉，汝必戒之！戒之！”由此可见和确实知道自己贪污是错误的。但他依然贪了，这就是思想与行为所存在的矛盾。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既然这个讨论源于王财贵教授的理论，那就谈一下王财贵教授吧。刚看到关于“读经理论”的质疑时，我是对此完全不了解的，于是特意在网上查找一下关于这个理论的资料及王财贵教授的资料。然而遗憾的是网上关于王教授的资料就只有他的读经理念的宣传资料以及他的一些学术文章，还有就是生平简介，至于其他方面的就未有发现，于是我对于王教授的印象就仅止于他的儿童读经理论及他是牟先生的学生这两项了。而其中，王教授答网友质疑的一些资料引起了我的兴趣：“举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之说，云：「在儿童智力活动中，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原有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通过教学，儿童在教师帮助下可以消除这种差异，这个差异就是“最邻近发展区”。换句话说，最邻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发展水平(第一个发展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第二个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可见儿童的第一个发展水平与第二个发展水平之间的状态是由教学决定的，即教学可以创造最邻近发展区。因此教学绝不应消极地适应儿童智力发展的已有水平，而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不停顿地把儿童的智力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故王教授那种消极地适应儿童心理的教学策略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做的的不是简单地降低教材的难度，消极地使教育适应儿童的发展，而是从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上加以改造。」按：此心理学家所言应是有道理的。但，近代的西方心理学，往往是「庸俗的学问」而已，盖心理学研究者，限於其研究的「科学化」之方法，往把人当成了「物」来研究。故所谓「心理学家」，多是眼光短浅，见识卑微之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能见树，未能见林，只能报导，不能创发（这样说，并没有特别贬抑的意思，因为这是近现代以来，所谓「专家」的特质。若非如此者，反而不堪成其为「专家」之名。故「专家」者，非「通家」之谓也。他只负责他的那一部份，至於如何合理取用，则在乎有智慧者。用老子的话说，他们所作的，就是属於「有之以为利」的学问，至於能否善用之，则是「无之以为用」的事此之谓「智慧」。所以，善用者，可生「有利」的效果。若不善用，则成偏见而反害事，这是是用者之过，非专家本身之过也。教育，是「通家」的事，非「心理学家」之所长也）。例如，以本文所引用这位心理学家的论点，其所注重的犹然只在「理解力」的范围内，未能论及「全人格」之教育成长。现在，姑且只就理解力而言，他说：「教学之功在将学生从第一水平拉升到第二水平」，此意甚善。但，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这样想：生命的意涵本来就是多向的，丰富的，在整体的生命表现中，有没有别的路径，可以将理解能力更简易的不只拉到第二水平，甚至第三四水平？要拉高「理解力」，是不是只能在「理解力」范围之内工作？又，要拉高理解力，是不是一定要以「教师辛苦的教学」来做？还是可以放归给儿童自己来做？而为家长教师者，除了理解力的教导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以上这几个问题，是哲学家才能看到的层次，一个没有哲学素养的心理学家是看不到这一层的。他们的眼光常常是狭隘的短浅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以上这些考量，以及何以会有这样的考量，都在演讲中，一再强调了，那是我讲话的重要精神，何以反而忽略了。（这种与不同的思考模式，有的人可能须要多听几次，才会明白。泛泛而听，即刻反应，难怪把珠玉视为顽石了。）我的教学策略是：从人生的整体性来全面的考量，取最简易最高效的方法，而非「简单地降低教材的难度，消极地适应儿童心理」而已。我也想从教育体制来改造当前教育，但这是很无奈的。所以只从教育方法来改造，希望水银泻地，四处开花，则体制不改亦已改矣。”以上材料引自儿童教育论坛（http://bbs.etjy.com/thread-82698-1-1.html）上面的话应出自王教授，因为说话的语气及用词与他的演讲材料一致，再加上发帖人也是他的支持者，应不是造假行为。从而上的回答可以看出一些事情。首先，王财贵教授应该是不太熟悉儿童教育方面的心理学的。因为他说了“但，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这样想：生命的意涵本来就是多向的，丰富的，在整体的生命表现中，有没有别的路径，可以将理解能力更简易的不只拉到第二水平，甚至第三四水平？”，这是对质疑者引用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回应。我并没有学过相关理论，但网上百度一下也可以查到这个理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超越其最近发展区而达到其困难发展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个发展区的发展。这个理论不好懂，我的理解为第一水平是现在的水平，第二水平是未来的可能。而王教授还提出第三，第四水平，那就是王教授根本不知道这个理论了。而王教授在不知道这个理论的前提下说：一个没有哲学素养的心理学家是看不到这一层的。他们的眼光常常是狭隘的短浅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其实提出这个理论的维果斯基，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那就是说王教授也不认识这个理论的提出者（又或者，维果斯基其实是一个没有哲学素养的哲学家？）。这里不论这两者谁是谁非，因为这超出我的能力。我只想说，王教授本人确实是没做到孔子提倡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他没有调查过这个理论就发表否定的看法，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反儒学的。自然他的回答也就不具备说服力了。另外王教授在回答前关于对心理学专家的评论，也似乎表明他本人很是有一种“儒生”式的自傲感，也确实自诩“通家”了。这也不合“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中的恭与温了。孔子的做学问态度是很好的，不论对方身份背景，只要觉得对方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学问，他都会很谦虚的请教，哪怕对方只是一不通笔墨的农民，他也亦然。而从王教授的言行中，我确实未有发现这一儒生应有的品质。再次，王教授也似乎没悟透彻“夏虫不可语冰”的道理。他的回复是绝对不能让一个教育家接受的，因为他没有用到一个教育家听得明的话语进行回答。又或许他其实已经悟透彻了，只是他说这话的对象并不是那群教育家，其实是我们这些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普通人？我关于王教授的评论并没有针对他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思想有时候与行为是不一致的。就如王财贵教授这样一位饱读经典的“大儒”，偶尔也可能做出一些反儒学的行为。而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思想上的儒”。既然有“思想上的儒”，那必然也有“行为上的儒”了。有些人，他们或许没有读过经典，甚或并不信仰儒学，但他们的行为却确实是“儒生”式的行为。而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会是很伟大，很成功的人。李嘉诚先生是一例。另外还举一例：吴瑞。吴瑞（1928年8月14日－2008年2月10日），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DNA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学者之一。曾发起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CUSBEA，China-U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and Application），使中国大陆四百多名学生得以到美国大学攻读生物领域的研究生。和王教授不同，吴瑞先生的资料网上比较丰富，而且都是别人对他的回忆，而他自己则比较低调，只有领域上的学术成果流传。如此，让我对他个人的印象也比较丰富，所以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行为上的儒”,尽管他本人没承认过这点，而且他还很可能是基督教徒（他太太是虔诚的基督徒）。以下摘自《顾孝诚：我所认识的吴瑞》：“1993年，吴瑞、罗明（首届CUSBEA学子）和顾孝诚等人召集了首届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暨生物技术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顾孝诚说：“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学者之间有一种隔阂，互不信任，1993年的这次‘破冰之旅’使这种隔阂渐渐地冰消云散，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后来这个会议连续举办了6年，发展出多种功能，比如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委领导都专门到会讲政策、介绍国情、招聘海外人才、宣传政策法规、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对留学生而言，则是一扇了解国内政策和动向的窗口。再后来，通过这个会议达成的国内外研究合 作也越来越多。此外，这个会议的很多成员后来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智囊团，很多人还做了基金委的项目评委。顾孝诚说：“吴瑞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儿，却给你感觉是个平凡的人。他用平凡的心态对待一切事情。有些老辈的华人，甚至更年轻的华人，在美国成功以后，对中国人的态度就和他不同，我是见过的。可是吴瑞对中国人之友好到了一种非常细致的程度，你可能承受了都不知道。”顾孝诚讲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早年间，中国出国的人很少，出国的人也很穷。那时候凡是大陆人到了康奈尔大学，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吴瑞都亲自接机送机，还请他们免费吃住在自己家里，因为吴瑞知道，大陆去的人经济上紧张，语言交流困难，又人生地不熟。受过吴瑞恩惠的人非常多，“遗憾的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到感激他”。顾孝诚还回忆说，吴瑞曾经组织过母语为英语的美国人和英语流利的华人学者帮助大陆学者修改论文，提供投稿意见等。凡此“小事”，不胜枚举。CUSBEA学者在吴瑞的影响下，非常低调、不张扬。吴瑞、顾孝诚在组织会议的时候，努力避免突出CUSBEA，但其实CUSBEA学者一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一批活跃的中坚分子，团结了一大批华人生物学家，一起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事情。的确，不熟悉吴瑞的人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吴瑞就是一个好老头儿。在他灿烂的笑容中，人们看到的是孩童般的真诚、坦率和谦虚。但是，用顾孝诚的话说：“你以为他傻吗？不，他一点也不傻，他对人情世故、各种手段诡计知道的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我曾经亲眼见他面授机宜给年轻人。但是他有他的做人原 则。他什么都懂，但是他从不耍手腕、不走邪门，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修行到那个份儿上了’。”吴瑞的另外一个美德是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论老幼尊卑，在他面前总是感到那么舒服，如沐春风。顾孝诚说：“我经常见他与中国的部长和普通老百姓交谈，他也始终是那个态度，不卑不亢，谦和平易。”吴瑞有一句名言。他一个很喜欢的学生吴虹也是CUSBEA学者，吴虹曾经问他：“现在美国教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了，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吴瑞说：“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你天天来办公室工作，然后哪天不行了死在你的办公室就是退休了。”吴瑞实现了他的梦想，勤奋工作，克己爱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吴瑞先生确实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他的思想与他的行为没有一点矛盾，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有一句最能说明问题：“但是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他什么都懂，但是他从不耍手腕、不走邪门，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修行到那个份儿上了’。”这样的人，虽不称“儒生”，也不知他有没有读过经典，但却确实是“儒生”无疑。这就是“行为上的儒”。写到这里，答案其实已经很明确了。谋生与道德毫无矛盾，有矛盾的只是思想与行为。真有道德的人必能成功，必能学好艺，因为学艺就是修道德的基础，这叫做格物致知。不学艺的修道，必不能悟道。牟宗三先生其实很早就解释过了，修道是心灵上的学问，是读不会的。读再多的经典，没有相应的阅历，那是悟不了的。相反，有足够的阅历，而又善于思考的人，即使不读经典也能悟道。老子，孔子何来的经典读呢？他们还不是悟了？而其实所谓处世之道，也就在这思想与言行一致之道中了。

评论
把这个也翻出来吧，现在看来当时是挺傻气的。写这东西时，刚登陆没多久，还在上着法语班，即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于是就找些东西研究研究，要不然精神可能会出问题。后来重读大学就好了。所以新移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学外语了，外语都是越用越好的，学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技能，心里就没太大想法和疑惑了。现在监视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比以前坚实了，因为知道自己能干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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