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民族结构 我们民族人口一直位居世界第一，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初一度占全球的40%。但到1900年的时候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现在只有五分之一。就是说1800年左右全球人口10亿，中国4亿人口，增加到现在的13亿人口，仍然萎缩在祖宗的传统土地上；而另外6亿人，现在后裔增加到52亿，除了传统土地外，还遍布美洲、大洋洲等新世界。要是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并且这些人口中汉族比例将很低，而全球到时候仍然会有90亿左右人口。数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将变为三流民族的。即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我们今后也难以将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2005年的9.4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结果，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2]。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就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所奠定的汉族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历史，竟然因为我们的不对称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对生育文化的惯性破怀）而短时就逆转。一个国家要是主流民族人口不能占有绝对优势，就很容易出现民族矛盾，而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却是鼓励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融合，是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 现在的各个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数千年，应该平等繁衍。我是反对有些人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计划生育的（而有些人口学家却认为要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严厉计划生育），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总和生育率并不远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是汉族自己作孽，而不能将气往少数民族身上撒）。少数民族现在总人口1.23亿了，要是继续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一升一降，过不了几代就可以根本改变民族结构，就像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200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样。美国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有经济和教育的优惠（这些优惠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民族融和），但从来没有用政策来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华人、印度人在美国算少数民族，但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因为华人和印度人从全球来看并不算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也注重民族团结，但是不歧视本族百姓。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汉族利益为代价，这样才能维护民族团结。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财政短缺，国家今后无力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等优惠。长期对汉族的不平等待遇，少数民族养成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在民族区域，汉族已经被歧视了），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才能有利于民族融和，刻意给少数民族优惠，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汉族的这个“大”又能维持多久？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 “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3]。在西方对南斯拉夫解体幸灾乐祸的同时，欧盟内部的民族矛盾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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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北方的天空, songjianping 和 VictorCox 2008-08-12#2 
991 $0.00 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家庭风险性增高 一个完整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子女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纽带。据《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作者杨晓升介绍：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有40万―5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因意外伤害引起的，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是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剑，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惨不忍睹！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坚持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 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 婚姻的稳定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今后四千万光棍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造成家庭的不稳定。男人娶不到老婆的社会，能说是小康社会吗？能说是和谐社会吗？有人说今后妇女的地位会提高，其实可能相反，强奸、贩卖妇女可能增加 1980年代初的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结婚年龄，这群人的离婚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双方性格难以磨合），一方面是双方四个父母的因素（父母过度干预子女家庭）。 人口结构决定了社保不可能健全，很大程度还得指望家庭养老。但是现在每家都只有一两个孩子，独生子女都近一亿了。这些孩子中间相当部分娇生惯养，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心理上就没有赡养父母准备，何况结婚后，上有4个父母,确实也没有赡养双方父母的能力。中国传统的父慈子孝的美德就无法传承。评论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人口素质降低 人的素质是全方面的。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 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 心理素质降低：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李晔对独生子女的性格总结的很形象： “不少人说我们是‘草莓族’，外表看起来色彩鲜艳，里面却苍白绵软，稍一施压就变成一团稀泥，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见《中国青年报》11月9日文章：《孩子凌驾家庭之上 新一代独生子女“草莓化”》）。中国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64%(1988年)。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10万之间，即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8]。独生子女一代犯罪率也明显增高。 计生委一直宣传少生孩子可以提高素质。在家长极度呵护下成长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也要面临就业了，一般说来，他们比一般农村孩子和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优越感。但是由于很多独生子女有“娇骄”二气，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受制度约束、不稳定，同事关系处理能力差，不能吃苦还挑剔，在一些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人单位直接拒绝了独生子女[9]。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计生委的宣传。沧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单位曾做过统计，独生子女就业后流失率高达60%。对他们单位来说，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由于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出现一批中国特有的“啃老族”。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疾病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20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的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每年的治疗费用给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晚育还引起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孕高症)等疾病。美国自1990年到1999年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发病率增加40%，这个增加主要是晚育的造成的，威胁着10%的妇女以及子女。宫内发育迟缓、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的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可见，中国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么愚蠢！农村头胎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候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工业化本身就使得人们自发晚育，政府的责任是对抗工业化的影响而不是成为帮凶。明明是20出头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中国却为了配合计划生育宣传，说24-29岁是女性比较适宜的生育年龄段。要提高人口素质，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励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这样农业省份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为24.34岁，上海为27岁，意味着30岁以上初育比例很高）。我国是神经管畸形高发国，发病率为美国的10倍，缺乏叶酸成每年10万例神经管畸形儿“头号杀手”。如果在孕前三个月至孕后三个月，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片（成本价几角钱，市场价也只有几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要是真的提倡优生优育，完全可以免费提供，但是国家却没有这么做。随着结婚和生育年龄的后移，受孕的难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国外一项研究表明，20―2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的发病率只有6%，而30―34岁结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发病率提高到15%，在40―4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发病率更高达64%。在治疗方面，30～35岁开始助孕技术治疗，只有一半的妇女能成功：35～40岁开始助孕治疗，成功率则下降到30%。随着男女双方或一方年龄的增加，自然流产率、围产儿患病率也都会增加。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男方年龄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会降低，而流产率则会增加；如果女性怀孕时男方年龄在40岁以上，则后代的先天畸形率会增加4%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和金钱用来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洛阳妇女刘小荣已先后收养弃狗100余条，并被广为称赞，说是有爱心；而要是哪个收养几个弃婴，情况会怎么样？现在谁敢收养弃婴？人不如狗！踩死猫的事件引起网上全面申讨，但是武汉计生委处死活婴的事件却没能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对人的生命已经很淡漠了。真是应验了唐代推背图的那句谶语：兽贵人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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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计划生育所致家庭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作者：易富贤 消费萎缩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消费萎缩又是因为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所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为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官商勾结，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被官商勾结瓜分了，百姓生活的改善几乎可完全归于孩子生得少了，使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奇迹。!!!!!! 部门（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育、医疗、房产部门）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中央政府应该严加限制才是，而不能纵容。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WEF指出，中国的新技术参与度较低，成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在银行体系、教育和环境等领域有待提高。WEF还建议，中国应在降低政府管理负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努力。 中国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境外市场“盯上”了。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单个劳动者培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必然会不廉价（从个人来说并不收益，因为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而且产业升级并未完成，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社会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国大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相当于人均GDP的1/4左右，那么中国每年费用就只应该为3500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1.4万，毕业后月薪2000元，扣除生活费，一年多就可以挣回成本，对月薪2000元感到还算满意；要是培养成本每年高达1.5万元，4年大学成本6万，毕业后月薪只有2000元的话，需要4年多才能挣回成本，那么月薪2000元就显得工资太低。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中国政府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健全，政府唯一受限的就是民众的生存底线。近年开始关注底层的生活，就是因为底层的生存底线已经受到威胁，他们会威胁社会的稳定了。 !!!!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能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 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 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就无法容忍国家对民生投入如此之低，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农民工的人口再生产在农村完成，进城打工拿的是低工资，等于是被克扣了工资组成部分中的全部养老、养育子女、教育子女费用。这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的依靠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 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在其他方面有“浪费”的余地，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而小型企业又因为税收太重，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垄断企业、民营大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并且由于资本收入过高，企业宁愿用于投资而不愿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 由于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政府和企业用用获取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增加投资。但是无节制的投资，盲目的扩大再生产，使得生产过剩。由于难以受到监督和约束，政府投资往往变成了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最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劳动收入太低，加上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缩小，必然导致消费降低。资本收入转变为生产，而劳动收入转变为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引起目前的过剩经济，导致利润降低。中国目前仍然为外资看好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而资本收入高，虽然总利润不高，但资本收入仍然不低，外资仍然有积极性。但是随着投资的扩大，生产进一步增加，而消费进一步下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将加重，利润将更加下降，光靠分配无法保证投资回报。外资可能会转向印度等国。 就是说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了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同样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再生产，暂时是有利于物质再生产的，但是其中期后果是家庭结构缩小引起消费萎缩，长期结果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 中国的问题浅层表现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深层表现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矛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看清“人”的多重性和阶段性：人口，人口，人有手也有口，“手”代表生产，“口”代表消费，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减少“口”。但是现在看来，“口”很重要。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某个阶段是消费者，在另一个阶段是生产者。计划生育既减少现在的消费能力，又减少今后的生产能力。一个社会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国家人口构成中年轻人的大量缩减不但无法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反而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失业率提升。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主流家庭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仅破坏人口结构，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坏了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后劲不足。 要是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会容忍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1%？只占11%活得下去？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刚性需求增加，生存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份额就必然提升到合理的水平，老百姓就会有消费能力，而消费是经济的动力。垄断企业、资本、财政税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经济就会健康发展，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现在中国问题可以用一个新词来概括：寄生经济。计生委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但是凭借特权而寄生，这是“寄生经济”最浅层的含义；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这是“寄生经济”的深层含义。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导致消费萎缩。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断上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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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 14.8.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第四十九条 宪法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由于今后无法建立合理的社会养老体制，今后老年人不可避免主要要靠子女养老，但4-2-1的家庭结构（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宣传培养的丁克文化）决定了今后中年人无力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久病无孝子”，四个老人难保没有人生病卧床的。而“众星捧月”效应培养出来独生子女的自私性格使他们缺乏奉献的概念和心理准备。在沉重的养老负担的压力下，培养下一代的能力减弱，低生育率恶性循环。 14.8.4、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序言第一款 宪法序言第一款：“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文明的延续在于人口的延续，现在幸存的民族都成功地摸索出延续民族的生育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千变万化，在今人眼里有些甚至可笑(在无神论者眼里，佛教和基督教不也可笑吗？)。计划生育腰斩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却又不能重建生育文化，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低生育愿望时期，后患无穷。计划生育破坏家庭结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家庭是很多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计划生育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 14.8.6、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第四条和宪法序言第十一款 宪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法序言第十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格外严厉，难道不是对汉族的种族歧视？人口政策是一个民族生存权的问题，这个基本权益面前必须一律平等。 14.8.7、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八条 宪法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计生委到处炫耀说现在的计生政策是多样化的，对少数民族不一样，农村和城市又不一样，农村中头胎生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城市中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胎。既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意味着男女平等、城乡平等，计生政策为什么建立在不平等的基本人权基础上？ 现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对计划生育陷入了一个误区：因为有人超生，所以大家应该少生。那么我问你：现在的粮食够平均每人有半斤米一顿(2.1的生育率)，现在大多数人只要四两米就行(目前只有1.8的生育愿望)。要是一个胖子每顿能吃三斤米饭，那你就应该吃一两米，留着粮食给胖子吃了（事实上胖子也吃不完）？凭什么因为少数人超生就要剥夺大多数人生两、三个的基本权力？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减少，由于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就需要相当部分人生育四个、五个. 计生委的意思是政策生育率在1.46（其实只有1.38），加上农民超生，是能够达到1.8的生育率这个预期目标的。计生委的整个人口政策是建立在农民超生愿望的基础上，建立在不平等的生育权上。!!!! 计生委还认为：农民由于要孩子养老，所以可以多生（事实上农村也没有拿回生育两、三个的基本生育权，因为农村生育率1995年就只有1.56了，现在就更低了）。难道计生委就没有想到：2020年城市化就将达到60%左右，等现在的农村年轻父母到老的时候城市化到达70%以上，大多数农民在养老问题上与城市人口一样了。 关于计划生育，有个著名笑话，就是美国总统卡特批评中国没有迁移自由是不民主不自由。邓小平说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你要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你要不要？吓得卡特总统愣住了。这个笑话的结论是中国人口太多，所以不能有民主和迁移自由，美国人口密度低，因此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要是换了是荷兰首相、德国总理，那邓小平又该怎说？因为这些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现在中国人口比当时还有所增加，却已经有了迁徙权了。笔者相信这只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的笑话，而不是真的，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哪有将父母送人的？ 根据计生委的宣传，谁反对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就是反对宪法。宪法成了计生委的保护壳。这二十年来计生委一再扩权，把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和这个部门挂钩，这个部门也因此获得掌握中国人的生死大权（这些在古代被认为是神/老天的权利，现在全由计生委来掌握了），各级行政部门将计划生育作为头等大事，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这种畸形的权力格局下，计生办以权谋私，乱罚款，乱收费，草菅人命的事情一再发生。并已经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2000年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福建、湖南、山东、江苏、海南省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粗暴对待群众典型案件的情况通报》就包括几起基层计生干部的腐败行为[14]。《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 贺卫方说：“宪法和法律规定人身自由权不受非法的剥夺，但是有一个县的一些妇女却因为超生被政府双规起来，办学习班，让她们同意做绝育手术。后来她们问了律师，律师告诉她们说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后来这帮妇女写了诉状，县政府成了被告，这下县法院就很坐立不安了，因为它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就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省委就发布文件规定全省所有法院涉及到计划生育的案件一律不准受理，因此公民的最基本的诉权被侵犯了，更不消说人身自由. 14.8.8、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悖宪法第二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国防安全的意义众所周知，我在这里不再赘述。目前中国有230万现役正规军人(此外还有约80万的预备役部队)，武警部队约有150万人。除了军官和志愿兵外，假设330万为义务役，平均服役2－3年，假设为2.5年，那么每年应该有132万左右的新兵入伍。现在的现役军人主要是1985到1987年左右出生的，当时每年出生2300万左右，其中男孩1208万，服兵役的10.9%(女兵很少可以忽略)。而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700万左右，那么要是继续保持现有军队规模，意味着19%的人需要服役。!!!! 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但正因为今后国防更依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根据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1]。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连基本社会保障体制都无法建立，今后国防投入更加会受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由于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中国历代都豁免独生子服兵役的义务。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一个独生子士兵的农民父亲写信给彭德怀司令，请求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回身边。彭德怀不顾他人反对，在几十万大军中找到那名士兵将他送回家。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阵亡了，而她的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刻下令派一只小分队去救他。最后，这只小分队经过欲血奋战，终于找到了瑞恩，并守住了一座连接巴黎和柏林两地的大挢。 今后中国的军队的主体都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在共和国已经建立57年、强调依法执政的今天，还有一个部门的主要制度竟然是违背宪法原则。既然现在计划生育有悖宪法多项条款，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就必须依照宪法进行调整。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1943年12月27日，美国国会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废除了1882―1913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罗斯福在1943年10月11日的咨文中指出，“禁止中国人移居我国和不准华侨取得美国国籍”是错误的，“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而“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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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将前后两段时间生活水平简单比较，就误以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要归功于计划生育。其实不然。人类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国家要落后一两百年。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假如单位面积的菜地最佳允许种植三棵庄稼，种三棵庄稼的成本是种植一棵庄稼的1.6倍。而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将本来用于三棵庄稼的肥料用于一棵更好，产量更高。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思路。其实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过量的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有科学家发现长期饮用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现在农业上提倡“测土配方施肥”，合理施肥不但减少肥料的开支，更增加粮食产量[1]。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 养孩子也一样，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1980年代初农村那些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将孩子拉扯大（还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罚款），当时生活是苦一点，但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来了；而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当时生活是稍微好一些（但没有质的差别），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可以用来打麻将、养宠物，但是现在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偏低，需要国家来“少生奖”扶贫（不是说少生快富吗？不是说少生孩子可以提高孩子素质吗？怎么还要靠慢富的人纳税来扶贫？），尤其是这些家庭今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即使特意设立一个账户，当年存的钱到现在也不值钱了，但却少了一两个孩子。现在很多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很后悔当初没有超生。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 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孩子工作后的贡献却几乎全是给国家。“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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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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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2、教育产业化 3、住房 4、医疗产业化 5、消费阶层化使得普遍感到穷。 6、消费率持续走低 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中国工资收入水平占GDP很低，只有11%，而税负又是全球第二，那么我们理应享受良好的民生服务。我们医疗、教育应该免费或者低成本，我们应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事实上，我国现有财力同样能够支持对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的更高投入[1]。 但是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 《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 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中国的医疗卫生当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 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降低到仅占GDP的2-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 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4]。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2005年过去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5]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义务，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在房地产领域，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利用大规模城市拆迁、集体土地征用及饥饿供地等方式，进行“城市经营活动”，导致地价屡创新高，亦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一方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是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更决定了民众在博弈中的绝对弱者地位[1]。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6]。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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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2、教育产业化 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而我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年，在教育投入总量9248亿元中，国家投入3107亿元，占33.6%；社会投入346亿元，占3.7%；个人投入5795亿元，占6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既是其中之一。国家投入的经费，小学占36.0%,大学占23.6%，初中占22.6%，高中占12.5%，中专占4.0%，幼儿园占1.3%。 2002年初中生人均国家投入1062元，尚不及个人投入2147元的一半，个人投入占67% ,“义务”二字早已名存实亡。!!! 小学的情形稍好于初中， 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1142元，个人投入占53.7%，比1998年下降7.2个百分点。 高中学校的收费标准以每年14.7%速度递增，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4825元，占全部投入的70.1%，成为高中投入的主要来源。高中已成为个人教育投入的第二个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张路雄教授对于中国教育不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城乡教育差距在中国教育不平等中表现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城乡间学校资源和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反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差别。城乡教育差距还有一个方面的巨大差距是：进城农民子女得不到平等的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考察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原因，除了形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制约因素外，不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使地区及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教育的城乡不平等必须从改革财政体制开始[8]。 近年农村又出现另外一个现象，计划生育导致生源减少，小学合并。以前小学生只要到自己村里小学读书，小学合并后，学生需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的中心小学读书，而一方面由于孩子小无法自理，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大多没有住宿条件，结果需要父母付出半个劳动力来接送孩子上学。由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制度使得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农村教育投入与城市差距巨大，而教育成本又与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是市场化教育，教育成本等同于城市人口的教育成本，而城乡收入差距又高达5、6倍，本身脆弱的农民家庭不堪重负。 而重点中、小学制度是城市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重点学校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择校生和高额择校费现象。一些重点学校还以改革的旗号办起了民校，一校两制，教师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由于教育部1992年有关政策制定的失误，使得这一现象越演越烈。 这一荒唐制度产生的根源是：在教育的产业化下，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教育供求关系改变。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希望和寄托，心怕亏待孩子，“父愿子成龙”，每对父母都将独生子女当成“精英”来培养，教育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费。很多一般的家庭也不顾经济实力为孩子买钢琴、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额外抬高教育成本。但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中国的孟母情结是教育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产业化得以推行的重要社会学基础。 而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盲目扩招，高等教育更是让城乡居民不堪重负。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7]。 目前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学校机构臃肿、冗员泛滥（中国高等教育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是最大的大锅饭），还有扩招之后的硬件投入等等也都加大了教育成本，导致现在家庭教育成本奇高。20年前，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中国现在普通高校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的贵族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报告称，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他们的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位官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高考是进入大学校门不可回避的门槛，那么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大学学费则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门槛。筹措学费的困难，甚至远远高于通过高考的困难，现在，6成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正面临这道比高考更难跨越的隐形门槛。大学新生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教育范畴的社会问题。”[10]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而假如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从目前的水平，提升一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减半，中国就可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2005年的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是300亿元用于教育。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按照这一标准，可以减免大部分学生的费用[11]。 而要是真的依照联合国的建议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2.16%（0.39万亿）增加到6%（1.09万亿），或者只增加到世界平均5%（0.91万亿），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将一点都不成问题，学生还读不起书吗？ 就是说，中国的国力是完全可以使得人口资源变为人力资源的，但是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人口资源不能及时转变成人力资源，在很多人心目中人口是负担而不是财富。 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05年4月18日公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所有机构、所有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注明：助理教授大概相当于中国的讲师，不是中国的助教）的平均教授年薪为68,505美元（纽约地铁工人的水平）。很多大学的助理教授工资只有四五万美元（人均GDP的水平），比很多蓝领工人还低（全国平均3万多美元，比人均GDP低一些，但是一些行业的工资比较高）。公立研究机构的全职正教授年薪97,948美元。2005年中国GDP为18.2321万亿元，人均13919元人民币,中国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美国2005年人均GDP $41,800,工资总额达GDP的58%。依照美国的标准，要是工资总额只占GDP的22%的话，中国的讲师、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只有721元，正教授1031元；要是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的水平的话，中国的讲师、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资1901元，其中正教授2718元。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07月16日的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谢绳武校长认为，高校教师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年薪是七万到八万元，如果从事科研有项目，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中国的7万、50万年薪（全国工资总额占GDP 22%）相当于美国（工资总额占GDP 58%）的55万、396万美元；即使中国全国工资总额提高到GDP的58%，那么中国的7万、50万年薪也还相当于美国的21万、150万美元。哈福大学教授工资在美国最高，2006年正教授平均年薪也只有16.8万美元。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普通工薪家庭，而教授工资又如此高，教育经费和学费大量集中到工资上去了，这还只算教授工资，高校问题最大的浪费还是后勤和管理。难怪读不起大学。 教育的周期性导致这种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滞后性，因此“教育产业化” 有利于本届政府，但却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不利于今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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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3、住房 一般认为，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在3～6倍之间比较正常。然而在国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0～20倍。我国城市家庭购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温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购房，甚至需要花费超过20年的家庭收入。 目前中国房价持续攀升，与社会普遍的经济预期有关，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上升国家，今后的房价还有上涨空间，房产商抓住这一大众心理，推高房价、极力迷惑民众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到那时，即使是洪水滔天，对他们亦不会有多少影响，因为钱早已落袋平安。 在其他国家，年轻人购房都是等工作多年，有一些经济能力后自己再买房。但是独生子女政策所引起家庭结构畸形，子女刚结婚就需要父母帮忙买房。这也是目前房市畸形的原因之一。 !!!! 房价过高的另一原因是财富分布的不均匀，比如建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不到20万的成本，房产商以20万卖出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财富都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这些人愿意花费100万去买成本价60万的房子。房产商当然愿意建高档住房了。这样必然影响普通住房的价格。 中国富人控制房地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房产税，美国2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20％首期付款后，分30年付款，每月需要还银行900美元左右，还得缴纳近400美元左右的房产税。第一栋房子的费用要低，第二栋房子的利息和税就要贵多了，要是富人买几栋房子，即使全部付清，每年的房产税也是巨大的，倒不如将钱用在其它投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高房产税，富人只要付清房子后，几乎不要担心其它费用，大户看中今后的房价上涨空间，修建大量房子，即使空着也不卖，因为他们知道房子的涨值比银行利息和股票增值要高，他们要一直等着高价位，并且即使今后几年真可能出现房产泡沫，也只影响中层房产商，对有能力炒长线的大户是没影响的（反而更有利），投资房产可能成了某些人洗钱的一种手段。要是财富均匀分布的话，房产商考虑的是短期收回成本，房价不可能很高，住房就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现在的需要了，人们也可以达到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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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中国目前都感到“穷”的原因是中国阶层隔离，形成多个无形封闭的消费阶层。月薪上万元，从全国来说，算是高薪，但是他的朋友圈子大多是两三万月薪的，他有压力，他买不起郊区别墅，他不能经常到海外旅游，孩子上高档私立学校也有困难；月薪三四千元的，孩子择校都有困难，买车也成问题，压力大；由于基本消费品的物价被高薪的抬高，月薪一千元的，连基本生活都有压力；而月薪四五百元的农民工，是绝对贫困，要老天保佑千万别生病才是。 工资是普通人收入三四倍的美国医生或公司管理人员，骄傲得像只小公鸡；中国月薪四五千元的收入的医生还是感到穷，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月薪数百元到上千元的普通百姓，赚的是他们的养命钱，但他们的消费标准却要与那些有着上万元月薪的黑色收入者比。其实只要贫富差别降低到合理水平，消费自然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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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What's your point? The population boom shouldn't be curbed and should grow as it will? Besides, why will the poplation decrease below 50 million? You think the family-plan will continue when there is a sustainable but reasonable amount of people in China? I've lots of things at home. So I have a garage sale in the afternoon. Then I have to worry about whether I will sell my grandma's chair? You aren't a serious poster, are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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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孙小美 2008-08-12#13 991 $0.00 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6、消费率持续走低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储蓄率高是对未来信心不足的表现。 在谈到“你为什么储蓄”的问题时，排前五位的依次是：应急、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财富在流动中才能增值，美国华尔街就专门给一些机构提供经费研究市场效率。贫富差别太大意味着有消费能力的人花费一小部份财富消费就饱和，大量财富不能进入市场，而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消费能力，结果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意味生产萎缩。 一个简单比喻：A生产矿石，B生产粮食，C生产彩电，D负责管理，要是利益均衡，每人都努力工作，大家都有冰箱、粮食、彩电；要是C的彩电价格太高(或者是D获利太大)，B的粮食价格太低，C只要化少量钱就可以购买B的粮食，还有大量钱存起来，B无力购买彩电，结果C的彩电生产减少，意味对A的矿石需求减少，A的收入也就减少。最后是都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品(从长远看，C的财富也不能增值)。因此要保证社会发展，必须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实行财富再分配，减轻贫富差别，才能增加内需，才能提高生产水平。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降低，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更是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2%以上，到2005年降到52.1%。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而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 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 !!!!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指出，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同时，年均GDP的增速也远高于消费的年均增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实购买力严重不足，成为制约种果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8%。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鼓励消费，但是由于贫富差别太大，政府的措施等于是掏走老百姓的养命钱 ，但是又不能让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无后顾之忧，结果是加大贫富差别，将老百姓推向绝地。比如近年大学扩招，政府最主要目的是看中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不是真的为了发展教育，因为国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想以此拉动消费，但由于政府看中的存款大部分并不都是普通百姓的而是特权阶层的，结果导致底层的老百姓不堪重负，近年因为儿女考上大学而无力提供学费而自杀的事件时有上演。 严苛的政府规制（靠这些规制多养活公务员）、沉重的税费负担（1/3的税，2/3的费：创业“油水”几被榨干）、缺位的创业服务抑制了创业活力，这导致个体工商户的数量逐年减少，也导致就业率下降。 在GDP稳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却“弱不禁风”，一个孩子上学、一场疾病就可以把全家打趴下。!!!!现在决定经济的关键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只要分配和消费理顺了（平抑房价、增加教育投入、医疗改革，尤其是停止计划生育），生产和就业问题也就会应刃而解。分配合理，市场就大，分工发展快，经济就发展快。 网民编了一首顺口溜《四大难》 住房是把你口袋掏空， 教育是把你二老逼疯， 医改是提前给你送终， 计生是让你不得善终。 现在的社会税收制度、价格体制、银行体制实际上是鼓励赢家通吃的。难道不怕弱势群体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评论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 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退休的日子指日可待，而挣钱却开始变得很艰难了。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虽然许多美国人延长退休年龄或在退休后重返工作岗位，也有不少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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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依照计生委的算法，中国少生4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国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学家也是这么宣传的。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 过去由于粮食品种和肥料短缺等原因，90%的人需要种地才能获得必需的粮食，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10%左右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另外90%的人照样在忙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 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要是你这1000元被赌场“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同样，要是将计划生育节省的钱用来投资社会养老金，用来发展教育、提高医疗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大家心里还舒服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保制度在老年化来临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而中国既然与印度这个不太成功的国家相比，都没有进步，而我们的教育、医疗相对来说还是落后的，说明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被用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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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1、行政成本增加--比腐败更致命的行政成本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 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约３倍于美国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现在已经达到26∶1。算去老弱病残，差不多10个劳动人口养1个公务员。从全国来说，光工资，每个老百姓就得为公务员承担超过1500元（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城市高达三四千元）。 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那么老百姓承担的公务员工资远不止1500元。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节庆和纪念活动、部门和行业利益膨胀。 同样是一辆车子，假如社会车辆运营成本每年为1万元，党政机关则要6到8万元，其运行成本要比社会车辆高出6到8倍。 此外行政成本增高还表现在：消耗巨大财富的众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项目决策失误；建设过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档化（有些地方政府办公设施非常奢华）；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让价格过低；透支资源、透支环境。 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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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 行政经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如果算上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以及腐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失，差距还要大数倍。 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8.2万亿元，而“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2 ％左右，只有2万亿元，加上福利和农民的收入一万多亿，还有70％以上的钱不明去向。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意味着储蓄中很大部分是腐败收入，也就是说每年增加1-2万亿腐败资金进入银行，大约6000亿元流向国外，另外一些流向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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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 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两年来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 过去十几年，税收收入的征管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到了2004年的时候，典型调查显示，税收收入征管水平已经达到85.7%。这意味着，实际税负和制度税负之间的距离在拉近 。除此之外，高税负还直接导致征税成本高等问题。 中新网2006年12月21日消息说，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 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在中国，100万税务干部，征收10683亿元的税收，人均组织收入107万元；而在美国，11万多税收征收人员，组织政府收入18273亿美元，人均为1600多万美元，是中国的117倍。 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时间多达872个小时，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司只需要80个小时。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到1996年达到4.73%，到上世纪末大约为5%-8%，征税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仅为0.58% 。 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缴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而国有大银行又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小企业又得不到银行贷款，无法发展壮大，也就无法增加就业机会。 中国个体户正在消逝，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中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 2505.7万，7年间，个体户减少650多万。原因之一是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高门槛 “准入”制度，高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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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5、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仲大军认为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使得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2005年更是降低到11%。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 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国家拿走了；而被国家拿走的部分，又大部分被中央财政拿走了[7]。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而资本拥有者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6]。而中国却还刻意不断提高资本拥有者的政治地位，将他们选为政协委员。 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 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 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１／24。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00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资料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次之是美国为19.86，第三是日本为19.51，巴西为1.27，印度为0.78，我国排在倒数第三名为0.53，而德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相当于我国的倍数分别为42、38、37、2.5、1.5 [8]。而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巴西人均GDP是中国的1.2倍左右。 分配问题其实涉及到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 “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就必须提高劳动（人）收入，增加工资总额在GDP的比例，降低资本（物）收入的比例。“以民为本”就必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民生（医疗、教育、社保等）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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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复: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财政收入大大高于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大大高过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大量地向政府和企业主倾斜，向权力利益部门倾斜，劳动收入一直处在缩小的状态。 2002年城市居民工资总额1.2万亿元，而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却有3.7万亿元，还有2.5万亿元是非工资收入（其中大部分是腐败收入）！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国家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用以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这意味着不到20%的人口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甚至更高。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也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按照国际惯例，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时候，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是农村居民的1.7倍；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经济的差别扩大引发了对农民的歧视的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 2001年账面差距为3-4：1，实际差距在5：1甚至6：1 。 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根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邓俊豪说，“这个数据只考虑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想想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省”的那点资源，省给谁了？ 这些不尽相同的数据可能有些并不十分准确，但都反映一个现实：中国贫富差别太大。继续这种分配方式的话，即使普通老百姓一个孩子都不生，日子照样难过!!!!要是改善分配方式，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又有什么困难？ 一方面是大量财富快速转移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破产，是很多农民工长期领不到用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很多工伤的农民工因为没有拿到医药费而死亡或者终生残废。中国现在陷入了穷人的生存和富人的生活之间的博弈了。 由于贫富差别过大，良家妇女也“自愿”给人家当二奶，年轻姑娘也“自愿”嫁给老头。 有人说对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来说，基尼系数高一些不足以为奇；但问题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比其它类似的国家也还要高。 有人说美国的基尼系数也突破0.4，美国没有发生动乱，中国怕什么？但是月收入一百元与一千元差别很大，月收入一万元与十万元差别不大，因此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稍高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却要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基尼系数必须降低到在0.3到0.4之间。 中国贫富差别必须引起重视，否则会引起社会动荡的。中国富人的钱从哪里来的，流到哪里去了，必须有人管。美国的税收政策比较完善，钱来钱往政府清清楚楚，富人得交非常高的税，存银行的钱税务部门清清楚楚，得交利息税。通过税收来平衡收入。而中国却直到近年才开始采取储蓄实名制，并且漏洞不少。 中国基尼系数早就突破警戒线，但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引起社会动荡。原因有两个： 其一、中国行政成本高，可以动用大量的成本来做到“稳定压倒一切”，延迟动乱的发生。通过提高行政成本来维持的稳定是很脆弱的。 其二，是中国是一个分阶层的多个封闭系统。在阶层内部，基尼系数并没有超过0.4，比如富人之间、城市普通居民之间、农民之间，并且还有东西部之分。但是随着人员的流动(比如农民工)，而消费却又全国化（比如教育、医疗不会因为农民就少收费），这个阶层隔离系统将打破，一旦打破，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由于农村承受能力最为脆弱，没有城市人口所有的贫困线、低保线、最低补助线，教育、医疗的开销越来越高于农村的收入增长，三农问题将是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暴力抗税、暴力讨薪、乡镇干部因发不出工资而罢工。目前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已经逼近农民的承受底线，要是国家不采取措施，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很大。在目前便利的交通情况下，破产的农民必将涌向城市，威胁城市社会治安。 亿万富翁不要因为一夜暴富就心安理得，短时能够将公共资产转为私有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有缺陷,反对仇富心理，但仇富心理有其社会根源。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始终是对社会的威胁，他们虽然不能获得财富(虽然他们努力劳动了)，但他们破坏财富的能力却是惊人的。 关于贫富差别、社会和谐，孔子有个著名的三段论。孔子曰：“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在一个贫富差别悬殊的社会，随着资本积累及经济发展，黄、赌、毒等问题必然伴之而来，就会出现“男盗女娼”。以前一瓶酒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现在“高薪养廉”了，没有几万元钱，这些官员根本看不上眼了。 贫富差别的扩大，必然会引起社会暴乱，社会治安恶化，因此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管子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前些年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大力批判，称之为中国的贫穷的根源，尤其是先富起来的那群人更是心安理得。但是“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不合理的贫富悬殊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这样，因此发达国家都尽量做到分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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