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生活信息国家档案局解密1958-1962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
在加拿大
如题,万恶的自然灾害啊,绝不是人祸吧?2017-01-11 法治内参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据悉,早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2009年起在网上疯传。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万人其中城市: 9万5800人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万人其中城市: 272万人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万人,其中城市: 211万7000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万8000其中城市: 107万8000合计 3755万800其中城市 601万800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一九六O年为- 4.7%一九六一年为 -5.2%一九六二年为 - 3.8%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1300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1122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5139亿斤。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 6000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2200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1351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730亿斤。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1100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932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4200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3300亿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三年自然灾害仅死亡1000多万人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墓碑》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 而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42-143页)。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经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地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都有详尽的记载。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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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信了,就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吃饱了骂骂厨子是件挺有逼格的事,但千万别跟切墩的装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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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metro 说:如果你信了,就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吃饱了骂骂厨子是件挺有逼格的事,但千万别跟切墩的装大了。点击展开...这么说得感谢给了饭碗还给做好了饭的厨子呀,切墩儿的都这般威武我绝不敢得罪,吓死我了,所以我选择假装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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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metro 说:如果你信了,就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吃饱了骂骂厨子是件挺有逼格的事,但千万别跟切墩的装大了。点击展开...如果是假的,是不是切墩儿的造了假档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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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直处于各种“猜测”中,各方著书立说的也不少,争议之声不断,在民众中有挺高的关注度。 但作为掌握直接数据的一方一直对对此保持沉默并对沉默的原因都不愿意做出解释,令人费解。 死亡人数是个事实判断,无论当时记载是否完整,按照现今的人类调查取证,统计方式都可以得出相当准确的数据。 也许某些。。担心事实判断后面的价值判断(算是我的恶意揣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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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h 说:那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直处于各种“猜测”中,各方著书立说的也不少,争议之声不断,在民众中有挺高的关注度。 但作为掌握直接数据的一方一直对对此保持沉默并对沉默的原因都不愿意做出解释,令人费解。 死亡人数是个事实判断,无论当时记载是否完整,按照现今的人类调查取证,统计方式都可以得出相当准确的数据。 也许某些。。担心事实判断后面的价值判断(算是我的恶意揣摩吧)?点击展开...担心利益受损,把水搅浑,即使摸不到鱼,也还可以说:水里根本没鱼,水太浑把鱼都呛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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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测试帖鉴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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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Vacation 说:智商测试帖鉴定完毕点击展开...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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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五毛们都害怕切墩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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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互相参照着看吧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一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 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的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就达到 720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 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 ,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 , “罪恶滔天” ;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 。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 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了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 。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 ,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困难时期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 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 年开春时节到四川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规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种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 ,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 、南瓜,那也挺管用的。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 “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 “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 “你一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59 年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 (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 。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回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把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 “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 ”警卫战士说: “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 ”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让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 “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鱼。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的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 “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里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 。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是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三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 !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地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当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 ,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 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困难时期写得过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枪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在大一点、步子在快一点” ,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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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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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怎么没搞出蒸汽机,电,互联网。。。? 赏 2017-01-12#13 Z 773 $0.00 你这数据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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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haiyanzhong 说:原来五毛们都害怕切墩儿的。点击展开...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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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ip 说:靠。吓坏人。点击展开...坏人不怕吓,你也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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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控全是假的,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编纂。我们国家从未饿死过人,至于死掉的人,都是营养过剩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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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完了,中国还是中国国民党走了,中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没了,中国就亡了国?智商测试帖鉴定完毕点击展开...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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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说过困难时期农民私藏粮食的事,另外三千万这个数字是有点大了,那时全国人口才六亿,5%的非正常死亡再加上正常死亡的那是多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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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guo 说:这些指控全是假的,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编纂。我们国家从未饿死过人,至于死掉的人,都是营养过剩撑死的。点击展开...貌似一派胡言,不过也貌似有道理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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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U 说:我也听说过困难时期农民私藏粮食的事,另外三千万这个数字是有点大了,那时全国人口才六亿,5%的非正常死亡再加上正常死亡的那是多大的数字?点击展开...所以说那国家档案里写的,很有可能是假的,毕竟,造价无压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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