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外贸
贸易融资业务成为国内各家商业银行重点关注的领域，经历了从怀疑到观察，再到价值发现的实践和创新。但是最近这两年，随着经济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一些行业及地区的贸易融资市场遭遇了不小的困难。
贸易融资未来要怎样发展？商业银行和贸易融资从业者都在思考。大宗商品业内人士担心，银行会不会就此放弃“高风险”的贸易融资业务？贸易融资该不会快要“走到头”了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站在银行的角度，来说说银行对贸易融资的喜恶偏好。
银行为什么要做贸易融资？
竞争压力的倒逼
贸易融资业务发源于中小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金融业残酷竞争的结果。
1990年代，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愈趋激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四大行以固有网络和传统优势占据大型客户市场，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由于地位的不对等，纷纷陷入核心竞争力缺乏、定位模糊的尴尬局面。
正是这样的处境，才迫使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广大中小企业，寻找适合自身的业务。
能减少资本占用
贸易融资业务是围绕授信主体的交易环节展开，必定依托交易结算。而在实务中，贸易结算工具种类繁多，除现金外，还包含票据、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以国内贸易融资中应用较多的票据来看，作为先天的贸易结算工具，其具有低成本、有因性、流通性强和可追溯等特征。
对商业银行来讲，票据的有因性和可追溯性，恰好符合了贸易融资的内生性要求，也有利于信贷风险的控制。表内、表外等多种类型融资工具的运用，不只是方便了客户的交易和结算，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资本占用。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一直以存贷利差为主；在经营方式上较为粗放，资本占用较高。但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监管标准的提高，各家商业银行不得不考虑集约化经营，目标是在减少资本占用的基础上实现业务规模的增长和盈利的增加。
贸易融资基于其自偿性、流程性和产品组合，在盈利水平、风险控制和资本占用上明显优于流动资金贷款，商业银行面临的困境，也就成为贸易融资业务大发展的契机。
呼应政策导向
另外，贸易融资以贸易背景为基础，实实在在地解决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基调完全相符。
这些年，流贷贸易融资化已初现规模。可以预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新监管标准的落地实施，这一趋势将更加显著。
银行在担心什么？
在经济下行周期，一些问题引起了银行的关注。
资本的硬约束
《巴塞尔协议III》发布后，中国银监会在统筹考虑《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基础上，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新资本协议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重新定义了一级资本。新资本协议将导致部分商业银行面临长期的资本压力。
与一般流贷相比，贸易融资业务虽然整体上风险资产权重占用较小，但在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的硬约束下，一样也受到波及。
信息不对称
贸易融资的自偿性和流程性，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掌握交易环节所产生的商流和物流信息，而这依托于授信主体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的配合程度。然而，由于第三方合作伙伴配合的局限性以及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造成银行无法对授信企业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造成商业银行难以进行精确的风险管理。
法律环境不完善
在国内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深入的大环境下，经济的波动造成过去一些隐藏的风险开始显现，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相关法律和监督机制不完善、部分企业缺失诚信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存货类业务的权属确认、押品变现等方面存在风险隐患。
解决贸易融资面临的以上困境，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监管当局从制度和法律方面加以完善，切实解决制度和法律上的不足和障碍；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自身要根据市场需要，依托技术进步，不断进行创新和业务重构。
贸易融资“明日图景”设想
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和产业链快速整合的今天，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必然要走上结构化、大数据化、投行化的发展方向。
风险缓释和交易安排的结构化
从传统的票据融资、动产质押融资到依托核心企业“1+N”式的产业链融资，贸易融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定的结构化特征。
从国际经验来看，结构化贸易融资(Structured Commodity Trade Finance)是指银行根据企业的具体融资需求，通过商品质押、商业票据、货物监管、提货通知、商品回购、资金流管理、期货保值等一系列结构化设计来掌握货权、安排资金的融资方式，其核心是结构化风险缓释工具的运用与结构化资金交易的安排，两者相辅相成。
通过贸易融资结构性的安排，企业获取银行授信的门槛能够被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也可以被转移或分散。
在风险缓释工具的运用方面，银行既可引入专业的保险机构，又可与期货公司合作开展商品套期保值，建立信贷风险分担机制。
银行还可以针对贸易融资形成的信贷资产尝试证券化，选择性引入现金流切割技术，通过与证券、信托、交易所等机构的合作，发行贸易现金流支持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将风险分散到债券市场不同类型的投资群体。
从资金交易安排来看，可以在上下游交易链条上，通过组建风险缓冲保证金池、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的产业基金等模式，将产业链上的企业从简单的贸易关系，逐步引导为行业利益共赢体，从而以银行信贷支持为手段，实现产业链上企业生态圈的长远良性发展。
信息来源和运用的大数据化
银行做贸易融资业务，对企业信息有强烈的需求，甚至需要第三方协助对贸易流程中的商流和物流信息进行收集和控制。但目前商业银行对数据信息的使用还是单一的和孤立的，仅是用数据来进行流程管理，并没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数据背后反映的企业行为和非正常变化等重要信息。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物联网技术的进步，为贸易融资的大数据化奠定了基础。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核心企业、物流企业、电子交易平台等机构合作，从现代物流信息系统、ERP系统、物联网等获取交易环节上的贸易数据、物流数据、仓储数据、价格数据等信息，并运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工具，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贸易融资系列模型。
这些模型既可以被用来分析客户的贸易行为、定制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提高商业银行内部的流程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效率。
贸易融资业务信息来源和运用的大数据化，是在四流合一的基础上进行的数据分析与建模，其实质是对企业群贸易行为的建模仿真，包含交易行为、运输行为、周转行为、生产行为、库存行为等等。通过模型的数据输出，动态的、实时的为商业银行提供经营贸易融资的风险判断和营销决策支持。
贸易融资投行化
银行的基本属性是金融中介，而金融中介的内涵，远远不止于资金中介，还包含信息中介、交易中介等一系列中介业务。
传统商业银行大多是以资金中介的角色经营外汇与商品业务，投行则扮演了信息中介和交易中介的角色。在国内金融混业经营愈来愈明显的趋势下，各商业银行纷纷开展类投行业务，而贸易融资由于其基于商品交易的特性，较其他商业银行业务更具投行化基础。
以高盛（GoldmanSachs）为例：自1981年高盛买下J. Aron&Company（专营商品贸易融资）起，高盛已在商品贸易融资领域浸淫了三十余年。高盛强调，商品贸易融资是“一项核心与战略性的业务”、“高盛的血液里流动的是商品贸易融资”。正是在商品贸易融资领域成功的投行化运作，将高盛从上世纪70年代华尔街上的中小投行快速成长起来。
在中国，贸易融资投行化的进程刚刚起步。传统贸易融资更侧重于融资本身，至于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那些大多被当作一项附加服务。而贸易融资的投行化运作，使得商业银行真正参与、撮合企业贸易的全过程，给银行带来更大的利润增长空间。
贸易融资的投行化，是在当前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商业银行以投行化的形式嵌入企业贸易过程，提供贸易的撮合、贸易项下的融资，以及作为贸易链中的一方直接参与贸易。
银行还可通过商品套期保值融资、基差交易撮合、跨境多币种贸易、海外扩张、贸易银团等多种服务的有效组合，一方面有效拓宽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减少风险资产的占用，另一方面提高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使银行商业模式更加多样化，满足企业差异化的金融需求。
随着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在伦敦的商品贸易融资部门、广发证券收购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的大宗商品部门、中国银行成立专营商品贸易融资的子公司中银国际全球商品贸易公司(BOCI Global Commodities)、平安集团银行与期货合作推出大宗商品金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已正式吹响贸易融资向投行化迈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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