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情况广受国际社会关注。有人猜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大幅减少；有人对相关债务问题继续表示关切；也有人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煤电建设项目表示关注。同时，更多的人则关注着疫情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1、克服重重挑战，投资总量大幅增长
2020年，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倡议提出以来最多的一年，比2019年增长了18.3%，与几年来的年平均投资额相比，更是增长了18.9%。相应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13.6%上升到了2020年的16.2%。
实际上，自“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秋季提出后，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就迅速地从上一年的1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了125.4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加到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在2016年和2017年稍有回落后，2018年超过了150亿美元，达156.4亿美元；2020年更是高达177.9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多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1047.2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额149.6亿美元。
从项目层面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最严重的一段时期，确实有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短暂停工，但绝大多数项目都很快复工。不仅如此，中国与相关国家还于去年启动了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如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巴基斯坦科哈拉水电站等。去年，中国与日本、法国签署了在卡塔尔建设首个非化石燃料充电站的协议，还与乌干达签署了建设光伏发电站的协议。
总之，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因疫情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任何改变。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匈牙利、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联合成立多边金融合作中心，并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更大空间，中国和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将继续表现出总体不断增长的势头。
2、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于债务危机
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不仅仅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爆发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持续时间较长。
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债务快速增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和欧盟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总量大幅增加，且很多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总量多了，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也比较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也就有所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增加了对沿线国家的资金支持，但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共商共建共享，与相关国家共同讨论建设项目，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资金安排；二是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中国企业和相关国家的企业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开展项目合作，项目资金也主要是企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而得以解决，包括多元化的国际融资、PPP融资等方式，政府间直接借款的数量很少；三是坚持发展导向，建设项目的选择是根据相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确定的，以确保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推进7年多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在少数人经常提到的斯里兰卡债务问题中，该国领导人前不久公开表示，斯对华债务只占其国家外债总额的12%，且该国债务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来自金融市场的借款和多边机构的贷款。即使是对华债务，也主要是低息优惠贷款。而对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建设项目，承建的中国招商局花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市场规则和公平交易原则购得70%股权以及租用港口和周边土地建设工业园99年，属于典型的市场行为，不应被政治化。再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债务问题，实际上80%左右的项目资金都是由中国企业和巴基斯坦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企业依据市场规则获得的融资，只有约20%的资金属于债务融资。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特别重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2017年，我国与26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9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流程与标准、项目所在国债务风险分析、债务承受力压力测试、债务风险管理等提出了详细分析框架，以提升债务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果。
对于那些出现偿债困难的国家，中国从不逼债，而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国去年已经免除了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的无息贷款；为了减缓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影响，我国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G20）缓债倡议，缓债额十多亿美元，约占G20缓债总额的近30%，是G20中贡献最大的国家，甚至占到了G7国家缓债总额的80%以上。
3、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其中，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为严重的就是电力不足。由于缺电，这些国家很难发展制造业，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很难提高。通过在这些国家新建一些发电站，可以直接增加其供电能力，对促进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能源项目也较多。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为例，由于巴基斯坦严重缺电，因此电站建设项目占所有建设项目总数的60%以上。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实施的基本政策是控制煤电发展规模。政府已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限制对涉煤建设项目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修订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不再支持涉及煤和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项目建设。
这样的基本政策也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电站，很多都属于可再生能源类型的，水电站就有卡洛特、玛尔、苏吉吉纳里、达苏、科哈拉、阿扎德帕坦等；除了水电站外，中国也在巴基斯坦建设了不少风电站，如萨菲尔、塔帕、玛斯特、萨察尔、哈瓦、特里肯波斯顿等，而且有些风电站如萨菲尔、塔帕等都已投入商业运行；还有核电站如卡拉奇核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如建设在巴哈瓦尔布尔市的100MW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除了在巴基斯坦大量地建设了很多清洁能源电站外，中国企业也在黑山建设莫祖拉风电站、在阿联酋建设迪拜光热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
但由于一些国家并不具备清洁能源发电的资源禀赋，而拥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加上目前清洁能源发电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确实有一些煤电项目，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萨希瓦尔电站、卡西姆电站等就是燃煤电站，但都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清洁燃煤技术，碳排放量严格地控制在国际先进水平。
总之，中国正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即便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仍然与有关国家共同建设煤电项目，也会通过运用世界先进技术而坚决做到低碳生产，清洁生产。
4、双循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动能
基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所面临的新环境、新特点，中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谓“双循环”，一个循环就是指我国国内的经济循环；另一个循环就是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循环。通过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从国内经济循环来看，我国有十分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国内形成良性循环的条件也已具备。我国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也比较多，市场主体也多，因此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市场空间都很大。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的积极支撑作用越来越显著：2012年，我国消费占GDP比重还只有49.3%，不到50%，但2016年就超过了55%，2019年达57.8%，2020年的严重疫情给消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稍有回落，为54.3%。
从国际循环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中国的进口以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
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同年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我国成为去年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有人大肆鼓吹“脱钩”和“去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相反，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以及其他联系只会越来越强。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依托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已经在贸易、投资、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1%，其中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了18.3%。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于2020年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对促进整个地区以及各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各相关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该区域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5、数字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易、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进而直接促进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新业态发展，尤其是直接促进了网上购物、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游戏等基于数字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我国已与16个国家签署了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2个国家共同打造“丝路电商”合作平台。为了协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抗击疫情，中国医疗专家去年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与很多国家的同行交流防疫和诊疗经验。
中国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这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推进的新发展时期，如果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其现代化发展路程不仅将缩短，而且还能更好地满足联合国2030年议程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赢得这次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目前应特别重视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助力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成效。譬如说中国通过扫描健康码而对人们的新冠肺炎感染情况进行有效辨识的数字技术，就很值得“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借鉴和推广运用。又比如说，通过视频会议交流防疫抗疫经验、通过远程医疗方式实行有效会诊等都直接有助于各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是除了重视传统基建外，需要加强新基建建设。通过5G等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转型发展进程，促进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信息产业等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三是秉持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数据安全。我国已于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共同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和稳定，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或窃取他国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数据、侵害个人信息或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不得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数据存储在境内或直接向企业调取境外数据，企业不得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后门，等等。
四是在数字化时代，要特别注意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防止因为“数字鸿沟”问题导致部分国家和部分人民陷于新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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