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在中國家庭中，人們會問“你吃了嗎”來表達問候。這是一種以關心來表達的愛：讓我來照顧你，讓我來滿足你最基本的需要。而它的回應——我已經吃了——也是一種愛的表達。別擔心，媽媽，我挺好的。我上大學時，我父親會寄來裝滿零食的箱子：速溶土豆湯粉、牛肉幹、我最喜歡的巧克力布丁杯，都是批發購買的。我想，難道他不知道我自己也可以買吃的嗎？他會每周給我打電話——我曾經覺得是他瞎擔心。需不需要錢？有沒有很晚回家？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打來電話想知道我有沒有按時睡覺。
在我兒子出生後，我帶他去見我母親，發現她已經把我的舊書桌改造成了一個尿布台。桌面上鋪著一個我的寶寶可以躺上去的柔軟墊子。曾經用來裝信封的格子裡，現在裝著一盒盒濕紙巾；曾經放筆的地方放著一瓶按壓消毒液。每一個需求都被想到並關照到了，即使我完全可以在地板上給他換尿不濕。抱著我的三個月大、頭骨仍然柔軟的嬰兒，為人父母的我終於明白了這個感覺：被掩飾為擔憂的愛。
現在，我每周都會和母親視頻通話；我詢問她的髖關節、她的過敏症、她吃藥的情況。最近她蔬菜有沒有吃夠？她有沒有戴雙層口罩？她鍛煉身體了嗎？
愛是一個無形的東西，倏忽而逝，有時候我們能抓住的只有這些平淡無奇的身體上的需求。
對於許多亞洲人後代來說，把愛偽裝成擔憂是有原因的，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樣貌在太多人的眼裡被當作外國人，無論我們在美國待了多久。悲哀的是，這並不是什麼新事。就像我們社會裡那麼多扭曲的事情一樣，它是一個一直存在的、在大流行帶來的壓力下不斷擴大的裂縫。
雖然感到難受，我還是看了襲擊亞洲老年人的視頻。他們的衣著打扮就像我遠方的叔叔阿姨；有時他們的走路姿勢也像他們，雙手在背後交叉，或者提著裝滿水果的沉重的塑料購物袋。我哭了，因為這也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下一次，真的有可能就是他們。視頻裡每一個人都是某個人的阿姨或父親或婆婆。
我給我的表親發信息——只有我們這代人會馬上回復。你怎麼樣？你父母還好嗎？注意安全，好嗎？我給我母親發了一張照片，上面有我做的菜，我烤的蛋糕，我兒子微笑著，他喂養得很好。我想說的是：別擔心，我們都挺好的，你看？
如果我住在附近就好了，那樣的話，我就可以給她帶西瓜，還有她愛吃的肉包，如果有人朝她沖過來，要攻擊她，我可以擋在中間。
當你的樣貌讓你變得易受攻擊，一種解決方法是消失於人群中：把臉遮起來；不要去離家遠的地方；幹脆別出家門。有人倡議做一個高調的美國人。改掉名字；改掉微笑的方式；揮舞星條旗——用他人所謂的美國人該有的樣子來偽裝你自己，這也相當於說：不要做自己。其他人則希望我們真的消失。11歲那年，我站在一個公車站，一個男人在我面前大吼：滾回中國或者越南，或者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
在我打字的書桌的上方掛著一張小小的照片，是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拍攝的著名照片《加州奧克蘭，1942年3月》的復制品。照片上，一個巨大的橫幅掛在灣東商店(Wanto co.)的門前。上面寫著，“我是美國人。”我想象著加州大學畢業的店主松田達郎（Tatsuro Matsuda，音）請人制作這個標牌的景象。再大一點。全用大寫。能做多大做多大。他把它掛在自家店鋪的櫥窗上，用兩英尺高的字母表達他的美國之心。
後來，他還是被抓起來送到了強制收容所，和成千上萬的日裔美國人一起，消失在沙漠裡。關於他的下落，我找不到任何信息，只有這塊並沒有挽救他的標牌的照片。
至少對於那些決定把你當外人看的人來說，你無法用一張照片證明一個人的人性。但是我們不需要用我們的照片和故事來說服別人我們和他們一樣是人。對此，我們不需要像他們那樣；我們不需要把自己框入某種狹隘的標准來證明自己的美國特性——或人性。
·中文新闻 悉尼铁路工会纠纷：避免火车混乱的协议细节浮出水面
·中文新闻 为什么比尔·肖顿体现了澳大利亚政治最好和最坏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