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加拿大西部小镇，坎卢普斯(Kamloops) 寄宿学校旧址门前的草地上，十几个原住民孩子正在嬉戏打闹。他们身旁矗立着一座黑色纪念碑，上书碑文，悼念那些曾经遭受种族灭绝政策对待的原住民孩童。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色彩鲜艳的花束、童鞋和毛绒玩具。
“今天，我们带着年轻人向在这里被发现的两百多位同胞致敬。他们的祖父母、父母辈很多人都曾在他们的年纪，在这所学校遭受身体和精神的虐待。”带队的社区教员David Arche介绍。
印第安寄宿学校(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是加拿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就读于此，那里的孩子每25人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甚至超过参加二战的加拿大军人的死亡率。
2021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一个原住民社区组织通过探地雷达在坎卢普斯寄宿学校附近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6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751座原住民儿童的无名坟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市的圣尤金教会寄宿学校旧址上，也发现182具埋葬在无标记墓葬中的人类遗骸。
20年前，2001年，一场大雨让Dunbow寄宿学校死亡的34名儿童的棺木暴露在外。2019年，考古学家利用探地雷达在萨斯喀彻温省Muskowekwan寄宿学校的旧址周围发现了草草挖掘的坟墓，其中有15座坟茔属于儿童。
坎卢普斯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开办于1893年，曾经是加拿大最大的寄宿学校。印第安寄宿学校自1883年开始建立，该项制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被废弃，但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到1996年才正式关闭。最多的时候加拿大全国有80所寄宿学校，这些学校存在了113年，在加拿大历史上鲜有提及。
■ Kamloops 寄宿学校对面的纪念碑。
■ 来到Kamloops 寄宿学校参观的Williams lake社区儿童。
■ Kamloops 商家通过在橱窗摆放小熊的方式纪念在寄宿学校旧址被发现的儿童。
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新大陆之前，原住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但在殖民者眼中，他们只是需要被“教化”的野蛮人。他们试图通过寄宿学校，让印第安人成为“文明人”。但实际上，他们对原住民采取一系列实质为“文化灭绝”的行动，剥夺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愚蠢的印第安人”。
直到2008年，原住民幸存者们通过数千个法庭案件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他们的经历，最终发起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集体诉讼，并组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后，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的经历及死亡真相才逐步浮出水面。
在印第安寄宿学校成立的最初几年，学生们“像苍蝇一样死去”，死亡率高达50%。即使到了20世纪40年代，寄宿学校内的死亡率也比加拿大整体儿童的死亡率高出5倍。有多位幸存者口述自己曾在半夜被喊起来为死去的同伴挖坟。
根据《真相与和解报告》，在15万学生中有大约6000人死亡，另有1万至5万人失踪，其中最小的只有三岁。在加拿大政府和寄宿学校的记录中，三分之一的死者没有名字，四分之一的死者不知道性别，大约一半人的死因也没有确定。截止目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根据现存资料已整理出3200位死者档案。委员会获得档案的过程异常艰难，政府部门和教会都不愿意提供资料，直到被告上法庭后才就范，很多资料也早已被销毁，这意味着实际的死亡人数和很多孩子的具体身份已经无从知晓。
加拿大政府会按照学生人数给这些寄宿学校补助，但同时他们相信，通过强迫学生劳动，加上传教士的低薪劳动，可以在几乎免费的基础上运行一个寄宿学校系统。为了控制成本，加拿大政府100多年来一直将印第安寄宿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原住民儿童上学的地方大多建筑简陋、维护不善、拥挤不堪、不卫生且有火灾隐患。孩子们吃的是不合格的食物，接受的是不合格的教育，做工辛苦又充满危险。
疾病、火灾和营养不良夺走了大量孩子的生命，也有一些孩子在逃跑时因暴晒或溺水而死亡。疾病是印第安寄宿学校儿童的头号杀手，尤其是肺结核。学生们长期在受虐的环境下生活，抵抗力极其低下，肺结核病猖獗。那些没有被它杀死的人身体往往严重虚弱，可能会死于麻疹、天花和其他传染病。学校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护理，死亡率进一步恶化。
■ 在拥挤的宿舍里，肺结核等疾病会迅速传播。(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 1950年，北美印第安儿童在加拿大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图源：视觉中国)
最致命的年份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例如，在寄宿学校开办后的头6年里，萨斯喀彻温省卡佩勒的印第安寄宿学校(Qu 'Appell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有超过40%的学生死亡。
当时加拿大原住民的死亡率是总人口死亡率的两倍多，在某些省份甚至是三倍多。肺结核是造成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婴儿和儿童在家中被感染，然后被送到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又感染了其他孩子。
火灾是另一大杀手。由于消防设施和基本安全标准的缺失，寄宿学校经常遭受大规模伤亡事件。为了防止受不了监狱般生活的学生逃跑，许多学校故意忽视政府关于消防演习和消防通道的指示，当发生火灾，孩子们求生无门。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已经确定，至少有53所寄宿学校被大火烧毁，还有至少170起有记录的火灾。一些学生为了反抗也试图烧毁学校，至少有37次这样的尝试，其中两次以学生和工作人员死亡而告终。
■ 萨斯喀彻温省Sturgeon Landing的罗马天主教学校于1952年9月被大火烧毁，没有人员伤亡。(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对学生来说，最有效的抵抗形式是逃跑。但逃跑也充满风险。至少有33名学生在逃离学校后死亡，学校通常不去找到他们，也不报告他们失踪的情况。1937年的元旦，四个年龄从7岁到9岁的男孩从Fraser Lake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逃跑，打算在7英里外的保留区与家人团聚，他们最终都在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冻死了。
在印第安寄宿学校丧命的不仅仅是学生，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一些女学生被神父性侵后生下的婴儿会被“蓄意杀害，有时被扔进火炉里。”
按照政府规定，学生在校死亡时，学校需要承担丧葬费用。寄宿学校一般会以成本过高为理由，拒绝家长提出的把孩子遗体运回家乡埋葬的要求，而是把孩子草草埋在学校附近的墓地里。许多早期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是更大的教会传教中心的一部分，可能包括一个教堂，传教士住所，一个农场和墓地。教会墓地可以作为埋葬死于寄宿学校的学生、当地社区成员和传教士的地方。但是学生坟墓和教工坟墓被区别对待。工作人员的坟墓上一般有墓碑，记载着姓名和出生死亡日期，学生的墓地只能通过纯白色的十字架辨认。
更令人揪心的是，学校关闭可能意味着墓地被废弃，有些已经成为了荒地，被人遗忘。
即便活下来，在寄宿学校的遭遇也令原住民儿童终生难忘。
现年66岁的原住民男子Allan Jones曾经在位于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岛上的Alberni 寄宿学校待了不到两年，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抚平这段经历带来的创伤。“那里就像监狱一样，管理者可以恣意操控原住民孩子。”
“一开始当父母开车载我去学校时，我其实很开心，以为自己可以和哥哥姐姐在一起学习，但是到达寄宿学校后，我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进不同的宿舍。在意识到自己将与他们彻底分开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那时候我只有七岁，却被迫与所有家人分开。”
直到后来他才了解到，当时父母是被迫送他去寄宿学校的，如果不这么办，父母会面临牢狱之灾。
Allan说，一进学校大门，监管员(supervisor)就交给他一套衣服和一个棕色的袋子，命令他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放进棕色袋子里，然后在他头上撒上一些粉末，让他去淋浴间冲洗。“我以前从没被这样对待过，我感觉很害怕。”
接着，孩子们排着队被带到位于地下室的餐厅用餐，Allan惊恐地发现盘子里的食物上爬着几只蛆虫，在今后他还将被迫吃下无数顿发霉或长蛆的饭菜。
在夜晚，3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睡觉。在第二晚他们就遭受了虐待。因为有几个孩子尿床了，监管员命令其他孩子站成两排，每人手里都拿着皮带，几个尿床的孩子被逼从两排人之间穿过。“我们被逼用皮带抽打尿床的朋友，我拒绝了，于是监管员逼我站进尿床者的队伍里一起接受惩罚。”
“同一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来告诉我，如果我知道如何说我们的传统语言，如果我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仪式，不能在寄宿学校表露出来，因为我会受到惩罚。” Allan说，他无数次看到他的朋友们因为说他们的传统语言和谈论传统仪式而受到惩罚。
■ 寄宿学校儿童在学习做木工。(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 安大略省艾尔金山一所寄宿学校的洗衣房。衣物绞拧机是造成对原住民儿童伤害的源头之一。(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 曼尼托巴省克罗斯莱克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在厨房做工。(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 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威廉姆斯湖学校砍柴的男孩。1902年2月，一名叫邓肯·斯蒂克斯的印第安儿童在逃离学校后被冻死。(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直到今天，我都很难受。”根深蒂固的恐惧给他日后重拾自己的语言带来了心理障碍，“我至今依旧说不流利，不是因为我的语言学起来困难，而是因为那些痛苦的记忆会把知识踢出我的大脑。害怕说我的语言会受到惩罚。因为每次我目睹那种惩罚，我都向自己保证，永远不再学习我的传统语言，我小时候就许下了这个承诺，今天我却要打破这个承诺。”
“在那里跟本没有人教育我们，只是让我们掌握最基本的生活技能，然后干苦力活。只要我们没做他们想让我们做的事。比如，如果我没有整理好床铺，如果我打扫得不够干净，他们就会叫我又脏又蠢的印第安人。”Allan说，他在寄宿学校的经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因为我相信我不配得到任何好东西，我做任何事都会失败。”
他向笔者表示，自己分享经历并不想责怪任何人，“公众需要意识到这段历史。这些是困扰我们的幽灵，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
那段经历让Allan逐渐忘记了传统价值观，以及如何去正确地爱他人，尊重女士。因为当年那些年幼的孩童，很多都遭受过监管员的性虐待，施虐者不分男女。
Allan说，自己曾遭受某个男监管员的性虐待，他也曾目睹其他男孩被性虐，女监管员走进男浴室与他们一起洗澡。他无意间甚至偷窥到女监管员让一些男孩们排队轮流与她发生关系。
Allan在Alberni 寄宿学校的同学也经历了被性侵的遭遇，他们在法庭文件中作证说，自己曾经被迫为宿舍主管Arthur Plint(亚瑟·普林特)口交，并且被他肛交后大出血在医务室躺了一星期。当时的寄宿学校校长Andrews却不相信学生们的投诉，反而对孩子们进行殴打，并且告诫他们应该停止说照顾他们的人的坏话。
“在被性侵后，我觉得自己很脏，我会溜去淋浴或泡澡试图洗掉身上的脏东西，但是失败了。” Allan说，自己和朋友一起日复一日遭受身体和语言上的惩罚，他逐渐觉得自己的内心正在慢慢死去，变得非常麻木，“我自己学会了在那里想要生存，就不要信任任何人，表现出任何情绪，否则他们会认为这是你的弱点。”
■ 20世纪30年代，安大略省一所寄宿学校的男童，他们穿着学校制服。(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Allan曾试图通过信件向母亲叙述自己在寄宿学校的遭遇。“我曾经给我母亲写过很多信。我常给她寄快乐的信，也常给她寄悲伤的信。我知道她收到了那些快乐的信，因为她会跟我提起我和朋友在学校玩游戏的经历。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些悲伤的信中的内容。所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决定永远不和任何人分享我的痛苦。我很生妈妈的气，但在长大成人后才明白，我的信都被筛选过。监管员读了我写给妈妈的每一封信。他们销毁了那些悲伤的信件。”
实际上，Allan的遭遇，他的父辈们也都无一例外经历过，“我舅舅，我妈妈的弟弟，在寄宿学校亲眼看到他妹妹被从三楼扔出去死了。直到最近他才在一次活动上吐露这一经历。” Allan表示，寄宿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产生巨大的恐惧，他们不敢对外声张自己遭受的虐待，担心自己因此会被报复甚至生命受到威胁。
“我的父母，我的叔叔阿姨，我们社区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曾经历过寄宿学校。” 社区教员David Arche说。David的母亲曾多次亲口向他诉说自己在那所寄宿学校的遭遇，年轻女孩们被剃掉长发，穿着统一的服装，他们被殴打，被唾骂，被逼吃腐烂的食物。
现年61岁，曾经被迫在坎卢普斯寄宿学校就读的Glen Jack对《环球邮报》透露，他在五岁时就被警察抓去了寄宿学校。他被剃了光头，监管员剥夺了他的名字，给他一个号码“128”作为代称。除了不断遭受拳打、掌掴、皮带抽，开学几周后，身体虐待就变成了性侵犯。他至今害怕在睡觉时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因为这让他回忆起自己在寄宿学校被神父性侵的经历。多年来，他告诉了几十个人他在这所学校遭受的身体、情感和性虐待，没有人相信他，警察，朋友，甚至他的母亲都不相信。
而Allan与其他几名Alberni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一起把曾经对他们施暴的前学校宿舍主管Arthur Plint告上法庭，这名主管最终在77岁时被判处11年监禁，后来去世。审判他的法官称他是“性恐怖分子”。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历时6年、听取6700多人作证后，在2015年公布调查报告，称整整七代原住民的族裔认同被抹去，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自创立起就是有意识的文化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向“新大陆”大规模殖民，通过条约谈判和发动战争获得了对世界各地原住民土地的控制，他们认为自己是“把文明带给了从未开化过自己的野蛮人”。
■ 为了获得对土著人民土地的控制权，殖民者通过谈判达成条约，发动灭绝战争，消除传统的土地持有做法，扰乱家庭，并强加新的政治和精神秩序，这些秩序伴随着新的价值观和文化惯例。(图源：《真相与和解报告》)
1876年出台、几经修改后仍然生效的《印第安人法(The Indian Act)》，是几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原住民苦难史的见证。不幸的是，这一政府针对原住民的歧视性法案至今仍在执行。最初的法律条文对原住民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可以随意罢免他们的领导人，强制给他们分配英文名，禁止他们进行传统仪式，也不允许他们雇佣律师。
“长期以来，我们都受到加拿大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的压制。我们必须有通行证才能离开保留区。我们的勇士参加了每一次世界大战，为加拿大而战，但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才能参军。” David说，他的家人们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名字，继承了之前干活的农场主家的英文名。
殖民者们参考欧洲和北美为城市贫困儿童建造的教养院和工业学校，建立了针对原住民的寄宿学校，强制将原住民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开，削弱家庭纽带和文化联系，并向儿童灌输欧洲基督教文化，最终将原住民文化抹去。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米洛伊(John Milloy)直言，寄宿学校制度是国家“维稳”的一种手段，“利用儿童作为筹码，防止土著民族举起武器反对政府。”
《真相与和解报告 》称，不仅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地，寄宿制学校在传教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寄宿学校成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原住民政策的核心要素，具体的管理事务则由基督教堂负责。罗马天主教会运营着大约70%的学校，其余学校由三个新教教派控制。基督教会对宗教信仰的重视高于对教学能力的重视，他们不遗余力地去改变学生的传统服装、发型和宗教信仰。一旦到了学校，兄弟姐妹就被分开，政府和教堂甚至在学生完成学业后为他们安排婚姻。他们希望把这些孩子变成农民和农民的妻子。他们希望孩子们放弃原住民的身份，开始认识基督教的上帝。他们担心，如果这些孩子不受教育，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拿大人民对人权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对原住民的处境深感不安，尤其是不少原住民也作为士兵投身二战，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再加上加拿大政府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他们在1951年修订了《印第安人法》。
近几十年来，加拿大总理和政府其他部门多次为当年的文化灭绝政策进行道歉，并成立了用于赔偿受害者的基金，至今累计赔偿金额已达30多亿加元。
对原住民组织寻找真相的举动，政府部门纷纷表示支持，卑诗省政府近日宣布，将向21个原住民社区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在以前的寄宿学校或医院寻找遗骸。
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也表示将全力支持原住民社区的遗骸搜索行动。TK’EMLúPS地区皇家骑警发言人Crystal Evelyn回应笔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将继续就接下来的步骤与原住民领导人进行磋商，皇家骑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继续在文化上保持敏感、支持和尊重。
■ TK’EMLúPS皇家骑警为悼念寄宿学校原住民儿童降半旗。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除了多次在公开场合致歉，还抨击教会“沉默”且“不站出来″，呼吁教会正式道歉，并为其在该国此前由教会管理的土著寄宿学校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补偿。特鲁多称，“在讨论公平正义、疗伤与和解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真相。”
2021年9月24日，加拿大天主教首次就寄宿学校迫害原住民的残酷行为正式道歉。Crystal Gail Fraser是阿尔伯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印第安人，她长期研究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历史。“我鼓励媒体不要用‘发现’这个词，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孩子死在那里。” Crystal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教会和政府负责。针对这些无名坟墓的犯罪调查在哪里?皇家骑警正在调查吗?他们是否应该进行调查?正是他们涉嫌将原住民儿童强行从家庭中带走。国际法庭会因为国际种族灭绝罪审判加拿大吗?”
Crystal表示，虽然政府一直在表达歉意，但是他们的补偿工作做得并不足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种族灭绝”的行为至今还在继续。随着通过寄宿学校进行同化的方法宣告失败，政府开始采取政策将原住民孩子安排在白人家庭长大，期望能够通过“白人榜样”帮助他们同化，但这样的措施也是无效的。至今，政府依旧通过儿童福利系统，将大量的孩子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
David认为，政府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人们康复的作用，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砸钱，然后就不管了。“钱反而造成了更多问题，因为人们依旧不知道如何处理创伤和成瘾问题。我叔叔就得到了大笔的政府补偿，他把钱都花在喝酒上，差点喝死自己。”而作为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孩子，David自己依旧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虐待，“他们赌博，吸毒，酗酒，把自己在寄宿学校受到伤害发泄给周围其他人，发泄给下一代。”
《真相与和解报告》称，在寄宿学校受到虐待的儿童有时会继续虐待他人，那些在寄宿学校里像囚犯一样被对待和惩罚的学生往往会进入真正的监狱。“对许多人来说，从寄宿学校到监狱的道路很短。”
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原住民长期失业或就业不足、贫穷、住房条件差、滥用药物、家庭暴力和健康问题，在学校里受到严格纪律约束的孩子也很难成为慈爱的父母。
Crystal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废除《印第安人法》，制定更适合的法案。“在殖民统治之前，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已经建立了主权国家。我希望未来原住民将有机会探索他们的主权，实施自己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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