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从外地出差回到成都，程苏雅第一件事就是去朋友家接回4岁的儿子洋洋。前一天洋洋在幼儿园吃了太多薯条，再加上有点儿着凉，刚回到家，就发了烧。
程苏雅是摄影师，也是一个非婚的独抚妈妈。
对她来说，到成都定居是个折中的选择。此前，她带着4岁的儿子洋洋在北京和湖南老家都生活过。但北京的房租程苏雅难以独自承担，老家的教育资源则相对落后。去年，她决定带着洋洋到成都落户。为了让儿子入读还算不错的小学，她已经看好了学区房。
成为一名母亲，从孕期开始，就要开始经历无休无止的考验。而如果是一名非婚妈妈，意味着要凭一己之力单挑全部考验——一个人在待产室忍受宫缩的阵痛，给自己的手术通知书签字，一个人换尿片，一个人遛娃，一个人送他上小学；到了叛逆期还要理智地告诉他烟和酒意味着什么，在他因为失恋大哭时在旁边给他加油鼓劲……
非婚生，顾名思义，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这一人群在西方国家占了很大比例——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8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为41.3%，法国为60.4%。美国则是39.6%。目前，中国尚无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但近几年，很多非婚妈妈们开始出现在新闻里，深圳、上海非婚妈妈争取生育保险也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在婚姻制度之外养育孩子是一种什么体验，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传统的育儿模式和家庭模式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其他可能性？有关家、家人、婚姻是不是还可能有更广泛的定义？在我们的走访中，包括程苏雅在内的三位母亲，正在践行和尝试更为多元的育儿模式。也许她们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但尝试的过程都让她们不同程度地改变并成长着。
程苏雅刚给洋洋洗完澡，小朋友很开心_张楠茜摄
“要”
胖嘟嘟的手指按在地图的一条道路上，另一只小手紧紧拽着妈妈的大手，洋洋沉浸在看地图的快乐当中。细细端详了一会，他抬头对着妈妈笑，眼睛眯成了月牙，奶声奶气地告诉妈妈，找到了家的位置。
洋洋喜欢地图。在成都这座城市，公园门口的石雕地形图，地铁站里盘根错节的路线图，幼儿园墙上的手绘地球，都会吸引他跑过去。每到这时，程苏雅也会跟着停下脚步，两人一高一矮，并排站在巨大的地图前，耐心地辨识各种颜色和图形的标志。
洋洋的出现是个意外。2017年夏天，程苏雅发现自己怀孕了。前男友明确表示不想要这个孩子，她却有些犹豫。
程苏雅独自到医院做产检。她躺在床上，医生拿着黏糊糊的仪器在她的肚子上滚来滚去，对面超大的高清屏幕上，显出孩子的样子——一个生命在一团黑暗中跳动，还没成型的手脚似乎在欢乐地舞着。
程苏雅是个很“硬”的女人——至少她自己是这么形容的。她拍摄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吸毒女性、跨性别者、钢管舞女郎，她独自背着硕大的摄影包，从城市、农村的犄角旮旯把他们找出来，她想要呈现出这些边缘人群的爱与痛。她来自亲情淡漠的家庭，此前从来没想过要孩子和结婚，想得最多的就是离开家乡，去远方一个人生活。
可就在看到孩子轮廓的那一刻，程苏雅的眼泪突然就流出来了。她感受到了两个生命之间的连接，她渴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医生说，恭喜你要当妈了，以后不能这么轻易流泪、敏感脆弱了哦。
“做完B超回去，其实就已经做了决定，心里有点喜悦，但有点沉重。”程苏雅说，这是她三十岁人生的转折点。她知道，将来一个人养孩子，要面对各种歧视和压力，可能没有任何人帮忙，可能会丢掉工作，会很辛苦，但她还是决定留下他。
和程苏雅一样，苗子也从来没想过让一个孩子进入自己的生命中。
苗子怀孕是在2019年，前男友比她小八岁。刚开始也愿意一起抚养孩子。但是他的工作和情绪都不稳定，苗子要照顾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还要照顾他。最后她决定由自己来养育宝宝。
孩子在苗子的身体里长到第七周时，她第一次看到了彩超图——照片里是个模模糊糊的婴儿，“有点像漫画里的人。那时候觉得，要的话，是对自己整个人生、还有对人本身的肯定。不要的话，我想我会很糟糕。“她在2020年对《城市画报》的记者回忆说。
她给孩子取名叫“阿超”，意思是“超出来的部分”。她还记得阿超被护士从保温箱抱出来时小小的、皱巴巴的样子。她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身体和精神都极其与众不同的朋友，并且特别需要照顾。
有阿超之前，苗子过得无拘无束、穷且自由。她从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毕业，开淘宝店、改造旧衣服，都是基于热爱。她也随性地玩乐队，最讨厌刻意排练。她和身边的朋友们大多过着没有存款的生活，每个月的收入从几百元到几千元都有，刚好够用就行。
但是选择留下孩子的那一刻，苗子强迫自己改变了生活节奏——她戒了烟，不再昼夜颠倒地熬夜；她学着自己做菜煮饭，三餐规律；从来不为钱发愁的她变得很焦虑，担心负债的生活、无法负担阿超的生活，她甚至开始计划着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对梁曦薇来说，做出“留下孩子”的决定，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那是20年前。
梁曦薇中学时的日记，其中一条就是20岁前生个乖靓仔_受访者供图
她和孩子的爸爸谈恋爱三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她决定分手，独自生育和抚养孩子，分手后，彼此都再也没有联络。“我的孩子是爱的结晶，只是爱没能延续下去。”梁曦薇说，自己当时几乎没有做太多心理斗争就决定生下孩子。前不久，她翻到中学时候的日记，上面写着很多愿望，第一条是“愿世界和平”，还有一条就是“在二十岁前生个靓乖仔”。
她也还清楚地记得临盆的日子——刚好是2002年的世界杯期间。早上，她独自做完产检回家，晚上，巴西对阵土耳其的半决赛刚开场，她就见红了。阵痛有规律地袭来，每次都让她几乎生不如死。
凌晨两点，她躺在产床上，手脚都插着管子，等着进行剖腹产。麻醉师刚准备扎针时，主治医师突然叫停，接着把梁曦薇放平，让她试试宫缩时用力。没想到她一使劲，孩子顺利出来了，床尾的护士惊叫中差点没接住孩子。如释重负，梁曦薇居然感觉浑身是劲儿。没躺多久，她就自己起床上厕所。在医院走廊上来回踱步时，还听到窗外球迷看重播时传来的欢呼声。
“我一点都不想哭，甚至兴奋得想大笑，跳起来大喊一声‘我生了个儿子’。”
梁曦薇某日的朋友圈，和儿子讨论科学精神：“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世俗
实际上，在决定生下孩子时，梁曦薇就知道自己需要缴纳一笔昂贵的罚款——“社会抚养费”。这笔钱要罚父母双方，但她不想给孩子爸爸造成后续的不良影响，提出自己来承担所有。
社会抚养费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与计划生育制度相生相伴，多年来一直有存废之争。自2016年“全面两孩”正式落地以来，全国30个省份修改了计生条例，一些地方陆续取消了非婚生子的社会抚养费。到了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提倡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因为儿子的出生地和她的户口没在同一个区内，梁曦薇一边在多个部门之间奔波，一边努力工作挣钱，她希望让自己和儿子活得更有底气。儿子快6岁时，她交上了数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给儿子落了户，顺利读了小学。
2017年夏天，程苏雅生孩子时已经不需要再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她还面临着其他压力。怀孕七个多月时，她挺着大肚子回了老家准备生产。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结婚证，无法在北京的社区医院建档生子。
在此之前，失业让本不宽裕的她雪上加霜。所在单位得知她非婚生的情况，拒绝为她提供产假和生育津贴（指对职业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按工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她和人事部争取过，“生育保险一直都有参加，凭什么不给我应该有的福利？”但是却被拒绝。眼看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大，她不得不被动离职。
“我要生个孩子，但是对方不要”，回到距离北京1700多公里的湖南小县城，程苏雅告诉父母。父母看着她，总觉得她像是被负心汉抛弃了的可怜女人。直到她生产，父亲都不敢正视她的肚子——她从卧室走到客厅来坐坐，父亲会走开，避免直接交流。
程苏雅和很多人聊起过“非婚生”这件事，她希望让这个庞大的，却一直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人群得到正视。可不论什么职业——艺术家、诗人、摄影师，还是她在老家的同学朋友，都天然地抱持相同的观点，认为“非婚生”是可怜的，不负责任的，被抛弃的。
一向叛逆的苗子也受够了这样的眼光，她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打破亲朋好友对她固有的期待和污名化。
她的父母在潮汕生活多年，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对她也一直有着“结婚”的期待。苗子怀孕后回到老家，有亲戚串门，她只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散步也要等天黑后才出门。
2019年9月，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苗子决定给自己和朋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与空气结婚”的婚礼。
婚礼在充满上世纪80年代复古气息的舞厅举行。五颜六色的彩灯、水晶球灯让整个空间流光溢彩，舞台屏幕上播放了苗子前不久拍的视频。
当时在婚礼现场的《城市画报》记者记得，苗子穿着清洁阿姨在垃圾桶捡来的白色婚纱，和朋友们一起去医院做B超；在教堂门口，把一束教师节捧花当毽子踢向空中；她和一群朋友在街上跑着，自由自在。
“我的婚礼应该是处于正在定义中。有一些人认为是婚礼，有一些人认为不是，也有一些人正在想是不是。我以经历一场婚礼的想法，用我的方式去经历。”苗子后来告诉《城市画报》，她用这样盛大热闹的方式，给了父母对于婚礼的期待，也是自己对于现实桎梏的一次出逃和挣脱。
苗子在揭阳老家，和几个村里的姐妹一边带娃一边做一些服装改造设计_受访者供图
在那天录制的视频里可以看到，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很多。大家穿着颜色鲜艳、裁剪奇特的服装，演出了一场根据潮剧《十仙庆寿》改编的戏剧——“苦啊！字字句句画作血和泪，生育是痛苦还是自由，打开语言的通道，我是超出来的部分，做好成为人的准备，大脑产生最初的意识，我已经可以分辨出早晨、下午和晚上”，苗子在舞台上唱着。
苗子的父母最终都没有来到婚礼现场。哥哥和两个堂哥倒是来了广州。一个堂哥给了她红包就走了。另一个堂哥则在婚礼中途要回去赶车。只有苗子的哥哥坐在台下看完了整场婚礼，此前几年和此后几年，他都一直默默支持着苗子。
对程苏雅来说，除了被污名化和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她还担心过孩子的心理健康。此前在老家，朋友们听说她要生下这个孩子，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会出现心理问题。因为要做一则非婚妈妈的报道，程苏雅在怀孕期间认识了梁曦薇。动身去广州找梁曦薇的路上，她也揣着这个问题。
到了广州，她把问题抛给了梁曦薇。后者告诉她，十年前，她甚至因为这个问题焦虑地找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她，“孩子生来没有父亲的陪伴，也许是他的人生缺憾，但是不妨碍他追求完美。而且完美的人生并没有绝对的定义。”
这段话支持梁曦薇一路走了过来。她的儿子已经成年，会说四国语言，成绩优秀，还有热爱的美术专业。程苏雅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会不会想去了解、认识未曾谋面的父亲？他很大方地回答，“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没有存在过的人。”
梁曦薇用博客记录下儿子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幸福的瞬间还在继续发生
“一起当妈妈”
坚持自己热爱的摄影工作，意味着要出差，有时不能陪在孩子身边。接儿子到成都前，程苏雅认真地和他进行过一次谈话。
“如果要跟妈妈一起，就要去成都。妈妈要工作，又要照顾你。有时候要出差不在家，你要学会坚强，我们一起勇敢战胜困难。当然，你也可以继续跟爷爷奶奶在老家，他们会陪着你。”洋洋点了点头，好像听懂的样子，他没怎么考虑就选择要跟妈妈一起住。
程苏雅在成都有几个好朋友，洋洋认她们做“干妈”。她租住在一位朋友家附近，也是考虑到出差的时候，朋友可以帮照看孩子。她们之间逐渐形成社群互助的关系——其中一位干妈有爱心、很仗义，每次都尽心尽力带洋洋，自己仿佛也变成一个鬼马的小孩，和他一起玩；还有一位干妈学播音主持出身的，很会逗孩子，秒变卡通动画的配音，经常逗得洋洋捧腹大笑。
苗子则在怀孕期间就想象过和几个朋友“一起当妈妈”，那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计划——所有愿意养阿超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就叫做“超家族”，大家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和亲人成为朋友，和朋友成为亲人。
最初有这个念头是因为，在她怀孕后，周围的一些朋友没有劝她打掉孩子或逼问她到底要不要孩子，而是关注她的日常需要，比如会问“你在哪里”“几时去医院”“医生怎么说？检查结果怎样”“睡得好不好”。
阿超出生后，等到疫情缓和，苗子回到广州开始践行“超家族”计划。她和几个朋友，加上阿超，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因为是以阿超为名义借住的房子，苗子主张，大家排班带阿超，每天安排好每个人的任务——谁做饭、谁洗碗、谁带阿超玩耍。但在实践中，尤其涉及到养娃，所有细枝末节都可能出现分歧。
有人想带阿超出去逛材料市场，但苗子担心市场里空气差、对宝宝不好，不希望他们去；苗子找来育儿百科书，希望大家都读一下1到3岁的育儿守则，但有人却没重视这件事。日常讨论中，朋友们会提到共同带孩子模式当中，权利平等、去中心化之类的问题，但苗子只关心阿超喝的奶，是不是45摄氏度水冲的三勺奶粉。在这些小小分歧当中，每个人的情绪也会互相影响。
一起养育阿超的实践没能持续很久。而曾经互帮互助的一些亲人朋友，因为很多原因各奔东西。
采访中提及这些，苗子感到有压力。她担心仅凭她单方面的叙述，不能全面展现事情全貌，也希望其他人能被看到和被听到。“就像我现在接受了采访，母亲这一身份就会在我身上烙得再深，所以很无奈的是，我接受的采访越多，她们就会离我越远。”
苗子在揭阳老家，和邻里姐们们一起创业。做娃衣的生产，也拍微电影_受访者供图
如今，她和伴侣豹妈一起，带着阿超在老家揭阳生活。阿超22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了幼儿园，但显得比其他小孩更自立，个子也更高。苗子则和村里的一些其他妇女一起创业，做娃衣，也一起做展览和拍短电影。经历过养娃初期的混乱后，他们的生活逐渐平静，获得了某种秩序感。
但之前的模式是彻底失败了吗？苗子不这么觉得。她现在作为母亲更加放松了，学着把自己的心态放开，“不再那么把所有担子都往一个人身上揽”。
豹妈也在反思，多人养娃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角色分工，最好形成文字规则。实践中，每个人都要明白责任和边界是什么，否则就会陷入无尽的困惑当中，不断摇摆。
豹妈也会觉得，名义上的“爱”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成为一种直接行动。她们没有实现某种固定的家庭类型，但多元家庭可以是一个个具体的瞬间，每个人都可以立刻去做。“互帮互助可能就融入在某种看似平常的气氛当中，超越原子化核心家庭的瞬间，有时就发生在村口的一场舞蹈中。”豹妈说。
到现在，仍然会有少数朋友定期过来，和苗子、豹妈一起带阿超，他们的一些行李长期就搁在苗子家。还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在关注着阿超。他们都是阿超的家人。
大家一起出行游玩，从左到右：豹妈，武汉来的朋友辛恒，超酱，还有邻居小朋友可儿_受访者供图
一个跟苗子同台演出过的朋友，平时话不多，不太爱谈论自己的生活，只说在快餐店做厨师。知道阿超的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候苗子，每次只有几个字“最近好吗？”然后发个红包过来，坚持让苗子收下。“阿超是大家的，不只是你的。”他说，这是帮阿超凑学费。
还有个东北的朋友到揭阳，很想帮忙带阿超，但他一点都不懂照顾孩子的方法。有一天，大家一起去潮汕的城隍庙拜老爷。朋友突发奇想，说我来拜拜阿超吧！于是六个月大的阿超坐在庙门上，朋友对着他拜了拜。没想到阿超也拜了回来。
“如何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之外生活，仍是一片处女地，要在探索的过程不断重新检验，重构关于家的理念，以及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本就是很难的。”苗子的朋友、关注性别议题的电台主播Alexwood说。
去年，在苗子实践多人养娃模式时，梁曦薇正为儿子填报高考志愿而失眠。和梁曦薇一起揪心的，还有儿子的保姆一家——二十年来，保姆阿姨是她独抚的最大支持。
因为工作原因，梁曦薇经常出差。儿子从两个月大，就由阿姨帮忙照顾。
阿姨和梁曦薇的母亲同岁，喜欢小孩，也有照顾孩子的一套方法。她家厨房窗边有一个角落，所有孩子都坐在小凳子上，规规矩矩地吃饭，盘子分格有五颜六色的蔬菜和肉。吃完饭，孩子们自己拿杯子接水。到点可以看电视，但也要准时睡觉。
有了阿姨照看孩子，梁曦薇很大一部分育儿压力被分担了出去。她能够安心工作，从公司的普通职员做起，一路做到高管。她经常独自出行，也带孩子出国旅游，拓宽他的视野和胸怀。
每次她给儿子买一个限量版乐高的同时，也会给自己买一个包。孩子因此能知道，妈妈工作赚钱也是为了自己，父母和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值得拥有各自精彩的人生。
改变
“我其实更喜欢过父亲节，我比多少父亲更爷们儿，才能撑住我和儿子走这一路。”梁曦薇说。
但总有人听说她是非婚妈妈后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她可怜。“没有老公就一定可怜吗？没有爸爸就一定可怜吗？每天都有老公打老婆、父亲虐待孩子的事情发生。”梁曦薇很庆幸，自己当年自认为有能力一个人负担起做妈妈的责任，并且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了，“任何职业都存在行业趋势、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困境。无论有多难，不管孩子是男是女、或丑或美，母亲这个职业仍然是你真正向往、并期望为之付出努力的明确目标。”
儿子一到三岁时，最喜欢去公园和游乐园，玩累了要抱抱，不肯坐推车。梁曦薇再累也要把他抱回家，因为没人可以搭把手。后来她找到办法，每次出去玩都叫上几个喜欢孩子的朋友一起，自己留着体力收拾最后的残局。
在梁曦薇看来，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她热爱并努力工作，儿子也有了很好的学习习惯——从小学就知道在学校完成作业，每个学期都拿全勤奖。她画画、看书、下棋，爱看电影、说流利的外语，儿子也都一起参与。儿子从初中开始自学日语，学习成绩永远稳定在11名，高考获得心仪高校的提前批录取，高考日语考出了126分的高分。
刚上幼儿园时，儿子也问到过爸爸。梁曦薇告诉儿子，他是最亲的人，但人的感情是非常不确定的，因为一些事情没法走到一起。十四五岁时，儿子告诉她，学校有同学抽烟喝酒。梁曦薇没有直接警告他，而是跟他聊起烟草、酒精的发源，有多少种类、哪些成分，她希望儿子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儿子将近成年时，她主动和他开了一次正式家庭会议，议题是关于生父和追讨抚养费的权利告知。她让儿子慢慢考虑，要不要提出法律诉讼。10多年前，梁曦薇的律师就一再坚持，让她代孩子提出诉讼，她却没有这样做。
梁曦薇告诉儿子，之所以此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法律规定一旦过了18岁，就不能再追讨该项权利。而儿子作为成年人，有权利知道自己作为诉讼主体，拥有哪些权利。她也跟儿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追讨，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无论儿子将来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她都会尽力支持。
但最后，梁曦薇和儿子都有默契地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在他们看来，不确定的那个人和那些事情，他们已经不在乎了。
“无休止的考验只有自己去面对、应付、承受。也只有你，才能通过这一系列的洗礼，成就自己和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梁曦薇写道。
苗子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她曾经像一名“暴乱分子”，讨厌秩序，非常自我，反对一切组织化的事物。但是自从有了阿超，改变“像爬山虎一样细密地占据了她的所有生活”。
当时去采访她的《城市画报》记者还记得，一开始她像所有准妈妈一样，爱上了孕婴的软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软件，观察肚子里的宝宝有什么变化，想象肚子里的孩子从一小颗葡萄，渐渐长成了小香瓜一样大。
听惯了迷幻摇滚的她，也会点开庞麦郎的《夜曲》，希望肚子里的阿超能和她一样在音乐中感受到月光落下的温柔。当然，最终她还是决定“做自己”，听回原来自己喜欢的音乐，因为“我决定不去揣摩他的想法，揣测到最后也是我自己的想法”。
她愿意一直做阿超的朋友，她不仅要成为妈妈，也要继续做苗子。她认为，妈妈不是钢铁侠，不必一个人承担所有，妈妈的重负，应该被分担。
洋洋的手工作品，按下电源可以发光
洋洋也让程苏雅变得柔软了。她对待亲密关系能够走得更深入了——以前从不接受和男友同居，到现在可以和恋人一起面对柴米油盐。在从小重男轻女的父母面前，很多事情她也不会再去较真了。
这并不是说磨平了她的棱角，她仍然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摄影师，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在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打拼着。不管出差多么频繁，只要工作一结束，程苏雅第一时间一定要飞到儿子身边。她为此坐过凌晨一两点的飞机，回到家看到儿子熟睡中的样子，她就觉得值了。之前洋洋跟父母在老家的时候，她每天雷打不动要和儿子通视频电话。他一定是她哄睡着的。
现在成都家里的墙上，贴着程苏雅拍摄的大幅影像作品和洋洋的画作。其中一幅是粘贴画，蓝色的天空和绿草鲜花中，棉花和纽扣粘成的两只绵羊，一大一小、一前一后稳稳地走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程苏雅、洋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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