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Anthony Reed 是一名来自英国海滨小城贝克斯西尔（Bexhill）的摄影师。小城附近的比奇角（Beachy Head）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时也是“自杀圣地”：英国最高的海岸悬崖多佛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Reed 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地方因美丽和死亡而闻名，那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
2022 年 4 月，Reed 离开了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和学习，随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涨幅过高，搬到了愚园路一处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 喜欢扛着相机在上海的街头闲逛，拍摄那些在巨型都市里孤独的人。今年 3 月中下旬，他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彼时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初现“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 Reed 的自述：
2008 年来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时代，我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一些幻想 —— 这促使我来到中国。我并不是冲着北京奥运会来的，但奥运会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那时我 24 岁，刚毕业，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一年，我的双胞胎哥哥去了伦敦（他也是摄影师），而我来到了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撒切尔夫人虽然 1990 年就卸任了，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依旧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算是一种消极反抗吧。
在中国的这 14 年里，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忧商业拍摄过多会影响我的艺术创作 —— 每天的生活都是过山车式的。如果说起起落落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说“落大于起”了。
每年 1 月（春节前）是我常规续签工作签证、递交材料的时期，这样，大约 2 月或者 3 月就会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事宜我都亲自去做，以往都很顺利，但 2022 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签。我跑到窗口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理由，别再问了”，哪怕我的“工作许可”到 2023 年都有效。这意味着：3 月 9 号之前，我必须离开中国。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 …… 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我怕时间来不及，于是 2 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签证中心，希望争取一个缓冲期。他们奇迹般地同意了，于是我的离境日期变成了 4 月 9 日。紧迫感有了缓解，但又一个变化来了：3 月初，上海爆发了奥米克戎疫情，已经有局部的小区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虑。我的航班会不会取消？新的航班会不会更贵？我会不会被封在家里？我原计划卖掉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么办？人在家中，但是签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居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被封禁的小区越来越多，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陆续关张。我意识到，我的小区离封禁也不远了。于是，在还没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摄上海街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一次“场景重现”。
2020 年 1 月，疫情刚刚扩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对病毒和（飞涨的确诊）数字很恐惧，口罩也抢不到。当时离境没什么困难。2 月 1 号我飞去纽约，和哥哥团聚了一下。我以为疫情会很快被控制住 ——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 —— 但是没想到，病毒扩散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4 月份，纽约经历了 Lockdown。Lockdown 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样。在纽约，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强制。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并非空无一人。4 月 5 号，我和哥哥拿起相机，用两天时间拍摄素材，制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纽约》（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让我诧异的是，有些人嘲讽戴口罩的行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传播。
美琪大戏院，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头拍摄时，那种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我在欧洲的朋友全都感染过奥米克戎，有的人还不止一次，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碍。这给我造成了一个印象：病毒变弱了，人类可以松口气了。但（上海）对更弱的病毒变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我只想着赶快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到期待着赶快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十几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 …… 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 —— 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4 月 1 号浦西开始封控之前，我在周边的市场、路边（竟然看到了路边卖菜的）买了大量的蔬菜和方便面、饼干。旁边的几家便利店几乎被抢空了 ——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当时的说法是，预计封到 5 号，而我是 9 号的飞机去纽约。我想，或许还有机会和朋友们做最后的道别，但朋友都告诉我要多准备一些（物资），也别期望最后的道别了，有机会总能再见面的。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5 号没有解封。我开始担心食物不够，以及 9 号不能走。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 上买菜 —— 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 9 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 9 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 3000 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 —— 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 —— 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 36 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 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上海街头，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在中国十几年，2010 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大概从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2022 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紫金路，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 月回到上海，经历了 14 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 = 美国人 = 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外滩招商银行，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 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等时差调好了，我想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户，看看它们有没有拍摄需求。最近的花销确实有点多，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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