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穿白衬衣的男孩
加利福尼亚帝王谷的温度逐渐升高，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剧组结束了一早的拍摄。午休时间，王棚和导演、副导演乘坐制片驾的车，去往下一个拍摄点提前勘景——这不是剧组工作的固定环节，却是一些认真的剧组往往会做的选择。
上车前，王棚将相机和稳定器收好交给摄影助理，叮嘱她帮忙管理，为下午的拍摄提前做准备。“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所有人都这么说，认真到会在笔记本上提前写好未来一个月的日程安排，会在只剩一个小时却有四个镜头要拍的时候，仍在争取更多的打光时间。学生剧组受资金限制，拍摄紧凑，他却还想着捕捉光线最微妙的变化。导演悄悄劝他，“你这样做明天其他人都不想来了”，但王棚依旧坚持。
他就读的查普曼大学地处洛杉矶，离好莱坞50公里，有全美排名第四的电影学院，经常会收到其他院校的学生剧组邀请。
这次去帝王谷沙丘的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剧组，之前，王棚已经开车300多公里去勘过一次景。灰色本田，没有车载蓝牙，如果同行的朋友想听音乐，王棚会拿出一张光碟，掸掸上面的灰尘。下午1点，狂风把沙脊吹出锯齿状，王棚用手机拍了不少照片，在瓦楞纹路的沙地上留下脚印。
他已经修完了研究生的全部课程，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披上硕士服，在玛丽安·诺特工作室入口的棕榈树下拍毕业照了。他在微信上问好友如何办理OPT学生签证，这能让他毕业后留在美国，幸运的话，还将在好莱坞成为一名摄影师。
4月15日中午，制片驾车载着王棚等人从营地出发进入沙丘。在柏油路和沙地的临界处，细密的沙砾堆出10米宽的小沙包，如果是普通汽车，前轮越过边界大概率会打滑。
他们的车在倾斜的沙地上驶远了，越过坡道，帝王谷的入口恢复寂静，头顶是加州最常见的蓝天，没有风，没有云。短短三两分钟后，对讲机突然传来声音。
“出事了！车翻了！快叫救护车！”
循着前方发回的定位，留守营地的众人在慌乱中连忙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在沙地上奔跑，10分钟后赶到现场。
这些是同在查普曼大学的亦夫后来才知道的。当天晚上，他接到营地朋友打来的电话：好友王棚在车祸中去世了。
出事的是一辆ATV，在数十个剧组中工作过的亦夫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他赶快用手机搜索，发现这是一款“全地形车”（All TerrainVehicle），轮胎凸起在车体外部，座椅上方很少安装顶篷或挡风玻璃。在营地朋友的描述中，事故现场没有高楼，没有公路，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辆ATV侧着埋进与天相接、绵延起伏的黄沙。
在洛杉矶时报几天后的报道中，当地警方称，学生们驾驶的越野车（2022 Can-AmMaverick）在爬上沙丘到达山顶时，可能向后侧滚落，或越过山顶翻滚而下，除王棚外，车上其他三人受轻伤，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王棚第一次在帝王谷沙丘勘景拍摄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4月16日，一个平静的清晨，远在成都的王景明被陌生的电话吵醒，儿子离世的消息夺走了他未来数日的安眠。在后来的新闻讣告中，王景明看到媒体选用了儿子的一张照片，他盘着腿，坐在北美一处旅游古迹的山顶上，白色衬衣胸前有一条狭窄、细长的黑领带。
在王景明眼中，儿子非常勤俭，每次从美国回到成都的家，都会给父亲理发。“他说美国理个发都要40刀，太贵了，他和同学就自己剪，从来不去外面。”讣告照片里那件白衬衣，是王景明七年前买给儿子的。那时的王棚即将从东北一所高校毕业，想和同学拍一部纪念影片。知道儿子要在电影里出镜，王景明给他买了件正式点的衣服。
也是在那时，就读于数学专业的王棚告诉父亲，他想去美国学电影。突然的决定让王景明很困惑：美国是什么样子？他从来没去过，何况还要面临高昂的学费。“他告诉我，他想通过电影的、视觉的这种方式吧，来表达一些，在我看来是，很有深度的东西。”王景明复述得磕磕绊绊。他看过儿子拍的电影，“迷迷糊糊的，看不懂，只是觉得画面真美。”
为了供王棚继续读书，这位工薪阶层的父亲，卖掉了此前在成都买的一套60平米的房子，送儿子去美国。
刚到洛杉矶时，王棚还不会开车。为了赶早班巴士去片场，他总在清晨5点起床，穿上牛仔裤和摄影展会上领到的免费T恤，背着沉重的设备往返四小时。但王棚乐此不疲，晚上回到家，他会笑着和室友分享自己的一天：“今天累死了！”
这个说话带东北口音的四川男孩，头发往往是凌乱的，只有在朋友提醒时，才会注意到衣服领口已经洗出明显的褶皱。他脸上蓄着浓密的胡须，但性格里有着与外表不同的温和——从不大声讲话，语速徐缓，喜欢笑盈盈地和剧组里每一个人聊天。亦夫认为摄影师是不稳定、不舒服、非常累的一个职业，“根本不知道下一部戏什么时候来，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一年之后。”
但这样的不稳定从没发生在王棚身上。认真和谦逊让他总能在剧组交到朋友，亦夫说，“很多人都知道他，有片子就找他去拍，这也是为什么南加大的剧组会找他。”
追逐的脚步
摆满书籍的房间里，清晨的光线透过窗户，在木质地板上投下四方的影子。摆好机位，红灯亮起，王棚独自在镜头前感受变化的光影。在美国中北部的明尼苏达州，静谦遇到了初来学习电影的王棚——“像个中东人”，穿得又像外地来的打工仔。王棚很少在衣着上花心思，对他来说，一个人和一台摄影机就可以组成一个片场。
从相识开始，静谦觉得他没有一天不是在为自己的电影梦努力。夏天很热，王棚有时在片场忘记吃饭，带的饭盒在书包里放一天，回家之后已经变质发馊。室友闻见味道，劝他别吃了，打开满满当当的冰箱，提议做份新鲜的，王棚却三两口就把盒饭吃了。
“他是一个对生活条件不那么在意的人，有一块面包，一份米饭，他吃饱了、能干活，就足够了。”室友静谦说。
冬天的明尼苏达常下雪，王棚在家里总是捧着一本书，坐在白色的日光里，这个场景静谦印象深刻。王棚热爱阅读，交谈中，他时常会讨论一些书中读到的哲学，“你的面前看到一个杯子，可能是因为这个杯子想让你看见他。”静谦听不太懂，但感觉很特别。
明尼苏达州的生活外景。讲述者供图
考到洛杉矶的查普曼大学后，王棚在大师课上听丹尼斯·维伦纽瓦和吉尔莫·德尔·托罗讲课，跟着阿斯哈·法哈蒂拉片《一次别离》。《小丑》的摄影师现场授课那天，他全程录音，把音频兴奋地分享给朋友们。
这里汇集了太多和王棚一样热爱电影的同学。亦夫和他一样喜欢自然主义，主张尊重真实的生活，不使用特别的艺术手法去改变观众的逻辑。王棚最喜欢的导演是塔可夫斯基，“当树木成长时，它是柔软的、弱性的；当它变得干枯、坚硬时，它即将死去。”
刚入学时，王棚的摄影技术并不出挑，同班同学恪涵原以为他是个理论派，直到第一次接触陌生的专业器材，教授问，“谁愿意尝试一起安装镜头”，王棚举手上前，用力托举四分之一的支点，把设备架上轨道。
在恪涵的记忆中，王棚每周都在办公室向不同的教授求教，一年里曾有300多天在剧组，一次不落地参加摄影展会。研究生第三年，他同时参与了五六个剧组的工作。事故前的周末晚上，王棚还在向另一个剧组的导演询问后期进度。
他曾在洛杉矶一家本地媒体的采访中说，18岁之前，自己在应试教育里将大半时间用于考试，进入大学后才发现，“是电影让我知道了自己是谁”。
在家乡四川绵阳，王棚经历了父母离异，每三四年搬一次家，在许多的飘然不确定中，从儿童长成少年。少年王棚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经常住校，也会与母亲一同度过周末。在母亲李萍的记忆里，她从未操心过儿子的学习，“只有偶尔遇到很难的数学题，会找学历高的邻居帮忙解答”。如果没完成作业，王棚会主动把自己闷在家里。
到了高中他不再住校，理由是不用遵守晚上10点熄灯的规定，可以学到11点之后。李萍有时劝儿子，“尽力就可以了，不要老是这么拼命”。王棚告诉她，“如果自己不努力，就跟不上其他人的脚步”。
李萍是一名流水线工人，如今在温州一家鞋厂打工，每天工作九小时。王棚去美国后，回国看望她，母子二人就住在她的出租屋里。两张床，两盏风扇，光线幽暗，李萍平时住得闲适，儿子回来了，她突然觉得环境简陋。李萍向儿子提议，“妈妈带你去旅店住吧”，王棚拒绝了。
在这间十平米的小屋里，王棚每天早起给李萍梳头。常年在厂里打工的李萍养成了扎辫子的习惯，王棚也学着先理出齐整的三七分，再在妈妈耳朵两侧各留一缕碎发，扎一个自然的低马尾。他也带妈妈去看电影，去公园走路，讲在美国选修的课程，这些在李萍听来都很陌生，她只觉得儿子长高了，可以保护她了。
有时李萍会想起还和自己一般高时的王棚，把他喜欢读的书、喜欢吃的糖果毫无保留地给妈妈。少年心里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求知和善良是有意义的，颓唐和懒惰是无意义的。但进入大学后，这个一直在寻找意义的男孩迷失了。
在父亲的建议下，他选择了“数学”作为本科专业。专业课成绩不错，还拿过奖学金，但他在自述中写道，“妥协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不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了”。
直到大学时代的一次骑行，他独自抵达拉萨，第二年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旅行中，王棚开始尝试摄影，还在学校办了个人摄影展。2015年，他穿上父亲买给他的那件白衬衣，出演了自己导演的电影《间隔·年》。
当多数人在彷徨的庸常中开始按部就班的生活时，2016年，王棚决定去美国重读本科，学电影。许多年后，他在朋友圈写到在电影创作中最渴望的故事，“一直在寻找意义，直到终了也未曾得到答案，或从未寻找意义，却不自知地感受到了答案”。
他第一次告诉妈妈要去美国学电影，是在绵阳人民公园散步的时候。李萍不明白，为什么要出国，而且哪来得钱？时令早秋，公园里，银杏叶子开始泛黄。“妈妈，我在学校里已经很优秀了，没有竞争对手了，想出去闯一闯。”这是李萍记忆中儿子的告白。
七年过去了，她仍然不清楚，“电影”是如何掉入了儿子最深远的梦想里。只是在王棚不知道的老屋角落，有李萍珍藏的两张光碟，是王棚寄给她的，其中刻录了他导演的两部作品。
在慌张的现实迷宫里
刚到美国时，王棚和室友沟通只说英语。静谦用中文问他，王棚用英文回答。如果坐公交上学，他每趟车都会主动用英文和陌生人聊天：你今天去上什么课？你是大几的学生？住在哪里？——通过英语考试才能开始电影专业课的学习。王棚英语表达生疏，他一度很失落，不甘心学电影的征途还没开始，就被拦在门外。
“能看出他也有迷茫，但是他没有一刻松懈。”静谦说，公交车上朴素的练习也让王棚结识了当地的朋友，他们后来参演到王棚自编自导的短片中。
王棚去世五天后，朋友们为他发起募捐，帮他的父母去美国参加葬礼。消息也传到了长春理工大学Circle工作室的校友群中。这里的伙伴们曾在七年前的夏天，和王棚一起拍摄了毕业作品《间隔·年》。30岁的韩立业是其中之一，比王棚大一岁，却一直喊他棚哥，“他做了我们想做但没做好的事情，好像只要跟着他，就能做到那些事。”
韩立业是学物理的，王棚是学数学的。对于大部分理工科学生来说，拍电影是一件“朋友之间一起玩”的事，没有人把创作放在第一位。只有王棚坚持自己拉片，反复拍摄。在他的影响下，韩立业走到哪里也都带着相机，记录下流水、树影、远山、天空，在夜里溜进教学楼的隔间，将白日捕捉的镜头剪辑成自己的故事，剪完了再吵醒熟睡的宿管大爷，喊他帮忙开门，回去睡觉。
普通的理工科生活是背公式、研究原理、考试。而跟着王棚一起拍电影，是韩立业大学阶段“区别于他人的一段时间”。
另一位Circle工作室的伙伴杨文著，还没有接受王棚离开的事情真实发生了。两人毕业后常有联系，一天，已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杨文著意外地收到王棚发来的一篇文学作品——卡夫卡发表于1931年的小说《日常的困惑》，王棚问杨文著，能不能剧本化？
最初看到这个故事，杨文著并没有感受到其中的戏剧冲突：两个决定相见的人，在匆匆的时空里反复错过，迫切与慌张使得他们遇上彼此时，也未曾辨出对方。在杨文著看来是一些琐事，直到和王棚交流他开始理解——“我们总是过于匆忙，在慌慌张张中迷失在了现实的迷宫当中。”在杨文著的改编下，这部小说后来成为了王棚导演的影片《日常的迷惘》。
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王棚总想慢下来。一位同学记得，每当王棚想喊朋友们来家里看电影，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而是一对一询问对方的意愿，或是见面时发出邀请。
静谦见过他在房间里伏案写信，他问王棚，信要寄到哪里。王棚说，要寄到日本，可能会花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静谦问，对方会回信吗。王棚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喜欢写信的感觉，用最淳朴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是一个极易感动的人”，静谦说，这让他时常思考人们共同存在的情感困境。书籍和电影不是逃避之所，他始终关心真实的生活，远方的人们。去沙丘勘景前一天，4月14日，王棚还发了一条关心上海疫情的朋友圈。
这份共情也渗在待人接物的日常里。和静谦做室友的两年间，每次家里面没有人收拾，王棚永远是最后忍不住要收拾的那个。他在教会做义工，如果有人求婚了，王棚总是主动帮他们拍视频记录，熬夜剪辑，工作量很大，但他愿意义务做这样的事情。
认识王棚之前，静谦只是一个喜欢弹吉他的人，但他现在开始写歌了。在“慌张的现实迷宫”里，他时常收到来自王棚的鼓励，“遵从内心的声音。”
2015年，毕业典礼上《间隔·年》的良好口碑，让王棚收获了信心也做出重大决定——去美国学电影。后来，他只花了一年半就在明尼苏达大学拿到了艺术学士学位，又被查普曼大学录取为研究生。王棚将这个决定自述为“第二次选择人生方向的机会”。
他在自述里写道：“当周围有太多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生活原因而选择妥协的时候，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容易……可能是有风险的，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鼓起勇气去遵循它。”
静谦（左）和王棚（右）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毕业时合影。讲述者供图
从长春理工大学毕业后，王棚曾在北大“借读”过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托相熟的老师，在北大校园里找了一个小实验室，希望他安心学习，准备出国。韩立业去北大看望过他，那是个非常小的房间，一张床、一个桌子，但很规整，书特别多，“我感觉他是一个能享受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人，因为他心里有他的追求”。
在王棚的自述中，房间只有两米见方，平日只有他一人，有时候三五天不说一句话，“我游离在一个又一个圈子之间，却并不属于他们任何的一个，仿佛没有根的浮萍，游离在这个熙熙攘攘，对我来说却毫无关联的校园和城市之间。”出国就是在那段时间最终定下来的。
一粒麦子
五月的第一天，王景明飞往美国，来到王棚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在整理儿子的遗物时找到了《间隔·年》里那件白衬衣。
王景明想知道，那辆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尝试与车上的其他三位同学联络，电话始终未能接通。在他仅能看懂的中文报道中，帝王谷的沙丘被描述为“休闲娱乐区”，“聚集着极限越野运动的爱好者”，只字未提学生剧组在此拍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让王景明感到困扰：“这不是一场娱乐性的意外，他开车很慢很谨慎，总是注意系好安全带。”
4月21日，学生剧组所在的南加州大学发布声明，“任何发生在我们校园50英里以外的拍摄，或涉及使用‘全地形车辆’，都需要得到学校非常具体的批准。我们不知道在这起悲剧事件中，有此类批准。”
王景明想通过法律为儿子还原真相。他从王棚的同学那里了解到，学校虽有规定，“其实学生剧组的拍摄地都超过了50英里，甚至100英里。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并没有管理和制止。”王景明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在美国出事的很多家庭都选择了沉默。”
在王棚女友及20余位好友的帮助下，一个调查小组成立起来，为王景明的司法维权搜集证据。他们提出质疑：
作为校外人员志愿参加南加州大学学生剧组的拍摄，目前未见剧组提供的人身保险证明；
剧组驾驶“全地形车”在沙漠中通勤，并未雇佣专业司机；
拍摄项目是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学生课程作业，在学院官网上有可查证的课程编号，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剧组拍摄前是否获得学校的拍摄许可。
与王棚合作拍摄《日常的迷惘》的摄影师写下纪念文字：“很多人都说电影就是他/她的生命。不，生命是生命，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是值得用生命去换的。”
5月13日，王棚的葬礼在查普曼大学举办。王棚的女友建议将《一粒麦子》作为他的追思礼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籽粒。”
还有一件王棚的朋友们不知道的事。
两年前，王棚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半自传式作品。那一年他的爷爷去世了，王棚回乡和父亲一起置办后事。葬礼上，人们起初在日常闲谈，维持秩序的人高喊“长子走在前面”，中段开始鸣放鞭炮，敲响锣鼓，谈话的声音逐渐减弱，阵阵哭声传来。王棚想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家乡风俗里复杂的情感符号，他回村采风拍摄。数月后，王棚和好友杨文著在北京见面，向他展示了采风视频，广阔的田埂上，一个弓字形的丧葬队伍缓缓向前。
一年之后，杨文著收到王棚写作的电影大纲，名为《风中的白色礼帽》。杨文著正疲于繁复的生活，他并未打开那个文件。又一年过去了，杨文著突然看到王棚去世的消息。他试图打开那个文件，发现已经过期。那顶“白色礼帽”，就这样悬停在只有王棚知晓的赛博世界。
他和王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六月，两人在北京中关村约着看电影。一开始因为选的场次晚，杨文著怕王棚误了末班车，建议“这次见面只吃饭吧”。但王棚很坚持，“误了末班车我就打车回，毕竟看一场好电影意义重大。”
见面时更多还是在聊电影。王棚不常分享自己的日常，但是会关心杨文著的生活，问他和女朋友关系怎么样、什么时候结婚。也问他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杨文著说“谈不上喜不喜欢，勉强赚钱”。
以前每次分别，在地铁站或是上车前，王棚都会轻拍杨文著的肩膀，“多读书，不要停下写作”。这让杨文著开始尝试虚构文学的创作。
最后一次分别，他们在交谈中不自觉地走到了更远的地铁站，都错过了末班车。王棚打车到家后没多久发来微信，他第一次发现，豆瓣上有自己的作品《日常的迷惘》，还有评分，才5.6。他在微信里和杨文著说：“虽然分低，不过也算是个起点。”文著回复他：“分不重要。”
王棚继续发来微信：“有人评论我还挺惊讶的，以后可以继续创作呀，不能停下来，现在又学了这么多，肯定能拍得更好了。”
王棚昔日生活照，父亲在新闻讣告中看到的那一张，他穿着父亲送的白衬衣。
（文中王景明、李萍为化名。时间表述均为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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