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有关习李斗最近一段时间在海外流传，据说斗争的结果是“习降李升”。政论家邓聿文认为，这些传言虽然并非空穴来风，但还是附会成分居多。不过同时也确实说明，中共党内和民间对习的不满正在增强和扩散。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出身的执政党，至今不脱革命党的本色，习近平又强化了这一特色。革命党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政治谋于密室，公共政策成为制定政策者的“专利”，在它出台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政治和政策制定成为一件神秘的事，连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面纱，外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但这也培养了人们的好奇心，每到一个特定时段，免不了都有各种“小道消息”流出，其中多半是与领导人有关的宫廷秘闻，因为民众也只对此类信息感兴趣。
习李斗传言在当下的流出，正值中国疫情再次恶化，特别是上海长达一个多月的封城以及北京疫情的爆发，导致习的“清零政策”在党内外遇到极大质疑，并造成经济一落千丈。鉴于经济是中共维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不得已把稳增长保就业提到至少与抗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步。这个恢复经济的压力，加上民众强烈要自由，让很多人臆想党内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姑且可以称为清零派和救经济派之争。前者当然以习为代表，后者无疑要李来挂帅。
李克强名义上是中共老二，可在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下，这个“老二”有多少含金量，全国人民都看得出。李领导的“内阁”也是中国改革以来历届内阁中最弱的。经济决策大权被习夺走，李和他的国务院成为一个执行部门。但近期李在官媒的曝光率突然大增，而习却有些隐身，连《华尔街日报》都嗅到了其中的味道，说李拨开了习的阴影推经济，并且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以制衡习。似乎李在他总理任期的最后几月，要硬气一把，对习说“不”。考虑习亦担忧抗疫封控太严导致经济突然休克影响二十大，从而很可能向救经济派妥协，这才有政治局会议对稳经济的高度重视，并做出一系列部署。那么，这给那些不满习的人一线机会，在这些人看来，这次习李斗及他们各自代表的路线，似乎以习近平的失势李克强的胜利暂告结束。
“习降李升”并非现实
不过现实很可能不是人们期待的这样。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固然因疫情、经济、孤立的国际处境等受冲击，党心和民心的相当一部分正离他而去，然而，现有的冲击力度远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习依然掌控中国大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从现实看，那些所谓显示“习降李升”的事实根据并非像人们主观愿望解读的那样，他们之间存在路线斗争并且李获胜。
一些人把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的主题不同，以及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场合不提抗疫，看成李和习对党国当下是抗疫还是经济优先有很大分歧，所以前者强调救经济，后者强调维护动态清零。但其实，这只是两次会议着眼点不同而已，不能把政治局会议和李挂钩，把常委会和习挂钩。因为这两次会议二人都参加，且习还是主持人。李不在自己主持的专门会议上谈疫情也很正常，因为这些会议研究的是经济和就业，而非疫情。
还有媒体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集中学习“李克强总理在农业农村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或者转载李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此证明李的势头在上升。如此解读更牵强。因为地方政府和部门学习某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者转载他们主持的会议和署名文章，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任何特定含义。如果要从这类事情中找根据，除习之外的六个常委在地方政府的社交媒体上都能发现一大把。
至于《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政府最近放松了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整顿，放宽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贷款限制，以及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企业复产复工，把它们说成在李的影响下才这样做的，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最多只能说，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被习采纳，而非李强行要习接受；或者充其量显示他们两人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这种分歧远未到路线斗争的程度。因为路线斗争代表的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或者对某个攸关国家和党的前途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有根本分歧。李即使在这两点上有他的个人看法，他也不会公开表达出，和习形成冲突。
第二，从李的个性看，他也不是个收拾残局，或力挽狂澜的人。
李受过现代经济学和法律的学科训练，他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当然，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此知识背景和素养也是很可贵的，尤其在中国的领导干部多为理工科背景或者假博士的情况下，经济学和法律的学术背景，让李比起多数中国领导干部来，更尊重经济规律，重视民营经济和私人产权，主张按程序办事。这些都是李的优点和长处。
但是李有时在政策上也显得过于谨慎保守，缺乏他这种地位的领导人应有的胆识和气魄，不敢去尝试。在这方面他不如他的一些同僚。比如他力主在中国推行城镇化，而非城市化，两者虽一字之差，却有本质区别，事实亦已证明他的城镇化战略是不符合中国现实以及经济规律因而不成功。李还做过几个地方的封疆大吏，但他的小心谨慎使他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政绩。他做总理后打下他印记的政策主张，似乎也只有放管服改革，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类。这是李在政府报告或重要经济会议上必谈的，已成他的遗产，可却激不起人们的兴趣。
谨慎保守从好的方面说是务实，但也使李难成一代有抱负的雄相。他很可能是周恩来那种专注事务型的总理，可他没有周的管理才能，更缺乏周的外交和统战能力。历史曾经给了他一个机会，也就是六四，但他选择成为中共的一名官僚。这个选择其实是他性格的结果。他不是那种共产党需要的开拓型领导干部，这注定他会受到习的压制，不敢去挑战习的权威。即使历史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亦只会以规劝、建议的方式去纠正习的失误，而不可能顺民意正面和习交锋。
第三，从中共的组织体系和习李掌控的资源看，李也无法挑战习。
假定李在关键时刻敢决断和冒险，他大概率也挑战不了习。因为他缺乏有效的工具和尽可能多的资源。习上台九年多，已在党政军和意识形态各层面建立起了全方位的维护其一人统治的独裁体制和局面，尤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以及官方宣传机器掌控在习手上，至今并没有见有什么松动。再加上对官员的反腐和政治清洗，以及对党内特别是高官的严密监控，用党的政治纪律惩戒不听话的官员，早已让大小官员对习俯首帖耳，有反抗之志，无反抗之胆。
习凌驾于党之上，将党变成了他个人的工具，以党的名义支使官员。反抗他就是反抗党。这也束缚了很多官员的手脚，因为他们怕承担分裂党的罪名。当年赵紫阳在那种状况下也不承认他在分裂党，也许李有心和习叫板，但一想到这样做可能被外界尤其海内外的反共力量造势做文章，造成党的分裂，或者被习打成分裂党的分子，就会让他退避三舍，因此，李根本不可能做赵紫阳第二。
此外，还有一因素不能不提，现在的中共官员基本上沦为犬儒主义和利己主义者，要他们为理想舍弃荣华富贵是极难的。毕竟在这个体制下享受着太多的好处，而挑战习现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
二十大前谨防黑天鹅
因此，尽管人们包括相当多的党内干部对习有种种不满，亦想强烈改变现状，甚至不排除党内有人暗中在布局，比如利用网络媒体向外放话，散布对习不利的消息，但在民间有组织的反抗起来前，要他们公开反习是不可能的，故而要撼动习的地位也不可能。从这个角度，说习无法在二十大连任，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除非未来几月中国社会出现动荡。
有没有此种可能？逻辑和概率上不能排除。但不管怎样，二十大前习不会一帆风顺，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好比上海，谁也没想到它的抗疫会一团糟。因为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它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素质在全国差不多是最好的。而中国的清零政策按目前情形走下去，如果未来几月再出现疫情失控，一点都不奇怪。习最担心的就是疫情影响二十大，对他来说，一切的一切，是确保二十大如期顺利召开，所以他务必会在20大前防范各种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尤其防范它们由疫情引发。
民心思变确已发生，只是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质变完成的时候，任何一点细细的火苗都有可能燃成熊熊大火。现在是不是这种时候，还是交给历史来回答吧。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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