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两件看上去彼此矛盾的事，正在杨丽萍的舞团中接连发生：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舞蹈演员，主动留言询问心仪演员的基本情况——舞剧《孔雀》下半年有机会巡演，尚缺主演；就在不久前，她解散了《云南映象》和《阿鹏找金花》两个舞团，疫情压力下，资金短缺，团队无法继续生存，杨丽萍直白地告诉《贵圈》，“没钱了嘛，发不了工资了。”
《云南映象》是常驻昆明的舞蹈表演，19年演了7000多场；《阿鹏找金花》2020年开始在大理驻演。过去，围绕这两支演出团队，延伸出许多业务，学校、服装、酒业，“但是这些都是萧条的”。这些项目都依托于旅游，“没有旅游，就没有票房，对吧。”
2003年11月29日，杨丽萍总编导并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在杭州剧院首演，这是全国首部大型原生态歌舞集
解散团队的消息是4月28日，杨丽萍在从艺50年的自述片《美的历程》中发布的。她身穿一袭红色连衣裙，一顶缀满银饰的红帽子，胸前是一只刺绣老虎。她轻盈地走进片场，身上的装饰叮叮铛铛地响。64岁的杨丽萍特意嘱咐摄像师，不要拍得太近，特别是“不要给特写”，“因为年纪大了，老了，不能拍特写”。
她坐下来，愣了一会儿：“我要说什么？”然后轻轻叹了口气，从50年前说起。说到第14分钟，杨丽萍哽咽了：“因为疫情，让我们又一次失去了舞台。整整两年了，两年多，我们一直在坚守着，不想放弃。”“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所以，我们又一次解散了团队。”
她在开会时将消息告诉演员们。演员们的反应，她不想细说。大部分演员已经跟了她19年，她知道他们“肯定不愿意（解散）”。她称他们为自己的“族人”“亲人”，是她从田间地头亲自找来的——台柱子虾嘎，在赶牛时遇到杨丽萍，被带上舞台那年才17岁。月培在山寨跳丰收舞时被杨丽萍看中，从建水大山里带出来；彝族人罗罗拔四原本放牛为生，送侄子来杨丽萍这儿选拔，他在旁伴唱，结果被选上了。
2011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月培形容杨丽萍为“母系族长”。那时，她在杨丽萍身边10年了，杨丽萍替她出中学学费，成年后，她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杨丽萍又帮她养孩子。
他们经历过一次分离。那是2003年，《云南映象》首演，遇上非典爆发，剧场只允许上演一次。大幕拉开，台下只有1名观众和3台摄像机。首演结束，众人去昆明饭店吃自助餐，然后各自回乡。
好在那次危机没有持续太久，非典很快结束，演员们重新聚在一起。如今，他们再次四散而去。有人开了小餐馆，有人卖起了茶叶，还有人回老家了。杨丽萍知道，这对演员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出来了还回去很难的，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杨丽萍对《贵圈》说，真正跳舞，靠演出费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她更愿意将演员们19年来的生活解释为“热爱”，或者“安定”，它与大多数工作类似，“真正的舞者，基本上都是穷苦的，都是体力劳动，满身是伤”。
疫情让舞蹈演员的日子更不好过。大约从两年多前开始，十几个国家的巡演被全部叫停。国内的巡演少之又少，杨丽萍舞团正在巡演的两个新作品《十面埋伏》和《春之祭》，眼下都经历着演出的频繁取消。最极端的情况，演员妆都化好了，马上要上台了，演出被临时取消。如今，《云南映象》和《阿鹏找金花》两个定点演出也全停了下来。演员和舞团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
杨丽萍“不喜欢抱怨”，过去两年，她想了很多办法自救，想办法借钱，再一次卖房子。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骄傲地说：“我六七岁就知道赚钱。从鸡窝里拿出鸡蛋到集市卖钱，然后买花布和食物。这是人的本能，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态。”她知道在当下观念里，知名度和商业价值是有关联的，最有名的人可以接商业溢价高的大牌广告和品牌代言，而她这样的艺术家，“最多代言一个鲜花饼”。但她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活着，“就得用双手挣饭吃”。
央视主持人李蕾回忆采访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采访对象，提到杨丽萍教给她的关键词是“赚钱”
2003年，《云南映象》正式开演前，处境同样困难重重。从开始准备到正式上演，中间经历了3年，投资伙伴不出钱，她就把所有人养起来。《云南映象》合作者之一殷晓健曾对媒体回忆，他帮杨丽萍联系了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他说，她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
杨丽萍自己也说：“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一个月全团伙食费才4万块，演员们可以吃三菜一汤，高兴得很。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
演员们的补助由最初的每月50元，涨到三四百元。到了400元，有些演员又想走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在老家400块就够买头牛了。”再后来，骨干演员每月能挣4000元——这是11年前的数字。
《云南映象》上演后，反响很好，10多年前在欧洲演出时便已票房过亿。2014年，杨丽萍创办的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新三板，从财报上可以看出，《云南映象》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截取自《云南文化：2015年年度报告》
2020年疫情爆发后，《云南映象》定点演出停演了小半年，7月才逐渐恢复，演出不能进行，演职人员的薪资还要照常开，年度管理费用增加了136万。那年，这部舞剧的营业收入298万元，营业成本570万元，已经进入亏损状态。2020年8月，杨丽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要破产了”，能演出后，上座率限制在30%，“帮不了大的忙”。她当时预测，再这样一年多，可能就完蛋了。2021年，该剧亏损扩大，毛利率达到-219.89%。而杨丽萍的公司2021年净亏损达到3985.03万元，亏损同比扩大94.18%。
杨丽萍面临的状况当然不是孤例。在她发布《美的历程》视频的同一天，著名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因无力承担运营成本，同样宣布解散。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为335.85亿元，比2020年有所回升，但与2019年相比，仍同比降低41.31％。其中，全国舞蹈演出的总场次是4100场，票房收入5.65亿元。《十面埋伏》和《云南映象》分列票房和场次综合排名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取消或延期的演出约为9000场，二季度或将面临更大幅度的缩减。
2021年12月19日，天津，杨丽萍创作的实验性舞台作品《十面埋伏》演出
杨丽萍对《贵圈》说，这次是她从艺50年来，遇到的“比较严重”的危机。但想了想又说，“这种灾难从古到今都有，以前是天花、瘟疫，现在一样嘛。”
难过是真难过，但还是要跳舞。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账号。无法上台演出，就拍视频——2021年是《春牛图》，应和牛年；2022年推出应景虎年的《虎啸图》，时长各十几分钟，被她归为“生肖系列舞蹈片”。作品褒贬不一。有人觉得震撼，也有人感到怪诞——特效与精致设计的镜头剪切，似乎将杨丽萍舞蹈中那种原始的、自然的力量削弱了。
《虎啸图》
她称这是在后疫情时代对于舞蹈观演关系的新尝试，是“新物种”“吃螃蟹”，要“慢慢来”，至于结果，她“不知道会怎么样。”
最近，她抓紧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新的演员，她告诉《贵圈》，这种方式，和在田间地头寻找演员“挺一样的，差不多”。她在一段孔雀舞的短视频下留言，询问视频中女孩的基本情况；几天后，她又在短视频平台上相中了一个“男孔雀”。这些都是为即将复排的《孔雀》储备的舞者。
5月12日，云南艺术学院编导系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学生毕业舞蹈视频，杨丽萍在评论区两次留言询问视频中女生的基本情况
《孔雀》2012年、2013年时演了几百场，“舞剧的本身的票房有一亿多”，她强调，这在当年“是很红火的。”要演，就要恢复，修改，“原来是我主演，现在变成年轻人主演了”，那就要根据他们的身体重新调整。
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做。一说起舞蹈，她语气兴奋起来。不同的肢体语言适合不同的舞蹈，她一一分析，《十面埋伏》用的是古典舞派的演员；《春之祭》里都是现代舞演员，他们身体自由，不受拘束；《云南映象》是原生态的民间歌舞，要有力量。
2019年11月2日，福建福州，现代舞剧《春之祭》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
她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极其敏感，对于美，对于自然中发生的一切都“特别有感觉”。2012年，《天下女人》节目现场，杨丽萍带着侄女小彩旗接受采访，主持人问起杨丽萍对小彩旗学习上的要求。小彩旗认真回答：“她就是经常让我自学，然后多看一些书，她有时候也会让我背诗啊什么的。”
杨丽萍的反应却是：“那我让你看树叶在阳光下被照得闪动你怎么不说呢？”她一边说，一边举起一只手，白色的修长的指甲，仿佛阳光下亮闪闪的树叶，又轻轻地向下拨，仿佛鸟儿拂过水面，“我告诉你说小燕子划过水面它留下什么了？其实你就没记住这个，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感觉到一朵花开放是什么感觉。”
她能看到云海在滚动，看见悬崖边的一棵树仿佛一座雕塑。她向大自然学习如何舞蹈，反对一切司空见惯的东西。她曾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又离开那儿，因为不愿踮着脚尖跳芭蕾，“不是我的语言”。她身上有一种没有被改造过的自然的、坦荡的美，无所顾忌、骄傲、野蛮。她的舞蹈当中焕发出细节和生命，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如今，她一边准备《孔雀》的重排工作，一边将更多时间留给故乡，在大理照看母亲，照看花，她把这样的生活拍成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似乎希望借此表达“用智慧看清事情的本相”的态度：一边结束些什么，一边继续创造；一边接受不可抗的消逝，一边赞美那些不管不顾尽情盛开的生命。她打定主意，不因为眼前的困境就心灰意冷的，“人要战胜，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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