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几年前，北京电影学院的梅峰老师和他的同事们合作编写过一本有关世界范畴内的电影审查概况的书，先是取了一个比较学术化的名字：《世界电影审查的历史沿革与建制》，后来改了版，也许是受市场化出版机构的营销思路影响，无论包装和书名都脱胎换骨，书名摇身一变为一个琅琅上口、听起来也更很有吸引力的时髦名字：《电影审查：你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梅峰老师是电影《颐和园》和《春风沉醉的夜晚》的编剧，众所周知，这两部“政治不正确”的电影都遭受到了电影审查的铁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禁片”。前者因为涉及“六四”背景，还为导演娄烨带来了禁拍五年的处罚。所以，当看到这样一本有着这样一个名字的书，不光是其书名的字面意义吸引人，它难免还会和作者梅峰老师（以及娄烨导演）个人的创作境遇形成关联，产生某种“弦外之音”，让读者以为此书一定会以他的亲历者视角，去讲述中国电影审查的某种“内幕”。
然而，翻开书，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结构非常规整，内容也比较平实，一共十二章，每一章都介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审查状况，分别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韩国、印度、泰国，以及华语地区的台湾和香港。但，独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地球上最具特色、最强大的审查王国就这样缺席于一本描述世界电影审查制度面貌的书里！难道是在暗讽中国就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只是宇宙中的二次元王国？虽然并不能确定，究竟是梅峰老师和合写者们原本撰写了中国部分，但最后被出版部门的编审“咔嚓”掉了？还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动笔，是他们长期在中国电影圈里历练出的自我审查意识，让他们自觉绕开了这块凶多吉少的暗礁？不管怎样，最后的结果，无论怎么看都像一则“苏联政治笑话”：一本写审查的书，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审查或自我审查，最后只得在书里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而“你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仍然没处问，更不会有人给出答案。
一提到“电影审查”，有人确实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禁片，地下电影，政治禁忌，道德挑战，被删节得七零八落的电影文本，被下架的影视作品，被撤展的参赛片，被拉闸断电的独立影展、被训诫和被处罚的独立导演们……等等。当然，这些确是中国审查语境下的现实与真相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大的一部分，关于它们，再怎么被反复讲述、书写和记录都不为过。但今天，我暂时不想讲述这些，我想讲几则我曾作为普通的观众、学生、旅客时在日常中亲身感受到审查现实，这一切，和我作为一位所谓的“禁片导演”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却很可能有一种更广义上的意义关联。
大概十四、五年前，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院举办了一场芬兰影展，应该是电影学院和芬兰使馆或者类似“芬兰文化中心”这样的机构合办的学术放映活动。那时候，电影学院时不时开展类似活动，在八百座的“标放”大厅放映一些世界范畴的艺术电影，既有经典老片，也有新片。大多是难得一见的原版胶片放映，有时候还有远道而来的主创团队出席映后谈。每到这种时刻，就是我们这些迷影者们的盛筵。然而，当我们幸福地坐在“标放”的沙发椅上，心身投入地欣赏一部叫《冰冻之地》（FrozenLand）的芬兰新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怪事。银幕上出现了一对男女做爱的镜头，但镜头刚一对着那两具缠绕在床上的肉体时，银幕就突然黑了下去，但做爱的声音却一直在持续；只过了片刻，银幕又亮了起来，这时镜头已切换到旁边另一位有衣服遮体的男子身上——他显然正在窥视着前边那对做爱男女。但一会儿，镜头又朝做爱男女切了过去，银幕又再次迅疾地黑了下去。那种黑不是严严实实、整整齐齐的黑，而像被一个不规则的东西遮挡了银幕，有点半灰半透明，有时还遗漏出局部的影像来。到这时，正沉浸于电影剧情的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影片自带的“黑场”技法，而是有人在做手脚！我们立马回头张望电影院的“后窗”，发现果然有人正在放映室里伸出自己的手掌，忙不迭地遮住那束从里投射出来的“电影之光”。“标放”里随即嘘声和口哨一片，显然大伙对眼前这种原始落后的审查手段表示抗议。但那个神秘的“黑手党”丝毫不受干扰，坚定不移地实施他的选择性“黑场”手法（确是名副其实的“手法”：手之法），直到做爱段落完成为止。无疑，那是我大开眼界的一天，我在电影学院的标放里看了好几年的电影，也看过不少内含性爱场景却未经删节的原版艺术电影，却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竟然有人会在放映时根据片中内容即兴遮挡“不雅”镜头，就像一位大人，在看到自家小孩看到“不该看到的”、“儿童不宜的”场景时，慌乱地用手掌遮挡住他的眼睛一般。可是，是谁赋予这位“黑手党”老兄（事后知道他只是某系一位负责本次影展事务的普通“系秘”）这么高的道德觉悟，让他认定自己是大人而我们观众们就是小孩？
这样的荒诞一幕分明像一个隐喻（近乎明喻的隐喻），不经意间折射了极权国家里的电影审查的本质一面：面对民众，审查者有一种道德和智识上的优越感，所以他觉得由他来选择和决定将什么内容（以及以什么方式）提供给观众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这和以前的“内参电影”的存在遵循一样的心理逻辑。禁忌和律法只对普通民众有效，而对于高官们——甚至连同他们的亲属们，是无效的，可以轻易逾越的。显然，这些举措里分泌出了专制的因子：一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凌驾于很多人、以及所有人的大脑和心灵之上；一个人的权力掩盖了其他人以及所有人的权益。
除了遭遇这次银幕上的“黑手党”，我还在电影学院遭遇到了人生第一次“电影审查”。当时我在导演系念“研三”，准备筹备拍摄所谓的“联合毕业作业”——这是电影学院很久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包括导演系学生在内的毕业生可以在毕业那年提交自己创作的剧本，申请拍摄一部将和其它系的毕业生联合制作完成的毕业作品，而学校从中择优选拔，给入选者提供用于前后期的机器设备和资金支持（可以拍摄短片，也可以是长片，以前的拍摄介质是胶片，到了我毕业那一年，已经与时俱进全部变为为数码了）。最终的完成作品将被学院当作当年的教学成果高调公诸于世：除了会在“标放”大厅里统一进行盛大展映，还会被学院下属的音像出版社发行在碟盒上印有烫金大字的豪华版DVD套装。其中一些更幸运的幸运儿还会被学院推荐去参加国际国内的电影节，在电影节上摘金获银，载誉而归。
记得我当时写了一个比较生活化的现实主义故事，讲述了一对在小城市开小照相馆的父子，如何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当时我就对底层小人物的日常命运比较感兴趣，在读研究生的时期里，也写过一系列关于底层小人物的叙事诗，却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有着清晰而自觉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批判思想，心底涌动更多的只是，文艺青年式的感怀和喟叹。我把写好的剧本（大概有六十余场戏）交给了我当时的专业指导老师，他是导演系的资深教授，是一位有名的第四代导演，也是“联合毕业作业”项目的资深评审之一（记得评审组还有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以及各系主任等权威人士，他们的名字会郑重地出现在所有“联合毕业作业”的片头或片尾）。值得一提的是，我这位老师恰巧在国家电影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兼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电影审查官。这是一个导演系师生都熟知的事实，热情直爽的他对此也毫不避讳，甚至说起时还隐隐传递出自豪感，因为这是他在导演和教授身份之外的另一种权威。
但那时候，我对我老师的这份兼职工作——“电影审查”压根儿没有什么认知，总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当一位外省文学青年终于如愿以偿考上电影学院，摇身一变为进京的电影青年，满脑子都憧憬着拍出一部自己的电影（是剧情片而不是纪录片）的时候，对这个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房间里的大象”的现实境遇自动遮蔽了。所以，我当时对他的审查工作的具体程序和方式一无所知，包括他所属的委员会是如何成立的，有什么同事，有无薪水俸禄，多久审查一次，在哪里审查，每次多少个委员参与，审查标准是什么，如何打分评级，等等，几乎一概不明。只记得偶尔他审片归来，会在课堂上饶有兴趣地主动透露一点情节或细节，比如他给某部“烂片”打了低分，比如这次的审查场所是在学院旁边的电影频道办公楼，诸如此类，但纯属只鳞片爪，让人雾里看花，云山雾罩，构不成庐山真面目。而我当时对之也完全没有好奇心。以至于时隔多年后，我一想起这点就有点懊恼，如果换成现在的我，想必一定会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没准能从老师口里套出一点有关极权审查的珍贵的一手资料。记得当时，这个电影审查委员会尽管声名在外，成员名单却并没有对外公布，江湖上对此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就像一个个隐匿在国家主义面具下的神秘的隐身人——而我竟然认识且受教于其中一人的门下，多么与有荣焉！网上能查到完整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名单应该是几年后的事情。不知道是因为吹拂了“政务公开”的春风，还是有好事者存心泄露了出去。总之，当我后来看到白纸黑字的名单上清楚地印着我这位老师的大名，和其他二十多位电影界的权威人士的名字挨在一起，我心底就会百感交集。
而当时唯一感受到“电影审查”和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相关联的是，有时候，本来轮到我的这位审查官老师给我们上课，却临时通过班干部或系里老师传来一则简短消息：课不上了，换成它课或者自习，或者自由活动。因为，他要去审片了。可见，在我老师负载的这两项职能中，审片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高于教学。除此之外，关于我老师的这个身份，勉强算另一则对自己产生了一点心理波动的情节是，我刚进导演系的时候，无意中觉察到在我的两个导师的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较有趣的“落差”：一个是我实际上的导师章明，他是第六代导演，他拍的处女作《巫山云雨》几成禁片，被东京电影节连续三年邀请参展，都被电影局以该片“艺术质量差，风格晦涩，调子灰暗”为由拒不放行。后来，他立志拍出中国最好看的悬疑惊悚片，写出了新片剧本《17小时57分38秒》，却再次遭遇审查，被电影局以“过于恐怖，对文化大革命重新涉及”之名不予立项拍摄。逼得他只得仓促修改剧本，最终拍摄成了一部迥异于初衷的爱情心理剧，既不恐怖，文革背景也荡然无存。片名也改了，叫《秘语十七小时》，影片面世后反响冷清，寂寂无名。另一个导师就是我的这位审查官老师，尽管我名义上不算他门下的正式研究生，但实际上他算我的联合导师，平日里和章明老师轮换着给我们导演系研究生上课、指导拍摄作业。虽然没有任何的事实证明，是我的这位审查官老师的审查工作直接导致了章明老师的不那么美妙的被审查遭遇，但一位审查者和另一位被审查者同处一系，互为同事，而且同时担纲我们的导师，共同面对同一拨学生，共同承担同一套课程体系。细究起来，这不能说不是件魔幻而神奇的事情。当然，魔幻和神奇这样的字眼，用来形容他人的命运尚还勉强合适，要是当事人置换成自己，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好的闲情雅致了。
看了我提交的剧本后，我的审查官老师很坦诚地笑着告诉我：“虽然你的这个剧本写得不错，甚至是你们同学中最好的，但肯定通不过。因为，调子太灰暗了。”听到这里，我依稀觉得这套话语体系比较耳熟。对的，他们给章明老师的作品评语里就出现过这么一条：调子灰暗。章明老师也并非第一个得到这样待遇的导演。张元、王小帅、娄烨、以及贾樟柯等曾以“地下导演”身份出道的第六代电影人，貌似都得到过大同小异的评价。只是，到了更久远的后来，审查者们学聪明了，找到了一个看似更中性、更有说服力但实则更模糊和不知所云的托词——“技术问题”，来替代原有这套很容易暴露他们在美学和思想上的弊病的陈腐托词。皇帝尽管什么也没穿，但并不妨碍他们不断为他编织出最绚烂多姿的新装，且不断地赞美它的美丽气派。
“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故事类型，按国家的主旋律，只能是：诚实劳动换来幸福生活，”审查官老师紧接着向我解释，“而你的故事显然相反：诚实劳动也没换来幸福生活。这样肯定不行。”这样，我的尚在萌芽状态的毕业作业，就被那只“房间里的大象”的无形之手“咔嚓”掉了。
“诚实劳动换来幸福生活”——当时我的老师用他中气十足的浑厚嗓音几乎一字一顿地念出这句话，以至于时隔经年，我只要一想起这一幕，依然宛如昨日，这十个字犹在耳边掷地有声，余音不绝。这句话除了它在字面上直接呈现出的意思，至少还意味着另两层言外之意：“不诚实劳动换来幸福生活”，或者“诚实劳动换来悲催生活”，都是不被允许甚至非法的。它已然成为一则不容置疑的真理，就像一道严谨而排他的数学公式：诚实+劳动=幸福生活。就像，1+1=2，那就意味着，1+1=1，1+1=3，1+1=4……以及其它所有，都是错的。
看来，审查不光是一种政治观和道德观，也是一种世界观。它不光只是敏感于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准，它还要对宽广而日常的生活发言，它就像这个世界的一位“生活的总设计师”，霸道地规定了所有人的所有生活路径。就像一位跳水项目的裁判员，只允许所有的运动员都用一个单调而死板的姿态跳水入池，甚至连被溅起的水花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规定和修饰。而且，任何一点对既有路径的偏离都将被视为离经叛道，必须得到修正和惩处。这样的荒谬做法，显然既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和权益，也剥夺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迟早有一天，会把浩瀚而鲜活的艺术海洋，变成一个虚假而陈腐的死水泥潭。他们以前并不是没这么干过，八个样板戏就是明证。
在回忆这一幕往事之时，我并不想也不应该过于苛责我的老师。那一刻，他所传达出的意见，并非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显然无形中也代表了评审委员会的其他人——经常出现在“联合毕业作业”片头片尾字幕里的那一长串闪亮的名字，就是它们构成了我人生中遭遇到的第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会”。但是，这个名单里的他们也并非只是代表自己，而是他们背后的那种习见而冥顽不化的制度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审查者既是天生的卫道士，也是骨子里的保守派，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就是为了体现其捍卫既有秩序和制度的决心，以及维护权力之威严的努力。自始至终，他们只需对那个委之以重任的权力负责，而无需考虑被审查者的感受和处境——尽管真正的“委员会”，顾名思义，必须接受全体民众于阳光下的公开委托，而不是相反，于暗箱里效忠一尊，它才能有此资格和权力。当然，如果他们意识到或在意这层逻辑，他们就不是他们了，审查也就瓦解了。在这片土地上，审查和极权如影相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甚至，在瓦解之前，审查官并非只是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也不一定就是那些举起权力的剪刀对着你的电影文本“咔嚓咔嚓”的“剪刀手”，甚至都不一定只限于电影领域。实际上，他们无处不在，像孙猴子一样具有拔毛变身的能力。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迅速地克隆出无数个有着惊人相似面貌和DNA的化身，占领所有空间阵地——无论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无论电影领域，还是出版行业；无论网络舆论，还是日常发言……
“把你背包里的书拿出来！”几年前的一天，她穿着一身暗青色的秋冬制服，铁青着脸，站在入境大厅里的一架行李检查仪旁边朝我嚷嚷，镜片下的眼睛闪烁出警惕的光。在我们身前，传送带持续滚动，发出低沉的轰鸣，加重了她的威严和冷漠。
“你这本书是反动书籍，不能带走！”她刚接过我的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的学术书店买的一本《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作者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飞速地瞥了一眼，便嘴角弯曲，露出轻蔑的表情说。似乎还隐隐带着一丝得意，好像一位埋伏多时的警察终于如愿以偿逮到了一个倒霉的小偷。
她只是一个二十多岁或者三十来岁的海关工作人员，属于一个叫“旅检二科”的部门，工号是XG49165。我事后才知道，XG是“协管”的意思。此时此地，一个普通如斯的海关工作人员——还只是一个临时工——就能担纲起思想审查官的重任，轻易没收公民的个人财产，剥夺他们宪法上明确赋予的权利。而且，拒不给出执法依据，连罚没收据都不出示。显然，并不是因为她自身拥有多大的智识（她比我更聪明吗？）、多坚定的意志（她比我更坚强吗？）、多高的道德水准（她比我更纯洁吗？）促成她这么做——我怀疑她并不一定读得下或读得懂高华老师这本严肃而严谨的党史著作，更不太相信她能在法理上准确地阐述出她刚才口吐出的“反动”一词的实际含义，而是她身上的制服、肩章、徽标和工号牌，以及办公室里的公章、表格、值班日志、工作证，连同抽屉中某个文件夹里秘不可宣的“禁书黑名单”……共同给予了她这份不容质疑的自信，制造了她从道德上到智识上到意志上的多重幻觉，构筑了一个基层小官吏盛气凌人——凌驾于人和人权之上——的日常而荒诞一幕。在此刻，她和我的审查官老师、“标放”里的“黑手党”老兄一样，显然超越了自我，而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化身，被赋予了这份崇高而宏大的国家使命。
正如上面我说过，我不应该对我老师有过多苛责，对她也是一样。因为即使当天的值班者不是工号为XG49165的她，而是她其他的同事，49166，49167，或者49168（即使工号里不再有XG的字样）……实际局面和结果也不会有本质上的改观。他们就像为他们所掌控的那台行李检查仪上的某个零部件：履带、X光扫描仪、警示灯、监视器……共同组成了这台牢不可摧、铁面无私的审查机器。
在虽然时空有异、情境和气氛却几乎大同小异的场景里，这台机器，不光扫描过我携带的书，也扫描过我携带的碟。《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也不是唯一被他们强制夺去的物品。之前，有一次，我和我的制片人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上归来，他们收走了制片人行李箱里的我的几部作品的刻录碟：《天降》，《恋曲》，《有一种静叫庄严》，说要“审查”其内容是否违法。后来，在制片人的反复交涉下，他们在历经很多个工作日（大概一月有余）的审查之后，退回了《天降》和《恋曲》——上面贴上了“旅检”字样的标签，却没收了《有一种静叫庄严》。但，既没给出理由，更没给出收据。让我一头雾水，也给我的被审查经历里增加了一桩无头悬案。
还有一次，我的《大路》刚在台湾出版，我去参加发布会和读者交流会，带了几本出版社赠送的样书回来。在首都机场的入境大厅，一个穿白色夏日制服的男性海关工作人员仍然站在行李检测仪后面迎接我。在勒令我打开行李箱后，他却对里面其它的物品（衣物鞋帽、生活用品、糖果糕点、伴手礼等）毫无兴趣，几乎视而不见，而专门稳准狠地挑选出书籍，细致地翻阅检查着，其中既包括我购买的台版书，也包括台湾的作家朋友赠送给我的他们自己的著作，当然，最大的目标是我自己的新书《大路》，因为同样的书有好几本，这很不寻常，没法不让人怀疑。我至今都非常清楚地记得他检查《大路》时的情景，他先是端详了一下封面——我猜他一定同时在心里默念书名，然后又翻开目录页扫了一眼，再是随机打开一页，扫视起了正文；完了，又翻开一页，继续扫视和阅读……他的动作不紧不慢，神情镇定自若，差点让我忘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台无比敬业、甚至自我加码的人工机器（我不认为当时我的新著在他们的黑名单里，他如此仔细地审查明显是一种自我加码行为，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反面：枪口精确一厘米），看起来他只是我在书店里偶然碰到的正在挑选和阅读我的著作的读者，之所以如此爱不释手只是因为被我的精彩书写所深深吸引了——看得我真想当即慷慨地赠之以拙著一本，并郑重地写上题款：“尊敬的海关兄雅正”，或者：“亲爱的审查官惠存”，最后是签名：“张赞波敬赠”。也许，再没有比这一幕更荒诞的了：一个好不容易逃离审查的作者，带着自己的作品刚落地自己国土的那一刻，就要被迫不及待地补上“审查”这一课，而且，审查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看起来像自己读者的海关工作人员。实际上，无论穿夏装的他，还是穿冬装的她，都只是孙猴子身上的一根毫毛而已。只不过，有些猴子比另外的猴子更敬业、更厉害。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飞机场要设置这道审查关卡，那就应该同样在火车站、地铁站、公共汽车上以及一切交通要道上如此这般设置才对。须知危险品不光来自境外，也存在和流通于境内，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叛逆的文化，和危险的思想。尤其在这个流行“内卷”和“隔离”的年代，内部更不应该放松。基于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对安检仪/行李检测仪的更新换代总有一天——也许为时不远——就会达到这种效果：你不会再见到有如“海关兄”那样呈粉丝状亲自捧书一一拜读的原生态审查场面——这简直原始落后得没有一丝科技含量、丝毫不匹配这大国盛世，且会给阶级敌人留下多么不好的联想——而是，只要任何一本出版物（书、碟或者电子硬盘，甚至一张写有潦草手迹的草纸），被滚动的传输履带送入到X光扫描仪的眼界内，就会迅速地扫描出它的文字/图案/影像包裹下的精神实质，监视器里就会对应浮现出危险程度的指数，也许从0到100不等？只要超过一定的指数——也许是20，也许是30，视在任领袖的开明程度和心情而定——警报就会自动响起，警灯就会不停闪烁，这个危险品就会被强制没收，当事的物主就会得到轻则被批评教育、训诫、警告，重则被拘禁、幽闭甚至逮捕的惩罚。甚至，安检仪直接联动着110系统，如果危险指数超过50，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会立马出动，宛若神兵天降于作案现场，当场将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物主带走，锒铛入狱。
如果到那一天，我们伟大祖国在新冠疫情时期积累的辉煌经验就正好可以适用于思想审查领域。即使届时COVID-19病毒已经消失不见了，但从国外入境的人，无论外国公民还是本国公民——这批人最有可能带入或沾染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都同样要被强制隔离十四天，没准二十八天，四十二天（仍然视在任领袖的开明程度和心情而定）。期间，除了没收和销毁他们带入境的所有危险出版物（无论书碟）之外，还要强制他们每天观看CCTV新闻联播、阅读《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观赏《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1921》等主旋律大片借以排除毒素，净化思想，以免再把他们脑海里的危险思想传染给无辜而纯洁的本国良民。
当然，关于审查的感受因人而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很可能大相径庭。有人把龙标当作耻辱和冒犯，有人却视之为荣耀和嘉奖。以前，我的微博还没有被销号的时候，就经常会看到一些导演，包括所谓的独立导演，在微博上喜不自禁地晒出刚拿到手的准映许可证或者拍摄许可证，并且每次，都会收获一大帮点赞或者祝贺之声。据说，前不久，一位资深的前独立纪录片导演的新作首次获得了龙标，在某青年艺影展上放映时，观众们面对片头里金光闪闪的龙标（龙标是公映片永远的第一镜头，也是审查精神和审查权力当之无愧的偶像物），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而导演本人，也差点为之感动涕流，并视之为深具纪念意义的人生瞬间在社交媒介上昭告天下。尽管，我认同每个人在每件事上均有其作出个人选择的自由，但只要一想起，这条金龙背后的极权特质，以及近些年，它对独立电影以及中国电影做了些什么（就说这位资深纪录片导演吧，我曾亲眼见过在有一年的台湾某影展上，他在参加自己的一部片子的映后交流时，被大陆的体制内电影人公然质问为什么要拿这部没有龙标的片子来参展、从而以祖国的阴暗面示与外人），我就难免不觉得悲哀，且忍不住要冒着得罪人的危险说一声：那些欢呼者和感动者，均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SM中的M，受虐狂，既有辱“独立电影”的“独立”一词，也愧对“青年影展”的“青年”二字。回想十多年前，电影学院放映厅里的学子们尚且会将嘘声送予那位黑手遮光的精神审查官，而短短十多年后，艺术电影展上的年轻观众们却对着一具极权的偶像物——以及其承载的一次真刀实剪的审查行为和一种对独立精神的招安手段——鼓掌和欢呼，想来世界沦落，也不过如此了罢。
本文为作者2021年8月受独立电子期刊《华语独立影像观察》（第三期：中国独立电影的关键词）约稿而写，2022年5月发表在该期刊上时改名为《银幕“黑手党”与“诚实劳动换来幸福生活”——关于“电影审查”的两则往事》，且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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