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最近几年，精神心理话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们当中，有些扮演了促进人和人之间沟通理解的良性功能，有些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自我，还有一些，则成为了权力的帮凶。实际上，精神病学在历史上一度被诟病，就在于它曾经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社会控制的角色：将人群当中的一部分标记为不正常从而进行区分，继而以“为你好”之名进行矫正和管理。
有通报说一位在疫情当中跳楼自杀的女子有焦虑障碍，后来又有一篇评论，说“任何磨难都不是放弃生命的理由”。很多网友感到愤怒。网络消息显示，这位女子的家中曾经暴力消杀。死后，其女儿因为被锁上的铁门，无法赶到妈妈身边，最终在邻居帮助下才得以出去。这样的通报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比如一个常年遭受家暴的女子因为不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被认为是胡言乱语的疯人，比如某些高校里面学生自杀以后学校表示此人生前有抑郁症。这些通报之所以让人生气，是因为它们仿佛在暗示：此事与我无关，是这个人自己有病。
这些带有诊断色彩的词语，说实话，说了跟没说一样。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选择结束生命，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也不需要一个看似科学实则冷酷的诊断画蛇添足。
精神障碍，不是原因，是结果。尽管生物科学一再强调精神障碍有其生化背景，但我们也不可能去忽略最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其个性养成、情绪变化、行为方式都和其所处的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精神障碍，是在痛苦当中挣扎的结果，是受到不公平待遇后留下的痕迹。精神障碍，是其受苦的证据，而非活该如此的理由。
精神障碍的分类和诊断，理应是为了创造更包容的社会，为了方便助人者去识别和分析不同种类的困境，为了自身更细致地自我探索而存在的。而不是成为将个体普遍的痛苦特殊化的利器，用来苛求和责难苦苦维持生活的老百姓。
精神上无法调节情绪所产生的情绪障碍，和小区被上锁的铁门导致的生活障碍，哪个障碍显得更刺眼？
有没有这样一份通报，敢于在xx障碍之后加上更多的解释？比如，xx，女，xx岁，重度抑郁，失业一年，独自育儿，尚有xx房贷未还。是的，我们明白一个人有xx障碍，但xx障碍的背后是什么，是可以言说的吗？我们不仅仅有精神障碍，还有表达障碍，出行障碍，生计障碍……这些障碍，怎么就都被藏在精神障碍后面了呢？
精神障碍好像成为了收编一切苦难的容器，成为了掩盖不公不义的华丽罩袍，成为了自我欺骗的麻醉剂。
这也让从业者很难做事。试想，如果一个障碍的诊断，就抹杀了一切生存的痛苦、淡化了痛苦的来源，那一定有人是不愿意被划归在这样的障碍之下的。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恐惧和不信任抗拒求助。比起在情绪当中煎熬的痛苦，人们更害怕被标记、害怕让渡对于自己生命的解释权。
就像自杀这件事情，有人用自杀逃避麻烦，有人用自杀表达哲学态度，有人用自杀抗议不公。一个行为的背后，有着太多复杂的因素，绝非简简单单一句“有病”可以概括。自杀不是一个寻常事情，这样的不寻常，原本是在警示我们，看一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习惯简单地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因果关系上，我们就有可能对此类事情变得麻木。一个活生生的人，选择结束了生命。但我们却因为手持着几个诊断，就自以为参透了生命，自以为这些事情与我们无关。
假设，一个抑郁症女人和她不怀好心的丈夫旅游，在无人的情况下被丈夫推下山崖摔死，事后调查结果用“生前重度抑郁，曾有自杀倾向”来合理化这样的死亡，会不会太过恐怖了。可能说得有点严重了，但在今天精神心理话语泛滥的情况下，保持警惕恐怕是有必要的。如果这些年的知识普及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包容，没有让人们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变得更温柔，反而创造了一堆唬人的新词来让该负起责任的相关方脱责，那这样的科普不如不做。
社会发生了一连串前所未见的事情……“坏事会继续发生”成为不断实现的可怕预期，也为精神医学与社福机构带来挑战。社会立场分化，对机构和他人渐渐变得不信任。求助者因私隐关注却步，传统系统无法好好发挥。更甚者，在关注大局的气氛下，大家彷佛没有空间、或觉得“不应该”关顾自己⋯⋯要准确理解这个社会状态，需要更深入的审视……——DrChen Yu Hai
过往我们定义疾病，会强调某种症状持续过久影响到正常生活，“想象一条橡筋圈，被拉会变形，放松便弹回，这是正常调节。但是倘若橡筋被拉得太久，加上橡胶本身产生变化，最后即使放松了，也无法回复原状。于是我们说，这人可能已经进入疾病状态，是个人风险因素跟环境互动的结果”。但如果我们的“正常”就是日复一日的应激呢？如果橡皮筋可能一直无法得到“放松”呢？对此，即便是作为精神科系主任的DrChen也承认，“那是太平盛世的诊断假设。但是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是病不是病，回答不易。”
我们的确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健康危机，但用“精神疾病”的形容不仅容易模糊重点，也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畏惧求助。上面引用的这位医生，提出了“精神损伤“的说法，意思是我们的心理也会像身体一样，遭到外部压力后就会损害。这里的外部压力是源源不断，并且很大可能性是不可抗的。如果说过去是我们每个人都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那么今天可能人人都有或轻或重的精神损伤。如果这种精神损伤已经蔓延到每个人身上，那再去强调那些苍白的诊断，是否是在倒果为因？
“任何磨难”里面包括可以避免的人祸吗？“放弃生命”的当事人有的选吗？坚强的上限在在哪里？忍到什么时候再去自杀才不显得懦弱？熬过了这段时间的人，身心就都健康？
很遗憾看到精神健康议题以这样的方式被提起。我们平时做精神健康工作，其实经常强调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生命责任，改变的第一责任人在自己。我们也会担心人们安心于标签之下，远离真实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足够努力活下去了，社会却无法为她提供安身的位置，那这个人可能会感到加倍的绝望。
那种对于放弃生命的说教之所以让人感到厌恶，是因为这些人似乎没有心一般无法体会普通人光是活着就感到筋疲力尽的无奈。大家都是人，不需要谁来教谁怎么做人。
正常人不是从来不生病的人，也不是一直能保持理性并对生活充满积极热情的人。所谓正常人，不过就是在“活着没意思”和“不想就这样死去”之间来回挣扎的脆弱又坚韧的血肉之躯罢了。
那些在挣扎和拉扯当中幸存的人，会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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