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破防了。”12月一个周末的晚上，上海某护理院的管理者陆勤得知，院内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当天上午，这个老龄行业的年轻人刚小心翼翼定了个并不远大的目标——希望护理院能撑过2022年仅剩的10多天，“不要在第一波高峰期‘破防’（出现确诊病例）”。
疫情三年起伏中，养老院是最早一批封控的地方，没有人员流动，被认为是一块与世隔绝的“安全飞地”。疫情严重之际，北京甚至有家属到处托关系，想让老人紧急躲进养老院。
防控政策的骤然变化造成一波大面积感染的“冲击波”，也在养老院产生了连锁反应：退烧药短缺，n95口罩、抗原等价格上涨、断货；急救资源挤兑，和医院间的“绿色通道”断裂，叫不到120、只好在自家院区上演抢救老人的“惊魂一夜”；员工感染，人手不足，后勤人员也被派上阵护理老人……
养老院、护理院这样的地方，像是整个社会最为柔软脆弱的腹部——易感人群聚集、资源筹措困难、易被疾病袭击。
伴随防疫而来的成本和开支飙升，让本就经营困难的小体量民营养老机构更加“命悬一线”。家属和社会对“破防”的追责，也使其压力陡增。在人人自危、医护人员都难以招架的时刻，它们仿佛变成了一座座屹立在大洋上的“孤岛”。
疫情胶着之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孤岛上的人们——包括养老院和护理院的管理者、工作人员、还有220万把这里作为归宿的老人们，或许只有靠自救，才能安然渡过。
消失的安全感——买药靠抢，物资短缺
“买药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只能在别人后面买药。”北京某央企集团所属养老院院长何振国对八点健闻表示，由于养老院一直是封闭管理，疫情管控放松后，“社会面”人员在药品采购方面占得了先机。
“新十条”落地后，随着感染人数猛增，药品供应骤然紧张。药店这一重要购药渠道几乎断了，唯一能指望的是医院。这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医院按人头开药，最多只能开一个月的量，有些药还缺货；二是眼下大部分医院都不再查看核酸检测结果，去配药的感染风险倍增，而采购人员的“倒下”会让人手本就紧张的养老院雪上加霜。
在上海的陆勤则为抗原紧缺而焦虑。“如果全院一起做抗原，大概也就能做个4、5次。”早在12月1日，广州市在放松防疫措施时，鼓励家庭自备抗原检测试剂盒，随后各地陆续推出类似政策，带火了又一轮销售。陆勤所在的护理院下手有点晚，连医药流通巨头都一度断货，价格也水涨船高到8-10元/人份，超过了上半年上海静默时期的价格。此外，订100盒退烧药，供货商告诉她只能提供10盒，“要抢”。
12月7日“新十条”发布，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1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要求养老院、福利院等做到预防性措施的落实。9日，《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印发，其中特别提出加强对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的管理。
“放开”来得太突然，大部分养老机构都措手不及。河南省许昌市多家养老院的负责人樊金林表示，现在院内的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都是一两年前囤的，但是没有退烧药，没有抗原，“就怕大面积爆发”。
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凸显。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的江苏曜阳养老集团华曜护理院，是一级甲等医疗机构，在今年初开业之际就开始储备药品——这是双重任务，很多老人有基础病，需要日常服药，此外还需要储备防疫用药。董事长周留建介绍，护理院规定药品每周补货一次，保持库存量在三个月以上。目前他们储备的防护用品能“武装到牙齿”，药房药品充足，新冠紧急治疗药品齐全。
张玉兰所在的山西省某地级市养老院，反应还算及时，趁“新十条”落地后放开药店“四类药”销售的空档，抓紧储存了一些感冒药，目前还有一个月的用量。
所有受访者心知肚明：“社会面一放开，肯定破防”。山东省东营市某养老院负责人张天告诉八点健闻，抗原、感冒药、消杀物资、防护物资院里都有，不出意外的话还能顶好长时间；但如果真有情况，这些东西用得也很快。
接受八点健闻采访当天，张天又让院外的采购人员买到一些酒精和防护服：“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尽可能多储备一些，不然心里都没底气。”
樊金林一直负责联系供货商和物资采购，在走了很多弯路后，摸索出一套比较稳定的供货模式。然而面对这一波囤药风潮，他的独家“法宝”无济于事，“根本没地方可以买到抗原和退烧药，现在特别困难”。
绿通断裂，担忧“破防”
比起资源不够的慢危机，当下更让人紧张的，还有直面叫不到120急救车的“惊魂一夜”。
12月14日深夜，张玉兰所在的养老院内，工作人员心急如焚地盯着一位老人的血糖指标。当时，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血糖高得“都测不出来了”，用尽办法也降不下来。和家属沟通后，养老院从晚上十点半开始拨打120。
这家养老院附近医院众多，原先，即使遇上堵车，救护车至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而那晚直到子夜，救护车也迟迟未来。急救中心的接线员告诉他们，当天病人特别多，没有救护车可以派出。
凭借家属的私人关系，救护车在零点时分赶到了。考虑到如果老人外出就医，之后将无法回到养老院，急救人员决定现场救治，若病情出现反复再送医。好在老人的状况逐渐稳定下来，凌晨一点半，终于把老人安顿好了。
养老院不同于其它地方，缺医少药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但大部分从业者可能压根没有意识到风险：毕竟，老人在入院时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失能失智的一般被送往具备医疗机构资质的护理院，或有协作医院的养老机构才敢收。
作为行业老兵，周留建是少数清醒者。他在筹建南通这家护理院时，就和当地二、三级医院签订了“绿色通道”协议，“联络、对接等事项都逐一落实到人，不需要等待和排队。”
在河南许昌，当地民政部门为每一家养老院安排了专门的急救电话和通道，平时老人就医比较顺畅，“救护车基本都是10分钟就能到，近的五六分钟就到了”。
上海卫健委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之前，老人的转院、就医由家属负责，护理院并不直接参与；如今，卫健委将部分区级综合医院和护理院做了对口划分，要求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做好转诊预案。
然而，病毒凶猛，绿色通道随时都可能阻断。何振国告诉八点健闻，正常情况下救护车最快5分钟就能抵达，但最近等待时间变长，而且“说不准”。
所谓的“医养结合”推行多年但成效不彰，疫情以一种非常要命的方式，让缺乏医疗资源的养老机构认识到“裸奔”的现实。
养老院之内，院感的风险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
三年疫情中，养老院是最早实行封闭管理的地方。受访者中，本轮封控时间最长的是张玉兰所在的养老院，人员不出不进已有70余日，基本不允许家属探视，非必需品尽量不送。并专门设置物资接收区，消杀极为严格，通常在两次以上，“有几层包装就消杀几层”，之后静置半个小时到一天，再由专门的转运人员送到老人手中。
这家养老院是所在地级市的明星单位，经常接待各路参观考察。从三年前疫情爆发之初，他们就开始做院感演练：如何用紫外线消毒，如何帮助老人吸氧，工作人员的行进路线如何安排、如何避开老人……
即便做了充分的准备，院感依然是张玉兰最担心的问题。“外面带进来的东西，虽然消了毒，但谁也保证不了。”
“新十条”落地后人群大面积感染的最新动态，让养老院从业者愈发不敢掉以轻心，除了严格的物资消杀和流动控制，他们也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
此次受访的几家养老院都开辟了专门的隔离区域，并相应配备了独立通道、设备设施、物资和人员；规模大的拿出一整层，规模小的空出一些房间，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何振国所在的养老院还精细化地设置了阳性老人隔离区、阳性员工隔离区，以及密接员工健康监测区。
陆勤所在的护理院同样腾出了一整层作为隔离病区，但她仍感到担忧，“隔离病区只能容纳大概80个老人，万一感染人数太多呢？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弄，可能只能安排就地隔离。”
其实陆勤手下有专门的院感人员，但是她这家护理院规模实在太大，这么大的院区是不可能仅仅依靠院感来进行风控的。“这一波病毒确实不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陆勤说。
至于那些没有感控专业人员或相关处理经验的养老院，一旦发生大规模感染，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未来数月仍需自救
12月17日，周六，上海某护理院管理人员李帅一早就被一通电话叫醒，说有老人感染了。
她工作的护理院有两百多个老人，五十多个护工，还有一些医生和护士。前一个周末，忙了一周的医护们约着出去吃火锅，结果周一核酸检测纷纷呈现阳性。护理院当即把他们就地隔离起来，同时为了防止员工外出而“带回”病毒，又将所有员工召回，封控在护理院里。
事情发生得突然，李帅来不及准备太多，只自带了一个枕头，就住到办公室中央的行军床上。一周下来，领导念她辛苦，周五放她回家过周末：“收拾收拾，准备下周一继续封控”，领导告诉李帅，这次再封进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了。
周六早上的电话，让李帅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一上午，她不停地打电话、发微信、安排护工和阳性老人去缓冲病房隔离，忙到没空回复护工关于工资的问询。午饭后，护理院里又接连有老人被检测出新冠阳性，其中一位老人不认可阳性结果，不愿意去隔离病区，吵着要见主任，要院方给她一个解释，不然就绝食和报警。领导紧急打电话给李帅：“算了，赶紧回来吧。”
周六下午，李帅又回到了护理院。两天的周末，她只休息了几个小时。
养老机构本来就是重服务性行业，而封控带来的人手短缺是双重的：一方面买药、做饭、护理等工作量倍增，老人不能定期见到家属还会闹情绪，需要安抚。就在回家前一天，李帅还和员工们找回一位“失踪”的老人：思家心切的他溜出护理院，混入晚高峰的人群，想坐地铁回家。员工们分头出动寻找，又调监控又是报警，直到晚间11点才在地铁站找到了老人。两天后，老人被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
张玉兰的养老院自我加码，安排家属通过微信视频看望老人。为此员工们需要帮助高龄或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接通视频，并穿插回复家属的询问。一位老人往往有数位家属关心，工作量浩大。
另一方面，一旦有工作人员感染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减员”。陆勤表示，目前人手“刚刚好够用”，最担心发生大规模感染。她储备了一支护士队伍以顶替感染的员工，“但人数也不太多，毕竟有成本限制。”
周留建把护理院员工优化组合、一人多职，“把20多人发挥出了50个人的工作效果。”他还在院外储备了一部分员工，让他们保持一天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旦院内老人或员工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隔离时，这些员工可以迅速进院“补岗”。
繁重的工作，感染的风险，也让一部分人离开了养老行业。本轮疫情中，何振国管理的养老院有5%左右的员工辞职，进一步加重了人手紧缺。
疫情三年，养老机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封闭管理使之无法接收更多的老人，入住率普遍达不到盈亏平衡点。而员工加班加点还需要补贴，发生感染了也得加以补偿。
樊金林表示，现在最担心“钱”。他的养老院从疫情开始时就出现了亏损，情况好转之前，可能会一直这样亏下去：“压力大也没办法，只能撑着。”
周留建要求护理院在疫情防控、封闭管理导致经营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全院“开源节流、能省则省”，员工要随时关灯，原本24小时供应的热水，也改为只在早上6点到晚上9、10点供应。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养老机构的责任压力也不小。受访的多家养老机构人士表示，“破防”势所难免，后续追责问题令人担心。不可否认，老人本身就是易感群体，其中有不少人自身还有基础疾病。但疫情蔓延毕竟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责任是否全部应由养老机构承担？
疫情三年，养老机构所有重担一肩挑，都已疲惫不堪，但何时能够“减负”却是个未知数。在看得见的未来数月，他们除了咬牙坚持，似乎别无选择。
一位受访者说，平时从养老院开车，10分钟就能回家。但现在，他想念的家，“近在咫尺，却回不去”。
（文中陆勤、何振国、张玉兰、张天、李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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