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是基于对病原体和疾病的认识、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抵抗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者的判断，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梁万年强调，中国从2020年疫情防控开始，就一直在密切判断三方面因素，一是对病原体、疾病的认识，如它的毒害性、危害性，二是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防控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三是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重大疫情面前，中国一直考虑这三个方面要达到努力平衡的状态。
梁万年表示，围绕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和思维，随着人们对疾病和病原体的认识加深、人群免疫水平逐渐建立、抵抗力韧性增强，中国因时因势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从2020年以来的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施、“新十条”，到调整为“乙类乙管”，无不体现着中国对这三种因素的平衡结果。
梁万年说，这种调整不是完全的放任不管，而是更加科学精准地使资源放到最重要的防控任务和救治任务上来。“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是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针对国外有言论称中国不提供病毒毒株基因组序列数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回应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全国病毒毒株进行分析、测序、报告。
他指出，最早武汉发生疫情时，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把基因序列上传到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共享平台，让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这个基因序列研制诊断试剂和疫苗。随后，中国疫情主要从境外输入到中国境内引起本地传播，每次中国疾控中心捕获到新毒株都及时上传。
“包括这一波疫情，中国有9种奥密克戎毒株在流行，这些结果也都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分享，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保密，所有工作都是和全世界分享。”吴尊友说。
谈及未来如何防控新毒株，梁万年表示，中国非常关注病原体变异情况监测，也积极参与全球病原体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新的变种，或者变异导致病毒致病力、传播力、毒力等方面发生变化，中国会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防控方案、医疗救治等方面做好相应的优化完善和调整。
针对当前中国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现阶段应把防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
谈及中国是否会调整新冠死亡病例判定标准，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称，全球现在对新冠死亡的判定标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感染新冠病毒后核酸阳性，由新冠病毒引发呼吸衰竭，直接导致死亡，判定为新冠死亡，二是感染后28天以内全口径的死亡都计入新冠死亡。中国从2020年以来，一直采取第一类死亡判定标准。
焦雅辉表示，中国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公开死亡和重症病例信息，未来将继续秉持这一原则。中国之前公布的死亡病例既有因为新冠死亡的，也有感染新冠病毒后因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中国自始至终坚持科学的死亡病例判定标准，而且也是同国际接轨的死亡病例判定标准。
随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取消，中国是否低估当前新冠死亡人数？梁万年表示，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真正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大小，判断一场疫情对人群的危害，特别是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其中死亡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专家团队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现阶段应该把防重症、防病亡作为优先，这也是防控策略重点调整的体现，把防死亡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梁万年说。
焦雅辉说，无论是哪种病原体引起的重症，一方面要求医院坚持全力以赴救治，降重症、降病亡，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死亡病例，如果是新冠死亡病例，仍会按照法律规定如实公开，如果没有经过核酸检测，会在中国疾控中心的死亡原因报告系统进行报告。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进一步指出，在公众卫生领域有一种计算方法叫“超额死亡”，能评估可能造成的低估。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很快对新冠流行可能造成的“超额死亡”进行了分析，并公开发表结果。关于这一波疫情可能引起的“超额死亡”，该团队已经在做相关工作，之后会陆续向大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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