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作者｜苏炜
资深媒体人
关于是否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春节解禁烟花爆竹，各路争论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在仔细审视各类观点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一则推文的“漂流史”。
1月6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当地账号发布一则通知，提醒市民，尽管“多地群众呼吁‘禁燃令’松绑”，但吴兴区并未放开，在禁放范围内“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都是违法的”。或许出于编辑的疏忽，在这条强调禁放的推文开头，是一句中国传统的拜年语：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
两天后的1月8日，这篇文章被湖州的南太湖网公众号全文转载。大概是受到太多网友们的调侃，推文在第二天经过了修改，开篇两句删去了“爆竹”，只剩下“红梅”。但在评论区里，留言依然提醒着后来读者文章的本来面貌：“你要不要看看你开头第一句是什么………”
微信公众号的评论需要编辑在后台手动筛选，那么南太湖网的这位编辑，在转载的禁放通知下，筛选出一连串支持解禁烟花爆竹的留言。不难想见，编辑本人多半也是一位解禁的“同情者”。而回过头去看最初的那则推文，开头的“爆竹”和“红梅”两句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窥一斑可见全豹，在有关烟花爆竹的争论中，当政策传统和节庆传统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时候，各方观点的站位显得格外纷乱而暧昧。
烟花回来，年味能回来吗？
祈盼爆竹回来的想法不难理解。大疫三年，压抑的情绪需要一种“纸船明烛照天烧”式的仪式感驱散，燃放爆竹看上去是最佳途径。跃动的火光，响彻街头巷尾的爆响，冲天而起的火焰，共同的凝视和欢呼，当长久紧绷之后的放松，与春节的节日气氛叠加在一起时，人们对烟花的渴望应运而生。
坚持禁放的想法，似乎也情有可原。逼仄的城市空间，天然不适合烟花的存在。烟花所代表的热烈，在人潮拥挤的城市，往往意味着某种失控的风险。
细究之下，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身份还要更加复杂，而且相互交叉重叠：有环保主义者和环保主义怀疑者，有拥有丰富爆竹记忆的乡村一代和相对而言缺少爆竹情怀的城市一代，有渴望热闹的年轻人和盼望宁静的老年人，有传统的守护者和“糟粕”的厌恶者——当然，烟花爆竹究竟算是瑰宝还是糟粕，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口水仗。
在各类诉求之中，呼唤年味回归大概算是集体情绪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年味淡薄的话题老生常谈，但亿万国人正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眼下这个春节的“成色”。如果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暂时解开城市烟花爆竹禁令，那么应该没有比此更恰当的时刻——
人们渴望辞旧迎新，“爆竹除疫”的说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大多数转发者当然不会从科学角度信服这种观点，但情绪已经事实上累积成一种惯性。毕竟除夕夜的爆炸和炫目，是中国人一年当中少有的纵情时刻。
哪怕我们都已经知道过往的春节体验一去不回，但也宁愿相信空气中弥漫的二氧化硫，就是记忆中具象化的“年味”。
传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拥有大范围禁放政策之前记忆的一代人，应该不会忘记，在城市的街巷里痛快地“放炮”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
在楼房里燃放爆竹困难重重，如果在阳台上燃放，楼下邻居多半要提出抗议，如果在楼道燃放，数倍放大的回响会引发全楼的怨言；如果把燃放场地选在小区或街边，短促炸响之后，通常是汽车漫长的报警声，如果车主运气不好，还会在车身上找到许多无人认领的伤痕；街头的孩子把鞭炮拆散，穷尽想象把点燃的鞭炮塞进井盖、公厕、玻璃瓶，由此造成危险的新闻屡见不鲜。
那些年里，除夕夜有多少人炸伤手臂、炸坏眼睛而进医院，是新闻的“保留节目”。PM2.5概念普及之后，烟花爆竹又成为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堆积在街头的爆竹碎屑也成为“市政公敌”般的存在。
说到底，爆竹并不属于现代城市，它是典型的农耕社会产物，它需要协作燃放，需要共同欣赏，它的巨响没有当代人追求的“边界感”，它带来的快感是一视同仁的。因此，爆竹天然地属于邻里宗族、乡土社会，与由公寓楼、私家车、公共交通组成的现代城市格格不入。
在疫情到来前的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超过六成是中国人习惯了城市生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亲手燃放爆竹无感，乃至厌恶。于是，安全、环保、公德几重因素下，禁燃禁放势在必行，一些声音甚至将放炮归为“陋习”。
二十年间，政策几次反复之后，禁止趋于严格，中国人终于逐渐习惯了没有爆竹声的春节。
2022年初，《光明日报》一篇题为《没有爆竹声年味依然浓》的报道，表扬山东东营：从县区到镇街，从城市到乡村，东营市各级集中组织人员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三禁”相关政策，引导群众自觉践行，共同度过一个安全、环保、文明的春节。
报道还注意到当地市场上热销的“电子鞭炮”，并温馨地向读者做出提醒：电子鞭炮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在小区使用电子鞭炮，也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能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
时间来到2023年，山东东营明确表态：今年春节，在禁燃禁放区域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共有7天。
一年光景不到，小小爆竹便完成了习俗和陋习之间的左右横跳。
回顾历史，爆竹乃至春节，始终是中国人面对传统时复杂心情的标的物之一。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彻底改革，过年假期曾被取消，后来又很快得到恢复。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倡导国民过文明现代的“新生活”，鞭炮和春节也一起归入了“旧生活”之列，最极端时，甚至放炮、贴春联、拜年都要受到处罚。
汪曾祺的小说《岁寒三友》中，也描述过炮仗店的生意被“新生活运动”彻底击溃：“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
但如同大洋彼岸的“禁酒令”无法限制欲望一样，事实证明，行政管束并不能最终左右中国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坚守。
今时今日，当我们重新选择是否要唤回这种传统习俗的时候，B站等社交平台上00后一代显得格外激愤——一定程度上，是韩国为烟花申遗的传言，激起了民族情绪主导的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
我们能否在争吵中学会公共讨论
争论在持续，各地关于烟花爆竹政策的分化也在持续。
有如湖州者，再次强调禁燃禁放，有如东营者，选择在今年春节松绑，还有更多地方，也许在保持观望。对此，《南方周末》评论道：“希望各地在尊重传统民俗同时，也要认真研判，审慎决策，针对烟花爆竹燃放可能带来的空气指数爆表、噪声超标、废弃物随意丢弃等问题，以及火灾等公共安全风险，拿出相关风险预案，基于科学和法治做出回应，力求满足社会的多重诉求。”
类似的持平之论还有不少，澎湃新闻做过一份简单梳理，江苏《现代快报》呼吁地方对民间诉求采取“柔性举措”，《昆明日报》认为“鞭炮放不放”背后的民意诉求值得重视，河南大河网写道：“我们要理性客观讨论，不对立不撕裂，更不能情绪化乃至极端化，答好这个答卷需要我们大家共同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些媒体声音客观、中立，理性、温和，但也无力。对于复杂的现实争论既没有解释力，对于争论双方也缺乏说服力。倒是一些利益攸关的地方官方表态，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加鲜明的态度。
比如一位河南官员在提到禁燃禁放的环保效果时，曾骄傲地表示：“我相信通过几年以后我们环境质量改善了，我们的工业科技发达以后，我们的传统节日会过得更好。”
而中国烟花产业的重镇湖南浏阳，则自然为解禁摇旗呐喊。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曾撰文表示：“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决策，须深思，须研究，须谨慎，更重要的是，须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浏阳市官方账号则干脆用事实说话，在展示前一夜的烟火秀之后，接着展示当地第二天的湛蓝天空。
地方各说各话，媒体说场面话，公众无从对话，看似热闹的爆竹大讨论，实则是一片缺乏讨论基础的杂音。没有公共表达，就没有公共政策，而关于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当然需要一方公共空间和一种公共氛围。遗憾的是，现实一再走入鸡同鸭讲的境地。
我们几乎可以预想今年春节过后，人们对于本地燃放爆竹政策的评价：在放开的城市，有人彻夜狂欢，有人对着医院激增的外科患者痛心疾首，有人看着满街的垃圾质疑市民的素质；在依旧管控的城市，有人羡慕隔壁城区的烟火，有人庆幸春节的安静祥和，有人面对着无聊的晚会沉沉睡去。这些是不是看上去似曾相识？
群体的诉求天然是多元的，但完全无法调和这种多元，甚至激化对立的公共讨论，就显得缺乏价值。
对于整个社会长远而言，烟花是否解禁，毕竟无足轻重；真正宝贵的，是社会参与者在争吵中学会争吵，学会以最大的善意尊重彼此的诉求，在更多、更重大的社会议题上形成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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