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新加坡——他们离开了中国，有的是因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打压，有的是为了躲避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他们都在为自己的财富和家人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他们去了新加坡、迪拜、马耳他、伦敦、东京和纽约，只要能出去，什么地方都行。在国内，他们觉得自己的资产和人身安全越来越受到中国威权主义政府的摆布。
2022年对中国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年，许多商界人士移居国外，有的是暂时的，有的是永久的。他们加入到一波移民潮中，成了去年最热门的网络流行语之一“润学”（意思是如何逃离中国）的践行者。
这些人正在将他们的财富和企业撤走，而且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率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时。他们在中国经济中有相当的份量，可以说是特权阶层。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给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了精神创伤。中国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处罚了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诋毁国内最著名的企业家，用武断的监管摧毁整个行业，而且在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时，拒绝在新冠“清零”政策上让步。
虽然政府已在最近几周转向对商业更友好的调子和政策，但企业家阶层不会被轻易说服，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已经减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对领导层的信心。
现在他们已经在其他国家没有恐惧地生活，他们不会轻易将自己和自己的企业再次置于中共控制之下，至少不会在他们能确保政府将和老百姓一样按照法律行事之前——这是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亚洲、欧洲和美国交谈时听到的。
“你对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没有发言权时，就不必留在那里，”加密货币银行初创公司Flashwire的联合创始人阿金尼·王（音）说。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因封城被困后，于去年6月从北京移居到新加坡。“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做事的地方。”
寻找去处的时候，许多中国商界精英将目光投向了新加坡。
在这个城邦国家中央商务区的一间小办公室里，J.C.霍（音）一边忙着接听电话，一边用一个竹托盘把茶递给来访者。
霍先生是咨询公司Lotusia的创始人，处理在新加坡注册公司、申请签证的业务。他说，他的中国客户名单在过去一年里迅速增长。不少来自中国教育、游戏、加密货币和金融科技行业的人都在寻求他的服务，这些行业都是政府过去几年打击的目标。
他说，上海封城期间他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富人们意识到，无论有多少钱，在新冠“清零”的严格限制下，他们还是要去抢食物和物资。
即使在几周前，中国政府重新表示欢迎民营企业、香港誓言要吸引来自中国大陆的加密货币人才后，霍先生也一直在忙着处理申请。
“企业家们仍然很悲观，”他说。“只要人们担心自己的资产，他们就会在新加坡注册公司，把钱放在这里。”
这些人选中新加坡是因为，该国有大约300万公民（即75%的人口）是华人，许多人会说普通话。他们也喜欢新加坡的亲商氛围和全球视野，而且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坚持依法治国。
西方人也许会对新加坡限制个人自由感到恼火，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尊重法治、不随意改变政策的政府已经足够了。
“新加坡不会在法律框架之外打击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加密货币交易所Pionex的创始人陈勇（音）说，他已在2021年从北京搬到新加坡。“它的政策更有连续性。”
陈先生以及我在新加坡见到的其他人都说，他们不会搬去香港，尽管香港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积极吸引像他们这样的人才。
在不受中国大陆管辖的几十年时间里，香港曾为内地企业家起过避风港的作用。中央政府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后，情况就变了，当地政府开始逮捕活动人士、没收资产、监禁报社编辑、改写教科书，让许多人认为香港不再有司法独立。
陈先生搬到了新加坡，因为中国大陆禁止他想从事的行业——加密货币交易。虽然他在国内保留了一些开发人员，但他的大部分业务目前在国外。他说，住在新加坡有助于他放眼全球。他对香港能将其加密货币政策与北京的分开表示怀疑。
“企业家选择搬到新加坡，意味着他们已经选择要离开中国，”他说。香港对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没有吸引力，他补充道。
新加坡已成为与香港竞争作为中国超级富豪存放财富之地的强劲对手。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上最富有的10名新加坡人中，有四名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去年从中国来新加坡的人那么多，以至于一名初创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他吃欢迎宴都吃胖了。
中国商界精英涌入新加坡导致了当地生活成本上升。房地产门户网站99.co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一套面积约100平米的公寓平均租金大约相当于每月3500美元，比2022年初涨了20%以上。购买“拥车证”的费用去年上涨了近40%。
新加坡也在与香港竞争，以成为中国大陆企业为其国际业务注册独立实体的地方。一些企业家想用其新加坡公司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全球品牌。
世界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新加坡不是”，北京羯磨科技的创始人刘宇宁说，该公司专注于出海游戏。
刘宇宁正在将他的香港业务转移到新加坡。他说，他将开始使用他在新加坡注册的名字向国际市场发布和推广游戏。
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新加坡也成了一个类似缓冲区的地方。新加坡护照对一些人有吸引力，因为新加坡与中美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世界各国的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影响。许多政府想知道，这些中国公司能否保护他们公民个人数据的安全，也想知道来自中国实体的投资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
这种对企业的审查已促使一些中国企业家寻求获得外国护照，或至少是获得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身份。个别人告诉我，他们担心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持有中国护照会让他们易受制裁的影响，就像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该国及其企业实施的制裁一样。
新加坡的企业家承认该国有自己的局限性。新加坡很小，生活费用很高，人才资源很少。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不是创办一家雄心勃勃科技企业的理想之地。一些移居到那里的相对年轻的中国富人除了大喝茅台外，没有太多的事可做。
如果情况有所不同的话，几乎所有我采访的人都更想留在中国。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世界上最好的供应链，以及大量愿意加班的程序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中国保留着一些业务。但他们不会只是因为政府的劝诱就匆匆回国，在那里增加投资、开办新企业。
“企业家们不敢再冒险了，”商业顾问霍先生说。“他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看看会不会把自己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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