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抑郁检出率25.2%，焦虑检出率25.7%，超过3%的乡村儿童“想自杀”。
这是中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里的数据，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和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2021年联合发布。
少年胡鑫宇自杀悲剧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不被看见的农村青少年在抑郁的泥沼中挣扎。
贫困、霸凌和暴力、缺失的家庭照料或错位的家庭沟通、低龄寄宿、匮乏的教育资源和上升压力等，构成了今天农村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困境。
抑郁症已经走进公众视野。但关于青少年和儿童的疾病叙事，媒体大篇幅讲述父母的无孔不入的控制，“鸡娃”和“内卷”，但依然以城市生活为主体。
事实上，乡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非天然就高于城镇儿童青少年，但长久以来，Ta 们都处于支持力度相对薄弱的环境中。
长期处于大众视野之外，缺少事前干预，使得一次次悲剧发生之后，我们只能事后追问和推断：
何以发生？
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的自杀率
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对贵州农村12-14岁的儿童进行了横断面研究，检查19种心理健康风险因素和行为的流行程度，并将之与北京的公共样本数据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农村儿童出现酗酒、绝望感、失眠的比率均高于城市同龄人（后两者被认为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和预测指标），且遭遇暴力和霸凌的人数是城市同龄人的两倍，多项研究表明，欺凌造成抑郁、焦虑、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问题。
另据卫生统计年鉴，在15~19岁的群体中，农村青少年自杀数据高于城市。2006年，农村15~19岁儿童青少年自杀率为3.47/10万人，城市为1.8/10万人；2016年，农村这一年龄段儿童青少年自杀率为2.52/10万人，城市为1.56/10万人，农村青少年的自杀率分别是城市青少年的1.92和1.61倍。
专业人士们明显感觉，陷入困境的孩子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报告自伤、自杀意念的孩子越来越小。一位在云南支教的志愿者去年处理一起学生自伤事件，孩子读四年级，在课堂上用刀片划手。“问他痛不痛，他说一点都不。”
2001年开始，“撤点并校”政策推行，教育资源被集中，一些地处偏远和人数较少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不得不选择走读或者寄宿。寄宿制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凸显。
2015年，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调查者走访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其后发现，农村寄宿制学生负面情绪较多，孤独感强烈。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17.6%的青少年存在抑郁问题，8.4% 的青少年曾想过自杀。
2016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一项研究称，基于川冀两省17841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遭受欺凌的检出率为16.03%，较城市非寄宿制学校更为严重。
近年来，农村未成年人的成瘾问题多被研究者和社工们所提及。
关于酗酒的报告在南方地区相对较多。一些地区有自制米酒，且放在未上锁的柜子里，孩子能轻易获得。在农村，对酒精引发的危害认识也普遍较低，对于农村的未成年人来说，酒精可能是一种“成功社会人”的象征，可以促进同伴互动和信任。青少年过度饮酒可能会造成中毒、跌倒等伤害，也会对大脑有所损伤，影响认知功能。
社工和调研者更多提到，近几年在农村，关于儿童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的报告明显增多。尤其是假期，孩子们抱着手机刷视频或者打游戏，几乎“管不住”“刹不住车”。
家长们集中反馈，孩子“网络成瘾”“游戏障碍”的问题主要有，“成绩掉落”“经常发脾气，和家里人激烈冲突”“长期昼夜颠倒”。临床医生也发现，被报告有“网瘾”的年轻患者们，四分之三存在共病，比如焦虑、抑郁、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
陈晓萌从2012年开始关注农村儿童议题，这三年长期生活在乡村孩子身边。她察觉一部分孩子沉溺网络的原因，现实里，在“成绩论”的单一评价体系的乡镇，孩子们缺乏主动展现自我的土壤，如果在现实中，Ta们的真实交往出现问题，比如缺少和家长、老师或者同辈的情感沟通，Ta 们会将这一部分需求投射在互联网上。
“在那里，Ta 们感觉自己被真正看到，被尊敬、被崇拜。”
霸凌和暴力
和城市相比，暴力和霸凌给农村青少年造成的创伤更深。
2017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50%以上的在校留守儿童遭遇过校园欺凌。寄宿制学校的霸凌风险更高，回流儿童（从城市返回故乡就学的孩子）更为弱势。
研究者们认为，家长外出打工，家庭功能失灵，对于一部分农村儿童的道德和情感约束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失去家庭的保护支持，这部分群体也极易成为霸凌者的目标。在转型期社会失范的背景下，正统价值观念失能，无法起到有效引导。小团体文化盛行，加大了霸凌的迫害性。
2014年，何秋进入安徽中部地区一所 800多人的初中就读。初二时，由于成绩下滑，她从实验班掉到普通班，宿舍也做了调整。和舍友的一次口角之后，对方混团伙，喊来了其他人，把她堵在厕所扇耳光。
“我跟老师讲，她也没有好的办法，那个女生就是没希望被放弃的，她之前打人，喊来家长，后脚她又把人堵住打一顿。老师说，你好好学习，考回原来那个班，不要再理她了。”
“忍，有时候忍得很绝望。”在整整一个学年里，何秋遭遇对方发起的排挤、嘲笑，有人在她书桌里塞垃圾；热水壶被胡乱放在走道中央，踢碎很多回；有时走在路上，后面来一个人忽然推她一把。”
时至今日，她还保留着一些习惯，许多人一起走，她喜欢走在队末，上大课或开会，她会找个角落，走在路上，要时不时回头留意经过的人。
多项关于农村青少年霸凌的研究发现，男性欺凌的发生率高于女性。但也有社工就此分析，男生之间的肢体欺凌更多，而女生之间采取更隐蔽的关系欺凌。
“校园霸凌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拉到厕所去打，有的被同学在手上刻字。更隐蔽一点的是关系霸凌，比如孤立、造谣。”
在陈晓萌所驻扎的初中，“撤点并校的背景下，一些村小保留，初中合村并校，十里八乡的孩子到一个地方读书，人际关系非常复杂。”
社工们还发现，霸凌行为在农村小学和初中发生较多，其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最为突出。这一观察在部分研究中也得到论证。
这一阶段的孩子大多10~15岁，由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Ta们正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一过程并非一条坦途，充斥着怀疑、混乱和冲动，和外部的世界发生尖锐的碰撞。
“在孩子成长阶段，成年人的参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成年人正确引导Ta 们如何应对、处理冲突，Ta们是没办法处理这一部分的，最终只能选择暴力。”
马丹萍曾参与一项关于农村校园霸凌的研究，在调研中，她发现，很多被视作欺凌者的孩子从父母或者其他长辈习得了暴力手段，Ta们一方面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遭遇过长期言语辱骂或暴力行为，于是，孩子将这些视作一种与外界相处的手段，习惯性通过攻击和伤害应对冲突。
陈晓萌发现，“所谓欺凌的过程，某种程度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能办多大的事儿”。乡村的孩子没有太多免费多元的资源，让Ta们去探索‘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很多孩子只能找寻最便利的方式，跟着同伴一起，或者在网上找寻。”
乡村的另一残酷现实是，在很多地方，县城中学吸走了优质的生源和师资，迫于现实，乡镇中学会进行分层分班制度，相对优质的有限的师资和教学精力可以全部投入给绩优生，从而确保优质生源不至流失殆尽，升学率不被影响。
因此，在初中阶段，以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孩子们经历了社会分流和筛选：一部分绩优生勤奋好学、遵守校园规矩，表现出与校园主流目标的契合，从而获得一定支持和保护。另一部分学生在学业成绩的评价体系下被否认，在明确升学困境预期后，不再以汲取知识为目标，Ta们成为校园的“游民”和“反叛者”，通过其他事务填充原本的学习时间，老师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霸凌是这部分群体摆脱无聊，进行娱乐生产的活动之一。
何秋形容自己是“幸存者”，她最终回到了实验班，考上了县高中。她从小长大的朋友们，有的很听话，但成绩并不好，在普通班只能混日子，没办法好好学习，最后去了职业学校。也有一位朋友，为了不挨揍，加入了团伙寻求庇护，“初三基本就不怎么来了，老师对Ta们的要求也只是，‘别惹事，顺利拿到证’。”
错位、断层的家庭联结
关于农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最早且常被提起的是留守儿童和缺失的父母。研究显示，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焦虑情绪，自己照顾自己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更差。
父母角色缺失，或者缺少照料和关爱，对未成年人依恋模式、抑郁、自尊水平等存在显著影响。儿童对于亲情陪伴和支持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引发周围人的歧视和欺凌，出现抑郁的风险增强。
大二时，何秋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学校联系了母亲，妈妈问了辅导员四个问题：严重吗？要花多少钱？什么时候好？孩子会被开除吗？
她给女儿打了电话，嘱咐她，好好学习，不要瞎想，需要钱的话，妈妈会想办法。过去十几年，她都是这样嘱咐的。“我能理解，好像除了这些，她也不知道说什么。”
何秋的家乡在安徽，村里的大人一多半都出去打工了，爸妈也不例外，她和弟弟跟着爷爷长大。
读小学的时候，何秋写日记，“我想让妈妈在电话里亲亲我，跟我说，她爱我，她很想我。而不是一直问我听不听话，有没有好好学习。”老师在这句下面画了线，夸她“情感充沛”。
母亲如今在北京一家洗浴中心给人搓背，一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电话那头永远是嘈杂的员工宿舍。她来到这个城市五年，从没跟女儿提过外出游玩的欢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程猛将农村家庭的结构表达形容为“向内收缩”。
在调研时，他加入了一所重点高中家长微信群，10位家长委员会成员都来自城市，群里，一位妈妈经常转发改善亲子关系的方法，包括“随时来个拥抱”“常说我爱你”“每天和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不为爱预设条件。”
程猛对此总结，“‘每天和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亲密接触、拥抱、陪伴都仰赖父母有‘工作’的，这意味着‘固定工资，不靠天吃饭，没有繁重的体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时候和专门用以陪伴孩子的闲暇时间和心情。”
“农家父母的‘劳动’，意味着‘无法旱涝保收，必须看收成’‘靠力气吃饭，有干不完的脏累活，没有公共保障’。中产阶级式的与孩子间亲密的亲子关系，在农村家庭不仅难以实现，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也是不自然的。”
从孩子的视角，陈晓萌经常注意到，孩子对父母情感的渴求。
在乡村学校做调研，她让孩子们给父母写下想表达的话。一多半的孩子对父母外出不理解，Ta们写，“为什么你给我打电话只是讲学习，为什么不问我吃饭了吗”“为什么别人的父母出去一个，或者不出去，为什么你们要离开”。
年龄较小的孩子无法理解父母的外出，情感也压抑着。同样，父母们也很少言说自己的处境，Ta们很少跟孩子讲自己是做什么的，“报喜不报忧”。孩子们不是毫无所觉，陈晓萌发现，事实上，孩子们对此好奇又担心，当父母不愿交流这些的时候，孩子会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我对于这个家一点都不重要。”
陈晓萌尝试着把孩子们的渴求讲述给家长，“一些人认为，这些父母听不懂，可能也不在意，因为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和经济收入不高，Ta们的情感好像就不丰富，只在乎钱，不在乎小孩。但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父母对孩子的感情也是满满的。”
她遇到了许多父母，“Ta们接受的价值可能是以金钱收入衡量一个家长的成功，比如赚钱才对孩子好，赚钱才能上学、能买衣服和玩具。但很少有人告诉Ta，你可以安心陪孩子聊10分钟，听听孩子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关爱孩子的方式。”
社工们讲述遇到的农村孩子时，“懂事”“独立”是常见的赞美词汇。但在错位和断层的家庭情感沟通中，“懂事”把孩子们框定在角色中，Ta们的情感表达被久久压抑，难以找到破口，也难以有人承托。
充斥着困惑、无助和惶恐的道路
在过去十年里，“留守儿童”几乎成为农村儿童的代名词，指向恶劣的生存条件和逼仄的精神世界。
但也有社工和研究者们提出反对意见，Ta们指出，留守儿童心理困境的直接原因也许并非“留守”，而是破碎紧张的家庭关系，比如父母分离或异地打工之下，频发的家庭矛盾和断裂的沟通。贫困是一切的底色，对于一些农村家庭而言，资源获得处于劣势，孩子从出生开始，在生活和教育等都遭遇机会的不均等。
“贫穷是我们会考虑的自杀风险之一，”心理咨询师张斌说，他曾任深圳康宁医院危机干预副主任。
钱对于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农家孩子是稀缺的、宝贵的。社工们普遍都提到了孩子对金钱的敏感和谨慎，在案例中，因为拮据，孩子们不敢讲述购买卫生巾的需求；12岁的孩子为了省50块钱路费，住在学校一个月不回家；孩子跟老师说，最怕交学费的日子，在那前后，家里总会爆发争吵。
程猛在其研究中发现，即使在学校生活，农村孩子们也无时无刻离不开对钱的记忆，当Ta 们遭遇学业失败时，极大生发出对家庭的愧疚。
“学习是本分，是天职，只有学习好才能减轻自己背负的道德债务，平衡内心的负疚感。”
如果说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更多的压力源在家庭和同伴关系，高中阶段的农村青少年们，压力源主要来自于学业，这意味着向上流动的机会。
Ta 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家族里的第一代拓荒者，Ta 们经历的是父母未涉足也从未想象过的道路，这条路充斥着困惑、无助和惶恐。
但这是难以述说和得到支持的。一些孩子跟家长抱怨，“学习很辛苦很累”，Ta早晨6：30走进教室，晚上10：30走出教室。但是对于家长而言，“你只是学习，有什么累的呢？”
但从家长视角，Ta们的困惑也是如此真实。陈晓萌说，“有的时候，我帮孩子们给父母打电话，晚上9点钟，那边机器轰鸣，很多家长做的是计件工，不停地工作才能赚到钱。”
“Ta 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上过学，在Ta们的印象里，学习是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不用受冷也不用挨饿，有人供着，相比于Ta对辛苦的经历和理解，读书对于Ta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光鲜的生活了。”
近年来，由于农村公共教育资源上移，农村陪读现象愈演愈烈。也有人指出，这使得家庭条件差的家庭通过牺牲陪读者的劳动价值和家庭全部资源换取阶层流动的可能，陪读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积累增加了教育投资与家庭发展的风险性。
2018年到2019年，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王欣对陕西渭南某县的陪读家庭进行调研和访谈。
他发现，“农村家庭陪读的工具性目的比较强，家长急需提升子代的受教育成果来缓解自身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焦虑，这种焦虑传导到孩子，增加Ta们的学业压力。”
一位陪读母亲提到了和孩子的相处，“越关注他，越跟我们抵触。”
还有研究者关注到了陪读母亲的困境，她们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生活围着孩子，没有自己的朋友，“每天洗衣做饭”，孩子的学习成绩成了她们获得价值感的唯一途径。
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在逼仄的出租屋里震荡，同时包裹着家长和孩子。
事实上，心理健康问题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呈正态分布，乡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明显高于城镇儿童青少年，但乡村的儿童青少年正处于风险因素相对高、但支持力度相对薄弱的环境中。
陈晓萌曾多次向服务的学校申请，希望在这所数千人的学校建立心理服务支持体系。学校起初并没有答应，但疫情期间，一系列学生自杀新闻曝出后，学校搭建了心理小组，选出的5位老师中有3名体育老师。
“这些任课老师的工作和学习冲突更小，工作并不繁重，精神相对松弛一些。”
“效果怎样呢？”
“起初说教很强，我说这份工作不是灌输，而是同理心，在孩子的角度，帮助孩子去理解。到现在，一些自伤或者遭遇性侵的孩子会主动跟老师诉说了。”
区别于城市儿童青少年成长叙事，农村青少年的成长困境遮蔽在“寒窗苦读”、“知识改变命运”等话语中，Ta 们只是悄无声息地长大。
比如何秋，某种意义上，在她考入一所211大学后，已经是主流话语中的优秀范例，“读书改变命运”的样本。但人们几乎很少关注，当她从乡镇、县城、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时，在城乡、经济、文化的罅隙里，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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