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很少国家能像匈牙利一样，如此大力地推行生育政策？”匈牙利右翼总理奥班．维克多（ViktorOrban）于今年祭出鼓励生育政策，宣布从2023年开始，30岁以下的已生育女性，将可以终生豁免个人所得税。此政策是奥班继2019年后，再次颁布的优惠政策，为的是透过各种优惠、贷款与津贴等，大大提升匈牙利低迷的生育率。然而，奥班的家庭扩张计画是否真的有效？以及，在全球普遍弥漫着对低生育率与少子化的焦虑时，各个学者与专家的看法又是什么？
奥班在2010年上任之际，匈牙利已经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当时的生育率状况，欧洲一名女性平均生育1.58个孩子，但匈牙利的仅有1.2（一般而言，保持人口数稳定的最低生育率需维持在2.1）。于是，将低生育率视为”国安危机”的奥班便在2019年推行家庭扩张政策，颁布优惠措施，包括：已生育4个小孩的女性可以终生豁免个人所得税；新婚夫妻可以贷款1000福林（约新台币87万），若夫妻在规定时间内生育两到三个孩子，将可以部分或完全抵销贷款；另外，代为托育孙子的祖父母，每个月也可以领取津贴等等。
那么，几年后，奥班的优惠措施是否有成效？对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研究员、人口研究专家詹妮佛．舒巴（JenniferSciubba）指出，奥班的政策耗费高额成本却仅将生育率从1.2提升到1.5，她这样形容：
“匈牙利就是一个成功将超低生育率，提高到低生育率的例子。如何做到？透过花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奥班花费在生育政策上的金额（5%的GDP）是其军队开支的3倍，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这么形容：”很少国家能像匈牙利一样，如此大力低推行生育政策。…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而且成本不菲。”不过，在大力推动生育政策的背后，反映的即是这一位右翼总理过去如何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大打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旗帜。
▌”我们只要匈牙利之子！”
奥本上台后，其右翼、保守作风让他成为欧洲国家里最反移民的领导人，更有”欧洲川普”之称。欧洲在2015年发生难民潮，当时匈牙利便在南部边境建造围墙、阻挡难民涌入。奥班当时表示，欧洲国家过去总认为吸引海外移民就能解决人口老化、及人口数减少的问题，但他指出，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甚至还会”改变欧洲传统基督教国家的人面貌和文化认同”、且最终基督徒就会被取代，成为”少数群体”。
“在欧洲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对西方来说，答案是移民，每缺少一个孩子，就应该接纳一个移民儿童，这样人口数量就不会减少。但我们匈牙利人有不同想法，我们不仅需要数字，我们想要匈牙利孩子。接受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投降。”奥班在其2019年的国情咨文如此说道。
事实上，在奥班积极推行家庭与生育政策下，确实让原本就有生育计画的家庭因此受惠，但这样以”传统家庭价值观”（即由一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组成的异性恋家庭）为基础的政策却未必适用，或什至排除了未婚夫妇、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
此外，在大力鼓吹生育的同时，奥班政府也同步收紧了堕胎权益。匈牙利在1953年使堕胎合法化、规定女性在12周内都可以合法堕胎，但法令在2022年9月规定，医护人员在女性决定堕胎之前，必须先让她们听听胎儿的心跳声，才能确认是否决定要堕胎。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该家庭扩张政策在设计过程中就太过以数据为导向，也导致人的情绪感受被忽略。 《TheGuardian》在2020年的报导，就实际讨论了夫妻们面对这个政策时、各种不同的情境与难题。例如，刚贷款的夫妻如果最后决定离婚或不生小孩，他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偿还贷款；假设夫妻相处上有问题，贷款或许会变相增加彼此的束缚、让他们难以脱离不健康的关系；另外，夫妻即使有计画生育，但最后不幸流产，进而可能需要偿还贷款的问题等。
▌所以，要怎么提高生育率？
不仅是匈牙利，全球各国普遍都面临低生育率、少子化、人口老化与人口数减少的问题，近年来各国政府也想尽办法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因应。人口研究专家舒巴（JenniferSciubba）对此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法：增加或开放移民、提高退休年龄、或增加国内的劳动人口。然而舒巴表示，这些方法在一些国家可能将受到非常大的社会反弹。
例如，法国政府今年为了”拯救严重亏损的退休基金”，宣布将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且必须扣缴达到43个劳动年度才能领取全额月退金。年金改革激怒了法国全国各地民众，让超过200万人上街示威、加入罢工行列。舒巴表示，法国的案例可证明大多民众不会支持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舒巴认为，目前最可行的应对方法仍然是提高生育率，她也相信良好的政策制度可以自然提升生育率。例如在芬兰，虽然当地税收很高，但政府福利与配套措施完整，女性在怀孕开始就可以申请许多福利；此外，从2021年秋天开始，新手爸妈也都可以开始享有7个月的带薪产假。舒巴建议富裕国家以芬兰当局作为借镜，以强化育儿福利制度增加国民愿意养儿育女的意愿。
此外，增加育儿福利政策永久性也有望控制下降的生育率。以法国为例，虽然法国生育率近年有下降趋势，但法国仍然是欧盟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1.96）、高于欧洲平均值1.58，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法国持续性地的实施补助政策。
再者，整体的政策设计与社会氛围也必须确保女性生育后能重返工作岗位。波兰华沙结构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ucturalResearch）副所长IgaMagda表示，波兰超过50%的年轻女性接受过大学教育、她们都希望能工作，也期待自己能在职场上好好发挥才能。 IgaMagda认为，唯一增加她们生育意愿的方法，就是确保她们在生育后能重回工作岗位、且未来在工作及家庭方面能够良好地结合。这不只攸关女性的能力或条件，而是需要家庭同步合作、社会福利政策共同配合。
▌或许，人口减少就是自然趋势？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是全球化现象，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也很多，除了物价上涨、经济压力过大外，许多国家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工作机会也增加，她们的生育年龄开始变高，不仅较晚开始生孩子、也不想生太多孩子。换句话说，生育不再是年轻一代女性的必要人生选项。
除此之外，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经济学家劳伦．约翰斯顿（LaurenJohnston）就以中国为例，指出：即使生了一个孩子，很少人会想再继续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而最主要的原因仍是经济条件问题，因为当物价高涨、住房及教育的成本皆提高，买房和生活压力遽增，自然生育意愿连带降低。
或许还有一种说法，即是舒巴所言：人口减少是一种自然趋势？
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一个国家的人民平均收入增加、生活品质提高时，普遍都会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走向低出生率，预期寿命也会延长。在出生率方面，每个家庭的生育人数平均从5至6位，减少到2至3位以下。同时，这些国家也同时走向高龄化社会。根据舒巴的研究，已开发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42岁、远远高过1950年的年龄中位数29岁。
许多已开发国家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危机”，主因也经济结构有关。在美国，大部分劳动人口缴税时需要缴纳社会安全税（ SocialSecurityTax），美国政府以这些税收照顾领取社会安全津贴的人口——大多为老年人、灾难幸存者及身心障碍者等等——若缴纳社会安全税的劳动人口下降，代表着社会安全网可能不会再这么坚固。而劳动人口减少，也意味着未来照顾老年人口的负担及需求随之增加。
而假设人口减少确实是自然趋势，或许给世界的提示也在于：如何培育未来的长照人才。以英国为例，1840年代出生的人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为40岁，随着饮食、营养、健康卫生以及公共卫生改善，到了1900年左右的维多利亚时代，健康预期寿命来到60岁；接着在21世纪出生的人，女性健康预期寿命延长至80岁、男性则延长到75岁。这也代表在老龄化社会，长照工作需求只会越来越高。除了重视高龄健康议题，社会也须从不同面向培养长照及护理专业人才，以因应未来高龄化趋势。
当中，美国的中国人口专家王丰（WangFeng）2013年1月于《纽约时报》投书就提出了值得讨论的关键：人口减少全然是坏事吗？
王丰举例，人口减少将同步缩小人类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政府也需多加思考资源将投入更多军事装备，或是投入养老、育儿等社会福利上，若增进儿童教育、性别平权等公民福祉，都能社会带来更多的和平。此外，许多富裕国家更加仰赖移民，这些移民也将有更多机会获得集中于富裕国家的资源。他强调，女性不应该被视为生育机器，如果全球人口下降是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人们需要接受它、适应它，而不是试图扭转它。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威尔莫斯（JohnWilmoth）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很多人对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的评估过于悲观和夸大。以日本为例，该国从1970年代就开始应对人口缩减的问题，但经过数十年，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没有因此而陷入”死亡漩涡”。
威尔莫斯也提到，就世界总体来看，接收更多移民仍可能成为已开发国家提高人口的一个选择，即使历史上证明他们并不依赖移民、也不需要移民；此外，用务实以及非强制的政策鼓励夫妻在发展事业同时生育孩子、以及让60、70岁的中高龄人口能在继续工作、并同时兼顾健康，这些都是应对现代人口问题的关键。
也就是说，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同步适应老年化社会。就像威尔莫斯的主张，维持人口”稳定”最为重要，尤其现在所有社会都急需适应人口老龄化，真正关键是预测未来人口变化的速度，以及我们能花多少时间去应对这些变化。换个角度想，就像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
如果世界大国都朝着人口减少的方向发展，且大家也都清楚，人口不断增长对地球有很负荷问题，那为何不调整对低生育率过于悲观的看法，转而思考如何找到对国家最有利的作法、让人民生活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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