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厉以宁说，大家都叫他“厉股份”，其实他更应该叫“厉非均衡”。
在他看来，“非均衡”理论是他最核心的经济学观点。“非均衡”理论来自凯恩斯学派，这种理论认为，与假设的“瓦尔拉均衡”相对，不完善的市场、不够灵敏的价格体系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厉以宁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面临的是第二种非均衡，除了存在第一种非均衡的特点，而且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现实。
他曾几次经历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重大论战，观点从未改变，“非均衡”理论一以贯之。人们看到，在他的对面常常站着一位“对方辩友”，那就是另一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人戏称，这是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的论战。厉以宁曾说，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2月27日，92岁的厉以宁在北京去世。灵堂设在北大百年讲堂，一路之隔就是他10年前手书的“敢当石”，下面摆满了师生们的吊唁花束。
改革主战场大论战
厉以宁参加的第一场大论战，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那么，“中心”与“关键”是否有优先，如果有，谁更优先？对此，有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1986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1987年要开始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随后，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为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吴敬琏是副主任之一。
配套改革方案于8月向中央提交，吴敬琏是方案主设计人之一。在价格方面，针对当时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建议采取“先调后放”，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将价格完全放开；在财税方面，建议将当时的“分灶吃饭”改为“分税制”，并引进增值税等。
第一声重磅的质疑声音来自厉以宁。这年4月，他在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时作《改革的基本思路》的报告，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
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改革，这是厉以宁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正是基于他的“非均衡”理论。他认为，如果不先造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基础，价格的信号是难以有效传递的，因此只能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不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
他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名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写道：在商品供给缺口较大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中，价格双轨制在较长时间都将长期存在，这是次优选择，“不要迷恋那种‘论证’得很动听的‘价格改革先行’方案”。
厉以宁的学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3年国家教委来北大调研时发现了厉以宁，在给高层的报告中称他为典型的“被埋没的人才”。他由此进入中南海的视野，曾受聘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学术顾问，协助胡启立做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调研。
平新乔回忆，厉以宁的父亲曾在上海经商致富，厉以宁到北大上大学前当过会计，对办企业有天然的悟性。他1985年担任北大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后，对筹资、拉赞助、拉项目、办函授班搞创收很有一套，经管系教师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其他系。那时北大青年教师月工资82块，平新乔毕业留校前厉以宁向他许诺：“只要你留下来，我可以保证你月收入至少200块。”平新乔说，与国家部委所属研究机构、社科院等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者不同，厉以宁参与改革方案设计更多是民间观察视角。
厉以宁将自己这一方称为“企业改革主线派”，而始终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则坚称，自己是“整体协调改革派”。
1985年，吴敬琏参加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短缺经济学》作者科尔奈等多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一致认为，中国应尽快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吴敬琏认为，这次会议使得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思路超越了东欧同行，跟上了现代经济学潮流。
平新乔说，当时在决策层和学术界，价格改革为先导的方案是主流改革建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和一些经济学者都是国家计委出身，认为价格双轨制造成混乱，应把价格理顺。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袁宝华等也都希望以市场代替国家计划来实现资源配置。体改委主任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
《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认为，厉以宁和吴敬琏都是产权清晰化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逻辑岔路口出现在先改企业本体还是企业生存环境上。
吴敬琏晚年回顾时强调，这场争论并不是吴、厉二人之争，而实际上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体现。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不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很多国企拥护企业承包制，支持“价格双轨制”，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一包就灵”；一些地方政府则不支持分税制。吴敬琏认为，争论的核心其实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最终，价税财配套改革被搁置，股份制试点也没能推行下去，又回到了以企业承包制为主的改革思路上。
1987年10月，李铁映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提出开门搞改革方案规划，委托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北大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国务院农研中心课题组、国家计委课题组等八个单位，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八年中期规划。
厉以宁是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1987年暑假，他曾在青岛举办全国高校教师讲习班，携刘伟、平新乔等几位青年教师一同去讲课。利用那两周时间，他们在刚刚开发的黄岛开发区做了调研。那里入驻了大量中外合资电子企业，实际运作模式是最早的粗糙的中外合资控股方式，但他们在那里看到了跟国有企业不一样的企业组织方式。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查文献和集体讨论，刘伟、平新乔代表北大课题组执笔写成了中期改革方案。他们研究了法国、英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制度后提出，改革应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中心，价格改革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能是突破口。改革分三个阶段完成：1988至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至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以后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企业集团。企业形态要向公司化转换，使企业真正成为人格化的经济实体，享有完整的法人所有权。
吴敬琏课题组方案负责人为吴敬琏和周小川，总执笔人为李剑阁、郭树清和刘吉瑞。这一方案更加深化了之前的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强调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应尽早将改革的主要支柱树立起来，以造成改革的良性循环和不可逆转之势。
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对这八个方案的综述认为，各方案对中期改革的基本思路有着非常显著的趋同倾向，多数意见都认为股份制是企业改革目标模式，如果说这些方案有什么较大区别，那就是，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还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线？
主线之争依然没有共识，但形势的发展很快。1988年5月，“价格闯关”被提上了日程，8月正式启动。后面的事情令所有人唏嘘，价格闯关因大规模挤兑和抢购而迅速失败。
后来，双方都认为，事实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厉以宁认为，价格闯关失败证明了以价格改革为主线是行不通的。而吴敬琏方面则认为，他们的方案已经预见到并且提出了警告：一些人在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开又不能推迟后会倾向于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发动价格改革，这有可能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实际上是发展优先”
进入90年代，论战再燃。
这次的背景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被确定，一度停滞的改革重启。1993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1993年末，朱镕基召开征求意见会，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参加了。
厉以宁提出，如果说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话，由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建议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
同样是基于“非均衡”理论，厉以宁认为，西方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型三种，但转轨中的中国面临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通货膨胀，即体制型。因此，保持“需求略大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即使出现适度通货膨胀，不仅对经济无害，而且有利。他说，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发展优先。
在厉以宁看来，产权改革主线论与就业优先论是逻辑一致的，价格改革主线论与物价稳定优先论亦然。
吴敬琏则在同一次征求意见会上发言称，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据的是老凯恩斯主义者失业和通胀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认识现在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了。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工薪阶层。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1993年起，厉以宁赴香港科技大学讲学，同时受邀在《大公报》上撰写专栏文章。1994年8月，他在题为《经济改革两种思路之争》的文章中写道：从1985年起就存在两种主线之争，争论仍在继续。1994年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高达20％以上，一部分原因是投资规模失控，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价格改革大大超前于企业改革。用现有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治标不治本，只能切实转到深化企业改革的轨道上来。
在采取货币与财政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后，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最高峰逐年下降，1994年为24.1％，1995年为17.1％，1996年为8.3％，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连续十多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1997年下半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因此，争论双方都认为，事实再次证明了自己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
时间来到新世纪，双方再次发生交锋。
2001年1月，吴敬琏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公开批评股市像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2月，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五人一致认为，中国股票市场还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在孩子生了一些病的时候，不是应该打压它，而是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
3月，在参加“两会”时，吴敬琏也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了对他围追堵截的记者们的提问。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1992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建议下，厉以宁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此后，他又主持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亲眼看到自己执着一生的股份制改革终于一步步落地。
平新乔部分认同吴敬琏的说法，认为当初设计方案时有一些环节的确考虑不周。他回忆，设计股份制改革方案时，大家都是边做边学。厉以宁学养深厚，但是现代企业和证券市场如何运作，他也需要学习。
厉以宁曾谈到，自己对改革的评价标准是，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他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有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民营经济的兴起。同时他也认为，改革尚待深化。
2014年，他在《谈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写道，产权改革到现在尚未完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相当有成就，但还不彻底；农村的产权至今没有明确界定。继续改革的方向，就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入选100名“改革先锋”，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厉旋风”
厉以宁经常提起自己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老主任陈岱孙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他和陈岱孙一样，也在北大教了一辈子书。
1983年秋，平新乔考入北大经济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陈岱孙，有时也跟着厉以宁上课。他和厉以宁的四位研究生一起上《剑桥欧洲经济史》课，厉以宁规定平新乔读《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五部英文原著。
厉以宁当时参加国家体改委的研究工作，住在中南海，每周回北大上三天课。他开列好书单后要求五名弟子先自己读两个月，最后六周每周定一个晚上，讨论三小时，每人轮流讲，他再补充自己的观点。
厉以宁告诉平新乔，选的课分量要重，学起来要觉得累，才会有收获。平新乔将《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一句一句译成中文，在厉以宁指导下反复揣摩，这对他影响至深。
那期间，国家正在推行“利改税”，厉以宁就让平新乔侧重研究财政和税收。平新乔开了一门财政学，讲了三年，形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专业著述。1985年物价快速上涨，厉以宁建议平新乔读《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研究19世纪英国金本位下的通货膨胀，并以此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平新乔改变了以前只从书本里找题目做论文的办法，开始直面经济现实，从经济现象里提炼问题。
平新乔1985年毕业留校，担任厉以宁的科研助理兼经济管理系讲师。在厉以宁身边工作的日子，平新乔常能感受到他处于观点交锋之中的压力，但印象中厉以宁只有过两次明显的心情低落。
一次是1986年底胡耀邦去职后，那时厉以宁正跟着胡启立在四川调研股份制试点，从电视中看到了新闻，回京后一直很沉默，一个月没有让学生去看他。第二次是八九十年代之交，老校长丁石孙卸任。新任校长是经济学家吴树青，他到北大就任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厉以宁，希望他将自己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厉以宁就这样一直站在北大的讲台上，直到2016年。
北大校园内经常刮起“厉旋风”，一教、二教两间最大的教室总是人山人海，还有很多外校学生来旁听“追星”。
厉以宁连续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频繁，但他对每堂课都认真备课，总是提前15分钟到教室。
他讲课从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理论和案例信手拈来。讲经济学时，他用左右两手食指比划出一个十字叉，说经济学很简单，就是两条线一个点，一条线是供给，一条线是需求，中间是供求均衡。
他的学术观点十分犀利，经常语出惊人，如：“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30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太慢。”
他的诗词讲座也是一道风景线。他自小就喜好诗词，十来岁开始作诗填词，每年都坚持为刚入学的新生举办一场中国古典诗词欣赏讲座。
他曾在为陈岱孙贺寿时作了一首《秋波媚》：“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生日时，总是高朋满座，几代学生环绕身边，贺寿者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
每次师生相聚，厉以宁总是携夫人何玉春一同出席。他在给学生题赠书籍时也总是并排签上自己和夫人的名字。在他的诗词选中，开篇就是一张结婚照。
很多学生都认为，厉以宁的过人之处是总能敏锐地把握住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最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他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总会找来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座谈，聊天、吃饭。他陪同领导人出访，回来后也会和学生分享见闻。
从2003年开始，他的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那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73岁的厉以宁带队到广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市调研，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征求了有关部门和100多位民营企业家的意见。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的信一同被送呈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笑称，自己现在应该叫“厉民营”。
2017年，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讲”中谈到，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双重转型的任务——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其中体制转型是重点。工业化的发展转型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但体制转型是可能倒退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解放思想。走混合所有制道路，把国有资本搞活，不是“国进民退”，而应当是“国进民也进”。
他的习惯是每天清早用400字格北京大学稿纸写作3页左右，中间铺蓝色的复写纸，写完寄出一份自己留一份底稿。一年下来，就是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他的文稿多一气呵成，不用誊抄，字迹清秀，少有改动。
2019年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已无法继续写作，但学生们还在不断帮他整理出版已完成的稿件，他依然在发声。
他去世后，平新乔为他点了一炷香。他觉得，厉以宁是一位常在思想前沿的人，也常是一位孤单的少数派，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决策咨询和立法，对他的经济观点有争议很正常，但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他遇到了最好的改革开放时代，也尽了自己所能，应该说没多少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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