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孙立平：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谈从扩张型思维向收缩型思维的转变
原作者按：早在2018年7月5日，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谈从扩张型思维向收缩型思维的转变》。不知何故，这篇文章发出来不久就被删除了。再发一遍试试。
鸟粪经济的启示
我的一位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繁荣之后是一场灾难》。他讲了一个秘鲁鸟粪经济的故事：
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欧洲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于是，就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了很多的工人，挖这个鸟粪，出口这个鸟粪。由于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装船就可以卖，利润很高。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
但问题是，有了这些收入用来干什么呢？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养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但可卖的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怎么办？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于是，就只能加重税负。我们知道，税负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于是，在沉重的税负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最后导致一场经济危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到经济增长放慢，财政支出降不下去，进而为了维持财政支出而不得不加重税负，最后到经济社会不堪重负的整个进程和逻辑。
其实仔细想想，中国过去40年经济快速发展，也具有一定鸟粪经济的特点。因为，之所以有这个快速发展，是因为很多有利于发展的条件都凑在一起了。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的的时候，做了什么呢？其实和秘鲁做的差不多，也是养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员，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问题是，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那样高的增长速度。现在，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速度开始降下来了，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那么快了，但在经济扩张期膨胀起来的财政开支怎么办？养的那么大的机构和那么多的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干大事，还有种种我们特有的开支项目。
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困境：这样的财政扩张，不仅难以维持下去，而且如果考虑到债务和社会负担的话，就连维持现有的规模将来可能都难以为继。
目前的困境
首先突出出来的是债务不堪重负。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债务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到2017年年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256%，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250%。有人估计，中国每年宏观形式上的利息负担（12万亿人民币左右），已经超过了每年名义GDP的增量（8-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连还利息都不够。
其中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是政府债务。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透露，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元。而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的调查，中国地方债务，名目繁多，到底有多少，很难弄清楚。从调研过的部分地方来看，有的达到公开数字的3倍。更重要的是，如贺铿所说，“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就在债务日益沉重甚至难以为继的同时，中国经济与社会开始进入收缩期。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有人预测，如果国际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率降到4-5%甚至更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东北三省在人口上已经进入收缩型社会，全国也将在若干年后进入这个阶段。在收缩型社会中，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社会经济会整体上处于收缩期。在这种收缩型社会中，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开始短缺，很多问题会捉襟见肘。特别是，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在一个收缩型社会，无法继续支撑一个扩张型政府。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我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特指从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进入提升生活品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实质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个台阶如果能上得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消费升级，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需求。而需求取决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有一个轻徭薄赋的时期，将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保存在民间。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前景。
真正的壮士断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思维上应当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将扩张性思维转为收缩性思维，下大决心，将在经济扩张期撑大的财政开支的胃口收缩下来。
首先是政府瘦身。由于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广义的政府多套系统并行（由几大班子代表的几大系统）、总体性结构所含的部门繁多、行政层级多（中央、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财政供养人员众多。由于吃财政饭的人过多，国家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在了人头费上。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结构收缩，卖地等非常规性收入减少，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负担。
其次，减少政府的投资与补贴。在分析东北现象时，我曾经提出政府要不干事不折腾。在经济的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应该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在经济社会收缩期，特别是在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必须大幅度压缩这方面的开支（现在很多地方在叫停PPP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众多补贴项目，是对的）。在这样事情，应当将更多资源用于社会保障，用于减税。
再次，抑制从民间抽取资源的行为，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的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不错，举国体制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也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民间抽取出来，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如前所述，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将过多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势必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
前些天，我曾经提出“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的问题，把上述问题放到这个背景中，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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