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外贸
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
陈德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和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和衰退的趋势更加明显，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政策，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和“一揽子”应对计划。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温家宝同志也指出，“我们强调扩大内需，绝不能放松出口”；“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这是保增长、保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调结构、增效益的重要条件”。因此，充分认识国内、国际贸易及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成为当前应对危机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有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三个关系，即贸易与增长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一、贸易与增长的关系
贸易的历史演变与一般作用。贸易活动很古老，自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贸易）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贸易形式不断高级化，从物物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发展到贸易产业独立的交换，从易货贸易、集市贸易到期货贸易、电子贸易，从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环节，连接着生产和消费，通过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因此，贸易具有价值实现功能，代表了市场最终的需求。市场经济以销定产，即消费决定贸易，贸易决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贸易导向型经济。扩大市场、争夺市场、占领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上是完全一致的，其根本区别在于国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货币、税收及管理等之间的矛盾。据学者的研究报告，美国—加拿大虽然是自贸区，但两国间贸易相当于国内贸易征收了40%以上的关税。总之，贸易活动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人类向高级文明演进。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革新制度，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17世纪上半叶荷兰成为贸易中心，同时也是经济最强的国家。其后贸易中心转移到英国，然后是美国等。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所以，贸易尤其是外贸，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贸易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日、德经济也曾相对落后，日本二战后把“贸易立国”作为国策；德国人口只有我国的1/15，但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人均贸易额是我国的17倍。东亚“四小龙”、“五小虎”的腾飞，都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贸易尤其是外贸的贡献功不可没。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归纳起来看，后进国家要走向发达之途，都要通过扩大开放和利用国际市场。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低估。我国及国际上多数国家目前用支出法来衡量外贸对GDP的贡献，即用净出口与投资、消费并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而不是用出口总额或外贸总额来衡量经济增长。该方法存在的缺陷是，只有在顺差上升或逆差减少时，外贸对GDP的贡献才能为正。比如，2003年我国出口增长高达创纪录的35%，但外贸对GDP的贡献却为-2.6%。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出口连续数月大幅下跌，但由于顺差扩大，其对GDP的贡献反而加大。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由于进出口是平衡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零，这种结论与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背离。因此，或者需要一种比GDP更完整的方法来反映经济的增长，或者需要修正该计算方法的缺陷，使其更准确地反映贸易的功能与作用。
二、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内需中的消费指国内最终消费品（含进口商品）价值的实现，在内贸上通常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少，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传统文化中的节俭意识浓厚，目前国内储蓄率在50%左右，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储蓄率快速增长是在2002年以后，其特点是居民储蓄率平稳增长，企业储蓄率明显上升，因此储蓄率增长并不反映居民购买力增加。据2008年统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该增量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35.3%和15.1%。1997—2007年，就各项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而言，企业从13%上升到22.5%，政府部门仅上升两个百分点，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较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滞后和企业成本、利润的扭曲。
外需可广义地诠释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通过外贸出口的方式实现价值，统计上表现为外贸出口总额。总体上看，我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所以扩大消费是关键。
内需与外需应协调发展。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外贸对小国的作用大于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作用大于成熟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大于发达国家。同时，内需与外需是互相密切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内需可以相应增加进口，维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而为稳定出口奠定基础；内需的扩大也会增强外需优势，因为内需增加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并提高我国产业的国内竞争力，从而相应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我国国际市场份额高的纺织、轻工、家电等产品，都是在经过国内充分竞争后再走向国际市场的。另一方面，通过稳定外需可以稳定国内就业和劳动者收入，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增强货币支付能力，同时也增加投资机会。比如，近6年既是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我国消费与投资增速较高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研究，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内需，比如1998、1999年我国出口年均仅增长3.3%，消费与投资年均仅分别增长6.8%和7.7%，都是多年来的低点。当前沿海地区出口下降，消费与投资也跟着下滑。国际上也是如此，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因为外需下降，遂波及内需及整个经济回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我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可持续增长，显得尤重要。
关于积极扩大内需问题。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是内贸工作要长期坚持的方针。我国仍处在并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现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是理性的，也是对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正确反应。要提高消费的比重，需要调整国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需要加大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也需要加强对城乡流通服务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多少减税和增投换来多少消费的增加，还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增加投入与促进消费之间的边际关系，即每增加单位投入带来的消费增加是递减还是递增，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商务系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把流通领域的工作做细做实，即使在现有社会保障条件和消费文化环境下，通过完善农村流通网络、加强城镇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妥善解决好有钱不敢花、有钱不便花的问题，消费需求仍可以得到增加。
关于外贸依存度问题。国际上习惯把外贸与GDP的比值称作外贸依存度。1980—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上升到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发展中国家82%的水平；2008年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其实，外贸“依存”度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更不等于风险度，国际组织从来没有把该比值与风险挂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但没人认为前者比后者风险大。从理论上说，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也存在争议，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贸额是交易值，经济内涵不相对应。如果为了把外贸与内贸做一个对比分析，也可据此设一个“内贸依存度”，把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与GDP作比值，2007年我国该数值高达124%，是同期外贸依存度的两倍，2008年的数值倍数还更高。如果考虑到我国近一半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形式，以及汇率、购买力平价等不可比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则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以外促内”带动扩大内需。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在全球虽列100位之后，但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给国内消费市场带来巨大潜力。同时，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仅靠自身循环是十分缓慢和有限的，尤其是扩大消费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实现，因此充分就业在我国就显得尤为紧迫。纵观世界66亿人口，除我国外仍有53亿人口的大市场，并且其中四成多人口的人均GDP和购买力远超过我国。世界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遇到挫折，但其大趋势不会改变，国际贸易仍将在总体上快于世界经济增长。我们要顺应这一潮流，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世界经济大国都曾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英国、美国都曾占25%以上，德国、日本也曾占10%以上。中国作为比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还多4亿的大国，现在货物贸易不到世界的9%，服务贸易不到世界的4%。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即使逐步升至世界的15%—20%左右，也是完全正常的。当前，国际市场的萎缩给稳定外需带来了巨大困难，也蕴藏着极大机会。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原因正在失去或退出一部分市场，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也增加了新的市场，此时我们如能及时因势利导，加快“走出去”步伐，用“走出去”带动我国产品尤其是机电设备出口，完全可以为长远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一个坚实基础，近期拉动就业和内需的效果也将十分明显。
三、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保护措施，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产业回归”、“再工业化”、“买国货、雇国人”等观点。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与贸易地位上升，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我们要推动自由贸易，积极维护多边规则，争取率先走出危机的困扰。
自由贸易符合世界人民的福祉。自由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和促进竞争，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那些经济活动高效的国家，往往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1944年世界各国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倡导组建国际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正式生效。此后，经过GATT的八轮谈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并成立了世贸组织（WTO）。60多年来，世贸组织（含其前身GATT）成员从23个增加到153个，形成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有力地维护了自由贸易秩序，多数国家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获得较快发展。这些贸易规则也有利于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避免世界重走上世纪30年代竞相保护、恶性循环的老路。自由贸易总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我国对外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多边贸易体系下自由贸易成功的一个佐证。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织在一起。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既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存在纯粹的保护贸易，而是二者在规则下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与结合。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衡量自由与保护的尺度。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尽管社会财富在增加，经济总体在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依然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的产能过剩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找到了饭碗，另一部分人丢失了饭碗，“反全球化”声音甚嚣尘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利益维护的客观需要，对政府意味着税收和稳定，对企业意味着生存和利润，对工人意味着就业和饭碗。贸易政策反映了特定阶段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提倡自由或实行保护，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然而，毕竟开放与贸易比闭关锁国有利，过度的保护必然招致对方国家的反制，于是经过长期争斗与磨合，达成了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妥协，并用规则加以固定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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