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百科子女教育 - 不止华人有“虎妈”，美国的孩子们同样累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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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华人有“虎妈”，美国的孩子们同样累惨了原创： 詹涓 Vista看天下 昨天2012年12月20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和她的家人（@视觉中国 图）蔡思聪在哈佛大学上大二时，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某位儿童心理学课程的主角。她跑到课堂上和这位教授对质——“你根本不认识我，怎么能从我的经历中妄做判断呢？”和很多人一样，这位大学教授是从一本书里熟悉蔡思聪（英文名LouisaChua-Rubenfeld）的。2011年，华人母亲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出版，其凶残的教育方式一度成为中美两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弹不好琴就烧了毛绒玩具；不允许任何一门功课学习成绩低于“A”；不许看电视；学校体育课时把孩子接回家好练一小时琴。蔡美儿以“虎妈”的名字为人所知。蔡思聪，就是她的小女儿。“虎妈战歌”吹响后，人们对这种教育模式的批评扩散到整个亚裔群体，直至今日，亚裔学生都因此被打上“只会读死书”的烙印；亚裔家长更不在话下，成为很多人眼中罔顾孩子心理和尊严的恶魔。但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毕竟蔡美儿的丈夫不是亚裔，他显然也支持妻子的教育观念。他们的大女儿蔡思慧就曾回忆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取得了一个极高的成绩，母亲蔡美儿高兴地向她祝贺。这时候，父亲却质问她：“你为什么还错了两题？”之后扬长而去。来到美国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庭，在这里也并不少见，“虎妈”并不只是华人家庭才会出现的“物种”。1990年5月31日，美国一家培训机构里，老师正在辅导学生数学功课（视觉中国 图）穿着纸尿裤上培训班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外界一度认为，“虎妈”式教育一定会给孩子造成严重心灵伤害，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虎妈”大女儿蔡思慧2015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哲学和梵文双学位，2018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并计划成为陆军检察官；小女儿蔡思聪现年23岁，2018年从哈佛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目前在纽约某公司任分析师。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始终坚持捍卫父母的教育风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视频中说：“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并相信我有能力完成，这让我更为自信。”蔡思聪也说，自己读中学时确实常常和妈妈吵架，毕竟一个15岁的孩子肯定宁愿和朋友们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里学习或者练琴。进入大学后，她渐渐体会到母亲的不易：“虽然她和我爸爸同样都是耶鲁法学院教授，工作量一点都不少，但作为女性，她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我妈妈，所以她要负责做晚饭，而且每周末她还要开三小时车送我去纽约上小提琴课。”可不要以为，把孩子上哈佛、耶鲁视为成功是亚裔人的思维，美国其他族群同样如此。蔡思聪小时候每周去纽约参加小提琴辅导班时，纽约其他家庭的孩子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在纽约，为了让自己三岁的孩子挤入该市的“资优”项目(GiftedandTalented)，许多家长会让还没摘纸尿裤的娃上动辄几千美元的训练营。“资优”项目俗称天才班，被选中的孩子可以优先进入纽约专门为这类学生服务的学校或班级，教学进度也比常规班快。有问卷调查发现，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对于几岁大的娃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面临升学的初高中生家长了。我认识一个在休斯敦某著名初中任辅导员的华裔老师，她说曾接到家长投诉，对方认为自己孩子所在的数学小组有两名成员成绩不理想，“无法促进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要求数学老师重新安排。当然，这个理由遭到了拒绝。美国作家茱莉·里斯科特-海姆斯(JulieLythcott-Haims)也曾回忆，从2006年到2008年，她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健康特别小组工作，遇到了很多聪明、成功但无所适从的学生。这些学生认为自己必须学习科学或者医学、工程学，就像他们必须弹钢琴、必须为非洲做社区服务一样——这都是为了满足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规划。有些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根本不感兴趣，但他们相信：“我的父母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海姆斯遇到过一个特别奇葩的案例。一个孩子的父亲威胁说，如果女儿不主修经济学，就和她的母亲离婚。这个学生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学业。在这期间，父亲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包括要求她每个周末去校外的叔叔家学习。在父亲坚持下，女儿去见了一位经济学教授。她忘了给父亲打电话汇报事情进展，结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时，她发现叔叔坐在宿舍大厅里，看起来很不自在，因为他得亲自督促她打电话给父亲。如果亚裔母亲像这样极度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严格管理其私人生活，大概免不了要被称作“虎妈”，其他族裔的家长则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直升机父母”，因为他们像直升机一样，似乎无时无刻不逡巡在孩子左右。1990年4月9日，美国加利福利亚，校车上嬉笑的学生们（@视觉中国 图）逐步告别“散养时代”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和对“虎妈”的看法一样，教育学家一般认为“直升机父母”也会创造出一代不够独立、缺乏主见的孩子。父母采取这种贴身紧逼式的教育方式，自己的情绪也时常在内疚、恐慌和愤怒之间交替，恐怕也体会不到多少快乐。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日益不平等的时代，这种教育方式或许才符合大势所趋。它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否有大学学位，人们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这是“宽容养育”的黄金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散养时代”。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大自由，家长也觉得花18年时间一直唠叨孩子学习在经济上效益不大。据调查数据，1980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约30％左右。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到70%。相比之下，获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并没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间，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量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进大学，是一件虽然艰难但值得的投资。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增加了约12小时。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的家长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多子女家庭里，光是处理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项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作业：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用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Lareau)的话说，美国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育儿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在她研究的贫困和工薪阶层家庭中，“父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自发展开的，只要他们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罗称之为“协同修炼”。“在这些家庭，父母积极培养和评估孩子的才能、观点和技能，”拉罗在其论文《时间、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写道，“他们进行了刻意和持续的努力，以刺激儿童发展，并培养他们的认知和社交技能。”两者的差异，既跟育儿理念、成长环境有关，也跟经济能力有关——毕竟参加各种班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受过良好教育、对子女教育极为抓紧的“专制”式家长似乎确实看到了成果：美国一项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随访的国家研究数据发现，“直升机父母”的后代更有可能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这个结果甚至在全球也适用。2012年，全球各地针对15岁国际学生进行的评估计划测试(PISA)显示，“直升机父母”的子女分数更高。强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学业上）更强，这是当下不平等的时代的冷酷现实，这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美国高中生并不轻松辅导班教师，时薪超越投行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我们生活在休斯敦的卫星城糖城，这座城市因为美国主要糖厂“帝国糖厂”（ImperialSugar）总部设在此地而得名。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高耸云天的SAT平均分和优异的数学奥赛成绩。SAT是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考试，和另一场考试AC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也就是说，糖城的教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衡水、黄冈等地。本地有一位华裔老父亲，因为嫌学校数学进度不行，对补习班也是各种嫌弃，于是自编数学题，一直把孩子推进哈佛。这位爸爸后来和几个家长一合计，把现成题库放到网上，做了个学习网站，叫Beestar，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数学尖子生做题打擂的阵地。我也曾探访过一个奥数班，这个开在商铺二层、看起来很小的培训学校，居然有国际奥赛金牌得主和几位博士。这可能是令很多人吃惊的一面——美国，其实是一个补课大国。根据美国统计局2011年对美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做的统计，学生们在课外主要从事三项活动：运动、俱乐部和补习班。6-11岁的小学生，最普遍的课外活动是上各类课程（包括学术类和才艺类），30%的孩子都上至少一门，其中亚裔孩子比例最高，达44.5%，西班牙裔最低，为21.4%；12-17岁的中学生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从事运动，高达40.1%，但亚裔学生中仍有35.1%在上各类课程。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如今，美国补习服务市场已经高达70亿美元规模，出现了近50家特许连锁辅导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数学和阅读辅导中心，旗下拥有约1400家连锁机构。2019年1月，锡安市场研究(ZionMarketResearch)发布研报，2017年，北美私人补习市场占全球最大份额，达32％。锡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学生，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与公共教育质量下降，北美地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增加有关。而北美市场的主导者是美国。美国家长和孩子们对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学校的追求，导致补习风愈演愈烈。简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长都梦想把子女推进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学校排名不能逊于自己当年。2017年，这些学校新生平均SAT成绩为1484分，ACT成绩为33分（满分36分）。SAT和ACT这类标准化测试本应衡量学生能力，现在越来越与父母收入紧密联系起来，更催生了每小时收费最高可达1000美元的备考私教产业。一些名校毕业生发现，做补习教师的时薪甚至高出知名跨国投行、律所的起薪。比如，在高盛，初级金融分析师的起薪约为每年8.5万美元，时薪合50美元，而在纽约Inspirica这类补习公司，导师入行起薪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SAT并不是入学的唯一指标，想要进好大学，学生们还需要有过硬的平时成绩，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数据显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约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级的前10%。越是位于大都会地区的好学校（纽约、华盛顿特区、达拉斯、西雅图、洛杉矶、硅谷），学生的压力就越大。史岱文森高中是纽约一所精英高中，该校毕业生迈克·刘曾发表博文，讲述四年高中生活：“这四年是一轮接一轮的分数、论文、答卷和考试。史岱文森培养了一种对成就的崇拜，那些适应不了的人要么不再关心分数，要么干脆放弃……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家庭作业时间远远超出了可控的范围，而常春藤联盟的录取名额让人觉得，考试但凡有一点点闪失，就会让希望破灭。学生们被滑稽的大书包压着，拖着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似乎眼看着就要被压垮了。”在硅谷的两所精英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奥图高中，甚至一度出现了学生自杀潮，这两所公立高中10年来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4-5倍。在这里，每个学生几乎都要参加体育或交响乐团训练，组织社团活动，为每门功课温习至少半小时。这些孩子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永远不用睡觉：午夜1点做完作业刷社交媒体放松时，他们的好友们都仍然在线。高强度学习的代价是严重缺觉，滥用咖啡因片提神，甚至滥用毒品。上世纪90年代末，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桑妮娅·卢萨(SuniyaLuthar)开始专门研究“富庶阶层”学生的压力和精神问题。她的数据来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20万美元的公立学校，以及学费近3万美元一年的私立学校。最终研究显示，中上产阶层青少年群体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高于贫穷子弟，并远高于美国全国水平；他们被确诊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出现不当行为的几率是美国平均值的2-3倍。他们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两方面：凡事均要得优的压力；父母与其情感联系淡漠，似乎只会在子女表现优异时才表现出温情的一面。现在，高中的压力开始向初中甚至小学下行，其中以纽约最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术高中在内的8所高中，每年举行相当严苛的招生考试，录取比例低至100:1。虽然考试是在八年级（初三）进行，但许多考生从六年级就开始针对其考试接受辅导。这还没完。面对越来越多的申请，一些纽约优秀高中为了加强考核难度，加设了一个条件：要在五年级的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高分。此外，曼哈顿一些初中，如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也对四年级的成绩提出很高要求，结果就是，孩子们在读三年级时，已经开始为应试做准备。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试的只有纽约一市，其他地区通常采取就近入学原则。“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每天，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都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优秀学生的家长嫌教学进度太慢、其他学生太逊，要求专门安排快班；有些家长对孩子基本上持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读中学的孩子怀孕，家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好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一大特色是，照顾后进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从教学层面尽可能保障各类弱势学生的利益，支起一张防护网，以免学生越坠越深。哪怕学生怀孕，学校也会有社工帮忙解决一系列后续难题。比如说对于一切英语非母语的学生，不管是否拥有合法移民身份，学区都有义务提供免费的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直至学生英文达标才会从该项目中退出。据美国教育部统计，截至2015年，美国公立中小学中有480万名学生需要接受ESL教育，占美国公立学校总人数的9.5%，为此财政提供了598亿美元拨款。再比如，多数学校都提供了补课制度，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对于像自闭症和其他身心残障学生，学区和学校也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1975年，美国制定《残疾人教育法》，致力于服务3-21岁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大量患有学习障碍、言语障碍、自闭症、智力发育障碍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特殊需要学生得以进入普通学校，在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据统计，公立学校系统里残障学生占总入学人数的13%左右。美国通常从1岁到5岁的托儿所、幼儿园均为自费，在硅谷和纽约这类大城市又贵又不好进，但我们所处的学区，3岁以上的智力发育障碍、自闭症和自闭症谱系儿童可进入免费的培训项目，而且每年这个项目开设的时间比公立学校还要长，为的就是及早为他们开展康复培训，为今后自理和融入社会争取一些机会。为了帮助这些孩子，美国所有校车都有专门的轮椅升降装置，学校游乐场有可以通过安全带固定的秋千，午休时间小朋友们去玩耍时，都已经习惯了轮流帮身体不方便的孩子推秋千，不少孩子还有“影子老师”，一对一提供帮助和辅导。当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类公立教育所保障的，只是孩子们最基本的教育需求。对那些期待孩子阶层永远向上流动、只熟悉学历和名校这一条上升路径的家庭来说，就只能将压力传递到下一代。这或许就是美国、英国或任何国家中产阶层的宿命。在这些家庭，孩子健康、正常、快乐，已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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